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荆石，名玉珍，字荆石。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蒙阴县黄庄镇青冶行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父亲杨楷，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侠义开明，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杨荆石共兄弟4人，他排行老四，杨荆石自幼聪颖过人，7岁在本村上私塾，后又到黄庄乡等小学读书。他学习刻苦，酷爱绘画艺术。
1916年，14岁的杨荆石考入了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受到范明枢校长爱国思想的影响，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痛恨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初步萌生了民主革命思想。
1922年，杨荆石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科。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二个年头。上海是革命的摇篮，文化教育思想特别活跃，各种革命社团大量涌现，进步书刊也如雨后春笋。杨荆石一边学习，一边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界》等大批进步书刊，这些书刊中宣传的革命思想，如同阵阵春风吹进了他的心扉。不久，他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杨荆石和同学们一起积极投入了罢课、游行、声援工人革命斗争的行列。
(二)
1927年初，革命形势高涨，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取胜。3月份，东路军主力突破张宗昌直鲁联军防线，直逼上海、南京等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解放了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杨荆石一腔爱国热情再也按捺不住了。就在北伐军进入上海之际，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军。由于英勇善战，很快被晋升为少校团副。
正当北伐革命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7月，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实行“宁汉合流”，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严酷的现实，使杨荆石看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由于他在官兵中揭露蒋、汪之流的反革命嘴脸，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28年夏天，杨荆石化装成僧人，愤然离开军队，先后到天津、唐山等地谋生。
(三)
1930年春天，苦恼、彷徨中的杨荆石再次辗转回到上海，求教于画师名流俞剑华(曾任中央美协副主席)，继续学习绘画艺术。他辛勤耕耘，在艺术上有了较深的造诣，得到了俞先生的赏识。俞先生亲题“造化在手”4个字以示鼓励。这时期杨荆石的画多体现了他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水墨画《晴峦迭屋碧溪流》，流露出他对祖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舜耕遗迹》表达了他向往尧舜时期大治大明的社会理想，激励人们努力改造社会现实；《试看千山云起时》，使人们透过云雾缭绕的峥嵘山峰，看到作者一腔报国激情。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上总是署名“警时”，充分表露出他关心时局、不忘报国的拳拳之心。
1931年秋天，“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蒋介石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全国人民无不愤慨。一时《流亡曲》响遍了大江南北，又一次激起了杨荆石的民族恨和责任感。他决心以画笔为武器，开始新的战斗。1932年经同学王绍洛介绍，他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从事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宣传抗战。
年底，杨荆石离沪回到山东，在青州第四师范任美术教员。在这里，他结识了民众教育馆的杨希文。两人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抨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杨荆石创作了大量宣传画，同杨希文一道开展了唤醒民众起来抗战的活动。他常说：“为民族崛起宁可花开一时，决不苟安百年。”
1934年，杨荆石应聘到济南第一乡村师范任教。该校是山东中共党组织早期活动的堡垒地之一。早在1929年，这里就建立了党的组织。他的学生高启云、张骏、李克、景晓村等都是共产党员，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抗日救国的激情。在朝夕相处中，他们逐渐了解和信赖了这位才华横溢、思想进步、性格豪爽的国画教员。一有时间，就到他那儿聚会。杨荆石也特别喜欢这些学生，经常与他们交谈思想，在这些共产党人的影响帮助下，杨荆石学习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开始认识到一生孜孜以求的理想，正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事业；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从此，他注意克服自己的弱点，积极参加党和革命团体的活动，把自己的命运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连在了一起。
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促进了杨荆石在艺术方面的发展。他把自己的创作同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使他的艺术进入了一个丰收时期。1936年，他在济南举办了个人画展，出版了画集，引起了社会的极大的反响。现在保存下来的三幅轴画、三本画集，大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36年暑假前夕，学校教务处、训育处主任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爪牙，以频繁考试为手段压制学生运动，引起了“乡师罢考事件”。学生罢考后，教务处不但不收敛反动行为，反而暗中鼓动教员罢教，以此对付学生。杨荆石了解真相后，及时把情况透露给地下党组织，使之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应变措施，争取了包括校长在内的多数教师的支持，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赢得了斗争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冬，杨荆石画了一幅《墨竹图》，并题写了“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风霁竹已回，猗猗散青玉”的诗句，表达了他蔑视反动势力、勇于同黑暗现实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宁折不屈的高贵品格。
1937年春，为培养革命力量，适应斗争需要，乡师党组织决定派丁之夏、尤维武两同志去延安学习。但由于路费短缺，无法动身。杨荆石从当时的党支部书记高启云那里了解此事后，毅然变卖书画，筹集了20块现大洋，予以资助。
这一年，杨荆石与李敏(现在中央财经委员审核组工作)结婚。李敏是杨荆石的学生，思想进步，才貌出众，娴静大方。她敬慕杨荆石的才华和为人，钦佩他的爱国之心和革命热情。他们的结合，使杨荆石不仅在生活上有了真正的伴侣，而且在事业上有了得力助手。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李敏一直跟随着杨荆石。在杨荆石任蒙阴县县长期间，李敏担任他的秘书，他们相挽相扶，共同度过了抗战最艰难的岁月。
(四)
“七七”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11月，日军逼近济南。韩复榘弃城而逃。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的主张。杨荆石决定脱下大褂，到农村开展抗日活动。在济南陷落前夕，他带领全家徒步返回家乡。沿途所见“闻风四十里，枪响一百八”的国民党溃兵到处抢劫，骚扰老百姓，更增加了他心中的忧愤。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想凭借自己的才华在绘画方面一试身手的话，那么从这开始，他就决心毁家纾难，以革命为己任了。
杨荆石的家乡青冶行，地处鲁中山区腹地，又是蒙阴、新泰、莱芜3县交界之处。这里，国民党控制薄弱，群众基础好。一踏上家乡的土地，长途跋涉的疲劳顿时消散，一种温暖踏实之感油然而生。他爱这片古老的土地，更爱这里勤劳朴实的人民，决心在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杨荆石的家很快就成为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中共泰山地区负责人刘其人、新泰工委书记董琰、省委秘书长景晓村，以及杨荆石的同事王绍洛、杨希文和许许多多进步学生都相继来到这里，或开会、或联络、或食宿、或接待上级来人。同志们都把这里视作自己的家。
在发动民众抗战中，杨荆石身体力行。妻子李敏、儿子杨守先(现任山东省经委副主任)、女儿杨军(现任河南省开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都参加了革命。连刚出生不久的小儿子也驮在马背上，随父母到处奔波，杨荆石又先后动员自己的侄儿、侄女等26人投入抗战。被群众赞喻为当代的“杨家将”。至于乡邻、亲朋受其影响参加革命的更多，仅青冶行村就有90多人。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抗日模范村”。
杨荆石在村里办起了民众夜校。他和妻子轮流到夜校宣传抗战，教唱革命歌曲。他们教唱的歌曲至今还在青冶行一带流传着。
曾任东海水产研究所副所长的陈献吉、上海市内电话局工会主席桑守梓、南京外贸局办公室主任陈可行、安徽省嘉县人大主任杨玉英、福州市外贸局长杨守杰、鲁中区著名的爆炸大王、《山中猎手》的作者左太传等同志都曾到杨荆石举办的民众夜校听过课。杨荆石把自己的绘画艺术充分运用到抗战宣传上，先后创作了“八路军打鬼子”、“队伍前进”、“老百姓欢迎八路军”等宣传画到处张贴。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全民抗战，杨荆石与李敏走亲访友，四处动员。小上峪村清末秀才、老私塾先生刘子升和黄庄村曾在旧军队中当过兵、颇有活动能力和军事才干的房连三，都是那时被动员说服出来参加抗战的。
1938年1月1日，徂徕山起义成功。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建立。不久，四支队司令员洪涛派董琰、边裕鲲到黄庄与杨荆石、刘子升等人联系建立抗日队伍。经过几十天的发动，于3月12日，在黄庄南小学组织了120人的武装起义，编为四支队十二中队。3月下旬，队伍开到莱芜县红埠岭与四支队主力会师，以后一直活动到龙廷、土门一带，杨荆石遂调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工作。
同年6月，石友三率六十九军入鲁，进驻莱芜、蒙阴、新泰、沂水一带，不久扩为十军团，石友三任军团长。杨荆石受山东省委指派，以鲁南抗战工作团的名义，与民主人士梁竹航、耿光波一起去十军团驻地莱芜郑王庄做统战工作。杨荆石同我党打入石部、任政治部主任的张友渔同志一起给石友三及该部高级军官们宣讲国内外形势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敦促石友三于7月份以第十军团长和鲁南行政长官的名义，在新泰龙廷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达成了“团结抗战，不搞磨擦”的协议。直到石友三北撤时，杨荆石方撤离石部。
在石友三北撤之际，十军团李兴唐旅300多人脱离该部，驻扎在松崮村一带，何去何从，犹豫不决。杨荆石闻讯后，立即修书两封，派侄子火速送李部。又征得组织的意见，他亲自涉险登门做工作。从国内外形势讲到民族大义，从国共两党讲到个人前途出路，言词激越，感情真挚。李兴唐终于被说服，率兵投靠了八路军。杨荆石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群众送猪送羊，进行慰劳。会后，该部开往坦埠，编入山东抗敌自卫军。
年底，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迁至东里店。杨荆石又奉山东省委之命，到东里店八路军驻省办事处开展统战工作。他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国民党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政治斗争。
(五)
1939年2月，为培养国防艺术人才，提高群众抗战热情，加强部队文化娱乐工作，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决定创办一所艺术学校，黎玉派王绍洛与杨荆石联系筹备。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废寝忘食，四处奔走，搞设备、购教材、聘教师、招学员。3月20日，艺术学校就在沂水夏蔚成立了，取名：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王绍洛任校长，杨荆石担任了教务处主任。
开课前，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总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接见了杨荆石，并共同研究制定了“鲁艺”的办学方针。郭洪涛、张经武、黎玉分别为“鲁艺”题了词。郭洪涛的题词是：“革命的武器有多种，艺术是其中的一种，一幅生动的图画，胜过三千支毛瑟枪。”张经武写道：“集中我们艺术家的力量，运用到民族解放战争，不为艺术而艺术，要使艺术随着新的时代而向前发展。”黎玉则题：“用最精巧的点、线、音。暴露出日寇汉奸的横暴，暴露出抗战中的逆流，描写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忠贞的事迹，提高全民族各部队抗战的情绪，直到我们最后胜利。”首长的题词，给了杨荆石极大的鼓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了艺术的价值，明确了艺术发展的方向。从此，他象上紧发条的报时钟一样，忘我地扑在鲁艺的办学上。
在鲁艺期间，杨荆石在政治上也日趋成熟。上班年，就在鲁艺迁到沂水麦坡时，杨荆石由山东一区党委政府工作部部长霍士廉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鉴于他擅长做统战工作，组织上决定让他做一名“特别党员”。他无条件地服从了。
1939年12月，日寇第一次鲁南大“扫荡”之后，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山东分局指示鲁艺与战地服务团合并改称为“山东鲁迅宣传大队”。鲁艺在创建不足一年时间内，为我党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艺术人才。
（六）
之后，杨荆石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之命，到八路军驻蒙办事处（对内称蒙阴县委）与杨希文、耿光波二同志一起，协助蒙阴县动委会开展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参加了蒙阴县民主政府的筹建。
1940年7月11日，蒙阴县参议员在梭庄举行第一次会议，公决罢免贪污、渎职、殃民的郑小隐县长职务，选杨荆石当县长。这是蒙阴县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大众日报》于7月28日以《民主光辉突破阴霾一角》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发表了《蒙阴县参议会告全县民众书》。
郑小隐一伙不甘心失败，趁日寇“扫荡”之机，与敌勾结，疯狂反扑，重新在汶南、常路、西高都等地建立了据点，抢粮抓人，残害党员干部和群众灭亡土颠覆民主政府。杨荆石带领全县人民同他们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不失时机地利用反“扫荡”空隙建立民主政权。9月，在坦埠、野店、黄庄等区、乡成立了参议会，民主选举了区、乡干部。12月2日建立了高都、旧寨、垛庄、张庄、寨子5个区政权。各村的各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也相继建立起来；还发展了地方武装，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发展民兵7500多人。1941年3月，敌顽郑小隐将大批农民诱骗去给日军下苦力，又勾结汉奸陈三坎四处骚扰耕作。杨荆石带领游击小组和自卫团在田野路旁，亲自守护群众抢耕抢种。并创作了《贩丁图》、《抢牛图》等宣传画，揭露敌人的阴谋，教育群众提高警惕。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11月，日军推行了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出动5万重兵，对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11月6日，杨荆石带领县府机关及公安等部门近200名工作人员转移时被围困。行至坦埠以北，突然遭到敌机扫射，一时人乱马惊。这时，杨荆石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站出来指挥同志们隐蔽；接着，又果断地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突围。当第二天到达集合地点黄庄区通香峪村时，除几人负轻伤外，无一人丢失。杨荆石高兴地拾起一块石灰块，在一面红色泥土墙上挥臂画了一幅《野驴陷蹄图》，并向大家解释说：“沂蒙山到处是泥潭，日本帝国主义这头野驴就要陷蹄挨打了，终有一天，咱们要用驴肉犒赏三军!”同志们听了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此后，他们到达高湖区。在那里会合主力部队开展了反“扫荡”，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杨荆石亲自带领小分队夜间深入敌占区，割电线、拆桥梁、毁公路，忍着饥饿，冒着严寒进行战斗。
任县长期间，杨荆石十分注重发展生产，带领群众开荒种地，封山造林，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1941年春，他带领县府全体工作人员上中山寺开荒六七十亩；在青冶行村栽下了果树400多株。在他的带动下，这一年全县开出荒地千余亩。他还从长远着想，于1941年10月12日成立了县水利委员会，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
他重视拥军优属工作。1941年集合1700多头耕牛，组成156个代耕队，为全县军工烈属耕了土地；在数天内募捐棉花8000余斤，解决了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棉衣问题；在全县开展了“参军参战”活动，1000多名青壮年主动报名参了军。
他关心文化教育事业。任县长不久，就创办了《人民报》，并提笔作画，活跃了版面；办起了抗日小学57处，在校学生达1600多名。办起夜校74处，学员达3100多人。
他吃苦耐劳，关心群众。当县长时，每月津贴只有三元五角。有时地瓜干、野菜也吃不上。晚上，一把干草摊在地上就是床铺。有一次，家乡青冶行的杨玉王冉、陈现云到杨荆石那儿去，见他睡在地上，身子底下仅铺了点草，心疼地说：“凭着家里的床铺不睡，偏在外边受罪。”杨荆石听了笑着说：“在这样的地方睡觉更甜。”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拿出自己微薄的津贴，赈济灾民。机关每到一处，他总是嘱咐司务长：“不要与民争食，筹不到给养，可以挖点野菜充饥，把嫩树叶给乡亲们留着吧!”
1942年5月，杨荆石调鲁中行政联合办事处文教处社会教育科任科长。从此，他又勤勤恳恳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去。
1943年6月，杨荆石出发路过新蒙县龙廷区见到了长子杨守先，父子相见，夜短话长。杨荆石对该区的工作一一谈了自己的看法。临别时，看到该区武器少，便将一支匣枪和40发子弹留下来，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父子的永诀。
这年11月23日，杨荆石在沂南依汶修械所修枪，不幸为习弹所中，由于失血过多，逝于安乐野战医院，享年41岁。消息传开后，人们无不为之悲恸。为悼念这位党和人民的好儿子，蒙阴县委、县政府和博莱县委、县政府在左家旁峪村联合举行了追悼会。会后，把烈士遗体安葬在他的家乡青冶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