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马神龟献“洛书”
诗书门第为子女取名，很少随意性，大都有来头，姓名中包含着对人生的寄托、追求和预测。张洛书的祖父张崇辉是誉满乡里的一代名医。群众赠匾“医宗仲景”。洛书的父亲张松年，也是知书达理的知名人士。生子3人：贤书、洛书、云书。次子洛书幼年聪慧，学业优良，深得长辈垂青。据说伏羲时，龙马在黄河中出现，背负《河图》；神龟从洛水中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河图和洛书画成了八卦，随之有了《周易》和《洪范》两书。祖父借“河图洛书”之意为爱孙取名，以寓托“望子成龙”的希冀。幼年洛书，不负其名。8岁入本村小学学习，12岁时到延集高等小学投考，在100多名考生中夺魁。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山东农村。广饶县大王桥一带的爱国进步认识3000多人，在三官庙举行抵制日货的大会。年仅13岁的张洛书登台讲演。他大声疾呼：“抵制日货，乃救国之道，坚持三年，必然能打退日本的侵略。”慷慨激昂，爱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引起听众阵阵掌声。1921年洛书高小毕业后，考入济南第一师范。考试的作文题目是《各述本县农民生活状况》。他在试卷上叙述了广饶县连年灾荒和农民的贫苦生活，明确指出政治腐败、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是造成农村经济破产的主要根源，表现出远见卓识。济南一师，聚集了一些爱国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我党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就是一师学生。张洛书深受影响，在党组织领导下，组织学生游行、讲演、宣传抗日爱国等等，成为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1924年国共合作后，洛书根据组织指示，加入了国民党，被选为国民党济南党部常委。1926年1月，作为山东代表之一，去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到山东后，在济南一师和青州文化中学等地，积极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盛况和会议精神，宣传《大会宣言》和新三民注意的三大政策；传播《猛进》、《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动员进步青年学生去武汉、广州参加革命。这时，他已成了职业革命活动者，被学校当局除名。
领导淄博矿区工人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全国大肆“清共”，革命形势转入低潮。对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径，张洛书无比愤慨。5月，他以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潍县的国民党。通过选举，产生了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组成的“执行、监察委员会”，而原来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委员全都落选。
1927年11月，山东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党组织，加强津浦、胶济两铁路线的工运工作”，遂派张洛书到淄博矿区，接替卢福坦负责矿区党的领导工作。当时，直接统治、压榨淄博矿区工农群众的是中日资本家合办的“鲁大公司淄川炭矿”。他们有日本驻军和国民党军阀张宗昌政府、军警的保护，反动势力强大，统治严密。张洛书根据省委“保存力量，发展力量，巩固发展党组织，迎接革命高潮”的指示，总结了前段工作经验，依靠党组织和工运积极分子，深入发动群众，建立组织，团结进步社会力量，分别采取公开的、隐蔽的、多种多样形式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他和丁君羊一起，领导淄川炭矿的里工和外工建立了两个团支部；领导党员过组织生活，学习《党员课本》、《共产主义ABC》、《红星》等书刊。洛书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学习，经常和工运积极分子车锡贵、蒲文泉、张德水、刘洪庆等一起，到工人中开展工作，以串亲访友作掩护，到解庄、杨家庄、梁家庄、车家庄、寨里、双沟等村工人和农民家中了解情况，开展宣传活动。工人们一致称赞他：“张三哥讲到咱心眼里了”。在思想发动车工念书的基础上，从基层开始组织工会，20人为一小组，100人为一大组，各组选出代表、酝酿成立矿区工会，1928年1月25日、26日，100多名工人代表在沈马庄龙王庙举行代表大会。蒲文泉、张德水等以自身经历控诉资本家的罪行；洛书在会上演说，痛述矿工们的苦难。与会代表群情激愤，高呼口号，要求罢工。会议结束时，工人代表们举着“工人联合会”的横幅，到矿井和住宅区游行。4月间，在淄川洪山镇全胜街正式成立了“淄川炭矿工会”；十行、八行、南旺、北大井，相继建立了工会支部，工会领导下的工人达千余人。在洛书提议下，成立了工人纠察队，推选孙俊礼任总队长；十行、八行、南旺、石谷，都成立了工人纠察分队，以铁镢、木棍为武器，保卫工会的安全。
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反动政府和资本家惊恐不按。他们下令停止工会活动；策动民团和商会到工会寻衅，逼工会搬家；并声言裁减工人，工人们非产气愤。洛书和李英杰等工会领导人，连续召开工人代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研究对策。工会决定：6月25日6时，淄川炭矿工人举行总罢工，抗议裁减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各工会成立了罢工组织委员会，选出车锡贵、蒲文泉、王聿信为代表，向淄川县长陈学海陈述罢工理由。6月24日，印发了张洛书、李英杰等写的《罢工宣言》：“日本人在胶济线横行霸道，各地难民接踵丽至。民命待援，外交束手，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不料公司在此民生凋敝之秋，竟置公理于不顾，决然将我们裁减数千，使我们沦为难民，全家老小就此分离，是可忍，孰不可忍!本会应全体工友之请求，定于6月25日实行罢工……”并向鲁大公司提了了22项条件，限6小时内答复。资方拒绝了王会的要求。于是，6月25日拂晓，淄川炭矿所属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分矿的4000多工人全部罢工。当班的七八百工人，汇集在马家庄南庙．举行罢工大会。会上20多人发表讲话，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驻矿区日军北川中队包围了会场。工人纠察队勇敢地保卫会场。队员董仲义一铁镢把一个敌兵打倒，把机枪夺过来；工会武装委员李成孝和其他两个队员，都夺到一支步枪。工人们手拉手组成人墙，保卫会场。日军抓走了工会领导人车锡贵、李成孝、王聿信等9人。当晚，张洛书等党和工会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决定将罢工队伍化整为零，回原井继续斗争；通过淄川县政府、公安局、商会等“调解”，营救被捕工友。日本资本家迫于工人压力，释放了被捕工人，。并答应不再打骂工人、不付半工和不扣工具费等条件，罢工取得初步胜利。这次罢工，是在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规模较大并取得胜利的斗争，是山东工人阶级反日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斗争，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1928年夏季，反共势力极为嚣张。l临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吴镜仙等人知道铁山有共产党组织，便勾结半官半匪的县警备队长朱全义等，密谋血洗铁山，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借以向国民党报功请赏。铁山地区党员们得知消息后，无比愤慨。自发地在铁山东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计划组织工人武装暴动，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洛书闻讯，立即从张店赶往铁山，向党员们转述了邓恩铭的意见，严厉批评了党组织负责人的盲目冲动，指出这是“走自我毁灭的自杀政策”。他耐心地教育工人：“当前的敌人是大军压境的国民党。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斗智，动脑子，打人仗；不能打枪仗，打枪仗，有10万支枪也打不过他们。和吴镜仙斗，战场不在铁山，而是在附近各县更广阔的农村战场上。现在主要是缩小目标，保存力量，发展力量，等待时机，迎接革命高潮”。他制止了铁山党组织的盲目暴动计划，决定利用上层社会关系，牵制和打击吴镜仙，直到将其搞垮。洛书的同学好友王景陈是桓台人，在临淄、益都、济南都有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这时，刚从国民党中央军政学校学习回来，洛书和他重叙旧谊，介绍王景l陈重新加入共产党。派王景陈到临淄联合教育界、社会贤达，一致声讨吴镜仙。商会会长首先表示：停发警备队的军饷。吴镜仙、朱全义受到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便带着县党部，灰溜溜地撤往泰安去了。敌人血洗铁山的阴谋破产了。铁山的党组织和工会安然无恙保存下来，党员发展到数十人。
在哈尔滨、沈阳和大连
1928年夏，曾在淄博矿区工作的原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王复元叛变，洛书在淄博难以工作，8月，被派往潍县任临委书记。10月，潍县临委被破坏，洛书去高密任中共高密县委书记，活动不久，年底即被捕。在狱中始终未暴露身分，经家属花钱保释，回广饶原籍治病。在家仅住十几天就接到组织通知，要他去苏联学习，但行至苏联边境的赤塔时，旧病复发，遂留在东北工作。从1929年7月至1930年10月，任满州省委候补委员，哈尔滨市委职工运动工作、组织工作中东路巡视员。1929年8月，刘少奇任满州省委书记后，张洛书、唐宏经2人直接在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们组织了赤色工会，和南港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联合，组织了400多名失业工人到中东铁路局请愿要求复工。1930年春天，他们又领导鞋业工人搞了一次罢工，取得胜利。
1930年10月，满州省委派洛书到奉天市委搞职运工作。刘少奇派他与满州医科大学的党员联系，转接党员关系，发展组织，1930年12月接刘锡武任市委书记。后因市委直属满州省委领导，由省委宣传部长刘昆(赵毅敏)任市委书记洛书仍负责职运工作，做商埠区委的宣传工作，并兼任《白话报》的编辑。
“九·一八”事变后，洛书被派往大连，继童长荣任大连特支书记，住在寺儿沟胡家庄。当时，大连地区敌人(日本)统治残酷，戒备严密，在这种形势下，只能是隐蔽地进行宣传教育，组织工会，适当地开展经济斗争。洛书分别向各支部书记传达省委指示，开展党员教育和组织整顿工作。以满铁、码头、市政、油坊等企业为中心，组织小型的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工会，发展党组织。当时，组织上无力供给活动经费。洛书既要开展工作。又要维持生活，不得已去高田铁工当“苦力”。但工人劳动时间长，活累，无暇开展活动，干了3个多月后就辞职了。他凭借自己文化水平较高的优势，经熟人帮忙，在刘家屯开办了“志成书房”(私人办的小学)，借以维持生活，开展工作。洛书的英语、语文、数学水平都较高，在这一带是有些名气的。一些青年工人慕名来学，最多时达30多人。洛书白天教学，晚上办夜校，对工人进行宣传教育，逐渐摸清学生的情况后，进一步讲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民族压迫和工农革命等，从学生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滕开君、桑凤岐、戴云清、袁松岩、王明东等人入党。这时，在大连特支领导下，有满铁场、三菱油坊、三泰油坊3个支部，党员达36人。后来，党员不断增加，洛书又在满州日日新闻社、码头、政记公司、关东州厅土木课窑业等单位建立了党支部。1932年7月，满州省委决定改大连特支为大连市委，洛书任市委书记。
1931年6月至9月，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洛书．对“左”的错误，组织上慎重执行，但保留意见。为此，上级党组织曾几次下达指示信、《通讯》等指责大连党组织领导不力、工作右倾等等，洛书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1933年，山东日照县委书记王德海，领导农民暴动失败后去大连找到洛书。洛书托人为王德海找了职业——在旅顺龙王林家沟民众学校教书；后又推荐他到奉天特委任宣传部长。6月，奉天特委书记杨一辰要洛书离开“志成书房”，专心致志地搞党的工作，特委每月给经费30元。但不久，奉天特委被破坏，与大连的联系中断。这时，日照县委委员于冀贤，也因暴动失败而逃往大连，洛书把他留在大连工作。后来，奉天特委李长贵约于冀贤到奉天特委工作。9月28日于去奉天时，洛书让他带口信向特委请示几项工作，但于冀贤到奉天后，于10月7日投敌自首，出卖了奉天和大连的党组织。10月20日，叛徒于冀贤带领日本警特，到“志成书房”逮捕了张洛书。大连党团组织遭到彻底破坏。洛书被日本当局以“违犯治安法”罪名判刑10年。
“我始终要革命，直到坟墓”
这是张洛书在狱中对难友讲的话。他用一生的革命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誓言。
洛书在济南一师上学期间，正是他从一个少年学生向成年人转变的时期。这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混乱，共产党刚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托派、CC派、复兴社、国民党、三青团等各种组织，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并存，但洛书从杂乱纷呈的迷雾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定它是人类最进步的学说，只有共产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此作为终生信念，矢志不渝。1922年夏，当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仅仅是一缕曙光的时候，他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他又是一个激进的国民党左派。当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毅然退出国民党，转入地下活动。1927年5月，他回到家乡广饶，在延集召集进步同学张玉山、张涛等人开会，教育他们：“越是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越要保持头脑清醒，坚定革命信心，千万别滑到国民党右派里去。”并发展了张涛入党。
他任大连特支、市委书记期间，工作是极其困难的。上级没有经费。他靠出卖劳力和开办书房挣钱糊口和开展工作。但满州省委和奉天特委多次批评他“不积极贯彻上级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准备调动他的工作。中央巡视员又严厉批评大连“工作停顿，半年来工作没有新的开展，旧的工作都有塌台的危险”，并召开市委会议批判市委的“错误”。决定“残酷地开展布厂斗争……”当时，若真正按上级“左”的指示去进行活动——“集合起来暴动”，搞飞行集会、游行、罢工，势必失败。就在这种情况下，洛书出以对党的忠诚，忍辱负重，继续积极为党工作，从无怨言。1928年10月，洛书任中共高密县委书记不久，就因共产党嫌疑被敌人逮捕，经几次审讯、拷问，他始终没暴露真实身份。从狱中写信给家中，父亲张松年和长兄张贤书立即变卖家产，筹集资金，和张涛一起到高密托人求保，花掉大洋150多元，把洛书保释出狱。他本来就有肺病，又加狱中折磨，两脚红肿，血水渗流，身体非常虚弱，走路得别人搀扶。回到家一看，为保他出狱，家里的“粮食囤”、5亩多好地卖了，树木卖了，连大嫂的私房钱都凑上，家庭几乎破产。但洛书的革命信念毫不动摇，只在家休养了十几天，便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他立即筹借路费，从青岛转往东北。行前，一家人和他挥泪惜别。1933年夏季，大连的日本警察、特务进一步加强了对进步活动的监视。“志成书房”附近时常有可疑人物出现，形势非常紧张。洛书在“志成书房”对支部成员滕开君等人说：“你们不要担心，如果我被捕，就是死了，也不能供出你们来。”当“七一”党的生日来临的时候，张洛书还是通过滕开君等人，让“满日社”支部的全体党员，都到凌水河子凌水寺，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洛书参加并讲了话。在狱中，他虽身患严重肺病，仍然坚持斗争，对难友说：“青年应有爱国意志，就是死了亦有代价的。入狱亦是光荣的。你们应当起来抗日救国，才不愧为中国人”。“今生不死，我始终要革命，直到坟墓里！”有一次，日本人侮辱中国人，张洛书挺身而出，怒斥并痛打了那个日本人。为此，日本看守辱骂张洛书，洛书用水桶朝看守打去，看守被打得满脸是血，转身逃走。自然洛书招致一顿痛打。难友们见他被打的惨状，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他说：“出了气，就是死了也甘心，斗争是被压迫者的活路。”因此，他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
1943年，洛书受尽了10年的铁窗之苦刑期已满，又因病重，获释出狱，在敌人的监视下，在大连西岗养病。
1945年8月，被日本人侵占40年之久的大连解放了。张洛书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立即写信给苏军司令部，请求帮助寻找组织，并主动联络被捕出狱的党员开会，成立了临时市委，成员有朱秀春、桑风岐、王其焕、白全武，洛书任市委书记。苏联是根据与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协议占领大连的，共产党的牌子不便公开。国民党军队对大连实行封锁，市内的日伪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流氓分子不断制造破坏事故，停水停电、中断交通、工厂停产现象不断发生。这时，社会上一片混乱，失业工人有20多万，生活无着，饥寒交迫。洛书便从组织工会入手，把工人组织起来，稳定局势。他和唐宏经、朱秀春等人在自己家里(西岗北复兴里10号)开会，研究成立大连职工总会，唐韶超是牵头人。9月2日，他们在青年会礼堂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有52个工厂的200多名工人代表到会，选举成立了大连职工总会。唐宏经被选为委员长，洛书为顾问。在工会领导下，组织了7000多人的护厂纠察队。当时，日伪时期成立的所谓人民团体治安会还保留着。治安会是一些资本家代表人物和日伪、国民党政客分子组成的，对工会诋毁、诬 蔑。张洛书写了《告lAB胞书》，印成传单，揭发治安会的丑恶历史。唐宏经等人当面和治安会会长张本正等进行斗争，迫使他们给工会3万元经费。工会势力蓬勃发展，国民党党部公开活动并挂出牌子时，工会立即派人报告苏军司令部，摘掉牌子，把他们驱逐出去。194．5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主持工作。韩光肯定了大连临时市委的工作，并让洛书、唐宏经等人重新入党协助工作。韩
光组织了中共大连工委，以张洛书为书记的临时市委解散。这时，张洛书的病情日益加重。到1946年3月，已卧床不起。当他接到大连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聘请他为参议员的聘书时，无限深情地说：“日本打败了，中国独立了，地方自治了，民主实现了，我的苦斗，我的希望，现在可算达到了！”流下了激动的眼泪。3月14日，洛书溘然长逝了。大连《人民呼声》报出了专版悼念洛书；大连职工会召开了10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女工们抬棺送灵，送葬队伍中一片唏嘘呜咽声。
茹苦含辛，无私奉献的一生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寿命长短，而是看对社会的奉献。张洛书只活了41岁，但他的革命生涯中没有向党索取的记录，在短短的人生旅途上留下了含辛茹苦，无私奉献的脚印。他是为革命拉车的黄牛，吃的是草，献出的是奶和血。他是济南第一师范的高才生，当年的同学邓光明、臧克家等教授都称其为“人才”，“参加领导了一师的革命活动”。王鹤寿（原中纪委书记）会议起张洛书时写道：“他平易近人，很能与工人接触……，当时他身体很不好，有肺病，但工作确实好。作为一个党员，他品质也是很好的”。唐宏经（中共六大代表）回忆说：“洛书有学问，经验多，看问题准确，我们工会取得的胜利和他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大连《人民呼声》报悼念洛书的文章说；“洛书知识渊博，士林推重，自奉颇俭，待人以诚，诲人循循善诱，具仁者之心，澄清天下之志，是中华民族优秀后裔……。”这样一个人才，以其家庭条件，个人才能，在旧中国的政界谋取一官半职或成为社会上层人士，可以说轻而易举，可他却选择了最艰苦、最危险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结发妻子李玉贞，背井离乡，随他到大连做地下工作，和他一起被捕入狱，释放后以卖菜、捡破烂谋生。他大哥贤书1926年入团，嫂子1937年参加革命。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家族中有8人在抗日战争前参加了革命，其中7人（张硕年、张晓芹、张云书、张龙湘、张志刚、张觉民、张联钰）成为烈士。他自己，在大连任市委书记时，住在民权街3平方米见方的贫民窟里，常年以煎饼、橡子面糊口，冰天雪地中穿着破棉袍到处奔波。身患肺病，无钱医治，给工人讲课时，头上冒汗，口里滴血。感动得西岗大街永生医院的院长免费为他治病。洛书及其一家，为革命倾其所有，无私奉献了一切，但当革命刚刚胜利时他却溘然长逝了，无儿无女，遗骨他乡。“他一生尽瘁民主事业，只为大众谋幸福，毫不为自身打算，身后极其萧条，所遗人间者只有光荣的历史和奋斗的精神……”（大连呼声报载文）。更令人遗憾的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竟说洛书是叛徒，把他的遗孀李玉贞当叛徒家属遣返回原籍。天地作证，人鬼共鉴，这是何等的“千古奇冤”！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连市委党史委写出了他的生平事略，在电视片《旅大风云》中3次出现洛书的镜头；大连民政局将其骨灰存入烈士纪念堂。死者瞑目，生者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