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海铁流之1：陇海南进支队的组建及其发展

    历史的画卷已经翻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但陇海南进支队的往事，却仍然历历在目。特别是那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南进支队活动地区的地方党组织、人民群众，以及在抗日斗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老同志的英雄事迹，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作为陇海南进支队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支部队所走过的战斗历程记录下来，作为对烈士们的怀念，也为这段历史提供一个佐证。
    陇海南进支队的组建及其发展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侵略，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由于蒋介石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对日妥协让步的错误政策，致使日寇得以长驱直入。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仅仅五个多月的时间，继北京、天津失陷以后，太原、上海、南京也相继失守，长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线便沦入敌手。一九三八年三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下，委派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组织了四十万军队与日寇七八万人在徐州进行了会战。日寇采取迁回包围的战术，于同年五月攻陷徐州，截断了国民党军队的退路，以致造成了大遗退，使山东、江苏、安徽大部分沦陷。这时，我党高举团结抗日的大旗，并派八路军、新四军主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正面进攻，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
    徐州失守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在津捕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为了加强对山东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一九三八年底，山东纵队正式成立。由张经武同志任司令员、黎玉同志任政治委员、江华同志任政治部主任。纵队组成前后，原苏鲁豫皖四省边联特委书记郭子化和当时任苏皖特委书记的邵幼和、组织部长张芳久、宣传部长张震寰等，曾先后向山东省委汇报了当地群众的抗日情绪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大好形势，并要求派一些能够领导和指挥作战的同志去组建队伍。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山东省委和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陇海游击支队。任命我为陇海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担任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梁海波同志为副司令员(一九三九年调回山东另行分配工作)，李浩然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兼任苏皖特委组织部长，张震寰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临行前，山东省委书记张洪涛和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先后找我们谈话，命令我们出山东，入徐海，组织发展抗日队伍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阻止和破坏日寇打通陇海铁路东段的企图，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九日，我和梁海波、李浩然、谢锡玉一行二十一人，从山东沂水县岸堤镇出发，途经费县、苍山到达邳县铁佛寺，和地方党负责人栗培元、冷启英、刘杰三、王仁东取得联系，并向他们传达了郭洪涛书记、张经武司令员和黎玉政委关于组建陇海游击支队的指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们到达邳县许楼村，召开地方武装领导干部会议，再次传达山东省委、山东纵队对成立陇海游击支队的指示，具体研究了部队整编、干部安排和今后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不久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正式宣布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成立。这支部队的基础，主要是我地下党领导的经国民党驻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批准成立邳(县)、睢(宁)、铜(山)等县青年救国团建立的义勇队，当时约三百多人，编为两个营。即: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编为第一团第一营，下辖两个连，任命谢文秀为营长，谢锡玉为教导员。铜山、睢宁青年抗日救国团义勇队编为第一团第三营，下辖两个连，任命刘文焕为营长，周瑞迎为教导员。同时，在铁佛寺开办了以培养地方工作干部为主要目的的随营学校，由我兼任校长。李浩然同志兼任政委并直接负责学校工作。从此，鲁南苏北地区第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抗日武装部队诞生了。
    部队组建后，经过短期整训，就投入发动群众和频繁的战斗。随着这两项工作深人开展，部队不仅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本身也得到迅速发展。不久，又委派夏玉华同志回睢宁，组建陇海游击支队睢宁独立第一营，井担任营长。
    一九三九年一月，支队又接收夏慕尧先生四百多人的抗日队伍。夏慕尧先生是早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抗战爱国人士，还是邳、睢、铜一带青红帮组织的头目，在当地颇有影响。早在支队成立以前，他就同我地下党的领导人郭子化同志十分熟悉，和邳、睢、铜地区抗日动员会、青年救国团等群众团体中我地下党员来往也较为密切。他对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认识较清楚，同情并支持我党的抗日活动。我们来到邳县后，他亲眼看到我支队连续几次打击日军、伪军和维持会等敌伪组织并取得了胜利，深受感动。于是，将他亲自组建、装备精良的四百多人的抗日义勇军交给了我们。井对我说。“钟司令，在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只有你们的队伍才是真正打日本、维护老百姓利益的。将我这支部队交给你，我也就放心了。”支队接收了夏慕尧先生的队伍后，任命他的弟子滕玉荣为营长，我们派盛志明担任教导员。
    同年二月，邳县西部十余里的丁场，有一个有钱有势的民间头领丁某，曾和郭子化同志一度同窗，倾向抗日，较为开明。同时，他与国民党邳县政府和党部矛盾十分尖锐。我支队组建后，他同我地下党同志联系，主动邀请我们的部队进驻丁场，不但愿意和我军合作，而且愿意接受八路军领导。对此，我们不仅表示欢迎，而且积极予以援助。经他和黄峰江、毛洪烈等联系，于三月初，在丁场组建了三百五十多人，装备精良的队伍，编为陇海游击支队独立第三营，任命毛洪烈为营长，刘步伦为政治委员。
    第一次收复邳县城以后，我军又将丁场依宿村由朱庆轩、朱洪善组织起来的四百人的队伍，编为支队独立第四营。任命朱洪善为营长，张剑秋为政治委员。
    三月初，将铜山县梁围子的进步人士梁广洁先生组织的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收编为陇海游击支队铜山独立大队，任命梁广洁为大队长。
    同年三月间，将邳县青年抗日救国团负责人栗培元组织的三百余人的抗日队伍，编为陇海支队邳县独立团。任命栗培元为团长，马良俊为政委，陈雁为参谋长。这个团在配合支队主力第二次攻克邳县城和在官湖阻击日伪军的战斗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别在部队主力南下，梁兴初同志率领的东进支队还未到达邳、郯地区这一段时间里，这个团在艰苦的条件下，英勇顽强坚持了斗争，做出了贡献。
    同月，原在国民党军队任师上校参议，抗战后自己组织队伍，自称苏鲁边游击司令的胡大勋，率领近二百人的队伍，携带步枪七十余支、重机关枪二挺,82迫击炮一门，接受陇海游击支队改编，被编为支队机炮连，任命胡大勋为支队参议。
    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将临沂、郯城一带由地方党组织领导的约四百余人的队伍，编为支队的第三大队，任命杨信为大队长，韩去非为政委。这个大队在坚持开辟临郯地区抗战局面和反顽斗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四月，家住铜山县的胡大义同志早年参加我党，“七·七”事变后出狱，在家乡组织了一支二百余人的抗日武装队伍，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间编为陇海游击支队运河大队。胡大义任大队长，陈诚一任政委。后来，这个大队和胡大勋组建的运河支队合并，对开辟该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贡献。
    四、五月间，苏皖特委派去组建东(海)灌(云)沭(阳)中心县委的于跃海、孙朝旭、周瑞迎和已在那里工作的孙海光、张克辛等同志紧密配合，在过去自发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约一千五百人，汤曙红任团长，周瑞迎为政治委员，刘克辛为副团长，陈飞为政治处主任，下辖四个营。该团在组建前后，积极打击日伪，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但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却对这支坚决抗日的部队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曾训令各县，务必采取非常措施，限制和扑灭这支抗日队伍。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七日，顽固派利用亲戚、朋友、同学关系，以谈判解决矛盾为名，将年仅二十四岁的三团团长汤曙红骗至国民党乡公所暗害。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一卑劣行动，虽使三团在该地区的活动受到了暂时的挫折，然而，却更加燃烧起三团指战员抗日复仇的怒火。汤曙红同志被顽敌杀害后，支队任命张克辛代团长，杨纯兼政委。后又任命杨志雅为团长，盛志明为政委。这支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四处转战，终于成为苏北地区一支重要的主力部队。
    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国民党徐海行署主任蔡少衡、副主任蔡官庭同我支队常有联系，他们为表示真诚抗日，遂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问，将行署常备队三百余人交给我们，编为陇海游击支队第八大队(始称宿迁独立大队)。任命张裔恩(现名张阴棠)为大队长，盛志明为政治委员。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配合苏皖特委的中心任务，完成开辟陇海路以南地区的任务，李浩然同志提议并与支队商议决定:抽调三营九连和苏皖特委机关干部，组成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先遣第一梯队。李浩然同志任梯队队长兼政治委员。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一梯队从邳北的泇口出发，进至陇海铁路以南的邳(县)睢(宁)铜(山)地区，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在当地地下党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先后对驻邳、皂河、窑湾，魏集等地的日伪军和维持会，进行了有力打击，不但军威大振，影响迅速扩大，梯队也得到迅速发展。到九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这支不足七十人的部队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的武装队伍，任命叶道田为一梯队副梯队长，胡泇为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独立营、七个大队。同时，地方党组织也得到整顿和巩固，群众组织尤其是青年救国团和动委会的活动则更为活跃，成为党领导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得力助手。统一战线工作也有了新的起色。这个地区的开辟，为一九四O年八、九月间，黄克诚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东进苏北创遭了有利条件。
    一九三九年五月间，组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先遣第二梯队，吴云培任梯队长。第二梯队活动于宿(迁)北、郑(县)东南、沭(阳)西诸县交界地区，不久即发展到三、四百人的武装。第二梯队的建立对打击敌伪、配合主力以及开辟这个地区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初，支队刚到邳北不久，苏皖特委即派特委组织部长张芳久同志去淮阴、淮安、涟水、泗阳一带开辟工作，不久，就组织了一支抗日义勇队。当时那里还有不少各种名义的队伍，发展也很迅速。韩德勤企图收编这些队伍。为扩大抗日力量，尽快打出旗帜，打击反动势力，支队研究决定，授予他们陇海游击支队第八团番号，并任命在江苏淮涟一带颇有影响的朱德轩为八团团长、张芳久为政治委员。同时决定，抽调杨汉章、于跃海随张芳久带着委任状返回淮阴地区组建队伍。由于义勇队内部对于打什么旗帜问题意见不一，只组建了以张芳久、于跃海、杨汉章、吴觉等同志为负责人的淮(阴)、淮(安)、涟(水)、泗(阳)为中心县委。直到五、六月份，陇海游击支队第八团才正式成立。吴觉任团长，张芳久任参谋长。此后，他们又发展组建了第九团。自称为陇海南进支队先遗第三梯队，统一指挥八、九两团。该部人数最多时近千人。这支部队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的支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一九四0年九月，对迎接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进军苏北，创建抗日根据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间，日寇占领区的台儿庄镇自卫队队长马东曙，在我地下党组织的教育下，率领全副武装的自卫队弃暗投明，编为我陇海支队第一团第一营第四连。
    一九三九年底在沭阳、东海交界处由地方党组织组建起来的二百余人的云台大队，于一九四0年二月编为南进支队第九大队。钱沛三为大队长，刘锡九、郭光亚为政委，汪谦、王墩涛为副大队长，王通吾为参谋长，宋跃南为政治处主任，宋光彩为供给处主任。不久，第九大队并入南支第三团。
    此外，支队还收编了几股土匪部队共四、五百人，均充实到各部队中去。
    陇海游击支队从一九三八年底成立到一九四0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得到迅猛的发展，由开始的两个营三百多人，扩大到拥有三个团、七个营、四个独立大队、三个梯队，总人数共达七、八千人，而且装备精良，支队经常活动在陇海铁路南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顽反动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为开辟和建立徐海地区和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奠定定了必要基础。
    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进攻，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回师华北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开辟的根据地，集中兵力进行扫荡。在新的形势下，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将其政策由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在战略上，企图把八路军限死在华北，割断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联系，陷新四军于危境。山东分局、第一纵队、山东纵队针对敌人这一战略转变，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对发展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成立苏皖纵队领导机构，任命江华同志为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开往苏皖地区，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同时，将原在苏北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正式改名为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随纵队进军苏皖地区。为了加强陇海南进支队的领导，一九四O年三、四月间，山东分局、第一纵队委派韦国清同志任支队政治委员。
    为迅速发展主力部队，在江华同志亲自主持下，于一九四O年六月中旬，将活动在徐州西部由孙象涵同志领导的第七大队与陇海南进支队合编，番号仍称陇海南进支队，我为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为政治委员，孙象涵为副司令员，张震球为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为政治部副主任，杨志雅为参谋处处长。陇海南进支队下辖二个团，第一团团长由孙象涵兼任，李浩然任政委，沙枫任参谋长。原陇海南进支队直属第二团，由翁叙文任团长，谢锡玉任政委，严光任参谋长，胡发祥任政治处主任。第一梯队第一营编为苏皖纵队特务营。
    一九四O年七月，中央决定撤销苏皖纵队。江华及纵队部分主力调回山东工作，凡没有编入主力部队的队伍，仍归地方党和陇海南进支队统一领导和指挥。这时，江华同志指定我带一个主力营护送他和出席中央“七大”的华南代表团去山东。到山东后，我出席第一纵队党代表大会。会后，正逢日伪对山东进行“九一八”大“扫荡”。“扫荡”结束后，山东分局书记兼第一纵队政委朱瑞同志，正式通知我说:“现在党中央决定选调大批干部回延安学习，分局和纵队决定，调你到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从此，我就离开了南进支队。
    我离开南进支队后，黄克诚同志于一九四O年九月一日，率八路军二纵一部进军到津浦路以东，与陇海南进支队以及其他一些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陇海南进支队一、二团和新四军四总队十一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从此，陇海南进支队番号撤销，十月，五纵南下与新四军北上的一、二纵队在盐城胜利会师，打通了华北、华中的联系，完成了开创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