同年十二月八日，由于日军向英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随即进入上海的英法租界和占领了香港。原来依托在上海和香港进行抗日活动的文化人无法公开存在了。这时国民党又在全国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大后方大肆迫害进步的文化人，当时许多著名的文化人不得不转移阵地，许多人冲破了重重险阻，撤退到苏北来。如范长江、阿英、戴白韬、贺绿汀、邹韬奋、姜平(孙兰)、徐雪寒、戴平万、艾寒松、许幸之、车载、胡考、戈扬……等许多人都分批从香港、上海、大后方的重庆、桂林等地来到苏北，他们中有的是党员，有的还不是党员。新四军非常欢迎这批知识分子的到来，认为他们来对开展军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非常有益，特别是陈毅同志还亲自过问这方面的工作。一九四二年夏天，华中局还专门成立了华中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加强文教工作，统一管理华中的报刊、学校、教育、文艺和文化干部等工作，由彭康任书记，我也是这个委员会成员之一。陈毅同志专门指定我负责和这批新来的“文化人”联系，把他们一部分集中安置在距军部驻地很近的卖饭曹村居住，一部分分配工作。当时人们称这里叫“文化村”。也有人戏称我为“文化村村长”。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很艰苦，但对这批文化人还是尽可能的予以优待，发衣服日用品，一般都是以团级干部待遇，每月还发特别津贴二十元或三十元，作为卖香烟及零用。陈毅同志常亲自来探望，谈笑风生地和他们谈心，没有什么好的招待，他便把自己最喜欢喝的红薯丁粥来招待大家。大家对陈毅同志的儒将风度甚为赞佩，对他直爽诚恳的态度都深受感动，后来绝大多数都安心留下来工作了。其中有个别的人要求仍回上海的，陈毅同志采取“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态度，仍热情帮助他们离开，还对这些人说:“今后愿意来还欢迎你来里”后来军部转移到淮南去，有些“文化人”仍留在盐阜区。陈毅同志离开盐阜区前，还又专门布置三师黄克诚师长对这批文化人予以照顾，同时也具体嘱咐我留在三师，继续兼顾他们的事。从上海来的阿英同志全家，在敌人扫荡期间，安排在射阳河边的华成公司住，我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邹韬奋同志从香港撤退经过上海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后来考虑为有利于他的养病，使他能靠近军部住，便从苏中转到盐阜地区。一九四二年冬为准备反扫荡，三师师长黄克_诚和副师长张爱萍同志命令我护送邹韬奋同志到阜东县八滩镇附近的大杨庄杨芷江家里“打埋伏”。杨芷江是当地的开明士绅，历史上曾任过吴佩孚的秘书长。响水口的伪军头子徐继太在扫荡中到了杨芷江家里，因杨芷江和徐继太的父亲是好友，在杨的保护下，徐继太见了邹韬奋同志，但未敢损害韬奋同志。后来韬奋耳病严重，又转去上海治疗，不幸在上海病逝。
这一时期中，我还曾担负为军部的曾山同志(华中局组织部长)、赖传珠(军参谋长)等十余名红军老干部补习文化课，每周为他们讲语文文法。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华中局也成立了调查研究室，曾山同志兼任主任，我曾任该室的敌区部和友区部的负责人。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收集各种情况和资料开展研究工作。
一九四二年冬天，军部成立新的军法处，这是名副其实的主管军法工作的单位，由军参谋长直接领导，原来管保卫工作的部分正式划归军政治部保卫部管了，军参谋长赖传珠调我兼任军法处长，但没有多久，军部转移到淮南根据地去时，我没有随军部走，而调到三师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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