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一下抓了国民党党、团、特、还乡团两千余人。抓的太多，监狱太满，公安局审不过来。石家庄市毛铎同志、柯庆施同志请示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打电报给后委，要中社部派个审讯组，到石家庄帮助审讯工作。当时，李克农同志说本来应当派二室的负责人带队去，二室对保卫工作很熟悉。但是，由于二室方志纯腰伤了（躺在窑洞炕上动不了），李克农同志就让我带队，抽调十几位同志成立一个工作组到石家庄帮助审讯。行前，即离开晋西北的时候，李克农同志指示：石家庄是我们刚解放的第一个中等城市，面临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审讯工作要遵循中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要重视证据，加强调查研究，严禁乱打乱杀，对一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无重大罪行的，可以早日释放。党、团、区分部以上人员和特务分子，则按罪行轻重判罪。把证件、材料、口供、处理意见整理上报，请华北局审批执行。由于关押的人多，审理时要先粗后细，先易后难，没证据的，一般人员可以释放的就释放。这样处理既迅速，又可保证把重点犯人的问题细致地搞清楚。
我们就根据李克农同志的指示，由晋西北徒步去石家庄。我们当时的成员有15个人，记得有戈矛（徐光霄，当时是一室一科的科长，后来在文化部当过副部长）、晋巩、徐守身（这个同志好像已不在了）、孙振（公安部的局长）、武创辰（后来在石家庄市公安局，现在可能在东北），刘坚夫（是前一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肖德好像也是那时去的，有樊学仁、张珍（女同志），这两位都是年青人。这些同志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其他还有哪几位一下记不清了。在到石家庄之前，我先到西柏坡向刘少奇同志请示。少奇同志指示：在解放城市时，对国民党人员逮捕其组织中的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已逮捕的国民党、三青团一般人员可登记释放。有些一般问题的也可以放出由派出所和群众监督。只有罪大恶极、有民愤的、有血案的人犯，主要是行动特务可以严惩。但应经人民法院审判，报上级政府审批后执行。一定要执行政策，少杀。对邻区、邻县我党、政机关、农民团体到石家庄市逮捕或押解国民党特务或还乡团分子的，市公安局必须严格掌握，必须有县人民政府证件和确实罪证材料，经过认真审查，交代政策后办理手续，方可解走。少奇同志指出，石家庄市是我军在华北解放的第一个重要城市，临近党中央所在地，对指导与平津敌人的作战和斗争有重要作用。要从石家庄摸索出管理大中城市的经验，同时要防止敌人的进攻和破坏。
工作组到石家庄后，在市委领导下，市公安局统一制定计划，对关押的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中统、军统特务，还乡团以及一些嫌疑分子共两千多人进行了审讯处理。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全部审理完毕，实践证明了我们党政策的正确性。当时，我们面临解放全中国的大好形势，提出的一些看法、一些政策性的意见，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工作组的这些同志现在虽已分散了，但这段工作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克农同志，特别是少奇同志的指示很明确，我们执行起来，就有信心、有把握。我们执行完了以后，也向他们汇报过。这一部分工作，虽然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30多年来的形势发展，包括我们解放全中国，解放后我们在建设当中遇到的问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政策的问题，总是最重要的。作保卫工作，要特别注意政策这个问题，我看了当时的《关于审理石家庄国民党特务的报告》，有很多感想，感到这部分材料，有一些政策、观点将来可以建议有关部门，把它印发，还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台湾还未回归祖国，港澳还未收回，可以作为政策教育的参考。
审讯工作结束之后，我到中社部作了汇报。不久，李克农同志告诉我说：现在中央找我们要人，说石家庄市公安局长陈守中不干了，中央要中社部派人，现在还是你去吧。我说我也没干过公安工作，审讯工作就这么一段，当公安局长我干不了。他说反正你已干了一段，已接触了这个工作，知道一些情况，你就勉为其难地去吧!在5月下旬，我服从组织分配去石家庄，6月上旬到石家庄市公安局工作。当时，王应慈是副局长，他和我是在抗日战争中熟悉的，张季良同志是一道从延安到晋察冀的，也很熟悉。有他们在一起工作，公安工作虽然没有作过，但知道这是掌握自己的政权，保卫党和人民，工作很重要，我还是愿意做的，就承担起来了。跟我去的还有武创辰、康岱沙，可能还有肖德，其他人记不得了。我在石家庄市公安局担任局长也就是半年多的时间，准备天津解放，就又把我调走了。我在石家庄工作的这段时间很短，大事情，其中一个就是石家庄要做平、津的情报工作，这一部分做了一点。在了解平、津国民党军政动态、保卫中央机关、保卫石家庄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不够，主要的就是发展了一些关系，同上级华北局社会部有些合作。对平、津、保当时要紧的就是对敌人特务的反用问题，特别是有电台的特务。我们在工作中很谨慎，敌人的电台绝不能让它在我们这里起作用。敌人发电报，你不清楚，把我们的情况报出去了，你也不知道，这就很危险。所以，尽量地不让敌特在我们这边使用电台。后来，把敌人在石家庄及附近地区潜伏、埋藏的电台基本上都挖出来了。当时反用敌人，我们得控制得住。为取得敌特上级信任和迷惑敌人，我们也给他们假情报发，这些假情报都是普遍知道的，或者对某种事情故意夸大其词。这些都是经过上级批准，严格掌握的。被人家利用了，或者给人家提供了情报，这个不行。解放了的石家庄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当时石家庄有大兴纱厂、焦化厂，又是铁路枢纽，是通向解放区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的门户，这对我们解放战争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大兴纱厂能生产多少布，比在根据地用纺车纺线不知提高多少倍。我们靠着这些就要起大作用。不管怎样我们也得保卫住它。要知道敌人想干什么，有什么企图，要摸准敌人的动向，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
石家庄还发生过几件大事，一是敌机轰炸我们石家庄，这件事情发生时，我正好上平山去开华北公安会议，几个分区的公安局长跟华北局的领导同志都在那里。敌机一轰炸，当天晚上曾涌泉（石家庄警备司令）就给我们打电话说：敌人轰炸了石家庄，公安局损失最大，死了13个同志。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和警卫员骑上自行车赶回了石家庄。当时，市内很乱，局里死的,13位同志已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暂时埋起来了。市局内还算好，我们押着一部分犯人，看守所的刘侃所长管得很好，没出事。有几个同志，在敌机轰炸的时候，从后面往外跑被炸死了。为什么便衣队的同志死的多呢?因为他们想从后门跑出去工作，结果被炸倒的墙埋起来了。王应慈也是从土中刨出来的，没牺牲，算是死里逃生。后来我们仍坚持在那里办公。每天敌机侵扰多次，不免受了一些影响，因为敌人飞机在上午九、十点就来了，每次都要丢几个炸弹。那时石市也没有积极防空设备，打几枪也不管用，躲飞机使工作受一定影响，但我们都一直坚持工作。市内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全体公安战士和人民群众都能沉住气，坚持生产，正常生活。这个时候，我还去过“华北军政大学”，因叶帅（叶剑英同志）那时在那里任校长，去看过他，向他汇报敌情和石市情况。他说：“平津解放后，我们要到北平去，你跟我们去吧!你搞过那里的工作，了解情况。”我说：“服从组织分配!”
后来一件大事是傅作义奔袭石家庄。这个消息，先从敌特那里知道了。另外，从北平敌人中也摸到了这个情况。当时，有黄敬、肖克、柯庆施、刘秀峰、曾涌泉和市委其他同志。我们一起专门对石家庄的情况作了分析、布置，以防敌人奔袭。当时我们华北部队的主力大部在太原周围，太原还没打下来。石家庄附近没有我们的正规作战部队。后来中央下决心从“华北军政大学”调学生，他们都是有作战经验的营连以上干部，把他们调在北边沙河一带，大约有一千来人，沿途通知各县破路，公路、铁路破得比较迅速。我们也通过各方面散布我们从各地调来了部队，使敌人半信半疑。敌先头奔袭部队是骑兵，后边有400余辆卡车。
我们听说至少有两辆卡车运的黄色炸药，敌人要把石家庄的主要企业炸掉。因敌人知道，石家庄已到我们手中，不可能从我们手中再拿回去了。所以他准备把大兴纱厂、焦化厂、铁路交通炸坏。另外，石家庄离中央很近（中央已到了平山西柏坡）。后来党中央也下了决心，就以军校学员为主在沙河伏击了一下，奔袭的敌人一看是有准备的，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调来的兵，当即仓惶逃遁。后来六纵队赶到了，把回窜北平途中的敌人给吃掉了。在战斗打响时，我地下工作者李智通过敌台给北平发电报称：石家庄有共军主力部队。傅作义收到电报后说：李电台反映的情况真实，从此晋升李智为中校台长。
得知平津敌人要奔袭石市的情报后，石家庄全市作了紧急动员。我们市公安局那时也布置了，公安文件及非战斗人员都撤到获鹿一带去了，留下的都是精干的战斗员，准备敌人来了就狙击他，叫他来了走不了。这次战斗是肖克同志组织指挥的。狙击傅作义奔袭石家庄的那个仗打的还是比较漂亮的，使敌人阴谋未能得逞。奔袭石家庄这件事证明一点，就是傅作义这个人还是不简单，他在防守、退缩当中还找机会出击，假如不是我们事先获得准确情报，作了周密部署，遭到的损失会小不了的。这件事很重要，因为石家庄保住，整个的解放平、津的供应就有了保证，人民也就增加了信心。当时咱们石家庄的工作做的很好，没有乱。有一点是供应问题。有人买点粮食什么的存起来，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时，商业局长是赵子尚同志，他就赶紧把粮食弄来抛售，一下子就把抢购堵住了。反正你买，我有的是粮食，他也就不买了，对政府就有信心了。进攻平、津也是这样。解放大军一进城，我先有粮食，人民就有信心了，因为当时大家都饿的不得了！有粮、有菜、有肉。上街一看都有。上边政策好了，领导好了，下头民心就稳定了。总之，还是政策要紧，政策对了就好，我们在审讯中放了好多人，到了解放平、津时，不少放出来的人跑到平、津，他们现身说法地讲了共产党的政策，起了宣传作用。证明了我们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件大事情。那时，石家庄市公安局也没有交通工具，就用消防车把文件送到获鹿，当天再回来。当时，消防车只有两三辆，汽油也不多，在敌机轰炸下，还要救火救人，但民警精神面貌很好。当时过的是穷日子，我们都是以自行车代步的。
傅作义奔袭石家庄事件过去没有多久，华北局社会部就通知我，准备进天津或北平。当时没说定，我问许建国同志，他说现在要进这两个大城市，干部比较紧张，要分一下工。后来中央和华北就分了工，华社部的同志到天津，接管天津公安局。中社部的同志进北平，接管北平公安局，当时中社部与华社部分工时，因为我原来是中社部派到石家庄市公安局的，分到哪边没定。后来中社部和华社部商量了一下，因为我当时建制在华社部，最后把我分到了天津。离开石家庄时，因为当时正准备平、津的解放，形势很紧张，又要保密，所以没有搞送行仪式，连与石家庄市公安局的同志合影都没有来得及。我们把小孩托给华社部方林同志，便从华社部出发了。（节选自《石家庄公安史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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