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别通行证
一九四〇年,我参加八路军总部举办的锄奸训练班,学习了六个月,毕业后带着二十多名保卫侦察干部来到苏北,被分配到新四军三师保卫部任正营职侦察股长,当时三师师长兼政委是黄克诚同志,张爱萍同志原为九旅旅长,后任副师长兼八旅旅长。
三师是由八路军南下部队和苏北地区部队改编而成的,活动范围:东临黄海,北至连云港,西达徐州,南抵宝应。三师活动中心是盐阜地区.当时苏北的情况比较复杂:日军从华北、江南调来大批精锐部队,大举向我各根据地进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名为国民党,实则乘日军进攻之机,也有意找我们制造磨擦。淮阴的潘干臣充当敌人的黑狗队。当地上匪比较多,经常发生抢劫事件。敌我占领区犬牙交错,战斗十分频繁,部队刚到苏北,既要抗日,又要剿匪,还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任务复杂艰巨。我们保卫部主要是和敌特作斗争,深入敌后进行侦察,搞社会调查,巩固部队,保卫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安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斗争方法采取从内向外,发动社会的进步力量,强调民族团结,统一抗日。经常打入敌占区,和汉奸特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侦察案件,伺机锄奸歼敌。活动重点主要是淮阴、淮安、涟水、盐城,新浦、连云港等几个敌据点,随时随地向领导报告日伪的企图和行动。我们侦察股上要负责内外线的侦察破案,做好情报工作,当时,我们的打扮是:头戴洋草帽,身穿便服,暗带武器,骑着自行车,装作做买卖的商人,经常来住于敌我活动地区,在执行任务中,由于我们的打扮,经常受到我军岗哨、关卡的反复盘问,来往通行受阻,不仅耽误时间,有时还可能暴露身份,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
如何解决通行受阻的矛盾呢?我们保卫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我去向师首长汇报,请首长帮忙解决问题。
一九四二年秋,大约是九月的一天,我带着一名侦察员去见张爱萍同志。当时他住在阜宁县沟墩子的一间草房里,沟墩子是个小集镇,驻有我军一个团,也是张爱萍问志经常活动的地区.我们进门看见他,细高个,穿着灰色的新四军军装,正坐在桌子旁看材料,旁边有一个警卫员。于是我报告说:张副师长.我有件事向您汇报,请您帮助解决。
赵股长,莫客气。你坐下来嘛,慢慢说。张爱萍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并让警卫员给我们倒水、送烟,他是那样和蔼可亲,那样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我们执行任务遇到的困难,向张爱萍同志作了简要汇报,他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给你开一个特别通行证,走到啥子地方,都可以通过。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贞硬质带格的纸,亲笔写到:
敌占区特派员赵亮(我的代名),各地岗哨一律放行。他用的柳体草书,字迹清逸俊秀,强劲有力,好象龙飞凤舞,显得秀丽洒脱.真是一手好书法呀!我十分珍贵地接了过来,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由于张爱萍同志在部队和地方都担任重要职务,大家对他很熟悉、尊重.我带着张爱萍同志给我亲笔开的特别通行证,通过部队和地方的岗哨,顺利地来往敌我活动地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侦察保卫任务。
这个特别通行证,是我行动不可缺少的证件,也是我完成任务的有力保证,我十分珍贵地保护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在奉命去东北途中,我们遭到土匪袭击,所有衣物都丢光了,这个特别通行证也丢失了。
(二)破获情报站
一九四二年深伙,我们破获了日特设在我根据地内的一个地下情报站,全站十六人被一网打尽,拔除了敌人埋藏在我内部的一个钉子。
阜宁县城是敌我双方都去活动的一个游击区。多数时间在我方控制下,有时敌人也来侵占,但时间不久,敌站不住脚就溜走了。靠西北围着县城有条半月形的河,我们住在城里不便于往外撤,因而大部分时间住在城外,经常到城里来活动,由于我随身带有特别通行证,来往十分方便。
在阜宁县城里,有盐阜专员公署设立的情报站,成员大部分是本县人,站长姓蒋,也是阜宁县城的人,矮矮的个子,能说会道,社交很广,是跑江湖的人,收有不少徒弟,在阜宁县城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有一次,情报站连续二次给我们的都是假情报,同时,县城里还刮起一股日伪要来扫荡的妖风,弄得我们很紧张,不敢在城里呆,因此,我们对这个情报站更加产生了怀疑。
我们和情报站经常有来往,互相请客吃饭,为了摸清他们的底.我们研究决定,把情报站的几个头面人物请来喝酒,有意把他们灌醉,使他们酒后话多吐真言。我们花了二十来块,做了几个菜,有鱼、有肉、有鸡、有虾,还有六瓶洋河大曲。我和两个喝洒的侦察员作陪,虽然我有一斤自酒的酒量,但还虚喝,把酒吐在毛巾里。而把他们灌得满脸通红,只吐白沫.首先我们把情报站吹捧了一番,使他们感到昏昏然。
我有意提问说:你们为什么能搞到这么多情报呢,你们怎么这样容易地进出盐城的?
蒋站长趁着酒兴吹嘘说:老弟,我们和日本宪兵队有关系,有时日本宪兵队长还到盐城城门口来接我们进城呢,他越说越得意忘形,宪兵队的大门,我们随便进、随便出。
我们经常到盐城去,并可以在盐城随便活动……另一个头头也随声附和。
发现这一破绽后,我们连同原来的怀疑,一并告知盐阜专员公署公安局,因为我们主力部队,不便直接干预地方的事。
经过公安局进一步侦察、核实,感到这个情报站的确有问题,决定一网打尽,把情报站的十六人全部抓起来。经过半个多月的审讯,他们供认已经被盐城日本宪兵队收买,是敌人打入我们根据地的情报站,主要收集我方军政情况,为敌人扫荡服务,他们有时也给我们送点情报,似主要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使日军袭击了我们的县政府,有一个区的工作干部全部被杀害。他们把我们地委、专署、三师领导机关所在地都提供给敌人。同时还进行造谣破坏,动摇军心民心。他们拿两个方面给的经费,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根据这些人的罪行,经过人民政府审判,这个情报站十六个人全部被枪毙了。当地群众都知道这一重大案件是三师侦察股协同破获的.这是内部侦察、清除隐患的一个典型案例。
地下情报站破获后,敌人再也摸不着我们的活动规律了,我军接连打了不少胜仗,从此根据地向东南发展了,日本鬼子来扫荡的妖风被平息下去,阜宁县城也显得比较平静。
(三)巧遇擒日特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间,敌人扫荡口频繁,整个苏北处于战火之中。
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夏季,日伪大扫荡以前。有一天,我带一个侦察员从东海执行任务后,骑自行车返回部队驻地途中,经过一个河沟,我俩扛着自行车过河,然后在河边洗脚穿鞋。这时候,从敌占区的方向走过来一个人,瘦高个,三十多岁,头戴草帽,身穿紫色衣衫,腋下夹着一卷敌伪的报纸,见了我们点头哈腰的。
我先搭话:老乡,你贵姓,从哪里来?
他赶紧回答说:不敢当,姓钱.我从新浦来。
我问他夹的什么?他说夹的是敌伪报纸。
我接着问:你是干什么的?准备到哪里去?
他沉思了一会儿,很神秘地向我们打听新四军旅以上领导机关的驻地,说是有军事要事相商。
我也考虑一会儿才说:你跟我们走,我想法帮你联系。
当我们通过岗哨,进入根据地的时候,哨兵看到我们几个人的打扮与众不同,提出质问。我拿出特别通行证,就顺利地通过了这关。
我们把他领到阜宁县东沟西北的郭庄,三师师部所在地,首先向保卫部周彬部长汇报,他指示我们好好招待他,了解他的意图和情况。我立即派人买烟打洒,并炒了几个菜,边吃边喝地谈起来。
他说:有五百多个伪军想起义,派我先来接头。请三师部队接应。他说得那么认真,谈得又那么高兴,好象这事非成不可,并把带来的一卷敌伪报纸交给我们作见面礼。但是我们并没有为这巧遇的喜事、意外的功劳而麻痹,却因这个外来人偷偷把我们根据地发行的,一张盐阜区的旧报纸放在口袋引起了怀疑。当时,我们没有打草惊蛇扣留来人,而是将计就计,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我们十分热情地送走了他,并约定下一次会晤时间和办法。
十天以后,他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姓潘,中等个,上衣深黑色,下身是蓝色长裤.他俩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伪军内部的情况,商定起义的时间和接应办法,我们照样热情地接待了他俩,打发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也通过敌占区的内线调查,并没有发现什么伪军起义的苗头.同时还了解到来人是新浦日本宪兵队派出的,是经过特务机关专门训练来打入找军领导机关,收集部队驻地和设防情报的。
又过了半个月,第三次来了两个人.第一次牵线接头的人没有来,第二次接受任务的人新领来一个人。第三个人姓李,中等个。有些沉默寡言,他俩提出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伪军起义时间要推迟,要我们耐心等待。我们虽然知道来人是日特,但为了一网打尽,没有扣留这两个人,而是约定时间,到双方交界地会晤,打算把这三个人以及其同谋者一起抓获。结果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只抓到第三次来的两个人,经过审讯,姓李的交待比较好。他们是受新浦日本特务机关的派遣,前来收集我三师的情报,为即将进行的大扫荡服务的。同时还供出了他们的组织人员,和三个来人的具体任务。姓潘的比较顽固,交待比较简单,只是反复地说:我没有想到会碰上这个钉子,我真服你们了。后来经过反复审讯,反复调查核实,弄清了这次日特打入案件,把抓到的两个日本狗特务都枪毙了。
由于这次反特擒谍比较及时,早就对他们保持了警惕,不仅保障了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而且也了解到日伪大扫荡的一些情况,对巩固和发展苏北报据地有一定的作用。
(四)伏击敌车队
由于敌人反复“扫荡“,农村的生产被破坏,粮食极为缺乏,部队经常挨饿,有时儿天吃不上饭,衣服是穿破了补,补好了再穿,食盐、纸张等生活日用品都十分稀少。
一九四三年冬天,离春节还有两、三天时间,敌人抓紧运输年货和武器、弹药,保证其据点能欢度春节。
我们在侦察过程中发现,敌人从新浦到涟水,经常来往运输一些货物,每天十二点左右,经过公路旁的三家独立房屋,这是凸进我根据地的一个突出部,有近一百米距离,经过请示领导批准,决定在这里组织伏击敌人车队。
参加这次伏击的是三师直属特务团(原为特务营)的两个连近两百人,由陈副团长和我带领,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从驻地出发,急行六十多里,于下半夜到达预定的伏击地点。到现场后,我们按照公路上留下的汽车车轮的印子,埋了二十多个压雷,另外还捆了六个聚束手榴弹,也埋在公路上,并搞好伪装,以备万一地雷不响,就拉手榴弹。伏击部队都在路旁三家独立的房屋里隐藏着。
我们等到第二天中午十几点,还不见敌车队来。心里十分着急,担心情况有变,陈副团长提出:是是不是把部队拉回去,以后再找机会干。我说:既来了,不要急于走,等到下午四点再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敌车队来了,是从新浦通过涟水到淮阴去的,前面有一辆小型装甲车开路,上面挂着日本旗,里面坐着八、九个日本人,后面跟着八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都有一名伪军押运。最后一辆车上有伪军一个警卫班,约十几个人。结果敌人第一辆装甲车,因为体型小,车速快,没压响地雷冲了过去。第二辆大卡车把地雷压响,车被炸坏,把后而的七辆大卡车全部拦住。我们伏击队乘机冲杀出来,由于距离近,冲锋猛,突然出现,一阵射击就把敌人打懵了,当场打死五个押车的伪军,活捉了四个,共余的掉头就跑:我们乘胜追击。在前面开道的日军见势不妙,扔下后面的车队,飞速逃跑了.这是我们伏击敌车队的一个最大的遗憾,没有能直接歼灭日军。
从八辆大卡车上,我们缴获了一千多发子弹,还有大批白面、布匹、精肉、纸张、烟酒、莱和罐头。我们把缴获的大部分食品分给当地群众,附近各村来了几百人,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各取所需,满载而归。大家一致称赞:新四军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向题,使我们能过一个幸福年。同时,我们部队除带上武器弹药外,还尽可能地背回一些布匹和食品,分给师机关和特务团,使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春节。
由于我们没有人会开汽车,到根据地也没有汽车可走的公路,只好把汽车和搬不完的弹药毁掉。弹药爆炸声响彻云霄,给敌人很大震动。因为我们没有把弹药全部运回,还受到领导批评呢,但在批评中,更多地揍杂着对我们赞赏,我们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教训。(陈德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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