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共中央为了争取东北，政治局决定派高岗、张闻天、陈云等22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东北，并要求配备100个团架子，组建东北军队。中央军委命令驻山东的万毅部队组成东北挺进纵队，急速渡海北上，奔赴东北。
1945年9月，我在山东解放区滨北专署公安局任副局长。一天，滨北地委书记李仲林和专署公安局长侯铮石找我谈话：“万毅部队去东北，缺少保卫干部，区党委决定，调你去万毅部队工作”。按照组织决定，带爱人隋州，警卫员咸明礼，日夜兼程，追赶部队。在根据地干部群众的协助下，通过重重封锁线，走了一个星期，终于在胶东黄县龙口码头赶上了万毅纵队。万毅司令员，周赤萍政委，王炳乾主任高兴地接见了我们，并决定我到政治部任保卫科长。
由于东北的形势紧急，中央电令部队急速北上。部队强行渡海，在辽宁营口北田台庄登陆。经沈阳，于1945年lO月26日到磐石。11月中旬进驻吉林。纵队机关驻在口前。首长对我说：“吉林省工委向我们部队借调干部，决定你去帮助工作，打开局面”。第二天，我随万毅司令员、周赤萍政委化装进入吉林市。在伪熙洽公馆，见到永吉地委书记袁任远，保安队司令王效明，吉林市长沈越，市委副书记李维民。开始决定我到吉林市公安局任局长，取代霍鹏九。但苏军司令部不同意，说霍鹏九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不能撤换。最后，决定我去全省警务处任副处长，协助王效明(警务处长)工作。从省警务处的角度，可以掌管吉林市的公安工作。
我到警务处以后，市委又派来一批骨干力量充实警务处，以马在田为首组成了侦缉队，万毅纵队和吉林保安队各调一个骨干连加强警务处。
“八·一五”光复后，吉林市的情况十分复杂，社会治安异常混乱，市内公开挂出了国民党部、三青团的牌子，进行反共活动，惜日仗势欺压残害人民的日伪汉奸、特务、官吏，见有机可乘，便纷纷招兵买马，收集武器弹药，建立反动武装，等待国民党接收。这些建军土匪，经常袭击我党、政机关，暗杀我干部、群众，策反我党、政、军工作人员，大肆进行打家劫舍，抢夺民财的勾当。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按照省市委的指示，对国民党建军土匪进行坚决打击。因为当时正值苏联红军实行军事管制时期，我们的行动经常受到苏军的干涉。这时，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到吉林视察工作，听了我们的汇报，指示我们对特殊的形势要采取特殊的斗争方式，要独立自主，讲究策略，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同时指出：凡是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以及国民党地下建军土匪，一律不准他们在吉林市活动。
根据首长的指示，我们首先将国民党吉林市党部的牌子摘掉，逮捕了一批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从此，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
当时国民党地下建军成风，甚至有的公开打着小旗招兵。在吉林市先后出现各种建军组织20多个。比较大的建军组织有以纪大祚为军长的东北先遣军第十五集团军第二军，有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石坚任总司令的吉林地区先遣军。他派曾在日本留学的李树林(副司令)到吉林市与闫弼臣、王克敏、孟宪权等人勾结在一起，组织建军，并委任闫弼臣为参谋长，王克敏为师长，孟宪权为秘书，发展我全省警务处视察员张锦轩为少将部附。闫弼臣等人先后被我捕获。东北先遣军第二军军长纪大祚，曾多次窜来吉林组织建军。纪在吉林以粮米行岑南旅馆胡同王绍阴家为踞点，召开建军会议，收罗人马。先后委任关维新(伪吉林警护团长)为第十八师师长，赵传芳为第十九师师长，宋大庸(日伪官吏)为第二十师师长。当我们得知情报后，前去清剿，纪大祚仓皇逃往桦甸，后来又窜入敦化，关维新、宋大庸先后被苏军逮捕。
赵传芳系日伪吉林东大营第二教导队少校营长。光复后投靠纪大祚部队，任东北先遣军第十九师师长。他在吉林江北、舒兰、蛟河、永吉等地收编自卫队、伪警察、地主武装数百人，在江北龙潭山一带活动，图谋进占吉林市。1945年12月，他带领几名建军骨干分子进吉林市，找到苏军司令部马翻译，想面见苏军司令，以取得合法身份，侦缉队长马在田得到这个情报后，向我做了汇报。我与市委副书记李维民商量，决定将计就计，智擒赵传芳等人。随即派马在田潜伏在马翻译家，以取得赵传芳的信任。几天以后，马翻译告诉赵传芳说：“苏军司令同意面见赵师长，在北关义合恒(商业店号)见面”，于是马在田、马翻译、赵传芳坐上马车去见苏军司令，在途中被我侦缉队捕获。侦缉队把他们带到北大街道德会旧址，按照省工委书记张启龙的指示就地处置。在江北的匪徒听说赵传芳被擒，即仓皇逃往长春。
当时在吉林市的建军土匪组织多数有官无兵，或有兵无枪。师长、团长、营长数不胜数。只要能组织100多人就可封个团长、营长。我公安机关对国民党地下建军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凡是有委任状、有组织、有武器者一律予以侦破逮捕。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4月，我们共逮捕国民党地下建军头子150多名，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还收缴大批委任状。对建军骨干分子送官马山吉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处理；对其胁从者一律教育释放。
当时在吉林市活动最凶、危害最大的就是杨毛子匪团。匪首叫杨国忠(是个中俄混血儿，故称杨毛子)。苏联红军进驻吉林市以后，杨毛子就和苏军挂上了勾。因为他会俄语，苏联红军便让他在司令部当翻译。他利用这个方便条件，网罗了数十名匪徒，在市内大肆进行杀人、强奸、抢劫，群众恨之入骨。1946年2月的一天，有情报说杨毛子匪团在东关开会。我们秘密调集侦缉队和市公安局部分警察，将其包围。杨毛子冲出重围只身逃跑，其他几名匪徒全部被擒。后来杨毛子跑到水门调的夹信子胡同一所民宅里，又被我包围。警卫排一名老战士爬上房顶，揭开瓦盖，扔进一颗手榴弹，将杨毛子炸死。其他几名匪徒在九龙口刑场被我处决。至此杨毛子匪团被彻底剿灭，为民除了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46年3月21日，我们得到情报：江南马家屯有一伙土匪在活动。我带领侦缉队和警备连战士坐汽车去清剿。经过一场激战，打死匪徒4名，击伤1名，缴获轮盘式长枪1支、匣枪2支、机枪1挺。
1946年4月，市公安局长霍鹏九(国民党员)被苏军逮捕，我由警务处到市公安局任局长。5月中下旬，我们在全市进行了大搜捕，对国民党、三青团、地下建军土匪等残余分子又进行了集中清剿，经过打击，国民党在吉林市的地下建军土匪基本销声匿迹了。
1946年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向我南满、东满解放区发起了进攻。“五·二三”长春失守，“五·二六”中共吉林省委和省政府机关从吉林市转移。按东北局和省委指示，由市长沈越、市委书记申车黎和我组成3人小组，负责掩护撤退和维护治安秩序。所以，我从市公安局留6人。后来沈越他们连夜撤到江东去了。我只带6名公安干部，还有我军某部从四平撤退的4个连。他们说找他们的总部，我说我就是总部的，听我的指挥。“五·二八”国民党飞机来轰炸了，我带6名公安干部坐消防车，连队步行，最后撤出吉林市。到了江东后，沈越、申东黎、刘健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小屋子里休息，听外面有人问里面有人吗?沈越一看是林彪，我们都站起来了，唠几句林彪就走了。国民党过江部队开始打炮，刘天德我们7人坐消防车，连队步行到了乌拉拉干。经天岗到老爷岭，同土匪打了一仗，我们又到蛟河、敷化，敦化中心县委书记刘俊秀热情接待了我们。这时候省委开了两天开会研究新站、拉法战役的部署，决定坚守蚊河，保住敦化。会后，我于6月7日到延吉，还没等着手工作，省委开紧急会议，安图县县长(金犊士)被土匪杀害，县委书记下落不明。于是在7月4日，省政府秘书长栗又文找我谈话，他说：省委已经决定你去安图剿匪，为了便于工作，省政府任命你为安图县县长兼县公安局局长。
安图地处险要偏僻的山区，当时是东满根据地和南满根据地相连接的大后方．这一带，在“五·二八”以前，是著名土匪头子“单氏三兄弟”(单秉义、单秉均、单秉银)活动的匪窝。这些匪徒虽然已被我军消灭一部，但国民党大举进攻以后，土匪活动又有抬头，破坏还很严重。因此，开展剿匪斗争，保卫新生政权，建设巩围的东满根据地是安图人民面临的首要任务。
省政府秘书长栗又文同志还对我说：“现在安图情况很严重，县大队叛变，我党刚派去的金副县长被叛匪枪杀，省委、地委同安图县委的联系也中断了，县委书记的情况如何?也不清楚”。省委命令我带领部队去安图，先找到县委书记，然后，全力以赴剿灭安图土匪，消除匪患，以便为开展群众性的土地改革运动打开局面。
省委要我组织一个加强营，所需部队省委无法派出，我原来带的省警务处所辖部队仅剩下了一个连左右，远远不足。所以，我便先去敦化，找到了我原先所在的部队，见到了我原部队政委周赤萍，政治部主任王炳乾，说明我的来意，借调了一个加强营(四个连)。这样，加上我原先带来的部队，共有5个连的兵力，都是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接着，我又弄到了一台汽车(是日本烧木炭的)，这是我和部队前往安图的唯一交通工具，准备工作就绪之后，我们于7月11日从明月沟出发奔向安图。我和警卫员等人乘坐汽车，部队途步行军，到了安图的大甸子，这里曾是匪祸成灾的地方，我为防备遭到土匪袭击，就命令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还好，没有发生任何情况，从大甸子到松江镇还有90华里，我们于第二天下午赶进安图城——松江镇。很快找到了县委方德鑫书记、陈东平副书记，部队的宿营也很快安排好了，向方德鑫和陈东平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方、陈二位听了很高兴，接着又分析、研究了形势，决定立即部署各区委，动员全县开展剿匪斗争，具体由我负责指挥，方、陈二位书记负责县里的其他党政工作。
剿匪斗争开始，各区委动员民兵参战，发动群众报告匪情，虽然土匪活动猖獗，但他们平时总是躲在深山老林，时而零星出来抢掠、骚扰区村政府，或袭击村屯，打家窃舍，按各区和群众报告的匪情，我们选择了以安图城以西50华里地的两江口为重点清匪地区。这里山多林密，依山靠水，交通闭塞，所以，常有土匪隐匿在这里，四方扰乱。
这次，我们以“两江口”村为基地，先是以连为单位，兵分五路，进林搜山，没见效果，后又缩小单位，以排行动，把搜山战线拉长。结果，发现了一些情况，首先发现两名持枪的日本人，他们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上山来打猎“炮手”，持有原日军部队签署的证明。由于迷路没有走出原始森林，长期与外界隔绝了联系。所以，当我们问他们时，还不知道他们日本军队早已于一年前就投降了的消息。他们本来是3个人一起上山的，可另一个却被打伤的老虎咬死。接着又发现了一个“野人”，他用兽皮遮身，怎么问他也不讲话。经多次追问，数日后才问明白。原来他已经在深山里过野人生活40多年了。开口先问我们：“现在是什么朝代了?”他只知道中国有清朝，而根本不知道东北还被日本侵略过的变革，再加上生活习性的改变，就成了所谓的“野人”。
后来，我们终于逮住了几个土匪。经过审讯查明，在老安图这一带成帮的土匪有几股，大的约有百余人的，小的几十人。他们经常实行小股活动。最近，他们因为警觉到我军正在到处搜索，加之中秋季节，于是，他们原准备集结在大沙河南岸某处，又打算转移到大沙河以北地区，流窜外地去继续活动。
我们根据掌握的情况，决定将计就计，立即停止搜索，把部队集中起来，按匪徒可能行动的路线、区域，重新部署兵力，埋伏下来，张网以待。
9月初一天清晨，有70多名土匪，果然陆续来到大沙河南岸某地。隐蔽在两旁的我军指战员，眼看着匪徒都贼头贼脑地进入了目标地段，我抓住战机迅速命令“开火”!部队的士气十分高涨，一个多月的搜山疲劳，霎时全部消失，个个勇猛善战，主动选择打击目标，向匪徒一齐猛烈开火，打的匪徒们晕头转向，没等明白过来，有的就被击毙；有的企图逃命，但却被我军俘获；有负隅顽抗的，终究也没有逃脱毙命的下场。战斗打了一个来钟头，胜利结束了。这是我在安图县执行剿匪任务中，所进行最大一次战斗。
在这之后，我们先后又在长白山、老爷岭一带进行了几次搜山剿匪，消灭了几股小匪。再加之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开展了政治攻势，瓦解了土匪，特别是一些匪属上山，劝亲人回乡，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找回几十名匪徒。这样以来，曾经横行于安图山区，到处烧杀抢掠，严重威胁安图根据地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武装匪帮基本被剿灭了，安图县的匪患基本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