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春节，这个慰问团分两批从上海乘轮船到温州，吴大现和我是第二批走的，乘的英国轮船“飞康”号，新四军派了一位交通陈昌吉以红十字会职员的身份掩护陪同我们，在出吴淞口前，遭到日军和宪兵的严格盘查，险些被扣留。幸陈昌吉和日本人的翻译在上海一个里弄里曾经是邻居，又是宁波同乡，经过这个翻译在日军面前说了好话，才免遭毒手。陈昌吉还带了一些给军部的文件放在衣箱盖的夹层里，还有几箱纱布、药棉，棉花里裹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像的铜铸板(印刷用)。这些东西陈昌吉请船上茶房给藏起来，以后一路上没有再发生险情。到温州后，我在新四军通讯处遇上了汪光焕，他是在上海和我同一党支部的，他当时在浙江地下党工作。他们要慰问团在温州举行演出，以帮助轰开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沉闷空气。演出是成功的，但遭到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三战区政治部派了特务以交际副宫名义来金华接我们。
在经过金华时，国民党省党部对我们很冷淡，我们遇到了骆耕漠和邵荃麟，他们在编《东南战线》刊物。我在南京国立戏校的一位学生蔡极，当时在国民党省党部文化事业委员会工作并兼省剧人协会主席，出于他个人的热情，他和金华文化界一起，特地为我们召开个欢迎会。但国民党三战区为此专发了内部通报，说我们这个剧团是共产党的，所以国民党省党部对此很不满意，蔡极受到警告。
在金华，正好周恩来同志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到浙江来视察，也住在金华。党的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同志这时也在金华。经过汪光焕的介绍，我和曾山同志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同志以接见上海群众代表的名义要曾山同志通知我去见他。这次见面共历两个多小时，周恩来同志详细的询问了我本人情况和上海敌情，托派国民党的活动情况以及文化界的情况等。当他知道上海的“星期小剧场”还在继续活动时，恩来同志又一次表示了嘉许:“同志们应受到奖励的”。恩来同志还以回访的名义去我们的慰问团驻地(军人服务部)，和全体团员见了面，使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
国民党派来监视我们的“副官”，表面上很热情，暗地里却在做拉拢瓦解我们团员的工作，他一再催我们去上饶，怕我们在金华搞更多的活动。我们到上饶后，从侧面揭露了这位“副官”的卑劣行为，因此三战区不得不另派一位来。
当时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政治部主任是谷正纲，住在上饶。顾祝同在招待我们的宴会上对我说:“殷扬先生，你是搞电影的，你就留在我们政治部搞电影吧”，我婉言推辞了。那时有南京戏校我的学生冼群、毛礼泉(三战区总政治部抗战演剧第九队正副队长)来看望我，在请我吃饭时悄悄地对我说:“你们现在是来得去不得了，顾祝同不会让你们走的。你们不要怕翻脸，要冲出去，你们是民众代表，他们不敢抓你们的，要快走，离开上饶。”
我马上召开了个五人会议，党支部的三人外，还吸收一排长司徒扬、二排长贝岳南参加。经衍议后决定冲出去，并研究了冲的办法。然后，我们开了全体团员会议进行了具体布置，在会上队员们装得慷慨激昂，大骂找们几个领头的搞欺骗，说我们是人贩子，把大家卖在上饶，当时我就站起来表态，愿跟大家一起行动。大家吵吵嚷嚷，就这样我们冲出去，很快上了火车。那位副官不知所措地只好跟着我们走。就这样又到了金华。这位副官在金华一度还将吴大琨扣押，经过当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交涉才放了出来。我们去见黄，黄请我们吃茶点时说:“三战，区已通报说你们是共产党，我和周(恩来)副部长是好朋友，你们只有到浙西去慰劳了，那边是我的部队。就这样黄把慰问团送去天目山慰问前线驻军。本来全团打算翻过天目山即去皖南找新四军，不料一下山就给国民党军队挡住了，不让过去。只得住在昌化。我们给新四军写信暗示我们的困境。后来打听到有一条小路，大家步行翻过崇山峻岭到了徽州(今歙县)，在那里团员们把跟着监视我们的那个副官灌醉，便乘上新四军派来接慰问团的汽车一路开到太平。太平是国民党四川军驻地，川军和新四军关系较好，在那里慰问团演出后又设法甩掉那个监视的副官，全团在三月间便到达新四军军部，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本来我准备仍回上海汇报工作，但军部的副军长项英同志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等一定要我留下工作，项英同志还亲自热情地向我作了具有高度说服力的谈话，并答应好向上海党组织说明，这样使我放弃了原来回上海的打算，我便留下正式参加了新四军。除少数几个同志外，也都参加了新四军。项英同志为了保护吴大琨回上海途中免受国民党军队的阻挠，派了一位副官一路护送他。但吴大琨同志经太平时还是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突然的秘密绑架，后被关在上饶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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