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三月初，在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六六七团的驻地新浦镇，招募了一批新兵，约八十余人，全都是民先队员，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是共产党员。这是在团长万毅和在东北军工作的党的工委负责人刘曼生(谷牧)同志主持下，通过组织要来的一批开展党的抗日救国工作的骨干力量。
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他们是从青岛撤出来的一批工人和大学生，由邹鲁风、伍志钢、李欣等领导。到高密后，又吸取了单绩(王中)等人，尔后又一起参加了当时比较进步的蔡晋康的高密游击队，并在游击队里建立了政治部，准备改造这个成分复杂的队伍。
在敌人进迫下，游击队撤到诸城，诸城临时县委负责人赵志刚、刘志琦(董昆一)等又发动了三十多人参加进来。敌人进占诸城后，我们撤到五莲山区。过了几天，由于游击队内部反动分子挑起纠纷，我们不得不全部撤出，组成学生流亡团，沿台潍公路南下，打算向沿途驻军搞点武器，就地转入山区打游击。谁知愿望落空，队伍只好继续前进，另寻出路，这就是诸城县志上有名的一百单八将南下长征的故事。
我们来到徐州后，西去的陇海路已不通车，我们和东北军内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决定到有党的工作基础的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六六七团万毅部队中来。
因为女同志不能当兵，所以我们当中的八个女同志和邹鲁风、周持衡、王绍云(王树成)等几个男同志，就通过另外的关系去鲁西北，其余的人由伍志钢同志率领，全部换上了破旧的棉军衣，作为被招募的新兵，乘火车来到了新浦。
新兵队组成以后，形式上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操练，由万毅派来一个姓何的副官给我们当队长。四月初，部队奉命开赴日照县去打刘黑七，我们的新兵训练就算完成了。除留下二十多人在团部组成宣传队之外，其余的人都以新兵名义分配到营连中去。分配到各营部的有赵书杨、邹铎、王汝霖等，每个连都有二至三人，因为万毅的关系，营长、连长们都知道这不是些一般的新兵，我们在连队里虽没有正式名义，却都担任着读报、教歌、出墙报、写标语等工作，还能和战士交朋友，秘密发展党的组织。
东北军中虽没有宣传队的编制，但也有各级官长分吃空额的惯例，我们宣传队就是由万毅抽调连队的空额组成的。我们的“花名”分在各连队里，都按二等兵待遇，只有伍志钢算是个上上文书。
宣传队除演戏、唱歌、出油印小报之外，实际上是做党的工作。当时工委负责人刘曼生常住旅部，李欣在师部，他们主要搞上层工作。我们工作的重点在六六七团，主要是由伍志钢同志具体负责，各种党内会议，回报工作都在宣传队内进行，党内文件也在这里刻印分发，久而久之，宣传队就成了党组织日常工作的机关。
部队在日照打垮刘黑七，攻克涛雒、巨峰以后，在费家湖一带休整了一个多月，就回到了连云港，临走时留下了赵志刚、王国栋(鲁平)等几个人在日照继继开展地方工作。《火线下》
在我们到来之前，刘曼生同J占在这里已经创办了一种教育部队的油印小报，定名为《火线下》，出过几期。我们来到以后，就由我们接办，主要由郭虹隽负责。我负责收听广播，编写新闻材料，赵金农(赵欣)担任刻板印刷，部队生活的通讯报导则由我们在连队的同志写稿。
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九月，部队守卫连云港。秋后，经苏北过津浦路南下安徽，任务是保卫武汉大会战。这时，小报都按期印发，后因行军疲劳，部队中疟疾流行，停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九年初，返回苏北后，又继续出刊，直到一九四O年九月，我们撤出东北军才停刊。这段时问，小报共出了近三百期，对部队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小报上除刊登新闻及通讯报导之外，也搞些立传材料和通俗的文艺作品，记得我曾写过一个连载的章回体小说，叫做《时势英雄》，写的是三个青年学生，为参加抗战奔走四方，看到了种种进步和落后的现象，事实上都是针对宣传需要，临时编凑的情节。最后，以他们上了五台山，找到了抗战旗、团结棒、进步钟三件法宝结束。在南下行军时，我还写了“开小差的叹十声”等宣传材料，以巩固部队抗战情绪。
我们还通过小报，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有的文盲战士也学习得能读报，能写稿了。
一九四一年后，在五十七军独立旅时期，我们还是沿用《火线下》这个名称，又编印了几百期油印小报。
从苏北到督南
一九三八年底，部队回到苏北，在罗园、罗圩一带住了几个月，打过宿迁城，和进行“扫荡”的敌人多次交锋。
这时，又从苏北招来了一批青年学生，作为第二期新兵队，其中有刘维中(刘准)、尹荣升(陈冰)、王光彬(王力)、丁显声等。这批人后来多半编进了六六八团的宜传队，个别入伍的还有丁九、朱玉民(朱民)、刘子范(文菲)和刘希平(王xx)等。我们的力量逐渐增大，工作开始向一一二师所属的四个团全面发展。
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间，由于当地顽固派韩德勤勾结日寇，部队受到敌人的疯狂追击，连夜从苏北撤到鲁南。这时，山东八路军已创建了大片根据地。我们到沂水苏村和八路军联欢，那时关系还算融洽，随后一一二师开到抱犊崮以北山区驻防。
一九三九年五月到九月，是我们党的工作大发展的时期。这时环境比较稳定，五十七军和八路军关系还不十分紧张。伍志钢同志订了一个宏大的计划，要求以六六七团为基础，把党的工作迅速推广到全师去。还制定了六六七团各连队发展党员的计划，提出严格组织生活，订立回报制度的要求，并定期检查各连队党的工作进行情况。另外，还派了一部分人到徐庄、黑峪等村组织良卫团，开辟地方工作。
由于工委会的负责同志分散在各处，不能经常碰头，就在工委之下设了一个干事会，负责日常工作，参加的有伍志钢、郭虹隽、丁九和我等几个人。
这时期伍志钢、李欣和王翀等，分别在小报上写了一些论文，号召建立巩固鲁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宣传党的政策，还授意我编写了新党员课本。这些措施，现在看起来也许对形势的估计有点过分乐观，但在当时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由于过去我们在日照留下人开辟地方工作，所以又从那里招来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第三期新兵队，其中有秦寄萍、秦元青和女同志牟锋、郑怡等，这一批人以后在旅部成立了战地服务团，从此，六七一、六七二团也开始有了我们党的工作。
七、八月间，张岗同志来这里向伍志钢同志传达了中央关于反磨擦反倒退的重要指示，但我们还没来得及作新的布署，就遇到了寄宝山战斗。
难忘的寄宝山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清晨，我们住在白彦南面的板上村，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部队未及吃早饭，即仓促向南转移，沿途又遭到了敌人的埋伏截击，一时陷于混乱状态，彼此不能相顾。中午时分，一部分逃散的人马云集于寄宝山上，处于敌人包围之中。我和朱长禄、刘本良(罗江)等四人一起，从后山陡坡滑下，跑出敌人包围圈，连夜转移，第二天才找到部队。
这时，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亲密战友，我们主要的领导人伍志钢同志失踪了。据和他一起的王培义(尤深)说，他们是在爬上一道山岭的时候，突然发现岭顶敌人的机枪向我扫射，王培义当即不顾一切，迅速折回，但伍志钢同志还坚持在那里，并高喊:“同志们，冲啊，以后就再没见到他。
我们几个人抱着一线的希望，拖着疲惫不堪的两腿，来到了出事地点，希望能看到活着的伍志钢同志孙但没找到踪影，只发现他一只破碎的牙刷和一页浸满鲜血的字迹。据当地人说，有一个脚上包着白布的人在这里牺牲了，尸体已被他们收集掩埋。这样一说，伍志钢同志的牺牲已经确定无疑了，因为那时他的脚气病发作，脚上正是缠着一条白布。我们再三查问附近的群众，连最后的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等李欣同志收起了他的遗物，我们往回走时，才感到几天的往返奔波，几乎使我们的身体完全垮了。
伍志钢同志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在我们一百零八人从诸城出发“长征”的时候，他用祖国进行曲的曲调，写了三段歌词，其中有“我们共有一百零八个同伴，从朝到晚永远向前”的字句。我们一路上都唱这支歌。这支歌使我们忘记了长途跋涉的劳累和工作遭受挫折的沉闷情绪。在新兵队时期，他组织我们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把斗争的过程写成文艺作品，并拟定了一些题目。更重要的还是他作党的领导工作有胆有识，看问题深刻，处理问题果断。他曾多次组织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著作。在我们从苏北南下的行军路上，他第一次领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他的不幸牺牲，使我们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深深感到这是一个难以挽回的损失。
在寄宝山战斗中，还有从日照来的八位女同志和秦寄萍一起被敌俘去，因而许多同志产生了消沉情绪，宣传队的工作，几乎陷于瘫痪状态。为此，刘曼生同志亲自到团里来和我们谈心，进行动员鼓励，帮助我们调整了党内组织生活的领导机构，成立了联系各连分支和小组的团支部，参加的有王翀、郭虹隽和我。在宣传队内，恢复了《火线下》小报的出版，由我和张景沂(张锐)编印，也恢复了排戏教歌等日常活动，同时，我们还在宣传队内建立了墙报和学习制度。记得在墙报上我写过一首《山之歌》的长诗，万毅也曾写了一首《矮门框》的小诗，他还亲自登台演出过话剧《流寇队长》和京剧《打渔杀家》。
工作虽然有了恢复，但环境却逐渐恶化。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我们注意采取了隐蔽精干的方针。
撤退
一九四〇年初，万毅奉命调任百十一师三三三旅旅长，这是一种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计策，目的在于使万毅离开我们党的工作最有基础的六六七团。
万毅调走以后，换了个姓金的来当团长，对我们进行工作非常不利。同时国民党政训处也调来了一个姓华的主任，也想插手我们宣传队的工作，不时前来察看。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学习《共产国际纲领》的时候，把一本历史课本放在旁边当作幌子。有一次，他写了两篇文章要我们在小报上刊登，我们不愿刊用又不便拒绝，后来想了个办法，把蜡板刻好之后，再加热，使之模糊一团，谁也看不清楚，他也哑叭吃黄莲有口难言，从此，再也不给我们写稿了。
一九四〇年中，国民党又搞了一次阴谋，虚张声势地宣布，凡是他们下属的军队，不管嫡系杂牌，从各级官长到伙马夫，一律成为国民党员，实行所谓全军皆党。我们工委领导指示，对付他们的办法是置之不理。东北军对国民党的这一指示执行的很马虎，有的连队只是集合队伍讲了讲就完事，有的拿连队发晌的花名册，找几个人用手指脚趾乱按上几个“印”，报上去也就交了差。我们宣传队对国民党的这种手段非常气愤，坚决抵制。有一次，发给我们几张表，是规定何时开小组会、讨论什么问题的日程表，有些同志拿着表喳呼说:“谁上茅房啊，这里有手纸。随后，就把它撕碎丢了。
随着环境日益恶化，五十七军和八路军的小磨擦也不断发生，我们在这里工作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是，就根据山东分局指示，工委主要领导人刘曼生和几个比较负责的党员首先撤出，然后再把打入东北军工作的全体人员一起撤出。时间定于十月二十日早晨。那天，正是附近车辋大集，我们以赶集为名，从部队撤出来，按时来到指定的地点，对上暗号，就进入村内，与刘曼生同志会合。
这次撤退计划得非常周密，每个同志都严格执行，未出现一点问题。据说直到夜间，师部才发现我们集体开了小差，他们还以为八路军要来进攻，我们连夜转移逃走了呢！
独立旅在海陵
我们撤离不久，百十二师就传出返回大后方进行整编的消息，当时，在部队里发展又留在部队里的一部分党员，怕失掉关系，就自动拉出部分队伍投奔万毅，万毅就安排他们到海陵县一带独立作战。那里原有一个补充团，是百十一师补充兵员的后备力量，这些人到海陵与补充团会合，又吸收些地方武装，改称五十七军独立旅，由刘杰任旅长。部队在这里虽然大有发展，但实际上不超过一个团的兵力，所以只编成了三个大队。
我们离开东北军以后，先在山东分局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又与王翀、徐炜等九人到七区委党校继续学习，王翀未及毕业就提前调去独立旅，我和黄毅是毕业后一九四一年五月间才到独立旅的。
独立旅每个连设指导员，大队设教导员，都和八路军编制完全一样。旅里不设政委，只设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履行政委职务。政治部主任是王翀，后又从分局调来一个副主任叫吴云，徐荣孝(徐炜)任组织科长，我任宣传科长，洪流任保卫科长，张永芳(张平)、丁一九任民运科长。由政治部主任、各科科长和各大队教导员组成旅总支委员会。
独立旅在军事上受八路军一一五师指挥，政治上还是和山东分局谷牧同志联系。虽保持着五十七军的名义，实际上已经是党领导的一支武装力量。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是“九·一八”事变十周年的日子，我们以五十七军独立旅的名义发表了一份宣言，提出“释放张学良”、“坚决抗战到底”、“打回老家去”等口号。这一宣言我们大量油印扩大宜传，并由《大众日报》全文转载，在宣传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