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时其实尚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我的真正转变主要得助于北大同学、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唐守愚(杨启哲)和刘江凌等同志的帮助。唐守愚同志当时是文学院史学系的学生，和我同住在北大“三斋”的学生宿舍里。开始他以地下刊物向我约稿为名来接近我，从此我对地下刊物和他借给我的进步书籍发生了兴趣，接触就多起来了。“三斋”里住了不少进步学生，学校当局认为这里是共产党员和左倾分子的大本营，千方百计想把这批学生拆散安插到其他宿舍去，便决定取消“三斋”。在发出正式通知后，遭到学生们坚决反对，我也在唐守愚的支持下成为“护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我曾代表和北大校长蒋梦麟谈判。经过斗争，学校当局被迫同意缓迁一年。从此我和唐守愚在政治上结合起来。我在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唐和赵宗鎏是领导人)的领导下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当时北大学生的组织很多，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世界语学会”、“同乡会”、
“乐友会”等等，我先后参加了十多个组织的活动。别人都认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实际上当时我还没有入党呢!在这同时，我也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担任了北大学生会的执委和纠察队长，在游行示威中曾和国民党警察搏斗，从他们手中抢过水龙头来冲击警察。我还组织同学参加演剧活动，我担任导演，也当演员。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北大有一位学生(当时政治背景不明)，利用外国人的所谓预测说:一九三六年将发生世界大战，于是发起并组织了“一九三六年(国际问题)研究会”，要同学们对一九三六年的国际形势进行讨论。我接受唐守愚同志的指示参加进去，目的是和他们辩论。他们拟了几十条所谓章程，第一条就是组织名称，我指出这个名称出自迷信洋人，点穿一九三六年预测是洋人没有根据的猜侧，为什么要以此命名?当前东北三省国土沦亡，从关外到关内，日寇步步进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不讨论、不研究?!我和一批同学对“章程”逐条进行批驳，结果争取到这个组织有我们的人参加了领导，研究大纲也是我们制定的，拨转了讨论的方向，使原来的发起人感到失望。这个组织以后也就不了了之。这个组织的这位发起人，后来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转向革命成为有名的新闻记者。
有一次北大被军警严密包围，不许学生进出校门，和校外游行指挥部的联系一时也割断了。一天早晨，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坐了小汽车进校来，我主动地迎上去，对胡适说:“学生宣布罢课了，你来了也无法上课”。胡适听了当即准备返回，我乘机对他说:“我还没有吃早饭，我搭你的车出去吃早饭好吗?”胡适同意了，我便利用这个机会跑到西单一家咖啡馆，和掩护在那里的北平各大学学生会的联络点取得联系。我这时政治觉悟尚不高，有怕受组织约束的思想尚未入党，但唐守愚同志已了解我的思想倾向和为人品质，对我是信任的。有一次由于叛徒出卖，掩护在国民党关麟征部担任团长的一位党员(赵春善，河南人，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中共党员、后英勇就义)被逮捕了，这个党员和另外几个党员平时都有联系，必须立即将这一情况通知他们有所准备。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唐守愚同志密托一位妇女来通知我，要我设法去通知那几个党员，记得其中一个是北平卫戍司令部的一位姓俞的处长，我完成了这一使命后，为防意外，也临时出城躲避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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