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列车拖着老长一串五颜六色的破旧车厢，呜呜叫着，有气无力地爬行在鲁中山区。车上，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难民。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些政府的大小官员和他们的太太、小姐们；如今他（她）们也提箱携笼，不嫌委屈地挤进了这三等车厢。人们惊恐地谈论着：“听说日本人已经过黄河了，是真的？……”一个个失魂落魄，就好像日本侵略军已经来到了身边一样。沿途各站的月台上，也都挤满了逃难的人群，车一进站，便一窝蜂似地往上拥。一些军人，手中挥舞着武器，口中高喊着“不要挤！不要挤！”自己却拼命地往车上冲；上不去，就把车上的人硬拖下来，把自己填进去．车上车下乱做一团，一片哭喊、叫骂声……
我们三个人挤坐在车厢里，望着这幅混乱的景象，痛苦、焦急、厌恶的复杂感情，一起涌上心头．“呸!”金明同志啐了口唾沫，又叹口气说：“蹲了几年监狱，外面什么也没有变。还说什么‘守土抗战’、‘焦土抗战’，就这么个抗法？……”
“依你看，他们该怎么抗!”张哗同志幽默地把话接过去：“他们要是真能积极抗战，国民党就不叫国民党了!”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
这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当时，由于国民党韩复榘的十万大军不战而退，沿津浦线南进的日军得以长驱直入。十一月间即相继占了德州、平原、禹城，兽蹄踏上了山东的土地。敌人还远隔在黄河天险以北，山东省府各机关就忙着收拾细软、抢占车辆。纷纷南逃了。就在这大小官员只顾逃命的混乱时刻，经过党的多方努力营救，我们这些长期身系囹圄的共产党员们才先后获得了自由。出狱后得知党的省委机关已去泰安，为了找党接关系。领受新的任务，我和金明、张晔三人便夹杂在难民群中，搭上了从济南开出的这趟列车。
车到泰安天已大亮了。我们下了车，在东门外找到了夏辅仁同志的家，就在那里落了脚。夏辅仁同志是我过去的同学，当时已参加泰安县委，与省委保持着直接的联系。通过他，我们当天就与省委接上了关系。
第二天晚上，在夏辅仁同志家里，我们见到了省委负责同志。他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以后，首先对我们谈了谈省委对我们在狱中表现的意见，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卷，递给我们，说：“看看吧，形势、任务，一切问题这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了。”
我们急忙凑在小油灯下，小心翼翼地将纸卷打开。原来这是一份用薄薄的棉纸复写成的党内文件，不知已转了多少人的手，以致满身皱折，有些地方已经磨损，字迹也有些模糊不清了。我们聚精会神、如饥似渴地读着，还时而情不自禁地喃喃念出声来。
这是北方局胡服（少奇）同志的重要指示。在这里他指示各地党组织，抓紧时机建立与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号召我们广大党、团员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到游击队去!
我们一遍又一遍贪婪地读着这份文件，感到每个字都在闪闪发光，照射着我们的心，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在监狱里的日子里以及在出狱后的几天中，纠结在我们心头的那种急于要求抗日，但又找不到门路的苦闷心境，豁然开朗了！当我们恋恋不舍地把文件交回的时候，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道：“那我们……”
“ 别着急，还怕没有你们的事干？”省委负责同志笑着打断了我们的话，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从全国的抗战形势谈起，一直谈到了山东党的活动。从他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在北方局这一指示的号召下，平津一带成批的革命知识青年来到了山东；山东党也已行动起来了；省委于十月间在济南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布置了新的斗争任务——计划在全省拉起十个军的抗日武装。现在，城市的大批党员和革命知识青年已经分头深入农村，展开了活动。在胶东、昌潍、淄博、清河，在鲁北，在鲁西……各地党的组织都已开始行动。省委以泰安为中心直接领导着鲁中的斗争。在这一地区，泰安县委正在组织力量，东面的莱芜、新泰等地，也正搞得火热……最后他热情地说：“你们来得正好，这里当前缺少的就是干部啊！”
本来，在出狱之初，在南下的火车上，我们几个人就曾经分析过当前形势，估计到党领导武装力量、坚持抗战是肯定无疑的。我们这些在白区工作过、蹲过监狱的人，更是深切体会到掌握武装的重要。因此，出狱后共同的愿望是：一定要捋捋枪杆子，跟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番。只是由于跟党断了联系，许多情况都不了解，因此我们商定的计划是，与省委联系上之后，便请求到延安学习去。现在，听了省委的工作布置，明确了今后斗争的方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原来的想法改变了。三个人，除张晔同志必须去延安报告工作外，我和金明同志决定留下来。
为了多给我们一点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的时间，也为了交代任务，省委留我们在泰安住了几天．接着给我安排的具体任务是：回到家乡去，宣传、组织群众，搞人搞枪，拉队伍，准备打游击。为了加强领导工作，省委还决定与我一同出狱的侯得才、刘泽如二同志也住到我家去，由我们三人组成党的区委（我为书记，侯做组织委员，刘做宣传委员）。接受了任务，我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泰安六区山阳庄。
山阳庄座落在徂徕山脚下，是一个一千多户人家的大庄子。刚到家，还没来得及和家里人叙叙家常，便有人来敲门了。邻近的亲友、旧日的同学，听到我回来的消息。便纷纷赶来．一见面，寒暄个三言五语，就无一例外地问一句话：“局势怎么样？”性急的干脆直截了当地问：“你们打算怎么办？”过去我曾在家乡搞过革命活动，这一回蹲了五六年监狱，谁都知道是犯的“共产党案子”，所以人们都知道我的身份。我便毫不隐讳，公开地对他们讲八路军平型关战斗以来迭次重创日军的胜利消息，讲我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几乎把我新近学到的一些东西一古脑儿端了出去。我很快便注意到，他们对我讲的东西那么感兴趣：听说八路军打了胜仗，便喜形于色；对于我党的抗日主张，则连连点头称是。不少人进门时都是双眉紧锁、忧心忡忡，谈上一阵子以后，却心情开朗，有说有笑了。这种情况使我对未来的工作凭添了信心和力量。本来接受任务时，虽是满怀热情。但总觉心中没底，今天和群众稍一接触，感受到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就更加体会到党的政策的正确。它完全符合群众的要求，靠了它，一定能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于是，区委研究确定工作的第一步就从广泛宣传人手。
不几天，我家里便人来人往，热闹起来了。在村上我的熟人不少，再加上形势一天紧似一天，四周各城镇的学校大多关了门，成群的知识青年窝在家里，走投无路，苦闷异常，这些人便成了我们首批宣传对象。我们是逢人便讲，有机会就宣传。不久，我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的胜利消息，传遍了全庄，“打日本保家乡”、“不当亡国奴”已成为街谈巷议的中心。
在宣传活动期间，我们一开始便注意了积极分子的选择。就在常和我们接触的人们中，我们发现吴锡汉等几个青年人往我们这里跑得最勤，一来就问这问那，常常一谈就是大半夜。这几个人都是辍学回家的学生，年轻，纯洁，民族意识强烈，抗日热情很高，要求进步心切。有的在学校里还曾受到我党的影响，对党有一定的认识。我们有意识地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不久便在山阳发展了第一批党员。
通过广泛宣传，声势造起来了，也开始团结了一批知识青年，但这对于我们既定的搞武装的任务来说，还只是第一步，工作必须向基本群众方面发展。这天谈到这个问题时，吴锡汉同志对我谈起了他家的长工陈善。这人为人正直，是个有见识有心胸的人。一家几辈子给人扛活，他当了二十年的长工，至今还是光棍一条。过去为生活所迫，曾在军阀张宗昌的队伍里扛过几天枪，多少还懂点军事。前几天有事到梁庄去，路上遇到一帮韩复榘军队的溃兵，硬把他脚上的鞋脱去了。他嘟嘟哝哝直骂了几天：“听见枪响就跑的家伙，不抗日，只会骑着百姓的脖子拉屎，什么他妈的国军!……”吴锡汉曾跟他谈过几次话，觉得这人可以发展。
这是农村的基本群众，是我们未来队伍的骨干，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了。我马上对吴锡汉同志说：“好，你再多帮助帮助他。找个时间，我跟他谈谈。”
一天早上，我来到陈善家里。他和他的两个侄子手中拿着地瓜片，正在吃早饭。几句家常话过后，他说：
“程先生，眼看日本兵打过来了，这亡国奴可不是人当的啊!”
“有种的中国人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决不做亡国奴”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
话一拉起来便很投机。这天，我跟他谈了很久，对他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未了，我悄声问他：“老陈，拿起家伙打敌人，干不？”
他听了忽地一把抓住我。激动地说：“程先生，你的话句句在理，都说到了咱穷人的心里。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你也知道我，只要你信得过，咱没说的，一言为定：跟着你干！”
最后他还发誓似地说：“咱认准了这条道，死不回头!”
以后，我们又跟他谈过几次。看他成分好，态度又坚决，便把他吸收到党内来。这个在旧社会受尽了折磨的老雇工，一旦找到了共产党，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表现得十分积极。整天价在一些长工、庄户人当中活动，一串俩、俩串仨，不多久便团结了一大批贫苦青年农民在自己的周围。党的工作根子扎下去了。
工作虽只开了个头，但还顺利。搞队伍的事已有了些眉目，看来组织人的问题不大。搞枪是个难题。枪从哪里弄呢？山阳比较穷，民间藏枪很少；区里、乡里倒有民团、自卫队，有些枪支，却都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我们区委的几个同志研究了这一阶段的情况，觉得通过知识青年开展工作，进一步发动基本群众，这些都已做了不少，只是对上层的统战工作做得还差。
这时我想起了六区区长程鹏。他是我的本家哥哥，早在一九二七年，我们这些年轻人受到大革命的影响，曾学着南方闹农民协会的样子，借封建庄会的形式和宗族势力，展开反封建斗争，当时撵走了姓张的乡长，曾推他出来为大家办事，因此他和革命有过一段关系。我这次回来，他也回到山阳看过我，只因当时人多事杂，没顾上跟他细谈。我把这些情况一说，侯得才和刘泽如两上同志都同意我去找找他，并确定通过他来争取地方上的上层分子，争取掌握地方团队的枪支。
事关紧要，一商量好我便马上赶到天马寨六区区公所。
程鹏把我让到屋子里，半玩笑地说：“照轩哪，刚出监牢狱，不安生点，还敢乱跑？”
时隔六七年了，如今他又当上了区长，谁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于是我也半真半假地回了一句：“在六区有三哥在，还怕谁能再把我绑了去！”
说得我俩都笑了。
笑声刚止，突然他像生谁的气似的，忿忿地说：“国难当头，不讲抗日，净干这号事，哼！岂有此理!”说着，拿出一纸文书来递给我。
原来这是县里给他的通令，大意是说，我们几个共产党员回到了山阳，要他多加注意，防止我们活动。不想我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倒把这件事给捅破了。这样也好，程鹏的态度清楚了，我说话也减少了顾忌，于是，打开窗子说亮话，我对他谈了许多问题，也照直说明了来意。
谈话进行得很顺利，程鹏表示完全支持我们。至于要他拉起民团和我们一起干的事，他说事情关涉到许多方面，很复杂，不能急切就定下来，但答应尽力而为，随时与我们联系。
这天正赶上全区的乡长、庄长们在这里开会，程朋还邀我在会上讲了话。这样，我得到了一个在上层分子中宣传我党政策的好机会，还多认识了一些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以后，我又分别同东梁庄的乡长、山阳的乡长等人个别谈了话。
这样一来，形势对我们更加有利，我们取得了个半合法的地位，也就更加公开地展开了活动。侯得才同志是小学教员出身，我们通过山阳乡长的关系，把他介绍到庄上的小学校里去教歌、教体操。庄上还有二三十人的一个“自卫队”，我们也通过这位乡长的关系，常常去给队员们讲课，宣传抗战的道理。不多久，山阳庄更加热火起来，墙上写满丫抗日标语，抗日的歌曲也满街唱起来了。受到了山阳的影响，附近的梁庄、薛庄等村子里的青年，也开始动了起来。以后，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培养和发展了党；区委还派侯得才同志到天马寨去，专做区里民团的工作。
局势越来越紧张，我们的工作也需加快脚步。
这天，吃罢午饭，我正在门口踱步，忽见迎面走来两个人。等他们到了跟前，才认出来是七区封家庄的封虞臣和娄德镇的冯平，他俩刚从泰安回来，路过这里。这两人都是本地的小学教员，过去我们相互间都听说过，今日一见如故。于是便拉到屋里攀谈起来。闲扯了几句话，便谈到了当前局势上。冯平问道：“局势乱成这个样子，咋办才好？”我说：“干!”他们问“咋干？”我说：“回去多联络些人，拉队伍!”接着，把山阳近来的情况和打算谈了谈。
他俩听了，互相看了一眼，几乎是同声说道：“这么说，咱们干得对！”原来他们和封家庄的另一位教员封振武曾商议过，也想拉队伍。当下冯平告诉我：“我们可以拉起不少人哩!”我说：“好呀！隔几天我到你那边看看。”
过了两天，我赶到封家庄，见他们正在进一步商议联络人和拉队伍的事。封振武还召集起一伙子人来，邀我给他们讲了话。记得当时在座的，除了封振武、封虞臣和冯平以外，还有李子敬等人。他们都是有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一经接受了党的领导，便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他们分别在封家庄、苗庄、王庄、马家沟和娄德、柴城、小岚等一溜庄子里，利用同学、师生、亲戚、朋友等各种关系展开活动。不久我们就收到了他们的第一个汇报：已联络了几十个人，其中有当地的小学教员，回乡的学生，也有不少贫穷的庄户人。那一带的山区里，民间藏枪也较多，他们还搞到了一些枪支。
经过半个来月的努力，我们山阳这边和封家庄那边，两下合起来已动员了不下百十人，各式各样的武器也弄到了一些。但有了人有了武器，并不等于就有了军队。究竟队伍该怎么编组训练？怎么带？怎样打仗？等等，心里都没个谱。说实在的，我们这些长期作白区工作而缺乏战争知识的党员，作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还可以，搞军事斗争却毫无经验，心想：要是能来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就好了！恰在这时，省委派交通送来一封信，要我到泰安去一趟。
我到泰安那天下午，正赶上敌机轰炸，城里更加慌乱不堪，看来形势是更紧张了。当晚在城东关的岱庙里会见了省委的同志。他们把一位个子不高、身穿黑色军装的同志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吧！这位是赵杰同志，今后和你们一起工作。”原来赵杰同志是一位老红军干部，最近才和韩明柱等几位同志一起从延安来到山东。我心里不由一阵高兴：党中央想得多么周到啊！
赵杰同志一到山阳，便给了群众很大影响，人们悄悄地传颂着：“八路军来了!”为了加强对封家庄的领导，区委决定派他到那边去。这样，“八路军来了！”的消息，一下子传了几十里，而且有的甚至像神话般传说：“八路军过来了，足有两三千，过了整整一夜哩!”这个声势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利。已经约好参加我们游击队的小伙子们信心更足，原来没有参加的又有不少人要求报名。
赵杰同志来后，担任我们区委的军事委员，一切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多半由他出主意。他到了封家庄后，便全面地掌握起了那边的工作。经过培养、教育，他首先发展了封振武、封虞臣、冯平等同志入党，壮大了我们的骨干力量。他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而争取与团结了当地的各个阶层，甚至把娄德的民团团长也争取过来了。通过这人的关系，后来一次就从一家盐店里起出了几十支长枪。此外，赵杰同志还亲自把着手教大家使用武器、利用地形地物等军事常识，讲游击战术。队伍很快形成，并且像个样子了。
十二月下旬，敌人占领了济南。韩复榘的军队更像散了群的羊似地向南溃逃，不管大道、小路，三五成群的溃兵络绎不绝。不久，泰安、大汶口相继失陷，敌人来到了眼前。
这时省委也撤出了泰安，转入徂徕山区：一部分带着动委会的同志和在山后发动武装的同志会合；另一部分来到山阳。情况越来越紧急，省委指示我们：立即把队伍拉起来。
这时，已是阳历的除夕。这天，区委和省委的同志一起研究了一个起义的具体计划。计划了一天又加上大半夜，才作出了决定。当夜，我们刚睡下没多久，村头站岗的人就跑来报告说：“封家庄的人拉过来了。”我们马上打开东南门，只见黑压压一彪队伍，在赵杰、封振武等同志带领下，雄赳赳地开进了庄子。这边，陈善等同志也把山阳头一天已集中起来的人集合带了出来。两下一会合，一支一百五六十人、近百支枪的队伍，整齐地站在一起；同志们个个精神抖擞，煞是威武。这真是一支抗日的起义军，一支道地的保家卫国的子弟兵，队伍里，不是兄弟爷们便是至亲近邻。封虞臣同志带着自己十几岁的儿子，陈善同志领着两个小侄子，各自站在队伍的头前，更引入注目．一时，整个山阳庄沸腾起来了，到处是歌声欢笑声，灯笼火把通明，群众纷纷奔走相告：“八路军到了!”庄里的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地来看八路军，不多时就把队伍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天省委出钱买了头猪，全体会了餐，还喝了酒。正在这时，侯得才同志自天马寨跑来报告，说一些顽固的地主听说我们要把民团拉出来，一夜之间把人和枪弄得七零八散，都不知去向了。由于顽固派的破坏，这次程朋未能和我们一起行动。
一切动员准备工作就绪，下午，我们便拉起队伍向徂徕山进发。天擦黑时，到了山上一所古树参天的大寺里，在这里又汇合了省委在山后发动的一支武装，其中还有动员来的五个带枪的国民党溃兵。
一九三八年的元旦，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中午，就在大寺的正殿前面，我们所有起义者集中起来，召开了个全体大会，会上省委黎玉同志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成立了!”当场并宣布了支队长、副支队长、政治委员的任命命令。当时，支队下属两个中队。我们为二中队，由赵杰同志兼中队长，封振武同志为副中队长，我当指导员，封虞臣同志是中队参谋，陈善同志当了二排长。
接着，黎玉同志又讲道：“在党中央北方局的正确领导下，抗目的烽火已燃遍了山东全境!在胶东，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在鲁东，成立了七支队和八支队；在冀鲁边区，成立了人民抗日救国军；在鲁西北，成立了十支队……我们坚信：依靠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北风呼号，古老的树干也被吹得咔咔作响。同志们排列在大树下，一个马蹄形。大家一色短装打扮，穿棉袍的都把下摆塞在腰间；手中攥着各种武器：汉阳造，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片和红缨枪……队伍里鸦雀无声，都在静静地听着。听着、听着，我仿佛觉得眼前的队伍越来越多，漫山遍野都充塞了扛着枪、背着刀的人群……
会后我们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布告和一个宣言，向群众宣布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是抗日的武装。不久，我们又先后与刘居英等同志率领的莱芜党组织发动的武装和单洪等同志率领的新泰党组织发动的武装会合。二月间，程鹏同志也终于带着部分民团与我们汇合。四支队更加扩大了。此后，这支新生的抗日武装，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转战在山东敌后，给了敌人不断的打击。
（原文刊载于星火燎原第五集 解放军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