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难洗壮士恨 日月彪炳英烈心——张琴书烈士生平（文/张果夫）　

少年立身负志气   男儿信道不从时
    广饶县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活动。张琴书的堂兄张洛书(宜宾)是1922年加入共青团随之入党的老党员，在济南师范上学和以后从事工运、农运工作期问，经常回家宣传革命道理。张琴书从在小学高年级读书时起，就深受其进步思想的影响，在幼年的心灵里埋藏下了革命的种子。当时广饶中学也有共产党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开展党的工作，如董直夫、李春荣等。当他考入中学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东北三省广袤的国土，沦陷于日寇侵略军的铁蹄之下；蒋介石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一方面却集中力量加紧反共反人民。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抗日救亡爱国热潮的影响下，共产党员李春荣等带领全校师生开展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揭露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斗争。刚刚离家走上社会的张琴书，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股革命的洪流中。他们不顾学校当局的反对，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出面，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组织上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演讲会，呼吁抵制日货；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至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到集市募捐，救济东北流亡的同胞……。广大师生这一系列的爱国正义之举，触怒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山东省教育厅在其《视察广饶县教育报告》中称：“广饶中学之学生，行动颇为嚣张”，“今后要加紧训育，以期改进”，勒令立即复课。国民党县政府和学校当局也不惜采用各种卑劣手段进行弹压，不许再举行上述活动。声称违者以破坏社会治安论处。为了保护广大师生的抗日热情，不致受到意外损失，校内党组织转变了斗争方式：同意复课，并决定对学生进行军训时，结合进行抗日爱国教育，进一步启发广大师生的抗日爱国热忱，秘密进行斗争。
    琴书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了战斗的洗礼，埋藏在心中的革命种子萌发，“少年立身负志气，男儿信道不从时”。面对严峻而残尊的现实·他接受了党的教育培养，对那长期被人们视为“随时”的读书做官、发财致富、光宗耀祖等陈腐观念，为之一扫而光；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攘外必先安内”、“宁亡于日，不亡于共”的反革命政策，有了清楚的认识。他认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之不存，何以为家?奔赴国难，解民倒悬，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就是自己的志向；跟共产党干，就是自己今后要走的路；为共产主义奋斗，就是自己理想的追求——张琴书的思想升华到一个新高度。这年冬，他光荣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加入共青团后，琴书更增添了活力，按照党的指示，以全部精力积极在学生中开展活动。白天在学习好正课以后，晚上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如《呐喊》、《傍徨》、《新青年》、《子夜》等。真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地步。学校放假，本来是学生休息的日子，但琴书却更加紧张。父母发现，以前在假期中他除帮助家庭劳动外，就是读书，现今却经常不着家，外出频繁。还经常领一些青年学生来家，成天半夜在交谈、议论。原来，张琴书是在和自己的同学、战友李春荣、刘博泉、吕乙亭、刘岱东等，认真研讨国家大事，商量党的秘密工作。在那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家长怕出现不测之事，就追问琴书。他总是笑嘻嘻地向父母做耐心解释，以打消老人的疑虑。老人们也亲眼目睹，来的这些青年学生都很正派，对人和气，便断定是和儿子一样的好人。于是就更加热情支持儿子的行动了。1933年暑假，在张琴书居住的西屋里，李春荣同志和他严肃地交谈，并让他庄严地填写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志愿书。临行时，李春荣紧紧握住张琴书的手，激动地说：“祝贺你，琴书同志。”
    正当张琴书为获得新的政治生命而以极兴奋的心情开始了一个新学年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校长王桂山故意制造借口，勒令其从中三级降到中四级，实际是给降级一年的处分。张琴书受此突然打击，实难忍受，非要找王辩理不可。当时任广饶中学学生自治会长的吕乙亭和其他进步师生分析，认为这样不妥，他才暂时忍下了这口气。同时，他与吕乙亭等人一起积极酝酿组织反王的斗争。这个王桂山，是一不学无术、品质恶劣之辈，整天打麻将、鬼混，根本不关心教学。他还武断专横，压制学生，并有贪污劣迹。更主要的是他死心踏地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极端仇视。因之深为广大师生所怨愤。这年开学一个多月后，经过充分酝酿，在“双十节”前一两天，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节的名义，他们组织全校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王桂山的斗争公开化了。张琴书带领同学们高喊“打倒不识字的王桂山”、“打倒不学无术的王桂山”等13号，贴标语，撤传单，到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教育局请愿：强烈要求撤换掉既无文化、又粗暴蛮横、根本不称职的王桂山；要求改善师生居住条件，改进教学；允许学生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等。罢课游行示威持续数日，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教育局为了缓和矛盾，稳定学生情绪，迅速回校复课，答复了学生提出的部分要求，并授意王桂山表示“承认错误、努力改进”。反王斗争以取得了部分胜利而告终。
    紧接着，广饶中学又发生了一场有名的“红窝头食堂”事件。当时学生都在学校食宿，但生活费昂贵，食堂又办得不好，学生意见极大。张琴书便与几位进步同学一起，组织动员家庭贫困的同学从学校办的食堂退出来，租了两间民房，购置了炊餐灶具，雇了个贫苦农民当炊事员，新开辟了一个以吃高粱窝头、咸菜为主的食堂。同学们自豪地称之为“红窝头团”。刚开办时，王桂山连讽加刺地说：“就凭你张琴书，一个白面书生，能吃下红高粱窝头?能办好食堂?鬼才相信：”但在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小食堂深得同学和家长们的支持，越办越好，发展到30余人入伙，大家很满意。王桂山哑口无言了。
    张琴书在校内善于团结作风正派和家庭贫困的穷学生，时常帮助他们，和那些阔少爷、纨绔子弟进行讲理抗争。利用各种机会，争取、教育思想较落后的同学；指导与自己交往密切、追求进步的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发现培养积极分子，扩大进步学生阵营。尽管他家庭生活比较窘迫，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些进步书刊推荐给同学们看。张琴书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扬和拥护。
    以王桂山为首的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在第一次反王斗争被迫“承认错误”之后，并无丝毫的反悔之意，而是采取了更加狡猾的两面派手法，依然我行我素，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实行欺骗加高压的政策。具有光荣传统的广中学生(1930年在共产党员李春荣的带领下，曾赶了国民党地方军政头目、代理校长李寰秋)，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正积极准备进行驱赶王桂山的斗争。1934年5月，趁王桂山去济南之机，张琴书与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吕乙亭等经过研究和一系列准备之后，计划组织第二次反王斗争。王桂山闻讯，慌忙从济南赶回，经密谋策划，在这次斗争正式发动之前，学校反动当局先以“不遵守校规，不安心读书，违犯禁令，阅读、传递带有赤色影响的书刊，思想行为不规”等罪名将张琴书开除了。从此，他的学生时代终止。
感时心忧思报国  未敢忘危负岁华
    张琴书被开除回家后，一时未能与党组织联系上，便脱下学生装，换上农民服，居家从事农耕生产。他干活肯出力，虚心向老农学习，很快掌握了各种农活技术，家长满意，乡亲称赞。但是他并非从此就安心过起田园生活。丈夫所志在经国，岂能忘危负岁华。自“九·一从”事变后，东北四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相继沦陷，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国民党反动当局与日寇一个个丧权辱国的协定，一件件通敌媚外的丑闻不断传来时，他忧国忧民，报效祖国之心，急如火焚，有时捶首顿足，有时仰天长叹，但难以为国效命。因为自1932年博兴暴动失败后，广饶的党组织也遭受很大损失，不少老同志被捕，有的在当地无法安身而远遁他乡。这一时期，是广饶县党的工作最艰难的年代。就在这异常艰苦的岁月里，琴书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时刻不忘为党工作。他按照党组织“不能盲动，稳定情绪，更加秘密地进行工作，保存和扩大革命力量，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的教导，农忙时，白天干活，夜晚活动；农闲时，充分利用，开展工作。他有时学生打扮，有时化装商人模样，去刘集、封庙、菜园等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积极想方设法，秘密与地下党员和党组织保持联系，并接受中共广饶县临时工委的委任，负责广饶二区党的工作。他有计划地在邻近各村，如王永槐、延集、复兴王、南郭、北郭等，慎重而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每逢寒暑假期，在各地上学的好友、同志丁莱夫、李春荣、吕乙亭、刘博泉等都回家度假，他们就团聚一起，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共商抗日救亡之计，交流开展活动的情况。
    在黑暗中度过了3年多的艰苦岁月，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喜讯传来，他欢欣若狂，奔走乡里，广为宣传。但在党的教育下，他很快认识到形势并不乐观，还必须进行不懈的努力和斗争。为此他更加积极开展活动，扩大组织，壮大队伍。不久，在任圣符的授意下，他参加了孙郭乡土地陈报，以陈报员的公开身份，开展党的工作，团结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仅在1937年一年的时间里，经张琴书介绍、动员，先后有几十名同志参加了共产党或走上了抗日的征途。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饶县教育界像王桂山之流的人物，还有一个赵晋卿。他是广饶二区王永槐村人，当时任广饶县立第一小学校长。他不仅家庭是恶霸地主，本人也是广饶县教育界的一霸。他贪污教育经费以自肥，把种学田的收入中饱私囊，嫖娼妓，养姘头，过着花天酒地、腐朽堕落的生活。他对共产党极端仇视，对进步教师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在教育界培植亲信，安插私党。进步的青年学生和教师无不对其恨之入骨。共产党员董直夫、刘博泉和张琴书等于1937年5月一6月两个月，领导了全县青年学生和教育界反对赵晋卿的斗争。为取得斗争胜利，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们事先组织对赵的罪恶进行了摸底调查。张琴书与郭祝平去广北垦荒局(现垦利县)，认真详细地调查了赵借办教育之名，种了多少地，打了多少粮，卖了多少钱，赵是如何从中贪污的，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由于党员带头发动，反赵斗争发展很快。以广中校友会为主，全县一大批小学教员参加，尤其广饶二区、四区的教师参加者尤多。当时称为“倒赵团”。由于赵晋卿和张琴书的叔祖父是教育界的同仁，又有亲戚关系，张琴书就利用这种“特殊关系”，从“内线”了解一些赵的罪行材料，作为“倒赵”的“炮弹”。但亲友们对张琴书的这一革命行动并不理解，尤其是叔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教书先生”，便直接出面干涉，以长辈的身份，斥责张琴书“六亲不认”，“此等暴行，绝非知书达理之士所为”。张琴书站在党的立场上，对亲友、长辈们作了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晓之以理，申明大义。亲友们对他的革命行动再也不阻拦了。“倒赵”斗争持续了3个月。尽管赵晋卿受到国民党县政府和县党部极力支持、保护，但赵成了过街老鼠，臭不可闻。“倒赵”斗争，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祖国大地，震动了四万万爱国同胞的心。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保卫国土的怒吼，响彻全神州。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并相继发出了迅速组织动员人民，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统一战线，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这年9月，张琴书和董直夫、任圣符、吕致斋、吕乙亭、刘博泉等人，开展了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的活动。此时，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延春诚从济南省监狱获释返里，也立即参予领导了这一运动。10月底左右，他们汇集于延集高小，拉起了广饶县第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根据中共鲁东工委的指示，命名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九支队”(简称九支队)，延春诚任司令，任圣符、董直夫、吕致斋’吕乙亭、刘博泉、张琴书同志都是领导成员。刘博泉、张琴书分工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他俩经常去寿光与八支队联系，学习经验，接受鲁东工委的指示。他经常和同志们一起，到集市、乡村做广泛的宣传鼓动；他四出活动、联络、动员同学、好友和有志于抗日的群众，参加这支抗日的队伍。他直接深入到延集、王永槐、稻庄等村有枪户家中，做耐心的宣传动员，做细致的思想教育，动员出了部分枪支、弹药。在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二个月的时间，队伍就发展到六七十人，几十条长短枪支。
    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被卷入革命洪流中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九支队在发展过程中，延营海、延盾等兵痞、土匪就乘机混入，他们和国民党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沆瀣一气，图谋不规。12月下旬，延营海、延盾等坏分子组织发动叛变，篡夺了部队领导权。任圣符、吕乙亭、刘博泉、张琴书等当机立断，分头到寿光八支队、临淄三大队求援。在旧历年除夕下午，张琴书从寿光八支队回来，与张力群等研究布置，夜晚在红盆村秘密组织了担架队，待命出发。因发生变故，八支队未能如期到达。李人风同志率三大队，由任圣符、郭祝平带领，于当夜潜入延集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摸进姑子庙(九支队驻地)，活捉延盾、延营海等人，重新夺回了部队领导权。随后，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鲁东工委决定取消九支队，该队党员骨干带领一部分队员分别参加了八支队和三大队，充实加强我党领导的这两支抗日武装。
    1938年春节过后不久，岳拙园、任圣符、吕乙亭、刘博泉、张琴书、延子余等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决定，到临淄参加了三大队。张琴书又豪情满怀地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志顶江山赴国难   胸怀壮志挽乾坤
    张琴书到三大队后，和从广饶县同去的岳拙园、任圣符、吕乙亭、刘博泉一起编到二中队，吕乙亭任中队长，岳拙园任指导员，张琴书负责做党的工作，秘密召集党的会议，组织党员过党的组织生活。这时的张琴书，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里，在战友们中间，真如鱼儿游进了大海，他把全部身心，所有精力，投入了紧张的战斗生活。在任中队政宣负责人期间，他主持办的“列宁室”是颇为出名的。他组织同志们开展读书活动和文体活动，、学文化、时事、政治、军事，教唱歌，开故事会，宣讲革命斗争史，回忆个人成长史，活跃了部队生活，战士们增长了知识，受到了教育。张琴书很注意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待人热情和气，耿直忠厚，而且聪明能干，办事沉着冷静，行动果断利落，分析问题条理深刻。在那艰苦的年代里，物质条件极端困难，张琴书出色工作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给部队生活带来了生机，整个连队呈现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动景象和革命乐观主义气氛。
     当时广饶县先后来三大队参加革命的人数较多。他们有的是党组织介绍来的，有的是热血青年投奔来的。凡新来的同志，张琴书差不多都找他们谈话。他那充满革命激情、阶级友爱、循循善诱的语言，总是满脸笑容的表情，深受大家喜爱。五六月间，张琴书调到八中队任副指导员。
1938年7月，三大队在临淄县寇家庄召开整编大会，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游击第三支队十团。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要打通南北交通线，妄图率先攻下武汉，以达早日占领全中国的梦想。抗日战争中闻名世界的保卫大武汉会战开始了。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了有力地配合保卫大武汉，坚持在敌后方的八路军及各地游击队，向日军进行出击，以牵制敌人。张琴书所在的四连奉命西进，配合友军攻打济南。他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行军途中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住宿不进民房，就在破庙内安歇。那时部队根本说不上卫生条件，人们身上生了虱子。一次住下后，他和李桂清等同志比赛抓虱子，风趣地说：“看谁消灭的敌人多!”张琴书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情绪，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干部和战士。
经过长途跋涉急行军，四连于8月20日赶到济南东郊冷水沟，负责打郊区重镇王舍人庄。战前组织敢死队，张琴书率先报名参加，在代连长许子敬指挥下，敢死队员最先攻进王舍人庄，驻守的伪军仓皇逃窜。第二天，日军大批出动对我进行反击，我军主动撤出。在撤退中，三支队杨国夫副司令员亲自指挥偷袭曰军，打了个胜仗。
    “西征”回来后，张琴书调到团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后又升任除奸(保卫)股长。
视死若休斗敌顽   丹心永存照千古
    1939年春，中共清河区特委调集一批军政干部、爱国青年260余人，赴鲁南沂水县岸堤“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和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带队。三支队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率四、七两个连负责护送。3月27日，队伍从卫固村出发，当夜过了张店、湖田间的胶济铁路。28日进驻淄川佛村。30日拂晓，队伍从井筒出发，向太河镇行进。
    太河镇位于原博山县境(今属淄博市淄川区)，淄河流域是当时我清河、胶东、鲁中南三大抗日根据地相互连结的地带，必经之地。秦启荣看到这一地区重要，1939年3月便令其第四梯队王尚志部占领该地。王尚志系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抗日战争开始，曾受“国民党鲁北地区游击司令”秦启荣的指使，窜到临淄、益都北部一带，以抗日为幌子拉队伍扩大势力，打出了“国民党鲁北地区第二游击区司令部”的招牌。下编了三个大队。其中以李人风为队长的三大队，是由我地下党领导的一支坚持抗日的队伍。对这支队伍，王尚志一直视为眼中钉。1938年初，王尚志密谋策划，企图夺取三大队的领导权，吞并这支抗日武装，为其推行卖国投降政策服务。在这关键时刻，我地下党组织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果断措施，缴了王尚志的枪，对其晓以大义之后，押解驱逐出境。但王尚志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改，出境后就逃到秦启荣部下，专与抗日队伍搞摩擦，破坏抗战。出发前在讨论行军路线时，吕乙亭等同志极力主张对王尚志等反动派要提高警惕，自选路线，迅速通过险区。但由于认识不一致，最后还是决定从太河通过，并事先通知了王尚志部。
    中午11点，队伍顺着淄河滩，走近太河镇。太河镇南北狭长，象一条在淄河上搁浅的大船。村周围是一丈多高的石头围墙，上有垛口。河两岸是豹岩山、虎头山；镇西南是矗立在河滩上的钓鱼台。山峦重叠，悬崖峭壁。河与围墙之间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当我军全部陷入王尚志事先布置的“口袋”时，突然围墙上，砰、砰，两声枪响，吕乙亭当场中弹牺牲。南山、西山、北山的敌人同时向我军包抄过来。我军被压缩在暴露无遗的狭窄的河滩上，有的当场牺牲，有的负伤，多数被俘。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制造的骇人听闻  的“太河惨案”。
    被俘的同志陆续被押进太河村，敌人脚踢、枪捣，把他们赶到一家酒店大院里。当晚就把鲍辉主任、潘建军团长、宣传科长邓甫晨秘密杀害。
    第二天，顽军将其余被俘人员押到了顽军司令部所在地——峨庄。敌人叫每个人登记姓名、年龄、住址、身份等，然后集合点名，分年龄列队。最后王尚志讲话。他满脸横肉，阴险诡诈，假惺惺地说：“你们这些青年，抗战不干中央军，去干‘共匪，。蒋委员长不允许‘共匪’存在，我现在是奉沈主席(即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命令解决你们……”。被俘同志听到他这一派胡言，异常气愤，不等他讲完，四连指导员张林带头，张琴书和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同志积极配合，鼓动并领着大家喊口号：“我们不是共匪!”“我们是抗日的人民子弟兵!”“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到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王尚志一看这些已经成了他阶下之囚的抗日战士，竟如此大胆，气极败坏，凶相毕露，当即命令对领头喊口号的同志一阵毒打。张琴书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毒打之后，敌人为了杀害共产党员和我们的干部，挑出来张琴书、张林、陈大学、赵华川、徐效礼等11名连职以上干部和重点怀疑对象，当做所谓“要犯”，单独关押，由军法处看管。在关押中，张琴书基于对敌人反动本性的深刻认识，对革命同志无限的爱和高度的责任感，利用一切难得的时机，向同志们做工作，悄悄地商量应付敌人的对策，研究脱险之计。敌人察觉后立即就又招来一顿毒打。敌人深知他们搞摩擦分裂，破坏抗日，倒行逆施的罪行是见不得人的，便对这些“要犯”在夜间一个个地进行刑讯。
    “张琴书，你招不招!”
    深夜，从敌人的刑讯室里传来阵阵狼嚎似的喊叫。接着是皮带、棍棒的抽打声。张琴书被打得皮开肉绽，昏了过去。当苏醒过来后，顽军军法处长又凶狠地逼问：
    你是广饶的，跑来这里干什么?”
    打鬼子抗日的!”张琴书义正词严地回答。
     “你为什么领着喊口号，你是不是共匪?”
    “我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没有罪！”“卖国投降，破坏抗日才是匪l”“你们袭击八路军，就是破坏国共合作!”张琴书大义凛然，义正词严。
    敌人理屈词穷，穷凶极恶，用6根铁丝拧成一股，狠狠抽打，直打得血肉横飞。就这样，一直折磨了6个晚上。6个夜晚，又何止是个死!
    这时我军已经奋起反击。敌人惶惶如丧家之犬，节节败退。在押解移防中，敌人又惨绝人寰的施以“饿刑”，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妄图以“活受罪”的办法逼张琴书和同志们就范，但他们始终坚贞不屈。
    敌人押解着11位同志逃窜到临朐县西黄山村后，关在西门里一家木匠铺的东屋里。在这里除了继续施以酷刑外，又利用亲属及师生关系和宣扬活命哲学，进行诱降。不管敌人如何软硬兼施，始终未能得逞。1939年4月22日(古历三月初三)，王尚志命令他的特务队长赵纪尧，把张琴书、张林、陈大学、徐效礼等5位同志，拉到西黄山村西南角凤凰山下弥河滩上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