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我从青海高原调到总参驻京某局，爸爸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寻找程诚伯伯，并告诉我程伯伯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可是，程伯伯是公安局高层领导，住址、电话一定是保密的，该怎么找呢？嗯，还好，我那时在北京饭店执行任务，与市局的同志有些工作接触，就托他们打听到了程伯伯家的内线电话。
很快，我登门拜访了这位爸爸钦佩的程伯伯。记得他家住在台基厂附近正义路一个独门独院的平房里。当时，他家附近的建筑大都属于政府机关和公安系统，在闹市中显得肃静、庄严。
程伯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身材不高不矮，声音浑厚响亮，正宗的京腔京韵如行云流水，眼前这位有才华、有魄力、丰富阅历的长者，极像五、六十年代电影里的公安局长或我军参谋长。与当时有些养尊处优、拖着官腔的高官完全不同。
看见我程伯伯很高兴，他放下手头的事，专门陪我聊天。有时我节假日到他家探望，他和夫人罗阿姨一定会留我吃饭。有一年春节，他还特地打电话请我去他家吃全聚德的北京烤鸭。
说到程伯伯和爸爸的交情，得从1948年9月说起。那时，刘邓大军胜利转出大别山投入到淮海战役。为了加强司令部机关的作战、情报工作，二纵抽调了一批思想作风好、有实战经验、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基层指挥员到纵队机关工作。10月，爸爸从六旅十七团调到二纵司令部情报科，科长是程诚。
程诚是三八式老干部，抗大一期学员，抗战期间从事敌工工作，解放战争在野战军纵队机关领导军事情报的工作，历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司令部情报科副科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司令部情报科科长、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公安部四局（即原子能事业保卫局）局长、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等职。
1949年底，程诚离开军队调重庆市军管会政治保卫处工作，后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
那时的重庆，沉淀着众多反动军、警、宪、特分子，袍哥和土匪。重庆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刘明辉（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2纵队4旅政委）感叹：“重庆人口虽然只有120来万，但敌情社情之复杂确为全国之冠。”又说：“我和陈锡联、尤太忠坐车在街上巡视，看到特务和受蒙蔽的人吓得把委任状、枪支、弹药、电台扔得满街都是，缴枪、自首、检举的也不少。”
就在这种情势下，时任重庆军管会公安部政治保卫处副处长的程诚，亲自跟随自首的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到其宿舍取回电台、密码本、暗藏人员资料，并根据李提供的情报参与组织和领导侦察行动。
次年1月18日，重庆市公安局实施了上万人参与的抓捕行动，一个下午就抓到了1300多名潜伏特务。到1950年5月，抓捕潜伏特务2000余人、自首的“死棋”（失去上级，没有任务在身的特务）900多人。特别是通过李修凯抓获了破坏《挺进报》、逮捕上百名川东地下党人的军统重庆站站长李克昌和叛徒冉益智（冉益智即小说《红岩》的甫志高）。
1955年6月，经群众举报，重庆市公安局抓获了亲手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数十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军统特务杨进兴。对杨进兴的预审方案就是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程诚伯伯设计的，预审进行7个小时，杨进兴即供认了罪行的全部经过。
1956年程诚调任公安部四局（即原子能事业保卫局）副局长，负责我国原子弹研究的保密和保卫工作。
原子弹研制早期，我国得到了苏联的技术援助。但不久，苏共与中共在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上渐行渐远。就在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之前，程诚伯伯利用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便利，指示中方人员巧妙地把许多资料复制留底，为我国日后的核武器研制保留了珍贵的数据，这件事情曾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称赞。所以，说程诚局长是中国原子弹研制的一大功臣，一点也不为过。
文革中后期，程诚作为公安工作的专家，进入当时由部队支左人员控制的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担任常务副局长。再后来，他被编织了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革结束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为党为人民工作了。
程伯伯思维敏捷，口才很好。虽然当时他思想上、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他还是很豁达、很坦诚地跟我这个二十出头的晚辈谈起很多他经历的往事，从重庆清匪特谈到原子弹保卫工作，从下乡搞“四清”谈到参加文革“干校”、“学习班”，时而慷慨振奋，时而唏嘘不已。与他的谈话，加深了我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认识。
特别是解放战争初期二纵六旅的郑庄寨战斗——听了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后，我感概万千。
程伯伯说，打敌八十五师是打其必救，吸引敌五军回援，以减轻山东我军的压力。野司命令二纵两个旅进攻固守郑庄寨的八十五师。由于种种原因，我军四个主攻团唯有六旅十六团在宋东旭团长的带领下，迅速攻到了敌八十五师师部，俘虏敌师参谋长以下600余人。被打痛了的敌人立即以两个团的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实施向心增援。关键时刻，十六团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纵队领导对寨内的态势难以判断，不好下决心。这时，情报科参谋苗杰（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参谋）侦听到敌八十五师的报话机中一片仓惶呼救：“共军已经攻进师部啦”、“顶不住啦，要求增援”。他立即兴高采烈地向陈再道司令员报告：“宋团长已经占领敌八十五师师部，敌人已经撑不住了”。陈司令严肃地问：“你能负责吗？”面对关系到一个纵队生死攸关的严重问题，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参谋一时语噎。
此刻，号称国军五大主力的第五军已经迫近，如我部不及时撤退极可能陷入重围；若再集中兵力突进郑庄寨接应十六团撤离，又担心有较大风险。考虑到吸引敌五军以减轻山东我军压力的战略意图已经达到，野战军和纵队领导毅然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而十六团由于联络中断，没有及时接到撤退命令。十六团的勇士们在团长宋东旭的带领下面对数倍于我的敌军，顽强战斗，视死如归，每个阵地都打到剩下一个人一支枪，毙伤敌千余人。最后，900余勇士壮烈牺牲，只有40人突出重围。
说到这次战斗程伯伯不无感慨，他说当时他因病正在后方休养，没有随军行动。如果他当时在二纵指挥所，他可能会综合各方面情况判断战场态势，以纵队情报科长的身份向司令员拍胸脯，倘若部队在十六团攻进敌八十五师师部时，果断采取行动，在敌五军到达之前，彻底歼灭敌八十五师师部，救出十六团，那么战局很有可能会是另一种结果。
爸爸1948年10月调到二纵（十军）情报科后不久，程诚就于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调离情报科去参与筹建和领导二野三兵团军政大学了。尽管爸爸与程诚伯伯共事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爸爸对程诚伯伯的印象却极为深刻，一谈起这位老科长，总是连连说“那人有能力，有魄力。”
1979年秋天，爸爸终于有机会专程到北京看望老首长了。那天，他们都很高兴，回忆起冀南游击战、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进军大西南，也谈到分别后的经历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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