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兴堂同志传略

晏兴堂同志的一生，走过了一条从煤矿工人到人民县长的艰难道路。尽管征途坎坷曲折，但他忠于革命事业，坚贞不渝，为党为人民贡献了毕生精力。
满怀新仇旧恨走上革命路
晏兴堂，原名晏春起，1902年生于原淄川县第九区藏梓窝(现淄博市淄川区双沟乡藏梓窝)。他家境贫寒，全家8口人，种着十几亩山岭薄地，打的粮食，除缴苛捐杂税外，剩下的难以糊口。在他12岁的时候，一家人省吃俭用，才供他上了一年学。下学后，靠种地兼卖豆腐、下煤窑维持全家生活。
1927年8月，26岁的晏兴堂正在华坞岭煤矿下煤窑。不幸，于30日发生了特大透水事故，178名矿工丧生，而日本资本家却想发给死难者家属每人50元抚恤费了事。晏兴堂与500名矿工家属在地下党员刘兆章的领导下，组织游行，进行斗争，迫使日本资本家将抚恤金增加到每个死难者320元。这次斗争的胜利，使他认识到穷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出路。
1929年6月，华坞岭煤矿又发生冒顶砸死4名矿工的事故。晏兴堂又与全矿工人，在淄川矿业工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周日坡的领导下，于7月15日举行罢工请愿，1000多名工人结队在炭矿附近游行，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提出：“增加抚恤金”、“提高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取消包工制”等要求，整个矿区生产完全停顿。日本资本家山下恐惶万状，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这次罢工虽然又取得了胜利，但领导工人罢工的周曰坡，却被山下勾结国民党淄川县长邰文静杀害了。从此，晏兴堂怀着满腔悲愤，离开了华坞岭煤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淄川于年底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次年3月，晏兴堂从博山华东煤矿失业归来，目睹家乡遭受日寇烧杀掳掠的悲惨景象；耳闻河东、杨寨、龙口惨案中死难者家属的嚎啕恸哭，新仇旧恨，激起了他心中的怒火，他立即参加了在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军第十四中队工人拆破队。他工作积极，处处带头，掀铁路，炸火车，割电线，扒公路，哪次也少不了他。在党的教育下和抗日斗争的锻炼中，晏兴堂进步很快。5月，他由许光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发展党员，筹建党的组织。在他的努力下，8月，建立了双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藏梓窝支部，晏兴堂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1月，中共淄川县委调他担任县独立营三连政治指导员，不久，又兼任了营特派员。他坚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严格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启发战士誓死杀敌的自觉性。
转战山区历尽战斗艰辛
1939年，正值日寇疯狂进攻淄博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时候，号称“十三司令”的国民党游击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淄川县刚刚由农民和工人组织起来的独立营，不得不象捉迷藏似的在淄东山区与敌顽周旋。
6月，晏兴堂带部队驻在淄东山区太河附近的曹家庄时，只留一个排在山上警戒。一天上午，太阳刚刚爬上山头，在山上负责警戒的陈排长发现一个身穿便衣的人。陈排长当时也未穿军装，这个人便以为是翟超的部队。因此，陈排长盘问他时，这家伙就毫不隐讳地说：“我是翟汝鉴派来的，咱们是一家人”。于是，机灵的陈排长，便将计就计，和他谈得火热。这家伙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国民党10多家司令开了会，阴谋消灭我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游击队。翟汝鉴派他化装侦察，寻找八路的下落。陈排长骗他说：“我们也是找八路的，我们司令就在山下，我带你去吧!”这家伙十分高兴，跟着就走。到了营部，晏兴堂看出他是敌人特务，便佯装“接待”，从其口中摸清了敌人情况，然后，厉声说：“我们就是八路!”这家伙如雷轰顶，顿时傻了眼。接着，晏兴堂下令把这个特务抓起来，连人带情报送到了四支队司令部。
3天后的一个拂晓，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手下的王保团、翟汝鉴、杜可梓等部在太河金鸡山一带将我淄川、益都两县独立营包围了。晏兴堂带领的淄川独立营亦被困在淄河东岸。这时翟超也趁火打劫，向淄川独立营发起猖狂进攻。晏兴堂指挥战士在山上筑好工事，只等敌人冲上来就用手榴弹把他们消灭掉。翟超见我军岿然如磐，难以攻打，便不惜以每人200块大洋的高价“悬赏”，雇用“奋勇队”，向我军阵地拼命攻击。敌人虽然要钱不要命，但每冲到我军射程之内，就被我军战士用石头和手榴弹“报销”了。
正当敌我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八路军主力赶到了。廖容标司令员指示：淄川I、益都独立营寻找敌人弱点，设法突围，否则，敌人越上越多，硬拼是要上当的。
当时，围困淄川独立营的敌人，最弱的是驻在杨集的杜可梓，只有一个营。黄昏时，晏兴堂带部队从山上撤到上张。上张到杨集还有一程路。那时连天阴雨，泥深路滑，山道又窄，夜间行路，一不小心就滑倒。部队从上张动身，一夜走了8里路，才到了桔子峪。部队人困马乏，在河里洗了洗就准备开饭。桔子峪只有10来户人家，给养搞不到，只得把各人的粮袋集中起来，尽其所有，喝了一顿糊粥。饭后，立即抢上山头，和杨集的敌人打了起来。经过一天激战，终于把杜可梓的一个营打跑了。到了杨集，老百姓跑光了，什么吃的也没找到，战士们只好饿着肚子，当夜突出包围圈。
来到峨庄，和敌人形成了南北对峙。廖司令又指示两县独立营，继续掣住敌人，不要让敌人跑掉。于是，晏兴堂带领淄川县独立营边打边撤，一天让出一个山头。愚蠢的敌人以为我军吃了败仗，紧紧咬住不放。撤到第四天上，敌人已经全部进入我主力部队的“口袋”。四、八两个支队的指战员，机枪、小炮一齐上，5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战斗。除少数敌人跑掉外，大部就歼。这次战斗，秦启荣在淄(JiI)、益(都)、博(山)地区的所谓“十三司令”，均被打得鸡飞狗跳，争相逃窜。
肃清匪特   严惩叛徒
1939年10月，县委调晏兴堂担任县公安局局长。当时，日寇除了包围、封锁外，还利用叛徒、特务，对我根据地进行破坏。因此，打击匪特、严惩叛徒成了公安局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1年9月18日，日寇对淄西根据地疯狂进行“大扫荡”之后，淄西根据地只剩下“一沟之宽，十里之长”一块地方了。公安局百多人的队伍，也只剩了7人。环境十分险恶。县机关中有个别不坚定分子，正在窥测时机，破坏抗日，作为投靠日寇的进见之礼。晏兴堂这个锄奸反特的公安局长，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这年11月的一天，晏兴堂去磁村一带活动回来，在马棚山的小路上，拣到一块粘有鲜红色的方木头。他仔细一看，原来是个方章(即公章)，上面刻有“马棚乡动委会”的字样，这引起了他的警惕。抗战以来，国共双方都未建立过马棚乡，不可能有这个组织。他边走边琢磨：这玩艺是从哪儿来的呢?里边一定有鬼。
过了马棚山，进了牛角村。村里有个县办小学。晏兴堂想弄点水喝，就径直走了进去。
这个学校很小，只有一个姓董的教员。他走进办公室，看到县教育科副科长陈兹仪靠在桌子上，正跟姓董的说话。陈兹仪见公安局长进来，忙把桌子上一张纸用毛巾盖了起来，神情有点紧张。晏兴堂立刻惊觉起来：陈兹仪是大地主的儿子，抗战初期，装得顶积极，就叫他当了九区区政府的秘书。其父是个汉奸，从淄川城回来要他到县维持会干事。陈兹仪被高官厚禄所动摇，正准备叛变投敌的时候，区政府就把他抓了起来。晏兴堂去山东分局学习后，代理公安局长郭俊三不但把他放了，还让他当了县教育科副科长。晏兴堂觉得这颗“公章”与他有关，但没有触动他。
当晚，晏兴堂就向县委回报了这件事，大家都认为有问题。县委决定由他组织人员侦察一下。
第二天，陈兹仪和姓董的跑了。接着，县教育科长李绍久，金寨区分区委书记黄金城也跑了。经过侦察证实这枚“公章”与他们有关。虽然没有抓到他们，但是敌人自我爆炸，排除了几颗定时炸弹，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事后，县委表扬了晏兴堂，说他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从一枚方章发现了隐藏在革命内部的敌人，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损失。
1943年，日寇推行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局面再度恶化。一些伪顽势力活动嚣张，积极为日寇“奴化”中国效劳。
  当年八九月份，桃花泉伪保长崔道臣(原系我桃花泉乡乡长，后变节)、伪村长盖远禄、岭西村伪村长、保长王延仲、张绪明(原系我们的情报员，后变节)、牛角村伪村长苏和臣、伪副村长苏永奎及一个卖馒头的苏永俊凑成7人的特务组织。他们借当时我们处境和生活等方面的困难，妄图瓦解我新---EE政府组织。他们由崔道臣和苏和臣出面，向新二区区长孙克权、赵惠民进行试探性诱降。孙克权、赵惠民立即将情况报告了淄川县委和县公安局。县委与晏兴堂研究，决定将计就计，安排孙克权、赵惠民创造条件打入敌特内部，骗取了敌特的信任，并弄清了敌特的内情。博山县的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还给孙、赵二人发了人身安全证和博山县白虎山宪兵队正副队长委任状。晏兴堂为了万无一失地完成这次破获敌特的任务，决定：一面由孙、赵出面到桃花泉同敌特分子崔道臣商谈，决定投降时间，并约定为了祝贺顺利完成“投降”计划，所有人员在牛角村聚餐一次；一面由晏兴堂组织力量将其包围，一网打尽。这一计划商定后，．孙、赵二人准时在牛角村备了酒菜，把7个敌特分子集中起来，里应外合将其全部捕获。经过审讯，决定将3名变节分子崔道臣、王延会、张绪明执行枪决，其余4人取保释放。这次特殊的斗争，将敌特一网打尽，有力地挫败了敌人瓦解民主政权的阴谋。   
心里装着人民   唯独没有自己
1948年3月，晏兴堂带着党的委托和人民的信任，从省党校回到家乡，担任了解放后淄川县第一任县长。这期间，他率领全县人民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组织失业工人，恢复矿井生产，根治战争创伤，稳定了全县政治局势，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他还组织全县10余万民佚，参加淮海和渡江战役，动员上万名青年参军参战。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民，急需解决温饱问题。晏兴堂县长为了发展生产，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遵照上级提出的“生产自救，政府扶助”的精神和查王地区农业生产的需要，亲自主持召开了查王地区9个村的干部会议。会议作出了以工代赈重修查王灌渠工程的决定。他亲自带领技术员勘察线路，制定方案。经他提议，县委批准，由县建设科科长和区、村干部24人组成了县水利建设委员会。工程竣工以后，淄城、查王、二里等12个村庄5300亩耕地得到了自流灌溉，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
1950年下半年，晏兴堂被调到安徽省肥东县任县长。他一到任就带领通讯员往下跑。白天，深入乡村基层了解情况；晚上，到干部宿舍，促膝谈心。他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在政治上对他们从严要求，在生活上尽量照顾。
1951年夏，肥东地区天气炎热，晏兴堂带县府干部蔡学俭等到  龙   塘   区  检查工作。中午，他在路边一家小饭铺里喝水，忽然看到县里的一个年轻干部骑一头毛驴从饭铺前匆匆走过，后边紧跟一个满脸汗水的老头。晏兴堂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立刻让蔡学俭把这个干部追回来，气愤地问：“你是不是共产党的干部!你这样的干部给们共产党丢脸!”他停了停，又说：“共产党的干部不能脱离群众，你骑在毛驴上，让老人在后边跑，群众会有什么看法呢?”听了晏兴堂的批评，这个青年干部惭愧得流下了眼泪。沉默了一会儿，晏兴堂的气慢慢消下去了，又耐心地对他说：“我们时时处处，都不要忘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工作也就好做了。”晏兴堂推心置腹的一番话，使这个青年干部深受教育，最后，跟晏县长步行回到了县机关。
次年9月，肥东县连天阴雨。18日，晏县长接到报告：排头区粮库被洪水淹没，几十万斤粮食将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险。他心急如焚，立刻动员全县干部参加抢粮，并提出除女同志和不会凫水者之外全部参加。当时，县委、县府的100多名干部都参加了抢粮。晏兴堂忘记自己也不会凫水，亲临现场指挥。他第一个跳进洪水里，就被一个浪头打翻，当他刚刚爬起来，又被一股强大的洪流把他冲出几十米远。同志们把他救出，劝他到安全地方休息，他坚持不走，并提出要求：“我是县长，有责任，不能离开现场；不会水，可以在岸边传接粮袋。”由于奋力抢救，粮食保住了。可是，县医院的3名女同志被洪水卷走了，民兵连长王群生为抢救这3名女同志壮烈牺牲了。在安葬这4名同志的时候，晏县长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并把上级刚刚发给他的一套新军衣，亲自给王群生穿上。在场的人无不感动，都说晏县长心里想着全县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1953年夏，安徽省委为加强马鞍山工业区的领导力量，调富有采矿经验的晏兴堂去马鞍山矿区向山硫铁矿任党委书记兼矿长。
向山硫铁矿原是按照日本侵华时的设计开采的，估计到1955年就要报废。1953年上半年原留任的4名日本技术员将要回国。工人担心没有日本技术员的指导，年产13万吨硫矿石的任务将难以完成。
晏兴堂到任后，面对这种局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白天，他跟技术员下矿井观察开采情况；晚上，深入工人宿舍跟工人谈心，了解矿井生产情况。在广泛听取了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意见后，决定发动群众探矿找矿，扩大矿产资源。在他的指挥下，1953年产量达到29万吨，大大超过了国家下达的指标。以后，又在矿区边缘发现了储量更大的新矿。他依靠发动群众，硬是把一个濒临报废的旧矿山改造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新矿山。为此，新华社记者于1954年底写了报告文学集《矿山的主人》，详细地介绍了向山硫铁矿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产量翻番的英雄业绩。
1954年春，正是向山硫铁矿生产欣欣向荣的黄金季节，不幸，旧矿坑内瓦斯爆炸引起火灾。晏兴堂闻讯后，即刻带消防队深入现场救火。经过一昼夜的抢救，他几处被烧伤，又因劳累过度，晕倒在矿坑内。当被送往医院抢救醒来时，他头一句话就问：“坑内工人怎么样了?生产怎么样了?”当他知道坑内工人都已脱险，生产已经开始时，脸上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1957年，晏兴堂去安徽省文化干校学习期间，向山硫铁矿开展了反右斗争。1961年，晏兴堂在马鞍山钢铁公司任副经理，主管矿山生产的时候，向山硫铁矿的干部、群众强烈向公司提出：要求晏兴堂回矿去主持工作。公司接受了这一要求。晏兴堂回向山矿后，为了改变生产不景气的状况，他深入干部、工人家庭，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当他得知不少好同志在整风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时，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认真研究了他们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给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不少同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职务，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落后的生产局面得到了扭转。
1984年3月，晏兴堂心脏病复发，矽脏加重，病情十分严重，爱人、孩子都劝他住院治疗，他怎么也不答应。他说：“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多种病在身，已不能为党为人民工作了，怎么好意思再去浪费人民的财富呢？”爱人、孩子知道他的性格倔强，只要他决定了的事，没有挽回的余地，但他组织观念很强，只要是组织决定的，他就无条件的服从。他的爱人、子女不得不求助于干休所的党组织。但在他入院的当晚23点55分，就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