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惧风雨干革命
鲁宝琪，曾化名为鲁自嘉，1913年出生于山东省泰安城关一个富裕的家庭里。1930年，鲁宝琪考入山东省立高中。1931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6月，在中共济南特支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济南市委，由胡萍舟等九人组成，胡萍舟任书记，鲁宝琪为市委委员。不久，鲁宝琪回泰安与失掉关系的党员鲁宝瑛取得联系，并发展了部分党员，建立了三小党支部，建立了中共泰安特别支部，鲁宝瑛任书记，归济南市委领导。泰安特支又根据济南市委的指示，向莱芜、曲阜等地发展，并与曲阜二师的党员程照轩、裴康增和莱芜的党员刘仲莹接上关系，分别建立了中共曲阜特别支部和莱芜特别支部，泰安特别支部即改组为中共泰安中心特支，泰安党的工作又迅速活跃起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组织济南、青岛、济宁等地学生到南京请愿，鲁宝琪总是站在最前列。
1933年7月，中共山东临时省委遭叛徒出卖，临时省委和各地党组织被严重破坏，鲁宝琪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只好在原籍泰安城隐居，秘密寻找上级党组织。在泰城，鲁宝琪经著名爱国人士范明枢先生介绍，给正在泰山普照寺隐居的冯玉祥将军当秘书兼会计，后又担任冯将军创办的“武训小学”的教员。1934年夏、秋，中共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赵健民两次来到泰安，通过范明枢先生与失掉组织关系的鲁宝琪取得联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8月，鲁宝琪到济南，通过张若谷之母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取得联系，省委随即派他回泰安联络过去的党员，恢复整理党组织，通过组织群众救亡团体开展活动，并建立中共泰安临时县委。鲁宝琪回泰安后，利用走亲戚看朋友的方法，四处奔波，联络分散在泰安各地的共产党员，仅十几天就恢复了党组织，建立了中共泰安临时县委，并任书记。
1937年九十月间，临时县委迎接了先后出狱的共产党员程照轩、夏辅仁、崔子明等十几位同志，使这些同志出狱后很快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10月上旬，鉴于形势紧张，山东省委机关由济南迁至泰安。省委决定以泰安、莱芜、新泰一带党的工作为基础，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开展鲁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
组织起义徂徕山
10月中旬，泰安临时县委在城南篦子店召开会议。鲁宝琪等县委成员，根据省委指示，决定以原“泰安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程照轩、崔子明分任正副主席，鲁宝琪、武冠英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以津浦铁路为界分为东西两区活动，路东由程照轩、鲁宝琪负责，路西由崔子明、武冠英负责，收集国民党溃兵遗弃的武器和民间枪支，准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山东人民抗敌自卫团的成立，为徂徕山起义和泰西起义做了组织准备。
10月下旬，在黎玉亲自主持下，中共泰安县委成立，夏辅仁任书记，鲁宝琪任组织部长，于一川任宣传部长。这期间，省委和县委的领导同志常在夏(辅仁)家和鲁(宝琪)家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日武装起义等工作。
12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泰安城，黎玉、林浩率省委机关由泰城转移至篦子店。夏辅仁、鲁宝琪、于一川等县委领导也来到篦子店。省委在这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了起义时间、部队番号、建制和分头组织起义等事宜。27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日军占领泰城立足未稳之际，在徂徕山举行武装起义。鲁宝琪积极贯彻省委的指示，组织发动抗日积极分子，响应武装起义，为徂徕山武装起义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他教育家族的弟妹们“守土抗战”，“与山东父老共存亡”等等，使他们提高了对抗日救国的认识，也投入抗日斗争的行列。
12月27日，日军占领济南，并再次轰炸了泰安城，形势更加紧张。30日，省委机关撤离篦子店上徂徕山，为起义做好准备。同时，泰安县委也立即通知党员和自卫团员到徂徕山集合。
1938年1月1日，省委率机关人员、泰安县共产党员、抗日自卫团员、平津流亡学生及当地爱国民众共160人，齐集徂徕山大寺，誓师起义抗日，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起义队伍暂编为两个中队：省委机关人员、泰安县党员、群众和平津流亡学生等九十余人编为第一中队，李怀英任中队长，鲁宝琪任指导员；徂徕山前一带发动的队伍编为第二中队。起义初始，部队吃住条件极差，人员思想不稳定，鲁宝琪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做好中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向战士们宣讲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解放人民的，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控诉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对起义部队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支队建立不久，又活动到了莱芜、新泰一带。2月，山东省委派鲁宝琪回泰安组建泰安独立营。鲁宝琪回泰安后，与洒海秋、张烈、孙明等取得了联系，并在洪沟、省庄、许家埠、山口等地发展武装近百人，于5月中旬在麻塔集中，建立了四支队泰安独立营，洒海秋任营长，鲁宝琪任教导员。泰安独立营的建立，使四支队又增添了一支重要力量。
1942年8月，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并正式改为山东军区，同时以原山纵机关为主重新成立鲁中军区。鲁宝琪留在鲁中军区负责敌工工作，当时没有公布他的职务，同志们都称他鲁部长。他带领二十余人和一部电台到泰历地区活动，在泰山后无人居住的大河峪沟里盖了间简易房屋，作为安设电台和工作的地方。在艰苦的环境中，他带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活动在济南和泰安的敌占区，在敌伪工作和交通情报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秘密战线慑敌胆
1942年秋，日伪军疯狂“蚕食”徂徕山根据地，敌人据点林立，封锁沟纵横，泰安地区抗日形势极度恶化，造成我区与上级交通联络中断。为了使党组织和军队系统及时无误地传递指示和情报，保证我交通线的安全和畅通，鲁中军区决定派鲁宝琪到泰安整顿交通情报联络网。他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往来于敌占区，同时，面临着少数变节分子告密的危险，走遍了原有的各交通情报站。首先，他改组了原有的交通情报站，分为情报站和交通站，建立了连接鲁西和接应护送往来干部的泰城交通站，归鲁中区敌工部管辖，由鲁宝琪总负责。其次，对原有的交通情报人员和点线关系进行逐个审查，符合要求的留下，不符合要求的调出或“断线”。同时，他还亲自做工作，留用和发展了一批可靠的交通情报人员，如刘焕民(刘清河)、邵勇(王一民)、江衍红等。特别是女英雄江衍红，在鲁宝琪的教育下，成为一名优秀的交通员，多次出色地完成重要任务，直至1948年5月壮烈牺牲。
鲁宝琪是秘密工作的模范，他时常亲自参加武装接应护送工作。泰城交通站建立不久，就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接应中央经冀鲁豫方面来山东分局的几位政治交通员，越过由日军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为了保证上级来人的安全，鲁宝琪亲自率地下交通员刘焕民、邵勇等十余人，到城南朱家埠铁路桥涵洞处，顺利地接到了中央派来的同志。可是在接应的同志中有位“刘先生”(宋云，原名刘延生)，因肺病恶化，吐血不止，有生命危险，无法继续前进，鲁宝琪便将其安排到刘焕民家养病。1942年冬，正当敌人大“扫荡”时，鲁宝琪对在刘家养病的宋云同志放心不下，冒着危险，来到刘家看望宋云。他见宋云的病没有起色，决定利用关系，将宋云送到敌人的医院治疗。在鲁宝琪的周密安排下，通过亲戚关系，找到了在济南给日军当翻译的米玉珍，托米出面经驻泰城日军的介绍，安排宋云住进了美国人办的泰安博济医院，巧妙地借用敌人之手，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难题。宋云当时负有重要使命，鲁宝琪又安排江衍红多次为其送饭送药，并及时来回传递交换信息。为避免暴露，鲁宝琪又把宋云同志转往济南治疗。宋云的病，在鲁宝琪的关心和努力下，转危为安。
大约在1942年秋季，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江华偕夫人、孩子和警卫人员，从鲁中去延安路过泰北县，正值敌人“扫荡”。鲁中军区指示鲁宝琪亲自安排护送江华等通过津浦铁路，到泰西军分区驻地(齐河县刘桥)。当时，敌人在铁路沿线两侧挖有壕沟，过路通道设有日伪军据点，防守十分严密，江华一行要通过津浦铁路是非常困难的。为了完成护送任务，鲁宝琪亲自部署，派人通过关系，做通了把守在青杨火车站以北王八沟道口的伪军的工作，于夜间顺利地将江华和四名警卫人员护送过铁路，安全地到达了泰西军分区驻地，又大胆地化装，巧妙周旋，顺利通过敌占区。事后，江华称赞鲁宝琪说：群众工作做得好，敌工工作做得也好。
1943年夏初，鲁中区第一军分区(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率干部战士七八十人到泰历县检查工作，在鲁宝琪的建议下，廖司令到山顶观察地形、敌情，顺便一游。当晚，廖容标、鲁宝琪、张正德等二十余人从山后上山。第二天拂晓，他们登上了山顶，看罢日出，回到玉皇顶，游览了碧霞祠和舍身崖。鲁宝琪边走边向大家介绍泰山名胜。中午时分，他们一行来到天街吃饭时，发现山下有敌情，是十几名日伪军，簇拥着两顶轿子。廖容标同鲁宝琪、张正德商定，在南天门设伏，歼灭敌人。当敌人爬至南天门时，我军出其不意歼其一部，击毙一人，击伤两人，俘一名伪军中队长，并俘伪山东电报局局长日本人间本，余敌狼狈逃窜。鲁宝琪通过日本反战同盟的配合，做间本的工作，使间本有了反战表示，并愿意为抗日战争效力，后被调往太平洋战区。
英勇牺牲志不屈
鲁宝琪有丰富的敌工工作经验，他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出没在敌占区的城镇和乡村，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人对此既恨又怕，以重金悬赏捉拿他，使他的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危险性。
1943年冬，鲁宝琪在泰城以东附近村庄执行任务。11月17日(农历十月二十日)。鲁宝琪和警卫员及泰历县委干部刘明，从岱峰区梨园村出发，天黑时到了泰城东北的水牛堡，住庄东北约百米处姓张的独家院子里。由于奸细告密，伪军数百人于半夜包围了鲁宝琪三人的住处。拂晓时，敌人开始射击，密集的枪声惊醒了鲁宝琪等人，猛然察觉到已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警卫员持枪第一个冲出，不幸在门前中弹牺牲。鲁宝琪见警卫员牺牲，怒火填胸，绝不束手就擒，一跃而出，向敌人猛烈还击。但因寡不敌众，他的腹部、大腿和手臂多处中弹。在危急时刻，他想到的首先是党的机密，为了不给敌人留下一点党的秘密，他忍着剧痛，把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嚼碎吞到肚子里，便昏迷过去。刘明也壮烈牺牲在屋里。
敌人为了获取我党地下交通网的情况，用门板抬着昏迷不醒的鲁宝琪回到泰安城，关押在伪县警备队。
鲁宝琪性格刚烈，富有民族气节，对党无限忠诚。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后，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敌手，便抱定了向敌人作最后斗争的决心。他虽然伤势很重，不能动弹，但他那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事迹和刚毅的神情，令汉奸们望而生畏。汉奸们知道鲁宝琪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一面为了讨取日本主子的奖赏，虚张声势，宣扬捉到了“共匪首要人物”；一面对鲁宝琪施以“体恤”、“安慰”、“劝降”。敌人假惺惺地对鲁宝琪说：“只要你说出以后不再干了，就把你放了。”鲁宝琪识破了敌人的阴谋，斩钉截铁地说：“我出去后，还是打日本鬼子!”还有“好心”者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鲁宝琪对此不是缄口不语，就是挥手令他们走开，其浩然正气，足令汉奸们折服和恐惧。汉奸们知道保住鲁宝琪生命的重要，所以不管鲁宝琪态度如何，都对他表现出了最大的“关心”，送饭、治疗，无一怠慢。鲁宝琪针锋相对，拒绝说话，拒绝饮食，拒绝治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息尚存，斗争不止”的革命意志和在敌人面前永不低头的革命气节。
鲁中军区的领导同志对鲁宝琪的情况极为关心和重视，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组织营救。鲁宝琪当时被关押在伪县警备队里，伤势严重，已被叛徒指认，暴露了身份。日本宪兵队得知后，正责令汉奸队将其交出。汉奸队为了从中获取更大好处，百般推诿，迟迟不交，同时加紧对鲁宝琪进行逼供诱降，想利用他的政治影响，分化瓦解当地的抗日力量。形势十分紧迫，一旦汉奸队将鲁宝琪交给日军，我们的营救工作就会更加困难。党组织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立即行动，通过内线关系与汉奸头目朱茂轩谈判。一面施之以威，对其进行警告；一面授之以利，用金钱加以打动。具体营救方案是：先由已被我们发展为内线的日本翻译金成贵以日军代表的身份到汉奸队督促要人，并以查验伤情为由，与鲁宝琪取得联系，然后由江衍红陪同鲁宝琪的爱人黄桂兰，带上费用去探监，编好口供说受伤被俘的是鲁的内弟，是其护兵，而鲁本人在这场战斗中烧死(确有泰历县干部刘明被敌纵火烧死，尸体已难以辨认)。再由抗属李育堂等人到场作证，坚决否认被俘的是鲁宝琪。与此同时，再通过熟人关系打通汉奸队头目路文炳、朱茂轩等，惠以重金，晓以利害，迫令他们放人。
在对质中，江衍红和鲁宝琪的妻子、鲁家的长工及抗属李育堂等人，全部异口同声地说被捕的确系鲁的内弟。早已由我们打通关节的汉奸队头目便顺水推舟，对部下大发脾气，骂他们谎报军情，把护兵说成是鲁宝琪本人，招惹麻烦；并转托金翻译向日军解释，求日军宽恕；还答应不再对鲁宝琪进行刑讯，撤了门岗，在治病和生活方面都提供了方便。营救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既扭转了向日本宪兵队交人的局面，又取得了监外治伤的许诺。
鲁宝琪被捕后伤势过重，被俘之初又遭刑讯，加之不吃不喝，拒绝服药，伤情急剧恶化，经常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当营救工作就要成功时，鲁宝琪伤病交加，医治无效，在被捕后的第八天，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仅30岁。
在泰城被人们称为传奇式敌工英雄的鲁宝琪壮烈牺牲后，鲁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周围和沿途的群众也纷纷参加了祭奠和默悼，许多人跷起大拇指称赞说：“这才是真八路!”
鲁宝琪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敌工战线上的传奇英雄。他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虽死犹生。他给后人留下了最感人、最高尚的精神财富。（泰安市档案馆 车文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