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4日，党中央决定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张洛书的入党介绍人丁君羊协助刘少奇开展工作。他们7月中旬到沈阳后，很快与张洛书接上关系。不久，丁君羊任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被派往哈尔滨巡视工作，他带张洛书一起前往。到哈尔滨后，丁君羊介绍张洛书参加了由哈尔滨县委改组的哈尔滨市委的领导工作，任市委常委，分管组织工作，时在7月下旬。张洛书与另一名常委李梅武一起，协助市委书记任国桢做出了关于整顿支部、建立支部工作的决议，从此他成了任国桢的得力助手和搭档。在整顿支部工作中提出：“不到会不工作的同志要特别找他们接头谈话，使他们起来参加工作。绝无挽救希望的然后才在支部会上提出讨论处置的方法，在工作无甚开展之前，绝不要随意开除同志，更不要太容易介绍新同志进党。”要求基层支部“加紧支部工作，提出具体群众要求，经常地用各种方法在群众中鼓动，每次支部会必须要定出工作上的决议，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决议，很耐心地督促他们执行”。省委于8月下旬批准了市委上述决定，强调指出：“省委同意你们整顿支部、建立支部工作及改组市委的意见。建立支部工作尤为重要，必须很耐心地按照你们现在的路线进行。”到8月底，哈尔滨市委所属支部恢复和重建的达到6个，到9月底即发展到12个，党员发展到72人，占全省党员人数的40%。
张洛书参加新改组的哈尔滨市委领导之时，“中东路事件”刚刚发生，党中央对满洲省委明确指示：“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这一事变。”要求满洲省委“在哈尔滨的工作要特别布置”。9月中旬，刘少奇和省委常委孟坚出狱（他俩是8月22日在奉天纱厂大门外被捕的）后，孟坚先到哈尔滨，刘少奇于9月下旬到哈尔滨。从此，张洛书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工作，刘少奇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对他的影响至深。刘少奇于10月中旬对中东路工人斗争做了具体部署后返回沈阳，又于1930年1月11日第二次来到哈尔滨。张洛书坚定地站在刘少奇的立场上，被选拔为省委候补委员，同市委内李梅武等人的错误倾向不懈地坚持斗争，组织失业团，开展以复工运动为重心的工人斗争，把中东路和其它各业的工人运动不断推向深入。1930年，根据满洲省委指示，成立了北满特委（兼哈尔滨市委），孟坚任特委书记兼组织，任国桢负责宣传工作，张洛书负责工会工作。
1930年11月，新改组的满洲省委决定调张洛书任奉天市委书记。刘少奇已于是年3月下旬奉命离开满洲省委。之后的半年中，李子芬、林仲丹、陈潭秋先后任省委或省行委书记。此时，满洲省委刚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中脱身出来，撤销了此前的总行委，恢复了省委。11月16日至22日，满洲省委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检讨了执行“左”倾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使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轨道。在城市工作上，把从经济斗争入手开展政治斗争，待条件成熟后再发动总同盟斗争，做为发动群众斗争的指导思想。把斗争重点放在“三大城市”（奉天、大连、哈尔滨）、“三大铁路”（中东路、北宁路、南满路）、“三大矿山”上。在党的建设上，把发展产业工人入党作为重点。身处奉天市的市委书记张洛书，紧紧把握省委部署的工作重点，尽快恢复了遭受破坏的党组织，新建了一批党支部，使奉天党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由于当时对立三路线没能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彻底批判，致使“左”倾思想仍然浓厚地存在；再加贯彻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致使“左”倾思想进一步扩大，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1931年4月，满洲省委根据六届四中全会决议精神，调整奉天市委领导，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昆（赵毅敏）兼任奉天市委书记，张洛书专任职工运动负责人，并兼《百花报》的编辑。他不避艰险，进出于工矿企业，取得了奉天烟厂、纱厂、烟草公司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反对降低工资的罢工胜利。他组织奉天兵工厂的在职职工和失业工人，多次抢夺兵工厂的存粮，均获成功。他还准备搞夺取武装的斗争，只是由于市委没能及时领导而未能实现。
1931年末，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奉天）迁往哈尔滨。迁徙前省委改组了遭破坏的奉天市委，建立奉天特委，统辖南至大连、北至清源，西至北镇、东至安东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及奉天市内各支部，任命张洛书为大连市委书记。此时的大连，日本侵略者的统治非常残酷，戒备极其森严，我党保留下来的党员多已精神不振，开展党的工作难度很大。张洛书首先向各党支部书记传达省委指示，进行组织整顿，对党员开展教育，促使党员振作精神，坚定信心，投入斗争。然后以满铁场、码头、市政、油坊等企业为基点，通过经济斗争培养积极分子，建立工会，发展党组织。他当时没有正当职业，连吃饭都无保证，上级又无力供给活动经费，要开展党的工作无异于空谈。无奈，他只好去高田铁工厂当苦力，挣得微薄工钱解焰眉之急。但是，这里劳动强度大 ，且上工时间长，体力精力都难支撑，更无暇开展党的活动，所以，干了3个月作罢。他根据当地群众文化水平低、求知欲强的实际，凭借自己文化水平较高的优势，经友人帮忙，在刘家屯开办了“志诚书房”（私人办的小学），借以维持生活，开展工作。他的英语、语文、数学水平都比较高，成了这一带有名的“圣人”，人称张先生，一些青年工人慕名求教，最多时达到30多人。他白天教青少年，晚上又办起夜校，对工人和青壮年农民除教授文化课外，讲述共产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民族压迫的根源，工农革命以及爱国精神。通过教学，在学生中培养发现积极分子，成熟之后发展他们入党。这个阶段，他发展了滕开君、桑凤岐、戴云清、袁松岩、王明东等多人入党，建立了满铁场、三菱油坊、三泰油坊3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36人。他不畏艰险，继续奋斗，又相继在满洲日日新闻社、码头、政记公司、关东州厅土木课窑业等单位建立了党支部。在那个艰苦备尝的年月，他身负市委书记重任，像拓荒牛一样辛勤耕耘，总是亲自到基层支部参加会议，直接向党员宣传教育和部署任务。他亲自调查了福昌华的包工制，号召各党支部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用群众最关心、最切身的问题引导群众进行斗争。
1933年初，日照县委书记安哲于日照暴动失败后带领部分党员转移到大连，与张洛书接上关系。分别近7年后在他乡相遇，张洛书喜出望外，遂安排各位就地开展工作，安哲被安排到旅顺公学堂当教员，以此掩护开展地下工作。4月底，安哲化名王德海担任了中共奉天特委宣传部长，与任特委书记的山东“老乡”杨一辰成了搭当。
1933年10月20日，与安哲一起转移到大连的原日照暴动北路起义军副总指挥于贡芳（于冀贤）叛变投敌，出卖了大连市委和从日照转移来的十几名同志，张洛书在“志诚书房”遭日本警特的逮捕，他给奉天特委写的大连组织情况报告也被敌截获，大连党团组织遭到彻底破坏。他遭受了敌人的残酷折磨，也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是一介教书先生。敌人抛出王牌于贡芳当堂对证，张洛书只好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反动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其刑期10年。
10年的铁窗之苦把张洛书折磨得形容憔悴，骨瘦如柴。1943年10月，刑期已满，又因病重，张洛书获释出狱，在敌人的监视下到大连西岗养病，于艰难竭蹶中苦度光阴。
1945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侵占40年之久的大连获得苏联红军的解放。张洛书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拖着久病的躯体，立即给苏军司令部写信，请求帮助寻找党组织，并主动联络被捕出狱的党员开会，主持成立了临时市委，参加了大连总工会的筹建工作。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派韩光到大连主持党的工作。韩光肯定了大连临时市委的工作，并让张洛书、唐宏经等人重新入党，协助开展工作。然而，这时的张洛书病情日益加重，身体素质每况愈下，到1946年3月已卧床不起。当他接到大连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聘请他为参议员的聘书时，无限深情地说：“日本打败了，中国独立了，地方自治了，民主实现了，我的苦斗，我的希望现在可算达到了。”3月14日，张洛书溘然长逝。
（鞠维积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