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四十多年的革命斗争历程，印象最深刻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泰泗宁县进行的武装斗争。那是1942年，我在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旅十一团二营任特派员，沂蒙山反扫荡时臀部和脚跟受伤，行走不便，不能随主力部队转战南北，组织上就派我到鲁中军区三军分区泰泗宁县去工作，任县大队（后改为独立营)特派员兼县公安局长。
当时，泰泗宁县的管辖范围，包括曲阜境内泗河以北，津浦铁路东西两侧部分(由于敌人对铁路封锁较严，我们到铁路以西活动较少)；泗水县的大部分；宁阳县的东庄，南驿一带和泰安县的楼德，宫里一带地区。这里原来归曲泗宁中心县委及相继建立的曲泗县委领导。泗北伪化后，曲泗县委遭到破坏，转移到了邹东。1943年1月，鲁中三地委在这一地区组建凤仙山工委。这年夏，工委又改建成泰泗宁县委，书记曹宇光(化名余仲平)、县长朱靖宇、组织部长刘海岩、宣传部长李振民、敌工部长王建平(化名钟兰坡)、政工部副部长罗石，县政府秘书朱旭。县政府下设几个科。县大队(后改为独立营)长徐法斌、教导员吕子光(现在沈阳市公安局)。开始，县大队只有两个中队，后发展到三个中队二百多人。后来，县政府建立了公安局，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我兼任公安局长。起初公安局只有一个股，股长是王志刚，他是从泰南专署派来的(现任吉林市人民法院院长）。才成立公安局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县大队拨给我们一个班，负责看管犯人，后公安局成立了一个武工队性质的便衣短枪班，由我带着活动。班长聂力(曲阜焦沟人，现任郑州铁路局中级铁路法院院长)、李海洪。再以后县公安局成立了公安队，有三个班，几十个人，队长王玉元(泗水柘沟河东人)。柘沟区的公安特派员叫徐法庚，与徐法斌是叔伯兄弟。聂力、王玉元、王志刚等是公安局的骨干力量，他们都是本地人，有些事情比我了解得清楚，所以活动起来很有好处。
我们短枪班在泰泗宁的活动是从搞掉故县伪警察所开始的。1942年泗北伪化后，鬼子、伪军在泗北设立了很多据点，修筑炮楼，加强他们所谓的“治安”。曲阜的董家庄、歇马亭有鬼子据点，王庄、车家庄等有伪军据点。泗水的徐家庄、柘沟、中册、王家岭、丑村、南北顶、尧山等地方也都安上了鬼子或伪军据点。泗河北岸距城八里之遥的故县则安设了警察所，这个警察所里设有一个敌伪的电话总机，是泗城敌伪机关与泗北各据点的通讯枢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拔掉了这个总机，泗城的敌伪机关就成了瞎子、聋子，城北各据点的鬼子、伪军就成了无王之蜂，瓮中之鳖。1943年春，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县委决定拔除故县这颗钉子，并决定让我们公安队短枪班来完成任务。行动前，县委作了周密部署，派县大队在故县外围负责警戒阻击，防止附近中册、八步岭、王家岭等据点的敌人增援。布置停当后，我就带领短枪班趁夜色向故县进发。
到了故县村口，一看寨门紧闭，围墙高耸，搭人梯也爬不上去。正想办法，恰巧从北寨门走来一个便衣特务，我一个箭步窜了过去，一把把他抓住，用短枪抵住他的脊背说：“我们是八路军，我命令你开寨门!”他开了寨门，我又叫他带我们到警察所，警察所的大门关得很紧，但院墙不高，我就搭肩梯让韦忠诚同志翻过墙去，把大门打开，进了院子。这时警察们早已熄灯就寝，我们进去后，没有被发觉。我端着枪闯进敌人寝室，大喊一声：“不准动！”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得魂不附体，一个个乖乖地趴在那里不敢动弹。战士们很快收了他们的枪，并命令他们穿好衣服。我把警长留下，把其他人押在另一间屋里。我问警长：“还有人吗？”他说：“没有了。”我又问：“还有枪吗？”他回答：“没有了。”我见他态度较好，没再追问，便问他电话的联络方法，他也作了回答。我就顺手拿起了话筒，要通了泗水县伪县大队长李香亭。我说：“报告大队长，这边来了很多八路军，我们维持不住，你是否下命令要其他据点的人躲一躲。”李香亭说：“可以，你向他们转达我的命令吧!”随即我就要了王家岭伪军据点，对他们说：“东边发现很多八路军，命令你们马上撤出来。”他们问我是谁，我说是大队长，他们说听声音不像，我说今晚喝酒喝多了，他们就撤了出来。这时，我地方党组织就带着附近的老百姓把炮楼点着了。王家岭的伪军没走出多远，就看到炮楼着了火，对“来了很多八路军”这一消息更深信不疑，赶紧夹着尾巴逃到中册据点里去了。我要八步岭伪军据点的电话时，无论怎么要就是要不通，原来，我们在外线负责警戒、阻击任务的县大队的同志把电话线截断了。我把电话机抱到村外断线处，接在电话线上要，还是没要通。后来听说，八步岭的伪军听说来了八路军，吓跑了。就这样，我们一举拔掉了三个敌伪据点，俘虏八个敌人，缴获八条枪，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县大队长徐法斌的家徐家庄，也安上了伪军据点，在村边的小山上修起了炮楼。这个据点的伪军小队长知道徐法斌的厉害，不敢做坏事。我们见其可以争取，便派人送信，约他来谈谈，他如约来了。我和徐法斌对他进行抗日教育，给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要给泗水城里的鬼子报告真情况；第二，不准骚扰老百姓；第三，给我们以活动方便。他表示完全接受，我们就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此以后，这个据点就如同虚设，不起什么作用了。由于我们采取武装斗争和政策攻心相结合的方法，逐步打开了曲泗北部的工作局面。
柘沟据点有个叫王俊杰的日伪特务，经常向鬼子告密，残害我抗日家属。经县委研究，决定除掉他，以儆效尤。那天是柘沟集，十里八乡的群众都去赶集，我带着王玉元、聂力等几个公安战士随着赶集的人群来到柘沟集上。王玉元和王俊杰是一个村的，一眼就看到王俊杰在理发，我们几个人一齐来到他的面前，没等他把发理完，就上前低声对他说：“我们是八路军，老实跟我们走！”就大模大样地把他带出集来。到了一个僻静处，我们历数他的罪行，他供认不讳，吓得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饶他条狗命。他罪恶累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个铁杆汉奸，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们代表党和人民就地处决了他。八路军为民除害，申张正义，人民群众无不奔走相告，拍手称快。汉奸伪军则诚惶诚恐，唯恐王俊杰的命运落到自己头上。
这一次，我们还捉到一个伪警长。带回凤仙山驻地，对他进行了抗日救国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并宽大了他。他十分感动，临行前再三表示，今后不但保证自己不干坏事，还要教育部属不干坏事。后来经了解，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这说明放对了，党的宽大政策是英明的。就这样，我们经常装着赶集，深入敌人腹地活动，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达到目的就很快撤出，灵活机动，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透，整天坐卧不宁。
我还带着县公安局便衣班去过曲阜王庄。王庄东边的车家庄有敌伪据点，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他们眼皮底下出没，我们就利用敌人的错觉，偏要去那里走一遭。一个王庄集的早晨，我把借来的长袍往身上一穿，系着扣子就上了路。我们几个人出门往西走，直奔车家庄方向而来。走到车家庄村外，正巧遇上该庄据点的一个伪军去赶集，我上去套近乎地与他搭话。他见我穿着长袍，又在据点附近大摇大摆地走着，可能是有点来头，他也不便打听。我俩边谈边朝王庄集走，王玉元、李海洪等也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在我们后边拉开距离走着。来到集上一看，说书场上挤满了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说书人摇头晃脑，满嘴唾沫星子乱溅，正说得得意忘形，听书的也个个伸长脖子，瞪大眼睛，听得聚精会神。我们在书场上站了一会，听书的人中有个汉奸特务，瞥见我身穿长袍，与那个伪军并肩站着，认为我是从城里来的便衣宪兵队，怕我找他的麻烦，在那里装着听书，不敢动弹。经过和伪军交谈了解到王庄住着一个伪军班，有十几条大枪，就决定暂时撇开特务不管，先去收拾这个伪军班。到了伪军班驻地，伪军正在开饭，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首先下了他们的枪，然后把他们集合起来训话说：“我们是八路军，是专门打鬼子的，日本人横行不了几天了，你们要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为鬼子卖命，欺压老百姓。谁若不听从劝告，胡作非为，当心自己的下场。”伪军们听了，齐声说：“不敢!不敢！”我们又回到说书场上，高声说：“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是专门对付鬼子汉奸的。”我接着喝令：“是特务的站出来!不出来就逐个搜查!”有个特务妄图顽抗，向我们开了一枪。这一枪开得好，正好暴露了自己，战士们走过去把他抓了起来。还有一个伪军连长，没带武器，也被我们抓了起来。我们背着缴获的伪军班枪枝，牵着特务和伪连长，迅速离开王庄集，向凤仙山驻地走去。经过教育，这两个人都转变了态度，愿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县委根据他们的表现，决定释放他们。释放时，向他们交待了政策和任务，那个连长是曲阜北关人，我们嘱咐他要多了解些曲阜城里的敌伪动向，及时向我们提供情报。有一次，我带着便衣班去曲阜北关赶集，顺便找到那个连长打听情况，他说：“我从北山回来后，鬼子，伪军就不相信我了，城里又进不去，了解情况不多。”他要款待我们，我怕情况有变，就告辞出来，在集上转了一圈，看看没什么人可抓，城门关得很紧，又进不得城，就迅速往回走。为了免遭敌人伏击，我们去时走的孔林东，回来时改道走孔林西。走了一段路，遇上一个骑自行车从姚村方向来的警察，我们把他拽下车来，从他身上没搜到武器，看样子不象当官的，问明情况后，把自行车留下，放他走了，我们也飞奔凤仙山驻地。
曲阜县土门村的一个人，原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后来跟敌人干了事，因为是老关系，又没干坏事，我们没有杀他，把他争取过来为我们服务。一次，我们去敌占区活动碰上他，他告诉我鬼子要把他调到曲阜城里去，我说：“你进城后要继续为我们搜集情报，并想办法为我们安排一个同志。一定要把他掩护好，保证绝对安全。”他满口答应了。后来，他带信来说可以安排一个同志，并约定了接头地点。县委研究认为，焦沟的地下党员韦孝忠去比较合适，我跟韦孝忠同志谈话时，他认为危险性太大，存有顾虑。我教育他说：“你是共产党员，不能辜负党组织的重托。安全问题不能说绝对可靠，也把握较大，不必过分担心。”他答应了。县政府决定，每月照顾他家六十斤小米。四五年二、三月间，韦孝忠同志化名胡树森，由那个特务带去作了安置。韦孝忠同志进城后回来几次，谈了些曲阜城里鬼子、汉奸的活动情况，为日寇投降后，我军解放曲阜城提供了可靠情报。曲阜解放后，原曲泗一带又划归鲁南，成立了曲泗县委，我也被调回鲁中。临行前，我把韦孝忠同志的关系介绍给曲泗县公安局长贾山同志，韦孝忠同志即被留在曲泗县公安局工作。韦孝忠同志现在临沂专署公安处任职。
王志刚股长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好同志，是我的有力助手。我们经常一起带武工队到凤仙山区、尧山区、东庄区活动。原我尧山区中队长姚洪训叛变投敌后当了特务，住在楼德日伪据点内。这家伙很坏，民愤很大，公安局多次找机会想打死他，都被察觉未成。四五年春，我和王志刚同志化装成教师，带领化了装的侦察员陈斌、李海洪、宋汝才、王洪德四同志到楼德据点去处决姚洪训和日本特务广赖，在集上被敌人发觉，敌人关上寨门，出动大批鬼子进行搜查，王志刚同志机智地抓住一个汉奸，架着他从北门窜出来了。从此，姚洪训跑到济南不敢回来了(全国解放后追捕判刑)。有一次，王志刚同志带侦察员陈斌赶华丰集，和鬼子相遇，他一枪将一个鬼子打死后，安全撤出来。
1945年2月12日，县委在泗北丑村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宣判大会，将罪大恶极勾结敌人的恶霸地主马宪玉、马宪珍二犯押上了审判台。我出庭揭发了二犯的罪行后，由县长朱靖宇宣判，将二犯处以死刑，立即执行。这一举动，有力地镇压了敌人，大大鼓舞了群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是十分激动的。八年的残酷斗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泰泗宁地区的人民，在县委书记曹宇光的正确领导下，出人出钱，不怕苦，不怕死，英勇奋斗，给我们以极大支援，立下了不朽功勋。在此，我深切怀念泰泗宁的广大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