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足迹——朱光旭烈士生平传略（文/毕兰英）

    在古老的淄川城北，滔滔的孝妇河畔，有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朱家庄。庄内一户姓孙的人家中，在抗战前成长起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年人，取名孙在峻。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儿子，因为父亲看他有出息，便节衣缩食让他在本村读完了高小，然后又让他跟随经商的大哥到青岛李村中学读书。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情景，在在峻年幼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他发愤读书，从中懂得了祖国的可爱，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在学校里，他成绩优异，受到老师的赞扬和同学们的钦佩。   
    在峻高中毕业前夕，卢沟桥事变发生了。从此，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李村中学的许多师生也奋起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出于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峻在学校的各项抗日活动中，总是走在最前头。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阻挠学生们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因此不久李村中学就被迫停办了。于是，即将高中毕业的在峻满怀义愤地返回了家乡。
    1937年12月，日寇的铁蹄踏进了淄川。不久，相继发生了河东、杨寨、龙口等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在峻目睹鬼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种种罪行，怒火填膺，恨不得立即摸起菜刀去为惨遭杀戮的乡亲们报仇雪恨。他愤然拿起毛笔，在村中的墙壁上疾书了“打倒日寇，还我河山”8个大字，用以抒发自己强烈的抗日救国激情。由于朱家庄离日寇侵占的淄川县城很近，父亲怕他因此而遭不幸，便再三动员他继续到外地读书，可是他怎么也不肯。面对国破家危的现实，他实在没有心思读书了。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脱下学生装，连同自己的课本、笔记本一齐付之一炬，接着又摘下自己的近视眼镜，狠狠地摔在地上，决心投笔从戎，走向抗日救国的战场。父亲见他抗日意志坚定，也就答应了他。
    此时，黑铁山武装起义的烽火燃遍淄川大地，李光祥领导的十四中队在淄川城附近不断袭击日军。1938年春的一天，在峻喜出望外地得知，跟李光祥抗日的本家哥哥孙豁回来了，便立即找上门，拉着哥哥的手，恳切地要求哥哥带他出去参加抗日队伍。孙韶见他态度坚决，便带他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十四中队。入伍后，他为了尽早赶走日寇，让祖国大地旭日东升，阳光普照，使劳苦大众永远摆脱这暗无天日的生活，便改名为朱光旭。
    在十四中队，光旭凭着一腔爱国热忱和高中文化程度，很快成了队伍中难得的“秀才”。他书法基础好，既能写大字标语，又能写蝇头小楷，还能协助中队长李光祥拟文件、撰布告、编写宣传材料。他用自己的全部才智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因此，他受到了部队领导的器重，不久便被党组织选派到费县抗日军政干校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朱光旭回到淄川后，精神更加振奋。他披星戴月，跋山涉水，到处宣传抗日，鼓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方圆几百里的淄川大地上，到处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
    1940年，淄川东部地区形势恶化，县委、县府根据泰山地委指示，迁至淄川西部地区继续领导抗日斗争。此时，日伪军已控制了淄川城和张博铁路沿线的大h'-地区，抗日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发动和组织敌占区的民众开展斗争，当时已任县委宣传部长的朱光旭更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白天与县委其他同志一块研究作战方案，编写宣传材料，夜晚与同志们一起摸进县城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袭击敌人。有一次，天下着大雨，他要趁晚进城执行一项紧急任务，由于天黑路滑，同志们知道他视力不好，争相替他去完成任务，但他执意不肯。黎明，他胜利完成任务回到县委驻地时，已变成了一个“泥人”。
    根据县委部署的任务，光旭经常冒着危险活动于县城附近村庄，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他走村串户，宣传抗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地方武装，一身是胆，从不畏难。朱家庄的第一个党支部，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时，他的家实际上成了党的秘密活动点。
    1944年8月，朱光旭担任了淄川县参议会参议长、淄城工委书记。这期间，他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共同抗日，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占区，召集绅士名流开会或进行个别谈话，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山路崎岖不见天，寻人如同找神仙”，这是他当时写下的诗句。由此，不难想见那时的工作是何等艰险了!然而，他在异常尖锐复杂的对敌斗争中，总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次，朱家庄的党支部书记孙在宽被敌人捕去，受尽了拷打。光旭闻讯后，立即连夜回村，亲自找上伪乡长孙在仲和汉奸头面人物朱蓝田做交涉，义正词严地迫使他们将孙在宽保释出来。朱家庄的党组织继续在敌人“虎口”边上秘密活动。
    光旭为人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他的二哥也是抗战初入党的中共党员，对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后来却经不住恶劣环境的考验，以至革命意志衰退，经常因贪杯而贻误工作，造成了极坏影响。为了挽救他，光旭曾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他恶习不改，终于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光旭按照党的原则，向组织提议，由组织出面劝其退党。不久，朱家庄的几名党员相继被捕了。光旭经过详细调查，得知这是由二哥酒后泄密所致，便立即派人将其抓到店子村，准备予以严惩。当时，由于县委的其他领导同志考虑到这样做不利于我党干部继续在朱家庄开展工作，便劝说光旭责令其二哥立功赎罪，限期让他设法保释了被捕的党员。
    1945年8月，我泰山区武工队包围了驻馆里据点的日伪警备队。驻淄城的伪警备队队长孟永德慌忙带兵前往增援，但刚到苏相桥村西的山顶上，就被我武工队伏兵击溃，孟永德也当场被擒了。光旭在审讯孟永德时，考虑到此人在淄川汉奸队中有一定影响，若能把他争取过来，有利于我们的工作，于是便一面历数孟永德的罪行，使其认识到罪恶的严重，一面耐心讲明我党的统战政策，教育其改恶从善，争取宽大处理。在光旭的教育下，孟永德立即表示愿意将功折罪。此人被释放后，曾为我们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光旭担任了县委组织部长，1947年春任县委副书记。这时，他与县委的同志们一块深入农村，举办土改训练班，培养土改积极分子，领导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使淄川的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对淄博解放区的疯狂进攻，地主还乡团也乘机反扑而来。为保存革命力量，上级党组织指示县委组织干部、土改积极分子作备战转移，并将武装部队化整为零，俟机打击敌人。在向禹王山一带转移过程中，光旭主动向县委请求，担负了组织萌山区干部群众转移的任务。
    8月18日这天，光旭与警卫员朱贻训等一行3人，从马棚出发顺山间小路向萌山一带进发。时值盛夏，骄阳似火，他们穿行在庄稼地里，天烤地蒸，汗流浃背。当他们走到邢家庄时，不料被奸细发现，几十名“还乡团”匪徒蜂拥扑来，将他们包围了。在万分危机之际，光旭掏出手枪朝敌人打了两枪，接着乘敌人慌乱之时，带领朱贻训等越墙冲出村外，但在村外却又被敌人拦住了去路。光旭临危不惧，镇定自如，不断用双枪射击，打得敌人接连倒地，与警卫员又一次冲破围阻。这时，敌人看到只有光旭等3人，便壮起胆子，分3路拼命追击而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光旭果断地命令两个警卫员撤退，由自己在后面掩护。警卫员担心光旭的安全，执意不肯先行撤退，继续与光旭一起同敌人浴血战斗。虽然敌人的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但光旭却被敌弹击中了左腿。朱贻训见光旭负伤，便猛烈地向敌人射击起来，以掩护光旭撤退。此时，光旭流血过多，已无力行走，便厉声命令警卫员火速撤退，马上回县委报告情况。两个警卫员眼含热泪，恋恋不舍地离开后，光旭继续与敌人战斗，以至身中数弹。当敌人高喊着“抓活的”步步逼近时，光旭猛然想起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有县、区干部名单，便迅速将有关部分撕碎，吞入了腹中。当敌人如廊似虎地扑过来时，看到的只是光旭瞑目时留下的那副令敌望而生畏的神情……
    光旭牺牲时，年仅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