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夏天，我和博兴、广饶、寿光、益北县的一部分同志到鲁中“山
东抗日军政干校”去学习。我们在干校总共学习了45 天，约在10 月份，我
们回到了清河区，由清河区特委给我写了个信，介绍我到临淄县委分配工作。
我到临淄县后，找到了县委书记马巨涛，他当时住在临河东与广饶搭界的一
村子里。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马巨涛给了我一辆自行车和一部分钞票，还给
我写了个信，派我到临淄金召、召口一带找党组织负责人李清桂取得联系，
并让我负责那里的党务工作和帮助党组织整顿一支新拉起来的武装。这支武
装总共一个中队，中队长是孙风文，指导员是李清桂。这支武装开始质量很差，
经整顿后被改编到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去了。在这段工作期间，我还通过我过
去的一位校长疏通关系，越过国民党地方部队程建基部统治的地区，将我了
解到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山东纵队第三支队负责人杨国夫和霍士廉，并将他
们布置的任务带回来。
1938 年旧历10 月份，清河特委在临淄苇子河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叫清河
区县委书记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临淄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书记马巨涛，我作
为党的活动分子也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三支队司令
员杨国夫作了报告。会议期间，决定成立长（山）、桓（台）县委，由孙铁
民任书记。会后，我调到长桓县委工作，此时将临淄的中埠、冶里划给长桓
县委领导，我在长桓县委开始是民运部负责人，不久，因长山九区行政委员
会主席调走学习，清河特委组织部长赵明新找我谈话，调我到长山九区任行
政委员会主席。这时，中埠、冶里又归我领导了，中埠一带的地方党组织是
临淄的早期党组织。
1939 年夏，清河特委改为清河地委，景晓村任地委书记，他当时住在长山九区的北六庄。同年7 月1 日，在桓台县面窝村的一户地主家里，成立了“长、
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王子彬任办事处主任，我仍是长山
九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兼四边办事处民政科长。1940 年5 月，在中埠村成立桓
台县人民政府，我被选为第一任县长。
1941 年，我被派往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2 年5 月份学习结束。临
结业时，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找我谈话，让我转告景晓村，在清河区“不能丢
掉银碗拾起土碗，应该坚持河南，开辟河北”。他还对清河行署的领导班子
问题谈了些意见。我回到清河地委后，将朱瑞的指示向景晓村作了汇报。针
对我汇报的情况，清河地委召开了会议，专门进行了研究。1942 年7 月，清
河地委决定派我到临淄县任县长。和我一道分配工作的有马巨涛、王兴国和
杨三友。马巨涛到寿光县任县长，王兴国到“益、寿、临、广四边县”任县长，
杨三友到临淄县任县委书记。王兴国到四边县后，因人地两生，难以立足，
待了不几天便回清河北去了。
我和杨三友一起到临淄县后，临淄县公安局长、代理县长朱文刚，代理
县委书记贾萍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交待了工作。那时记得县政府有财政科、
粮食科。财政科的科长是张誉清；粮食科的科长是于文光。其他各科及科长
我都记不清了。还有一个县大队，大队副原来是蒋七，这个人作风不正派，
吃、喝、嫖、赌都会，因受敌人拉拢，只身投了敌。后从主力部队调来孙成
才任县大队副政委。当时县大队长是我兼着，县大队政委是杨三友兼着。朱
文刚向我交待了工作后，专门搞公安工作了，因他家在临淄四区，受到了汉
奸王砚田的注意，在临淄难以开展工作，不久，就调到行署公安局去了。我
到临淄后，正是抗战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临淄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原临淄
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投敌后，设剿共班、自首登记处，逼迫党员自首，在
全县搞群众性自首，并用铜铡杀害我党员干部。还有周围邻县的反动势力，
像寿光县的张景月部、广饶县的李青山部、益都县的徐振中部、博兴县的周
胜芳部等，博兴五区的沙窝有了鬼子据点，小张有了汉奸据点，整个根据地
转化为敌占区，我们没有村庄可活动了。在这种形势下，我同县委书记杨三友研究决定组织转移，经上级批准，县委、县政府、县大队和乡干部大部转
移到小清河以北的根据地去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在那里参加了工作队，
家属在那里开荒种地，搞生产自救。这时，县委就剩下我、杨三友和县大队
副政委孙成才在小清河北敌占区坚持斗争，区里留下人数最多的是广饶三区，
有区委书记常荣斋、组织科长焦鸣国、区长贾承诰；博兴五区有区长朱崇潮、
副区长肖希明（后牺牲）。我们采取分散隐蔽活动的方式，杨三友自己到临
淄城北的一个村子里以给地主扛活当掩护作地下活动。我和孙成才一起到广
饶三区、博兴四区、五区活动，我们靠区长介绍关系，住到支部书记家里，
以一家一户为根据地，白天不能活动，只能在晚上活动，主要是开展敌伪工
作和群众工作。这样，经过一个冬春的隐蔽活动，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为
了打开局面，鼓舞群众，打击敌人的气焰，我们从县大队里挑选了一个班的
武装，从小清河北根据地拉回来随同我们一起行动。首先，我们做伪村长的
工作，建立两面政权，派党员或支部书记出来当账（房）先生，并对伪村长
讲明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抗战一定会胜利，共产党不怕杀头，你们要听
共产党的话，否则我们就不客气。对个别死心塌地为敌效劳的伪村长，我们
就实行镇压。这样，伪村长大部分成为我们的内线，明着为敌人干事，暗地
里为我们服务。那时我们把这类伪村长称作“白皮红萝卜”。我们利用伪村长，
把为敌人征收到的粮款拨给我们一部分。同时还利用伪村长的身份，了解敌情，
掩护八路军。有时，伪军来村中办事，我们突然下掉他们的枪，对他们进行教育，
让他们为我们提供情报，然后按照我们的意图，再由伪村长出面求情放他们
回去。利用这种办法，将伪军变成我们的内应，我们去打据点时，他们就放
下吊桥把我们放进去。有时我们乘敌人睡觉时，把枪一收，一把火点了据点。
我们还经常到敌人据点外边喊话，对个别罪行严重的汉奸，我们警告他们如
继续为非作歹，决不轻饶。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吓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在斗争中，我们的武装从一个班发展到两个分队。夏天，高粱棵长起来后，
我们打了五家营、兴和许、小张、利城等据点；冬天，敌人又安上据点，我
们就再打。这样反复同敌人开展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动员群众参军，支援抗战，尽量不给群众增加负担。我们在群众家
里，吃饭留下米，吃菜和烧柴都交钱。这样，群众欢迎我们去，混熟了以后，
一户人家里的大人小孩都掩护我们。
1943 年是斗争最艰苦的一年，县委书记杨三友和我先后被敌人逮捕。杨
三友被捕是在一次县委会结束后，他从博兴五区刘耿村越过封锁沟连夜返回
他住的村子，夜里狗叫声引起了敌人的怀疑，第二天，敌人到村里搜查把他
抓去了，当时他的身份未暴露，敌人也未掌握有关他的材料，他被押到临淄
城监狱，后来他组织了越狱，从监狱中逃了出来。我被捕是在同年12 月15 日，
我带二个班不到20 人活动到广饶五区小常庄时，天已经快亮了，战士们走了
一夜路都很疲劳，我们就到了一户人家，封锁了消息。开始我值班站岗，到了八、
九点钟时，我又让指导员值班，指导员值完班又换了个战士值班，值班的这
个战士是新兵，没有斗争经验，房东对这个战士说：他请了个医生今天来给
看病，要去跟医生说一下，不然医生来了会暴露你们。这个战士就放房东出
去了。结果房东出去报告了伪村长，伪村长又向敌人告了密，结果鬼子一个
中队、汉奸一个营包围了该村。在10 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值班的战士看着没
有情况，回来睡下了，指导员也睡了，11 点多钟我醒了，起来到院子里从墙
头上向外一看，已经被敌人包围了。我赶紧把同志们叫起来，命令突围出去，
班长是个老点的兵，其余都是新兵，没有战斗经验。班长一冲出去就被敌人
机枪打倒了，指导员蔡锡敬冲出西墙后战士们没能跟上，当场他也牺牲了。
突围不成，我们坚持战斗到日夕，弹尽无援。敌人在房顶上点了火，挖开后
墙往里扔手榴弹，我看顶不住了，便命令战士们把枪全部摔坏。最后，除了
牺牲的同志，我们十几个人都被俘了。在这次突围中，还有一个班长受了重伤，
当时以为他牺牲了，到了夜里他便醒了过来，连爬带走地找到了孙成才，报
告了我们被敌人包围的情况。由于房东向敌人告密，我的身份暴露了，敌人
先把我押到石村，第二天押到广饶城，在广饶城押了有半个月，又把我押到
张店鬼子俘虏收容所。1944 年3 月底，渤海区党委以被俘的日军飞行员山田
井马作为交换条件，用走马换将的办法，将我和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同时营救出来。我出狱后，渤海区党委对我进行了必要的审查，确定无任何问题后，
即恢复了我的党籍和临淄县长兼大队长的职务，仍回临淄工作。
我重回临淄时，孙成才是代理县长，李玉轩代理县委书记。我出狱一个
月后，杨三友也越狱出来，仍回临淄任县委书记，这时李玉轩就调走了。这
个时期，环境仍然很恶劣，敌人三里一沟、五里一堡，我们出去活动时，不
能在一个村子里住得太久，最多住两三天就必须转移，以免遭到敌人的包围。
这段时间里，我们一方面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一方面宣传教育群众，让他们
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我们还积极发展武装，到1944 年五六月份，各
区成立了区中队，每个区中队有两个班，县大队也发展到两个中队。
1945 年上半年，渤海行署组织了各县县长、各救会主任和民政科长一起
在行署整风学习。临淄县是我和刘霭泉去的。整风学习一搞就是半年，鬼子
投降了还未结束。这段时间临淄的工作是杨三友主持搞的。鬼子投降后，临
淄城是由四边县大队接管的，临淄县大队接管的广饶城。在行署整风学习结
束后，我跟行署要了批干部来充实临淄县政府和区政府，另外从博兴根据地
抽来一批干部充实临淄各区，这时渤海行署人事处干部科科长燕汉民带了部
分干部来临淄帮助搞土地改革。带来的这部分干部后来大部分留在了临淄，
有当区长的，有当民政科长的。
1946 年，县委书记杨三友调走，我是县长兼县委书记。当时县里工作头
绪很多，又没有设副县长，好多事都是我亲自干，土地改革搞试点，县委书
记要去蹲点，还要参加一些会议。后来我要求上级赶快派人来，到1947 年，
上级派李荆和来临淄任县委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这时临淄各区的领导
人我记得：一区区委书记王颂贤，区长徐明玉；二区区委书记王仲华，二区
区长王晓钟。后来二区和三区划分龙池区和牛山区；三区区委书记常荣斋，
副书记焦鸣国；四区区委书记王建政，区长孙浩。不久四区划分为南四区和
北四区，南四区区委书记王建政，区长孙浩；北四区叫高阳区，区委书记曹
文章，区长谢润生，还有个民政助理张云亭。县政府也逐步得到充实，原区
干部张闵斋调到县里任民政科长，他是抗战前的党员。
抗日战争刚结束时，解放区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部分思想状况是好的，
是有打仗的准备的。但也有部分人存在“抗战胜利了，革命到头了”的错误思想。
县委和县政府针对上述情况，根据上级指示，及时对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准备迎接解放战争。同时还进行了对干部的审查工作。不久，国民党开始向
解放区进攻，山东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地方上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
党，配合国民党主力部队对我根据地实行扫荡。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响应华
东局提出的“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号召，
准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由于我军采取了战略大转移，在临淄地区出
现了几次拉锯形势。当我主力部队来了，敌人就逃走了，我主力部队撤离后，
敌人又卷土重来。当时我们组织县里的武装袭击敌人，有时敌人大部队经过，
我们分散隐蔽在高粱棵里，待敌人大部队路过去后，我们便袭击敌人的后尾，
捉住队伍后面的几个敌人，缴获几匹马，同时了解一下敌情。在对敌斗争中，
临淄县独立营表现是很出色的，后来独立营升级到了野战部队。
在解放战争中，临淄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县政府的工作主要是
土地改革、动员参军、组织民兵支前、优抚烈军属、部队转业人员的安置等等。
土地改革首先是从减租减息开始，是由渤海行署干部燕汉民和县委副书记兼
各救会主任高峰带人搞的。动员参军是根据广饶、博兴县的经验，新解放区
在土改搞完后，动员青壮年参军，先是当民兵、基干民兵，基干民兵升级到
区中队、县大队，最后升级到野战部队。临淄先后有好几批武装升到了野战
部队。记得原四区区委书记王建政调到县独立营任政治协理员，后来他也升
级了。孙成才、孙德泉、马芳学先后带部队升了级。组织民兵支前是从鲁中
学来的，杨忠义在县里负责这项工作。一次陈粟大军来到临淄地区胶济铁路南，
华东支前司令陈瑞龙打电话向我们要粮草。接到电话后，我就和李荆和到了
陈毅的住地，陈毅接见了我们，并对我们讲了目前的形势。从陈毅处回来后，
我们把粮草准备好，正要给部队送时，部队转移了。为了配合野战部队作战，
我们还组织群众破铁路，有时一下子掀掉几十里路长的钢轨，记得当时一种
说法是，砸锅卖碗也要支援前线，一切为了前线，说明支前任务是很重的。
安置部队转业人员和优抚烈军属都属于民政工作，任务也是比较重的。记得
有个老大娘是从延安撤下来的，她儿子在红军时代当团长，后来牺牲了，当
年她儿子的警卫员跟随她一起转到临淄，我们就要把他们安置好，还要给这
个警卫员解决婚姻问题。这个例子说明民政工作是很具体的。
1948 年秋天，济南战役结束后，我调渤海四专署任副专员。我离开临淄时，
上级没有派县长来，临淄县政府的具体工作是由朱贞颜负责，他是县政府秘书，
代行县长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