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介人历史档案
— 1932年8月，被山东军阀韩复渠逮捕入狱，狱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 1937年10月，出狱后找到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后担任泰安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
—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从延安奔赴东北，出任凌源县委书记。
— 1949年10月，经多次申请调入鞍钢，出任采矿部第一副主任。
1932年5月的一天晚上，李介人从曲阜二师（即山东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的前夕，中共特支（即特别支部）派人找他谈话，通知他将被正式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然而，就在当天夜里，山东军阀韩复渠派出军警，突然闯入学校进行大搜捕，曲阜二师特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程照轩（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等不幸被捕。
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山东军阀韩复渠成立了“捕共队”，大肆抓捕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校长张郁光（抗日烈士）的暗中保护下，任教于曲阜二师的陆剑平、任白戈（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楚图南（著名文学家、解放后曾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等部分地下党员和左翼教师已先期离开，但未及转移的教师刘弄潮（曾任吴玉章秘书、解放后为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和陶钝（曲艺研究家、作家）等一些地下党员相继被捕。军警的搜捕行动在继续，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同年8月，李介人经山东济南赴滨县师范任教，被“捕共队”追踪至学校，不幸被捕入狱。
1946年，奉命从延安北上东北后，时任凌源县委书记李介人（中）与战友合影。
李介人原名李英价，1907年10月5日出生在山东肥城县汶阳镇培坊村。他是这个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上有4个哥哥。父亲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可贫困的家境又无力支撑孩子们念书。为了让小儿子长大了有出息，父亲早早地让膝下其他4个儿子出去做活，全家人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用来供他读书，也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李介人自小勤奋刻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曲阜二师，从初级读到了高级。
早在1926年，中共地下活动在曲阜二师就十分活跃，并在济宁地区建立起了第一个中共支部。1928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学校进行了第一次大逮捕，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到破坏。1930年春，曾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理学院数学系、后投奔广州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的张郁光，出任曲阜二师校长，聘请了教务主任陆剑平及陶钝、任白戈、刘弄潮、楚图南等一批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这批教师在课堂上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深深地吸引和影响着广大学生，使他们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追求真理，倾向共产党。1931年，原地下党支部改为曲阜特支，由程照轩任特支书记。在张郁光支持下，学校改组了学生会，程照轩出任主席，取得了对学生运动的合法领导权，将十之七八的同学紧紧团结在周围，李介人成为了其中的积极分子。
1945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的李介人。
一度沉寂的校园又生机勃发，革命斗争以更加宏伟的气势复起，形成了曲阜二师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党组织发动学生开展起各种形式的抗日爱国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尤其是以曲阜二师为主，联合鲁南7校学生南下请愿抗日，在兖州发生的卧轨截车事件轰动了全国，也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当局。曲阜、泗水、兖州等数县国民党县党部联合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张郁光校长窝藏、袒护共产党，韩复渠下令搜捕曲阜二师的共产党人，又旋即宣布撤职查办张郁光，张郁光被通缉。张郁光经青岛逃亡日本，1934年回国后在北平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北平教师救国联合会”当选执委，后曾任鲁西北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抗战中，聊城遭日军四面围攻城陷，张郁光和700余名将士在巷战中壮烈牺牲。
李介人被捕入狱后，先是被关押在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牢房，里面挤满了人，连躺的地方都没有，站累了只能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当时正值酷夏，牢房里又放着臭气熏天的尿罐子，又热又臭，令人们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两个月后，他被转到山东省高等法院看守所。这个看守所共有两排平房，分成4个牢房，分别叫“革”、“新”、“洗”、“面”，每个牢房又分成笼子小号，每个小号里关押七八个人，每个人都被铐上了脚镣。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段后，他又被转到济南第五监狱，这是一所终日不见阳光的监狱，牢房不大，开扇小窗，窗上安装有钢筋，窗外斜着装有铁板，遮上了半个窗户，使得牢房里的人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形。
1934年，李介人与20余名政治犯再次被转移，关押到伪山东益都第四监狱。这里的牢房是老式的土屋，屋内有一个小窗悬在天棚上，不能打开。狱友们全凭牢门上的一个小洞透点空气，夏天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在监狱里，李介人和所有的政治犯都经常被过堂审讯，遭受一次次严刑拷打。军阀韩复渠亲自上阵审问，逼迫他们承认是共产党，逼迫他们供出党内同志。一次过堂，韩复渠的“捕共队”将李介人的双手捆在凳子上，用皮鞭抽打后背，用木板抽打双手，问问打打，打打问问，一直折磨到半夜。李介人的后背被抽得如针扎般疼痛，两手被打得像馒头一样肿。敌人却从他的嘴里什么都没挖出来，无计可施，给他铐上手铐脚镣押回牢房。审讯室离牢房有半里多路，拖着重重的脚镣走过一路，他的两个脚脖子被磨得鲜血直流。当年，与李介人同期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也被关押在这里，他们在狱中秘密建立了党支部，曲阜二师特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程照轩是这个支部的宣传委员。1934年7月，在狱中受尽苦刑的李介人始终表现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狱中党支部经过考察，秘密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58年，李介人全家在鞍山合影。
1936年春，李介人等被转到“反省院”。敌人开始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企图软化他们这些共产党人，弄一些所谓的教诲师上课，向政治犯灌输国民党的一套思想，并强制他们每天写日记，晚上收回逐个检查。针对敌人的新手段，他们这些共产党人也采取了新的斗争策略，组织大家采用软磨硬泡的方法来对付敌人，每天的日记只记录狱中生活和天气变化等无关紧要的琐事。一天，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住的牢房描述了一番，写道：“我住的房子很小，一进门半尺宽的空地，木板炕宽一米高一尺，长不到两米。这个房子活像一口棺材，门口再缀上老婆的哭声就更逼真了。”第二天，在“课堂”上，反省院主任大发雷霆，说什么：“有的人在日记上说住的房子像口棺材，反省到哪里去了！”敌人还使出又一个新招法，诱骗政治犯只要声明脱党就可出狱。狱中的党员们作出分工，秘密串联狱友们抵制蛊惑，李介人借院内放风的机会，悄悄地接触其他牢房的狱友，揭穿敌人的阴谋，明确地告诉大家绝不能在敌人事先印好的反省声明中签字，那是一种叛党行为。4个月后，见李介人在反省期间毫无“反悔”表现，敌人又将他重新押回了监狱。
在监狱里，秘密党支部领导了3次绝食斗争。有一次，他们将政治犯要求的条件写成血书，在狱友中传阅签字，并要求每个签字者都用鲜血签名。李介人率先刺破手指，蘸着血写上自己的名字，又自告奋勇在狱中传递血书，并将大家签名的血书递给看守长，义正词严地要求答复政治犯的合理要求。看守长当即变了脸色，狱友们立即开始绝食，一直坚持了5天半。其间，狱方感觉事情不妙，派来教诲师和医生劝食，见所有人都不为所动，又劝大家喝点水也可，所有人仍不为所动。这场绝食斗争，终于迫使狱方答应了政治犯的全部条件，允许购买书籍、订购刊物，允许将被子在日光下晾晒，上厕所不受次数限制，给病号和年老体弱的政治犯除掉脚镣等。
坐牢长达5年多，致使李介人染上了严重的肺病，加之营养不良，大口吐血不止。迫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大势，1937年10月上旬的一天，李介人和同狱的30余名政治犯被除去了戴在脚上的镣铐，释放出狱。
出狱后，李介人拖着病体随即去寻找地下党。一天晚上，在地下党员夏甫仁（解放后曾任西藏工委书记）家里，他见到了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解放后曾任一机部副部长），被派回家乡负责抗日动员工作。一年后，经过当地一名中医的医治，他的肺病才止住吐血，又被派往泰安，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在泰安，他按照泰西特委书记段君毅（解放后曾任铁道部部长）的指示，筹建起独立团。1939年1月，这支地方武装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后，李介人任支队政治部民运科长，同年7月任泰西党委秘书长，1940年1月调任鲁西区党委秘书长。
1960年代，李介人（右）与范树林（左一）、刘志民（左二）、邢路（左三）在鞍山合影。
1945年抗战胜利之初，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李介人，奉命前往东北，先后担任凌源县委书记、长春市委委员兼工业局副局长。1949年10月，经多次申请，他获准调离长春，来到一心向往的鞍钢，出任采矿部第一副主任。1950年10月，为了加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中央决定急调一批地方干部充实志愿军后勤部，要求鞍钢调一名领导干部出任志愿军第十二大站站长。记得那天早晨刚到班上，他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要求上午9点钟赶到沈阳报到，连家都没有来得及回，就奔赴到抗美援朝战场。
1980年代，李介人（中）与鞍钢刘志民（左）、周治国（右）在鞍山合影。
1952年4月，李介人回国，返回鞍钢，但不久又被调入市里任合作总社副主任，从此离开了鞍钢。在鞍山市工作期间，他先后任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市委第二工业部副部长、市委基建交通部副部长；1964年1月任辽宁省委监委专职委员兼鞍山市委监委副书记。文革后，他出任鞍山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后从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兼经济办公室副主任的任上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