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锋，山东省博兴县城关镇人。1938 年7 月参加革命，同年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在山东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山东省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县委书记，渤海区第四专署副专员，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等职。1949 年随军南下入浙，历任浙江省温州专员公署副专员，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市委书记，浙江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浙江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文化卫生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4 年7 月，在杭病逝，终年67 岁。
李铁锋同志，一生历经革命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岁月，立誓“以钢铁的意志完成民族先锋之大业”，为党和国家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奉献终身、孜孜不倦。李铁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一）
李铁锋，原名李俊明，参加革命后改名“李铁锋”，取“钢铁意志，民族先锋”之意。1917 年1 月17 日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城郊西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李兆吉，母亲徐氏；系李家长子，另有弟妹四人。1931 年入博兴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33 年高小毕业，先考入惠民师范，后因学校离家路途遥远而放弃，又考入五县联立乡村师范②。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求学之路多有艰辛：李家家境日渐窘迫，幸而其祖母竭力支持，且李铁锋坚决要求，才得以顺利入学；入学之后，其祖母、妹妹更是通过纺线、织布等多种途径资助其读书求学。
李铁锋入博兴县立第一小学读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大肆侵占东北地区，国家形势空前紧张。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的入侵采取消极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发表抗日宣言谴责日军侵略，并积极组织抗日力量，全国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其时，共产党在博兴地区十分活跃、影响颇大，许多思想进步的教师在校内积极开展抗日宣讲活动，李铁锋聆听之后深受鼓舞、热血沸腾。在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影响和熏陶下，李铁锋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投身革命救亡道路的火种。他开始广泛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革命作家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作品，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并于1932 年参加了学校进步师生为抗议当局丧权辱国而举行的闹学潮、游行示威活动。
在五县联立乡村师范读书期间，李铁锋不仅勤奋好学、品学兼优，而且满腔热血、刚正不阿、嫉恶如仇。一次，他与几个同学到邻镇赶庙会，一位同学身上所携带的全班的伙食费不慎被偷去。一行人协力追赶小偷之时，其中一位同学被县民团以扰乱社会治安罪扣留。李铁锋率其他同学找到县民团要求放人，县民团却蛮不讲理、拒不放人。正在大家束手无策之际，他急中生智，与一个同学飞速奔回学校向校长报告事情经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校长出面交涉，迫使县民团放回被扣的同学，且抓住小偷、追回失款。李铁锋的机智勇敢之举，受到校内师生的热烈称赞。
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华大地，全国局势动荡不安。李铁锋自乡师毕业时，正值抗战烽火燃遍华北大地之时，他与其他几个同学下定决心寻找共产党，立志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但是由于当时当地党的组织刚刚恢复，党的活动很少，又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一时遍寻无果。于是，他考入“山东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在济宁开办的农业指导员班，在济宁受训、实习。后来，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训练班解散，李铁锋返回家乡，在博兴北关菜园村小学担任教员，并以此为掩护，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二）
1938 年6 月，为了积极应对抗日形势、培养各方面干部人才，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建立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孙陶林兼任校长。李铁锋闻讯后，提前将学生放假，前往博兴五区寻找蔡恩溥同志。是年7 月，经蔡恩溥介绍，李铁锋参加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学习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以及群众运动等问题，初步武装了思想；8 月，在蔡恩溥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李铁锋正式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干校学习结业后，李铁锋回到清河特委，被党组织分配到中共临淄县委任特派员，在召口一带负责党务工作，并协助当地党组织整训一支刚刚创建的民间武装队伍。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这支一百多人的队伍被编入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其间，他还通过关系，越过国民党地方部队陈建基部统治区，向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③负责人杨国夫和霍士廉报告清河地区情况，并将他们布置的任务带回。
10 月下旬，中共清河特委根据上级指示，在临淄县苇子河村召开县委书记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上，特委认真分析长桓临益四县边区的抗日形势后，决定成立中共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边县委④，书记孙铁民。李铁锋作为党的活动分子参加会议，会后调到四边县委负责民运工作。
11 月，李铁锋调任长山县九区行政委员会主席。长山九区是清河区最早建立的初级政权，是八路军山东第三支队武装起义所在地。日伪军为了摧毁这个根据地，在卫固设立据点，几乎天天出动“扫荡”。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李铁锋带领当地干部和战士，由公开活动转入隐蔽斗争，由大部队活动转为小型武工队甚至个别串连活动，广泛发动群众，与敌巧妙周旋，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时，还积极开展征粮征税、支援前线等各项抗战工作。12 月底，长山县委在长山九区东付村举办长桓临益四县边区抗日青年干校，李铁锋时常亲临学校为学员上课，教唱抗战革命歌曲，使受训学员感动不已。
1939 年7 月，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联防办事处在桓台县面窝村成立，王子彬任主任，李铁锋兼办事处民政科科长；1940 年3 月，接替王子彬任办事处主任。4 月28 日，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铁山东麓的中埠村成立，李铁锋当选为第一任县长。在成立大会上，李铁锋宣读了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着重阐述了抗日民主政府与旧政府的本质区别、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措施，并郑重承诺：桓台县政府一定与桓台县全体同胞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抗战到底。此后，李铁锋与桓台县委一起组织领导桓台军民顽强奋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为巩固根据地建设和支援抗战前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智斗天主教主教
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便接受了清河区党委交给的一项艰巨任务，即为八路军三支队筹备一笔巨额军费。接受任务后，桓台县政府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日伪的残暴统治之下，全县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人民群众生活困顿、朝不保夕，却依然竭尽所能地给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以最大的精神支持和经济援助。倘若再把这笔军费的负担压到人民群众身上，他们定会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那么，要如何在保证不伤及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呢？恰在此时，许多群众陆续到县政府驻地，向李铁锋反映美国天主教大搞宗教活动、破坏生产活动的情况，要求李铁锋出面干涉并制止。美国天主教周村教区主教顾天民（化名）计划在桓台五区边辛庄教堂举行大型复活节赡礼布道活动，以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广泛吸收教徒，发展宗教势力，同时在日寇敌伪政权统治区争夺中国的基本群众。为此，到处拉伕、派工、搭戏台、扎牌楼、修筑假山、张灯结彩、大吹大擂，既影响了当地农民的正常生产活动，也阻碍了党组织发动全民抗日的工作。
李铁锋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通过美国天主教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首先以县政府名义写信书面知会顾天民，责令其停止布道活动。结果，天主教置若罔闻，照行其事。于是，李铁锋采取了第二步行动，他随即带领部分县政府警卫武装亲赴教堂，同美主教展开正面交锋。李铁锋先是严辞斥责，警告其立即停止布道活动，否则便以其在桓台境内大搞赡礼布道活动而阻挠八路军动员参军参战、破坏抗日工作等罪行对他们处以5 万元的罚款充作“抗日捐”。顾天民态度蛮横、拒不接受，李铁锋便命令警卫将他们所有的摩托车和小轿车集中起来，准备放火烧毁以作惩罚。顾天民见李铁锋态度强硬，又担心若所有摩托车和小轿车被烧毁则损失更重，便乖乖地表示让步。通过翻译边树元疏通，并由边做中保人，顾天民答应缴纳日伪币3 万元。李铁锋坚决表示不要日伪币，必须换成法币①缴纳，并直接指定了缴款地点和期限。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威力震慑下，周村教区各分教分摊了这笔罚款，并按照要求兑换成法币，在半个月之内分5 次交给了桓台县政府。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群众纷纷反映：“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日、为人民，连美国主教也缴纳抗日捐了。”事后，桓台县政府将这笔钱款上交清河区党委，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解决了三支队迫切需要的军费问题，受到区党委的通报表扬。
巧除汉奸、叛徒
1941 年1 月，国民党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时，日本侵略军开始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进攻，同时广泛进行政治诈降。2 月22 日，时任桓台县公安队队长张裕安、副队长张宇良叛变投敌，桓台的斗争形势急剧恶化。抗日队伍内的许多不坚定分子纷纷逃跑、妥协、投敌，半年内先后投敌的科局长、区委书记、区长、区中队长有20 余人。他们投敌后专门破坏抗日活动，带领日寇到各乡（镇）破坏抗日组织，给党的抗日工作造成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李铁锋在县委领导下，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同敌人展开坚决斗争，设计处决变节分子，包括革命恶棍、叛徒、汉奸队长等，不仅慑服了敌人，也鼓舞了人民的抗战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桓台的抗日战争形势。
1941 年5 月，李铁锋奉命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一年后，回到清河区，向区党委转达了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清河区不能丢掉银碗拾起土碗，应该坚持河南，开辟河北”以及关于清河行署领导班子的指示。1942 年7 月，清河地委决定派李铁锋到临淄县任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李铁锋调任临淄之时，正是临淄县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斗争时期。原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投敌，并设立“剿共班”“自首登记处”，在全县大搞群众性自首，胁迫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自首，残忍杀害拒绝自首的党员干部。日军集结寿光、广饶、益都、博兴等县伪军及各县伪警备队共5000 余人，对益（都）寿（光）临（淄）广（饶）四边县进行疯狂“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逼迫百姓修筑炮楼、挖封锁沟、建伪政权，实行“保甲连坐制”，妄图一举消灭抗日有生力量。为应对眼前严峻的抗战形势，临淄县委遵照上级指示，适时调整斗争策略，避开敌伪锋芒；县机关与部队精简，分开活动，缩小目标，并将大部分军政人员撤离到小清河以北地区，以保存抗战实力。李铁锋则和县委书记杨三友、县大队政委孙成才等带领少数同志留在敌占区，继续坚持斗争。李铁锋和孙成才带领少数武工队员转移到封锁沟以北，在广饶三区和博兴四、五区一带活动，以一家一户为依托，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和群众工作，同时派武工队到封锁沟以南地区活动。一方面，建立“两面政权”，在群众中扎下根。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做好伪村长的工作，使其为我所用，表面上为敌人做事、暗地里为抗日服务，这样的村长在当时被称为“白皮红心萝卜”。利用伪村长做内线，了解敌情、掩护八路军，也为攻打敌伪据点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采取“反蚕食”的斗争方式，组织力量拔除敌伪据点，消灭小股分散敌人。李铁锋、孙成才率领两个武装分队，在博兴独立营的配合下，开展政治攻势，利用内线关系，拔除了王家营、大吴、兴和许、小张、骆家庄、沙王、申盟亭等敌伪据点。两面政权的建立和敌伪据点的拔除，使临淄地区的抗战环境有所好转，为抗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基础。而李铁锋也因领导有方、工作出色被评为“模范县长”。妙除兴和许据点 敌伪在博兴四区的兴和许村设立据点，并驻扎一个伪军中队，对军民抗日妨碍很大。李铁锋认真研究伪军情况后，决定施以妙计拔除这一据点。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李铁锋了解到伪军特务长时常出来买菜，便派遣两名同志化装成卖白菜和卖鸡蛋的小商贩，利用其外出买菜之机将其抓获。李铁锋对其进行教育，特务长态度诚恳地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效力。于是，李铁锋令人归还枪支和自行车将他放回，并交代他叫伪军中队长尽快与武工队联系。特务长回去之后，迟迟不见伪中队长，却等来了特务长的老婆，她对着武工队员出言不逊、破口大骂。不久，武工队员再次设计将特务长抓获。队员们十分气愤，主张将其扣押或者枪决，李铁锋则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再次将其放回。特务长回去不久，伪中队长来了，不过只是略作敷衍便快速离去，再未出来。第三次，特务长遇到曾经抓他的两位战士便请二人去喝酒，事后又托人送1000 元伪钞以谢不杀之恩。李铁锋等拒绝其钱款，令其详细了解敌伪军情并随时汇报。后通过特务长成功争取伪军一、三分队长。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武工队将特务长老婆引诱出来扣留做人质。时机成熟后，李铁锋由特务长领着进入据点，走进伪中队长办公室。伪中队长欲拔枪反击，被武工队员及时制止。李铁锋表明身份，伪中队长赶紧叫人设宴款待，被李铁锋严词拒绝。经过两个小时的谈话，伪中队长答应不再祸害百姓、与八路军为敌，并供应部分弹药和粮食。1943 年3 月，兴和许据点的伪军在中队长孙仙舫的带领下投诚。就这样，未用一枪一弹，李铁锋率领武工队机智巧妙地拔除了兴和许据点。
走马换将
1943 年12 月14 日，李铁锋带领两个武装班的十几个战士深入临淄北境开展抗日工作，次日拂晓转移到广饶县五区活动，夜宿小常庄。由于伪村长宁茂仁向敌人告密，被广饶日伪军数百人包围。战争从15 日中午打响，李铁锋多次指挥突围均未获成功，反而损失惨重。在激烈的战斗中，几个战士中弹牺牲，他自己也身负重伤。但他仍然指挥战士据守房屋、坚持战斗，并命令战士节约子弹，准备坚持到天黑再次突围。敌人见势，便纵火烧屋，还在墙上挖洞往屋里扔手榴弹，屋顶被炸毁，浓烟滚滚。李铁锋眼见情况危急，遂令战士立刻摔毁枪支。敌人趁机冲进房屋，将李铁锋等十多人抓获。
敌人从汉奸口中得知了李铁锋的真实身份，便对其“另眼相待”。最初押至广饶县城鬼子宪兵队侦谍班，单独关押半月。其间审讯三次，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妄图从李口中探知相关的党政军机密情报，均被李铁锋巧妙应对，一无所获。面对前来劝降的叛徒，李铁锋更是严厉斥责道：“你是侵略者的走狗，是汉奸！你没有权利审问我。”“你为日本鬼子卖命，小心秋后八路拉清单！要死要活，请便！”“你还有什么脸面看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劝我投降像我劝你反正一样，都是办不到的事，今后不准你再讲这些废话！”随后，又将李铁锋押往张店日军第六混成师团潘井部队战俘收容所，关押两月，审讯三次。李铁锋利用日军要他交代军事机密的机会从鬼子那里得来纸笔，挥笔写下日军杀人放火、奸淫抢掠、豢养汉奸、横征暴敛、强化治安、奴化教育等十大罪状，并凛然陈述：“正义之战必胜，非正义之战必败。这是用兵之道。中国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之战，全民抗战如火如荼，而日军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现在已经打到第七个年头，已经很清楚，日军必败，抗战必胜。”在此期间，他还遇到在另一战斗中被俘的清河区公安局局长李震。他们取得联系后，利用敌工关系在监狱内秘密进行抗日活动，还将变节分子向敌交代的情况及时密报党组织，减少了党组织的损失。党组织获知李铁锋、李震被俘消息后，积极展开营救活动，一直未得成功。
1944 年3 月，渤海军民在寿光县清水泊俘虏了一名日军失事飞机的飞行员山田井马，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的侄子。经过多次交涉和谈判，渤海区党委用山田井马换回李震、李铁锋及其他三十余名战士和部分武器弹药。“走马换将”获得成功，杨国夫司令员称之为“一次很有意义的交换战俘事件”。
李铁锋被押日军监狱中长达四个月之久，经历了生死考验，受尽了人间酷刑，身处险境却毫不畏惧，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贞不屈、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和革命精神。事后，山东省行政委员会对李震、李铁锋进行通令嘉奖：“查前清河区公安局局长李震同志及临淄县县长李铁锋同志，平日工作勤慎，成绩卓著。在清河艰苦环境下，坚持工作历有年所。于去年秋反‘扫荡’中因领导作战不幸被敌俘去。敌人初则利诱继则威胁，最后施以严刑，而我李震与李铁锋二同志虽至身危气绝，肢断骨折，始终坚持立场，不屈不挠，或则据理斗争，晓以大义，或则严辞斥责，慑服敌人。数月之囚徒生活，备受人间之惨痛，终于今年春始得辗转脱险，逃出虎口。此种坚持不拔的高尚气节，英勇斗争之革命精神，洵为政权工作干部之楷范。特此传令嘉奖，以资鼓励。”李铁锋出狱后，经过渤海党组织严格审查，恢复党籍和原职务，仍回临淄县工作。
智取罗家庄据点
伪军王砚田部三十余人在罗家庄设据点，阻断了临淄与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通道，给抗日军民造成很大的障碍。1945 年3 月，李铁锋通过内线关系找到该据点的伪军班长，耐心细致地反复做他的思想工作，最终使他答应做我们的内应。李铁锋派遣一个班，伪装成“绑匪”到罗家庄附近的村里去绑票，晚上又令伪村长前往据点去“告密”。接到密报后，那个伪军班长主动请缨要求出击，获准后带着整个班去抓“绑匪”。一到村里，就中了武工队的埋伏，被武工队员下了枪。武工队员们迅速换上伪军的衣服，由伪军班长带领着直奔罗家庄据点。经过据点岗哨时，伪军班长说了句：“出去抓绑匪的回来了。”见是班长带队，门岗以为是方才出去的那个班，不假思索就放他们进入了据点。进入据点后，队员们迅即行动，飞窜到各屋内将酣睡中的伪军全部俘虏。又是一枪未发，武工队缴获了伪军30 余支长短枪以及部分弹药，拿下了罗家庄据点，打开了临淄前往抗日根据地的通道。
（三）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临淄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博兴境内北赵村召开千人大会庆祝抗战胜利。全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李铁锋在中共中央“一切为了胜利，一切为了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带领全县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共同奋战，努力搞好各项建设工作，对敌斗争、土地改革、动员参军、组织民兵支前等，每一项工作都搞得如火如荼，为临淄地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上级命令，临淄县大队改编为临淄县独立营，李铁锋兼任营长。独立营组建后迅疾投入到解放临淄的战斗中，始终坚持临淄地方武装斗争。8 月20 日、23 日，李铁锋率独立营积极配合渤海军区主力部队，先后解放广饶、临淄。9 月，国民党军队收编汉奸部队占领临淄城。李铁锋带队多次袭击临淄城，大灭其威风，使其不敢肆意妄为。10 月，李铁锋再次率独立营和区中队积极配合渤海军区主力部队, 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攻克了临淄城，俘敌县长及以下1500 余人，缴获长短枪1100 余支、轻机枪20 余挺。1946 年1 月，由于原县委书记杨三友调走，李铁锋又兼任县委书记一职，党政军集于一身，责任尤为重大，工作千头万绪。临淄县作为山东解放区土地改革试点区之一，大部为新开辟区，工作开展难度较大，加之县里干部队伍并不完备。李铁锋亲自到基层蹲点，搞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在他和全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临淄土改工作成绩卓著，多次受到上级表扬，《渤海日报》和中共渤海区委《工作通讯》皆以《临淄边沿区土改经验介绍》为题，专门报道临淄地区土改工作与反特斗争结合进行的先进经验。在李铁锋积极要求下，1947 年6 月，上级派李荆河到临淄任县委第一书记，李铁锋改任第二书记，并积极配合新任书记的工作。7 月，华东野战军于孟良崮战役后，由鲁中进驻胶济路中段沿线地区休整。司令员陈毅在临淄县徐姚村接见了李荆河、李铁锋二人，分析当前形势，并布置支前任务。8 月，战局发生变化，华东野战军进行紧急转移，临淄大部地区被国民党第八军和徐振中部占领，中共临淄县委、县政府被迫撤出临淄城。临淄地区积极响应华东局提出的“县（机关）不离县、区（机关）不离区，就地坚持，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号召，分东西中三路就地活动。李铁锋带领中路的干部战士在高阳、苇子河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协同其他武装力量屡次对徐振中部进行攻击：8 月20 日至11 月10 日间，对敌作战124 次，毙、俘敌229 名；11 月，在朱台、高阳一带痛击徐振中部500 余人，毙、伤、俘敌100 余人。同时，为了配合野战军部队的军事行动，李铁锋还组织群众破坏铁路，发动全县军民对胶济路进行大破袭，共计破坏铁路十余华里，使国民党军队交通中断。
1948 年，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李铁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一切为了前线”号召，组织发动5000 余名青年积极参军，并组织了大批担架队、运输队、支前营，先后随主力部队参加潍县、济南、淮海等战役，全力支援解放战争，多次受到支前司令部的表彰。
李铁锋时时刻刻铭记并努力践行他的誓言，满腔激情地投入到工作中，夜以继日地前后奔走，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铁”。他十分重视支前民工家属和烈军属的优抚工作，经常走访慰问、嘘寒问暖，努力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同时，还常常写信给支前民工和参军青年，鼓励他们安心工作、多立功勋、为国争光。支前民工和参军青年们接信后大受鼓舞，信誓旦旦地表决心要为国立功勋、增光彩，还纷纷修订工作计划。其中，临淄常备担架二连随第七纵队转战南麻、莱芜等地，全连百分之八十的民工都荣立战功，被誉为“钢铁担架二连”。该连载誉而归时，李铁锋还率队步行几十里前去相迎。
1948 年10 月，李铁锋调任渤海区第四专署副专员。1949 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平津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党中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干部随军南下，接管、开辟新解放区。中共渤海区委先后抽调5000 多名优秀干部，组建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随军南下，李铁锋被编入第三支队第四大队，担任大队长一职。3 月，李铁锋和大队政委彭瑞林带领四大队1200 余人随军南下，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星夜兼程，出山东、经安徽、过长江，于5 月抵达浙江温州。
（四）
1949 年6 月中旬，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决定，李铁锋带一、三、六、七4 个中队及大队部部分干部留温工作。此后28 年，李铁锋一直留在温州，为温州地区的社会主义事业呕心沥血，与温州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温州和平解放后，城区内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与特务分子，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潜伏下来。而作为沿海主要港口之一，温州与台湾、定海、福州等未解放的地区临近，国民党即以沿海诸岛屿为基地，派遣大量特务分子，携带武器、电台在温州安插秘密地下组织，同时不断勾结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盗匪及封建残余势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社会秩序甚为混乱。李铁锋及其他同志坚决服从上级命令，留在温州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他们先后分配到地专机关、温州市及各县工作，加强了温州地区各级组织的领导力量，推动了温州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
1949 年7 月30 日，李铁锋从省城杭州经青田回温，途中遭遇国民党残部和土匪袭击，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形势非常紧急。李铁锋的右臂被击穿，血流如注。敌人从两面发起进攻，李铁锋带领战士边打边退，一边打退敌人的进攻，一边寻找隐身之处，最后进入荒无人烟的山区。未受伤的战士下山求援，李铁锋与其警卫员则在荒山野岭中顽强坚持，直到被丽水的救援部队救出。获救后，他被确诊为右臂粉碎性骨折，先后在丽水处州医院①、杭州省立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他也毫不懈怠，经常找时间给大家上政治课，为大家讲授政治理论等等。未等伤口愈合，他就要求出院工作，以致枪伤迟迟不能恢复，最后造成伤残，右臂比原先短了几公分。
李铁锋出院后立即投入工作。在温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温州专员公署副专员、党组副书记兼温州地委秘书长，中共温州市委副书记、书记、第一书记，温州市市长，中共温州地委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副书记, 中共温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等职，还曾兼任温州专员公署计划经济委员会书记，中共温州地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财经委员会副书记、城镇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温州市委财经委员会书记等职。李铁锋经年累月参加革命工作，身体每况愈下。1964 年，在地委再三动员下，他暂停工作，住进温州雪山疗养院。入院不久，又多次请求分配工作，后经地委和医院协商同意，他一边疗养、一边工作，其间重点抓全区绿化、计生、殡葬以及医药工作，成效卓著。从开辟新区到建党建政，李铁锋与温州专署、地委、市委班子成员积极密切配合，领导推进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民主改革、农业合作化、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和爱国丰产运动、整风整党建党，以及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基本改造等各项工作。他全面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为温州地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建大陈岛
全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溃逃台湾，妄图以一江山、大陈等浙江沿海岛屿作为反攻大陆的据点，在大陈岛上驻防万余名官兵并设伪政权。1955 年1 月18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一举解放一江山岛，全歼蒋军千余人。盘踞大陈岛的国民党军惶惶不可终日，仓惶逃走，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大陈浩劫”①。2 月1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登岛，将五星红旗插到了大陈岛最高峰凤尾山，大陈岛解放。而被蒋军洗劫一空的大陈岛，昔日繁荣景象不再，没有人烟、没有牲畜，所有建筑设施破坏殆尽，只有垃圾和灰烬，如同死岛一般满目疮痍、毫无生机。同年11 月，时任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来温视察听闻此事，提议在大陈岛解放一周年之际，组织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重建大陈岛。其时，李铁锋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兼主持地委工作，他积极响应胡耀邦的倡导，大力支持重建大陈岛。在他的重视和主持下，市委对有关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并指示各部门、各单位大力支持，在短短一周时间内组建成一支有226 名队员的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团中央特授予垦荒队“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队旗，《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浙江日报》也先后作专门报道。李铁锋参加欢送会，亲手将“发扬中国青年革命传统，为建设大陈保卫祖国而奋斗”锦旗授予垦荒队，并于1956 年5 月登上大陈岛，前往垦荒队驻地亲切慰问垦荒队员。此后，李铁锋一直心系着大陈岛的发展，始终关怀着垦荒队员的生活。经过垦荒队和全岛军民的共同努力，大陈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建设大陈岛五周年之际，李铁锋专门撰写长篇文章《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陈岛——为纪念大陈岛青年垦荒队而作》，刊登于1961 年1 月25 日的《浙南大众》头版头条。对温州青年垦荒队开发建设大陈岛的先进事迹予以充分肯定。文章指出：“青年垦荒队的同志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卓越辉煌的劳动成就，将光荣地载入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册，人们将永远歌颂他们的胜利史迹。”
创建百草园
1965 年中共温州地委根据温州地区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组织有关部门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精神，专门研究农民治病问题，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决定建立温州药用植物百草园。在雪山疗养院疗养的李铁锋直接负责此项工作，他找到当时正在景山接受改造的李珍，询问其中医药研究的心得体会，还就地
拔来许多药用植物要李珍分辨。见李珍对中医药颇有研究，便决定由他主持这项工作，还提出三点具体要求：一、尽快将温州药用植物百草园建立起来；二、认真做好接待参观与教学工作；三、编写《浙南本草》等系列百草园丛书。很快，温州药用植物百草园建成，并成功举办多期农民医生师资训练班，随后陆续推广到全地区各县、各公社。药用植物百草园、农民医生师资训练班、农民医生比比皆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温州地区农民缺医少药的问题。为了扩大影响，李铁锋积极动员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工作人员、解放军战士、农民、工人、教师、学生等入园参观；时任省委书记江华、温州地委代理书记王芳等省、地领导也曾莅临指导，对百草园的建设予以大力支持。同时，全国不少省、地（市）领导也都纷纷前来参观考察，李铁锋总会陪同他们参观考察，积极宣传建立药用植物百草园和培养农民医生的重大意义。新华社、《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媒体，先后作专门报道或发表社论，纷纷赞扬并大力推广温州建立百草园、培养农民医生的先进经验。当时，李铁锋还为百草园亲笔题诗一首：
百草治百病，祖先赖依存。
昔有李时珍，今则不乏人。
种好百草园，培医为农民。
西医有特长，中医色不逊。
中西医互学，农村中为本。
政治挂了帅，医学能创新。
重视基层调研
李铁锋工作勤勤恳恳、不畏艰苦辛劳，注重深入基层、善于调查研究。尽管身有残疾，还经常骑自行车下乡调研，不止一次摔倒在路上。在温任职期间，他几乎走遍了浙南大地的每个乡镇与村庄，每到一处，访贫问苦、嘘寒问暖，积极为当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泰顺，他不等当地领导汇报工作便先行前往原始森林乌岩岭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林业生产情况，随后再结合各部门的工作汇报作具体部署和安排。在文成，他走访慰问贫苦百姓和归国华侨，关注山区教育事业，同时要求坚决打击人口贩卖行为，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在平阳，他要求各级各部门关心渔民出海作业、安全生产工作、职工医疗保健等问题，亲自督查部署宗教工作和少数民族工作。在洞头，他密切关注军民联防建设情况，调研结束后督促形成调研报告，经由市委反馈给当地，认真研究洞头发展问题，详细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意见。在瑞安、乐清、永嘉等地，他深入乡村，走田头、看山塘、赴盐场、进工厂，详细了解各地发展情况，协调解决各地困难问题，为各地的农业生产发展指点迷津……在温州大地的每一个乡村角落，都留下了他不辞辛劳的足迹。在他看来，发展农副业生产是关乎人民群众吃饱饭的头等大事，决不能松懈。他心里也始终以此为重，不断深入到各地基层进行实地调研。这一举动，不仅有力推动了温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建设和发展，也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和决心。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李铁锋十分重视干部队伍的建设，几乎逢会必讲，在政治、纪律上严格管理，在思想、生活中关心爱护。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时刻遵守毛主席制定和教导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部要能上能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好干部必须要从基层锻炼出来。他经常安排干部到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参加生产实践，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增强才干，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觉悟高、科技知识丰富、办事能力强的干部队伍。此外，他还特别关心体贴干部、下属。每逢过年定要给机关的炊事员、通信员、警卫员等八大员拜年，平日工作、生活里也都照顾有加。他始终认为，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
（五）
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上下蔓延。李铁锋也惨遭诬陷迫害，被扣上“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帽子，从医院押回温州，遭受了严酷的政治批斗和人身摧残。1969 年夏，李铁锋被开除党籍、公职，连同全家下放至文成县黄坦农场劳动。李铁锋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与疏忽，虚心接受群众诚恳的批评意见；对于那些不实的诬陷之词，则据理力争、竭力争辩，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斗争。身处逆境，却坚定理想信念毫不动摇，他曾经劝慰同受其害的妻子：“×××同志被批斗受不了自杀了，我们俩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参加革命几十年，问心无愧……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劳动之余，不忘学习，外出劳动时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一有闲暇便拿出学习，还时常听广播、看报纸，关心国家大事。在农场劳动期间，条件异常艰苦，他却始终关心群众疾苦，事事以百姓利益为重。看到当地农民常年缺粮只能吃地瓜干，他便将自己带去的大米饭分给他们；知道山区群众急缺物资却又无处购买，他便托外地的亲戚帮忙……
1971 年9 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形势开始好转。1972 年8 月，李铁锋获得平反恢复党籍，并担任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复职后，李铁锋与其他领导一起，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积极奔走，为在运动中受迫害的同志落实政策。同时，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维护生产工作秩序、妥善安排群众生活，使温州地区的形势逐渐好转，社会发展渐入轨道。然而好景不长，自1973 年下半年始，“左”倾错误浪潮卷土重来，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李铁锋首当其冲再次受到冲击，心力交瘁而旧疾发作，住进上海瑞金医院。温州地区重陷混乱，山头林立、武斗成风，顿时成为全省最为动荡混乱的地区，甚至成为全国有名的“重灾区”。1974 年2 月14 日，温州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温联总”①头目姚国麟带领部分群众，抢夺温州市造船厂、温州市剪刀厂、温州市针织厂等多个单位的民兵武器和弹药，占领地委正在开会的华侨饭店和邮电大楼，在整个温州地区乃至全省、全国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李铁锋被指控为这一事件的“黑后台”，是“温州地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四人帮”成员王洪文的直接干涉下，浙江省委于3 月1 日正式发文，责令李铁锋“立即回到温州，迅速全部收回被抢枪支和弹药，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李铁锋抱病回浙，在杭州、温州受到无休止的批斗，身心遭受严重摧残。1975 年10 月，李铁锋被免去中共温州地委副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铁锋几度身陷囹圄、深受迫害，却依然力所能及地“保护”党的干部。他不顾个人处境艰难，积极联络战友，出具证明材料，力证他们清白。一经恢复党籍和公职，便积极帮助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落实政策，帮助他们平反。1958 年，时任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因在燎原社率先实行“包产到户”被定为右派，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之后一直申诉谋求平反却不得如愿。了解此事详情的李铁锋对此深表同情，1972 年重新出来工作后，他在李云河的申诉报告上批示：“李云河不仅可以重新入党，还可以重新考虑原来的处分。”这样的一个批示，看似简单，在当时却需要极大的胆识和勇气，给了李云河及其他横遭迫害的同志莫大的鼓励。此后，他一直关注此事，接连十几次写信给李云河，鼓励他坚定信念、耐心等待。李云河获得平反后，李铁锋又特意写信表示祝贺。
1976 年初，李铁锋借平反、等待分配之机，请假回山东淄博疗养身体。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李铁锋尽管有病在身却也不曾“消停”，走访慰问当地的老革命者、老战友，为参加革命牺牲的同志落实政策，为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六）
1976 年10 月6 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全国各地陆续开始揭批“四人帮”帮派体系，整顿思想作风，并积极落实党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四人帮”祸害的重灾区，温州地区平反工作的开展难度较大、进度也较为缓慢。李铁锋在“文革”中深受迫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清除出党，许多干部、群众也因此受到牵连被迫害打击，其案情重大、影响颇深。对此，中共温州地委高度重视，经过实事求是的甄别并查清事实后，于1977 年9 月2 日向中共浙江省委提交《关于给李铁锋同志平反的报告》。10 月25 日，省委批复同意，决定撤销省委〔1974〕15 号文件，为李铁锋政治上平反，并恢复名誉、分配工作。闻讯后，李铁锋写信给省委领导：“粉碎了‘四人帮’，浙江省有了希望，从此我也有了希望。我是遭‘四人帮’陷害下的幸存者，我将在今后的有生之年，继续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以报答党中央和浙江省委对我多年的教育培养！”
1977 年10 月，省委分配李铁锋到浙江农业大学任职。接到省委任命文件后，李铁锋马不停蹄地赶赴杭州，踏上了新的征程。在浙江农业大学，他先后担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历经“文革”风浪的农大，学校遭到严重破坏，教学和科研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百端待举。他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校党委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工，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建立教学和科研秩序，努力推进学校的教育改革。
初到农大时，他只身住在学校的办公室内，一个只有几平方米的房间，兼作办公室、会客厅、卧室。吃的也都是食堂的大锅饭菜，偶尔忙不过来就索性啃干馒头就着咸菜吃。后来，农大工作渐入正轨，他的家人才从温州迁来杭州，住进一套普通的楼房里。那段时间里，他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为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生活问题辛苦操劳……1978 年的一天，过重的工作负荷下，他因脑血栓患中风，昏倒在办公室，导致半身不遂。住院期间，他时时刻刻心系着学校，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处理学校的事情，听工作汇报，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不等身体完全康复，他又坚持拄着拐杖到学校上班，早出晚归地奔走，因为右臂麻木，只能用左手工作。身边的亲属、战友再三劝他不要过于操劳、要以身体为重，他却固执已见，还在写给战友的信中写到：
“要活到老，干到老。
马克思失眠在办公桌上，我也要有一份热发一份光。”而他，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这一诺言。
1982 年10 月，省委考虑到李铁锋的身体状况，调他到浙江省人大工作，担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文化卫生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却“并不领情”，依然如同过去一样，以高昂的革命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努力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当时温州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比较落后，他为此多次在全省工作会议上作自我批评，称是自己之前在温时的工作失误导致，并下决心要将温州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好。从1982 年秋至1983 年秋的一年时间里，他带人三下温州，走遍浙南的每个县。在各县，他大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帮助制定落实节育措施，同时还有针对性地进行入户走访，推心置腹地向他们讲说计划生育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益处。一次，为了准时赶到瑞安县开展工作，他带领工作队驱车行夜路走文成山区，经飞云江渡口时正遇涨潮无法渡江，等待潮落赶到瑞安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一路颠簸，甚是辛苦。本以为原定工作计划会顺时推迟，不想到了第二天，李铁锋照旧准时召集会议、研究工作。当地干部深受感动，当即立下“军令状”——一定要努力改变瑞安县计划生育工作落后的状况。在李铁锋的高度重视以及温州地区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全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是年冬，回杭不久的李铁锋又带领省人大的同志深入基层巡视工作，拖着残疾的身体颠簸在全省的20 多个县。
1984 年1 月，李铁锋参加省委在杭州饭店举办的领导干部整党学习班。25 日晨，工作人员在房间里发现他时，他已经溘然长逝，终年67 岁。办公桌上，还放着他临终前抄录陈毅的诗句：“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这是他的座右铭，更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李铁锋同志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曾经浴血奋战、上阵杀敌而威风凛凛，也曾遭敌俘虏、被敌关押却坚贞不屈；曾经身居要职、主政一方而恪尽职守，也曾含冤入狱、身陷囹圄却信念坚定。无论是在烽火燃烧的革命峥嵘岁月，还是在日新月异的和平建设年代，他都始终不渝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坚持革命、战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李铁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铮铮傲骨铸钢铁意志，热血忠魂拓先锋伟业。
（执笔：周保罗、王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