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扬帆的爱人李琼，虽然我和扬帆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我一刻也没有忘记扬帆。扬帆走了以后，我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要写一封信给公安部，打听扬帆的消息。在信中我总是问三个问题：第一，扬帆到底犯了什么罪？第二，他现在人在哪里？还活着吗？第三，如果活着，能去看他吗？但是每年写，每年都没有回音。这样，一直到了1974年，距离扬帆被带走已经有近20年。岁月无情，我的满头青丝早已成为白发。就在我将要绝望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有关扬帆的消息。
这个消息是我的三女儿扬小朝带来的。小朝的一个中学同学正好从内蒙古调到湖北沙洋农场。有一天，她托人告诉小朝，说她父亲扬帆可能已经到了湖北沙洋农场的果园大队。因为那里来了一个疯老头，每天在那里骂江青，还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当时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没法确定。于是，我想了一个办法，叫几个孩子分别写信到中央，打听扬帆的消息。
不久，在家赋闲8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二女儿扬小舜，被领导叫到单位，她写给中央的信有了回音。来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两位同志，他们见到小舜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给中央写信啦？”小舜回答：“是。”两位同志教训了她一顿，说：“信现在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了，你的信写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说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父亲犯了什么罪？判了什么刑？现在在哪里？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潘扬反革命案’，这么大的案子，全国人民都知道，他的结论不就是‘反革命’、‘大内奸’吗？怎么你会说你们不知道？”小舜只好说：“就算他是‘反革命’、‘内奸’，那他到底犯了什么罪行？可以让我们知道吗？否则我们怎么跟他划清界限呢？”两位同志回答：“扬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负责，你只要跟他划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么。”小舜继续问：“那么他人在哪里？让我们子女跟他通通信，让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队伍中里来。”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绝：“没有必要，扬帆现在接受改造的情绪很稳定，你如果跟他通信，会扰乱他接受改造的情绪。”
几天之后，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小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很振奋，说：“至少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定的信息，就是你父亲还活着。”
1976年，“文革”结束了，政治环境有所改善，我又开始想办法打听扬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还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为我出了个主意。这个朋友，当时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党，关系一直很好。她给我出了个主意：“胡耀邦同志调任组织部长后，我听有人讲出来小道消息，说胡耀邦对他的秘书讲，今后如果写有‘耀邦亲启’的信，你们不要给我处理掉了，至少要读给我听听。”她建议我试试写信给胡耀邦。
我马上写了一封信，不但写了“耀邦亲启”，还用了双挂号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回音。上海市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来找我，说：“中央组织部回电来了，说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去看望扬帆。”
特殊的重逢
漫长的25年时间，终于等来了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儿子扬忠平一路颠簸，来到扬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农场。25年的分离之后，会有怎样的相见？然而实际情况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当天到劳改农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尽快看到扬帆，便连夜赶去扬帆所在的果园大队。当时是农场的指导员带我们母子去的。到了那里，扬帆已经睡了，有个照顾他的李老头起来接待。
我看到扬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间，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两个床，扬帆睡一张，李老头睡一张。除了两张床，称得上家具的，就只有一个台子和一个凳子。这个时候李老头已经把扬帆唤醒了，坐在床上的扬帆和我记忆中的扬帆完全是两个人了，头发白了，瘦了很多，最为可怕的是眼睛已经瞎了。这是在监狱里青光眼发作得不到治疗的后果。
看到扬帆这个样子，我很心酸，忍着眼泪，叫扬帆的名字，儿子也叫爸爸。但是扬帆都不答应，就连指导员跟他说，你的家属来看你了，他也不答应。他说：“不对，你们都是假的，你们不要来了，走吧。”扬帆这样的反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我拼命对扬帆说：“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但无论我怎么说，扬帆都不相信。
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扬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精神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幻听幻觉的毛病一度非常严重。解放前多年的情报工作，使他在绝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万能发报机，能和任何人联系，在他的幻想中，联系最多的是周总理。
在看望扬帆的路上，我曾设想过种种糟糕的情况，然而我做梦也没想到，扬帆得了精神分裂症，连最亲近的人都不认识了。
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农场的指导员跟我们讲，扬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间里来，跟他说：“昨天来的两个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们，我也不接待了。”之后，扬帆一见到我和儿子来，马上就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我和儿子知道扬帆听指导员的话，就请指导员陪同一起去说服。好不容易有机会跟扬帆说上话，讲以前的事情，关于他父亲、母亲的事情，想用家里的情况勾起扬帆的回忆。然而等我讲完了以后，扬帆说：“你们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还不容易吗？”还是不承认我们。
当时，有人又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以此来说服扬帆。由于扬帆的一只眼睛还有一点微弱的视力，他仔细看了看介绍信，说：“公安局的公文，从来就是用毛笔写的，你这个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维还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笔写公文的时代。
没有办法跟扬帆讲上话，我和儿子只好通过扬帆的邻居，了解了扬帆这几年在沙洋农场的一些情况。
我和儿子在沙洋农场待了一个星期，但和扬帆的关系没有丝毫进展。于是，我们决定先回上海，然后再想办法。
就在我们决定走的时候，扬帆破天荒陪我们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他对我和儿子说：“今天吃饭是组织上叫我陪你们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能这样坐在一起吃饭，相比之前几天，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用亲情唤回扬帆
离开湖北沙洋农场回到上海之后，我立即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把扬帆接回上海治疗。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1979年初，一架从湖北起飞的飞机，载着扬帆回到了阔别25年的上海。
当扬帆听说接他去上海时，他说：“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问题只有北京才能解决。”当时大家没有办法，只好骗他说，就去北京，把他骗上飞机再说。等到上了飞机，快到上海的时候，组织部陪他的一位同志故意问扬帆：“老扬，我们到哪里了？”扬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桥机场了。”这位同志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知道？”扬帆说：“刚刚飞机上的报话员不是说了吗？”
虽然扬帆知道并没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没有吵闹，几十年的牢狱生涯，让他习惯了逆来顺受，他跟着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静地下了飞机。
刚到上海的时候，除了精神方面，扬帆的身体也非常虚弱，一年之内病危过几次。然而，当他身体稍稍好转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邓颖超。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已经回到上海了，没有什么大病，希望组织上给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来工作。这封信并没有寄出，因为他的身体根本没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了，都很感动。扬帆当时虽然还没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1979年，扬帆整整一年都住在医院里，依然戴着“反革命”和“内奸”两顶帽子。然而，他回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以前的老战友不避嫌疑，纷纷来看望扬帆，这让扬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间久违的温暖。
在华东医院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儿扬小朝陪着父亲。当时华东医院两个房间当中有一个卫生间，另一个房间的人用完卫生间，把靠近扬帆这边的门也锁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没有打开。扬帆没法用卫生间，于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门。结果隔壁门一打开，是一个很朴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说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个招呼吧。”他就问小朝：“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扬帆。”一听到扬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惊，快步地跑了过去，穿过卫生间，跑到扬帆的房间。见到扬帆，他双手就伸出来了，说：“扬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扬帆听了也很吃惊：“啊，粟裕啊！”两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动。粟裕在他床边坐下，轻声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只要把身体养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
粟裕的一声“同志”让扬帆尤其激动，他已经有整整25年没有听到这个称呼了。老战友的关心，让扬帆的病情进一步稳定。然而对家人，他始终不肯承认。为此，我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几个女儿来当护士，三班倒，8小时一班，以此接近扬帆，跟他建立感情。
一开始时，扬帆非常客气，女儿给他削水果，他都会很客气地谢个不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姐妹觉得时机差不多了，就开始给他讲一些家里的情况。
有一次，三女儿扬小朝告诉扬帆：“我这个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吗，就是你起的名字啊。当时你想要有个儿子，但是用那个‘招弟’的‘招’呢，觉得蛮土、蛮俗气的。因为你很喜欢一个报纸上的《朝花》版，就给我起了这个‘朝’。”扬帆听了没有作声。小朝就继续讲：“姐姐叫小殷（后改名晓云），这个‘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苏，是你到苏联去的时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们都是你的女儿。”扬帆听了这个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这样吧，我认你们做干女儿。”
扬帆先承认了女儿，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肯承认我，这让我伤心了好久。我只能默默照顾着扬帆，希望有一天能够感动他。
扬帆出院后，回到家里开始由我照顾。房间里两张床，一张扬帆睡，一张我睡。我像保姆一样，在生活上照顾他。然而，扬帆从来不叫我，也不跟我说话。
有一天，胡立教和陈丕显到上海来看扬帆。当时陈丕显把我们一家人都喊到房间里，声音很大地对扬帆说：“老扬，你爱人李琼为你吃了多少苦，你为什么还不认她？”当时扬帆没有说话。几天之后，他突然说：“李琼，给我倒杯茶好吗？”当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说：“什么？你叫我什么？”扬帆说：“你啊。”我问：“你不是说我是假的吗？冒充的吗？”当时扬帆回答：“不是我承认你，是北京来电话说，你是真的，不是假的。”
谁也不知道扬帆这个说法是当时他的幻听幻觉帮了忙，还是他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反正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承认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转变过来了。
获得彻底平反
我除了好好照顾扬帆，让他安享晚年之外，仅有一个心愿，就是还扬帆一个清白。为此，我几次给中央写信，并终于有回音了。
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两位同志来到我们家，宣读扬帆的平反书。平反书说：“反革命分子”跟扬帆无关，应予平反；“内奸”问题，根本没有的事，应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间，在潘汉年领导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错误是严重的。
这样的结论，让我非常不满意，我把想法跟两位同志说了。那两位同志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答复你，要请示。”
他们讲完了以后把扬帆和我的五个孩子都叫来，非常郑重地说：“你们的父亲，在25年班房的压力下面，没有胡说过一句。我们两个人复查的案子非常多，有好多人资历比你们爸爸老，地位比你们爸爸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了不少违心的话。所以，你们，包括我们，都要向你们的父亲很好地学习。”那两位同志的话让孩子们铭记至今。
1983年，中共中央为扬帆的冤案彻底平反，之前平反时遗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彻底解决，并肯定了扬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期间的工作成绩。正如粟裕所说：所有的事情最终都要让历史来说话，历史是公正的。（李琼口述 董洁心整理 本文素材由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往事》栏目提供）○摘编自《百年潮》 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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