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不觉间，岳父母离开我们已经几年了。岳母是2002年走的，三年后，岳父也随她而去。 老人在的时候，我们年龄再大，还总觉得自己是孩子，遇事都找老人拿主意。老人走了，就像身后常年依靠的大山倒了 ，长时间心里没着没落的。逢年过节，买好食品也觉无处可送，难免念起老人。自己吃起来，总感到没滋没味的。 回忆起和老人在一起的日子，心里真想让日月倒转，时光倒流啊。
往事如烟。我第一次见到岳父岳母，已是远在40年前的1968年。 严格地说，那时，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和妻子只是下在一个生产队的知青战友。我依稀记得，那时岳父黑黝黝的脸庞，瘦瘦的。一身不太合体的藏蓝色锦纶中山装，同样料子的便帽，都显得很陈旧了。收工的时候，我见他蹲在女知青住处的门外，一边吸着小烟袋，一边操着胶东普通话与村里的干部交谈着。极普通的一个人。岳母穿着也很朴素，白皙的脸庞，透着些许倦容，跟农民们说起话来很是和气。农村妇女在一旁悄悄地议论，说岳母年轻漂亮。他们走后，知道底细的知青告诉我，岳父是十三级老干部，是新乡市重工局党委书记，岳母是新乡市轻化工业局副局长。看他们朴实的言谈举止和朴素的衣着，当时我还真不敢相信。
第二次见面是在村外的河堤上。我骑车到市里办事，遇到他来看女儿，忙下车为他们指点妻子劳动的地方。结果却让他们跑了冤枉路。原来，妻子下地后，队里临时改派了她的工作。几年以后，我真成了他们的女婿，岳母还记得这件事，笑说：“这小子'骗'过我。” 也可能这次“欺骗”给岳母留下的印象并不坏，所以在我们的婚事上，岳母答应得最爽快。
1973年，我从部队复员，招工指标极少，很长时间得不到安置。那时，我的弟弟妹妹都长大了，家里住房紧张。我内弟恰好那年当兵走了。岳母就让我搬过去住，对人都说：“这是我大儿子！”在岳母家住的时候，岳母在生活上很关照我。 那年月，阶级斗争很激烈，一会儿批曲光藻，一会儿批右倾翻案风，老干部们都在经受史无前例的折腾，岳母每天都拖着疲倦的身子下班。她知道我不爱吃面条，还常常亲自为我烙烫面饼子、炒大米。一次，妻子一个要好的的同事来家吃饭，在饭桌上，岳母忘了招呼客人，却情不自禁地给我碗里夹鱼。那个同事笑说：“丈母娘还是亲女婿！”岳母对我的疼爱，点点滴滴铭刻在我心里。等安置 的时间，闲着没事，我也帮助做些家务，岳母逢人便夸。好多年以后，岳母还念念不忘地说：“那几年，大女婿干了不少活。”我再动手干活时，她就笑着制止说：“你'老了'。该让弟妹们干了。”
岳父那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下班回来，总是自己捎带买点生米或猪头肉之类的小菜，让我陪他喝点酒。 那时，他任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但酒桌上他从不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高兴了，说说历史典故。有时我扯到时事，他都让我多看多想少议论。岳父学历不高，但一生酷爱读书，博闻强记，收获颇丰，老同事在一起都称他“秀才”。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心情很舒畅，人也变得幽默起来，与子女们交流也增多了，当我们谈到学历问题时，他戏称自己是“抗大毕业”，相当大专。其实，1976年他还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理论和学识应当远在一般大学毕业者之上。
岳父岳母，跟他们这一代大多数老干部一样，真正是党的宗的忠实履行者。在开后门成风的那个时期，他们七个子女，除最小的两个没有赶上外，上边五个子女都与普通市民的子女一样，上山下乡。妻子和她的大弟，下乡时都仅仅16岁。 我复员后，半年工作都没有得到安置，他们也很着急，却没有动用手中的一点权力。后来，焦作煤矿有了招工指标，复员军人都不想去。岳父动员我说，年轻人到艰苦的地方锻炼锻炼，没有坏处。我很犹豫。我当兵当的是基建工程兵，在坑道里几经风险，心有余悸。岳母毕竟有更多母性的关爱，她对岳父说说：“孩子刚从山洞里出来，怕进煤洞。让他再等等吧。”后来我被分到铁路，起初分的工种是调车员。调车员在铁路上不算最好的工种，也不算很次的工种。可是，我在工程兵几年，落下腰腿疼的毛病，再在火车上爬上爬下，恐怕力不从心。于是岳母托人找铁路分局人事科，把我调整到了铁路上最没人愿意干的工务段， 当了最“低贱”的线路养路工，而且远在月山。当时，人事科的同志对我的要求感到很不解，当然很爽快地答应了。这是岳父岳母唯一为我开的“后门”。现在说起这件事，许多少人都依然笑话我。为了让我安心地到外地工作，岳母在我去报到前，亲自领着我和妻子去办了结婚登记。岳母的大爱，一直记在我的心头。
岳父出生在山东乳山一个贫瘠的小山村里，少时当学徒，吃不少苦头。1943年参加革命后，南征北战，戎马一生，亲历通化日俘暴动，后南下江西剿匪，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但他一生节俭，从不奢侈。即使在新乡市委、新乡医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担任领导职务时，他也常常以步代车，极力反对公车私用。他任新乡市委常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时，还是“四人帮”当道时期。他对那些造反起家的人假公济私、滥用公车现象十分反感，在常委会上公开提出“保证主要首长用车、保证外事活动和必须的公事用车、私人急事用车个人负担汽油费”三原则。他那时已近50岁，主管工业，虽然身体瘦弱，但他坚持身体力行，带工作组到远郊的火电厂等企业调研，都是骑着一辆破旧的飞鸽自行车。被岳父的三条原则激怒的造反派、原市委常委、市卫生局局长张ⅩⅩ狗急跳墙，指责岳父，你女儿早婚，你的原则到哪里去了？那年，我26岁，妻21岁。为我的婚事让岳父遭造反派指责，我曾深感不安。
岳父着装极不讲究，一身中山装常常穿到走形，在岳母再三催促下，才脱下来洗一洗。现在家里有一帧珍贵的照片，那是胡锦涛任团中央书记时，到河师大检查指导工作，岳父陪他参观时留下来的。在那张照片上，他穿的就是这身中山装。就我所知，岳父一生从未穿过中山装以外的其它服饰。他的一件米黄色涤卡风衣，穿了十几年，已皱巴巴的了。大家都说过时了，要他换一件，他却坚持不弃。他说：“师大大都是农村学生，家境都很差，穿着都很简朴。你党委书记油光粉面，怎么接近学生？”妻子看不过，犹豫再三，在郑州为岳父买了一件藏蓝色的中档毛涤风衣。岳父穿上说：“是比我那件好。”但直到岳父去世，却很少见他穿过。
岳父原来抽烟，一天一包。后来说戒就戒掉了。他一生不曾戒酒，但从不多喝，每天两次，一次一小杯，大约不到一两。我们去了，他高兴，他会风趣地说：“豁出去了，再加点！”其实只是再加半杯。他平时只喝一般的酒，只要是高度，二锅头、高粱酒、平装绵竹，他都能喝。过节开瓶好酒，我们没有回去，他总是给我们留一点，从不舍得喝完。子女们给他送的好酒不少，他一般不动，怕喝了子女们还要花钱去买。老战友、老部下去看他，他都把好酒拿出来招待他们，自己照旧只喝那一小杯。多年来，岳父饭量一直很小，菜也吃得不多。上顿吃剩下一点，他都用碟子盖好，下顿热了拿来依然下酒。香椿是他爱吃的为数不多的青菜之一，椿芽下来时，大约七、八元一斤，他一次只卖拇指粗细一小撮，用来炒鸡蛋。直到香椿快长成树了，他才多买来腌上，当咸菜吃。一次我和妻子买了 2斤椿芽回去，还落了埋怨。岳父退下来后，家里有了保姆，他仍然坚持自己采购菜蔬。为了买到便宜一点的，他不顾家人劝阻，还要骑自行车到离家几里地的“东海市场”去采买。他说既省了钱，又锻炼了身体，何乐而不为。岳父患病的前几年，饭量愈来愈小，他平生爱吃鱼虾，也只是浅尝辄止，他的小腿出现了浮肿。子女们都认为是营养不良，让他喝牛奶，并给为输了几瓶人体球蛋白，但见效甚微。直到2003年查出岳父到了胃癌晚期，子女们都痛悔不已，特别是妻子，每每提起，就痛心地自责，搞了一辈子医，竟没有早一点觉察到父亲的病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国家重视教育发展，苏州建工学院恢复，有关部门想请他回去就职，并就住房、子女安排等与他商量。他考虑自己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几年，这样太麻烦组织，就婉拒了。后来，组织调他到汲县医专任党委书记，因不需搬家，又不牵涉解决子女问题，他便爽快地只身前去上任。任内，他健全班子，整顿校风，为学校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直到新校址选定，学校升格为新乡医学院，他老人家又服从组织分配，到郑州筹建河南财经学院。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岳父单身在外，无人照顾他的生活，饥一顿饱一顿，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常常出现虚脱。 1983年夏天，我到郑州出差，顺便去他的临时住处看望他，正赶上他病了，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那里。我到伙房打来卤面，他让我吃，他一点也吃不下去。我动员他回家调理调理，他答应了。以他的职位和他的身体状况，他完全可以要车送他回去，但他没有惊动任何人。我们冒着酷暑到了火车站，忘记了那一年是因为水灾还是其他原因，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岳父坐在车站广场的石台上，我挤进售票处排队购票。售票处挤满了人，像一听巨大的沙丁鱼罐头，水泄不通。我好不容易买到车票，挤出重围，浑身像水洗了一般，岳父也已经体力难支。事后，他曾多次写报告，请求从领导岗位上提前退下来。在许多人争官、要官、跑官盛行的年代，对岳父的举止，不仅常人不解，组织部门的领导也开玩笑说岳父大概是想家了。于是一纸调令，岳父从即将筹建完成的河南财经学院，调到了新乡师范学院任党委书记。 因为身体的原因，也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家搬进了学校。在此前十几年里，岳父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从未伸手要房，全家一直住的都是岳母单位分配的公房。
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北京发生6.4事件不久，新乡师院也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学潮。起因是学校易名问题。当时，位于开封的河师大二度易名为河南大学，初定新乡师院易名新乡师大。消息传出，引起新乡师院师生不满，纷纷向学校反映，要求易名河南师范大学。岳父及时把这个情况向省里请示，未果。于是，导致部分师生（主要是学生出面）罢课，并掀翻了省委宣传部领导的轿车。岳父为了安定团结，不顾病弱的身体，亲自出面保护上级领导，并不厌其烦地做了师生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快，上级决定新乡师范学院正式易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潮平息。后来回忆起这次学潮，岳父认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认为师生的要求有其合理的成分 ，河南大学可以从开封师院 易名河南师大，再易名河南大学；新乡师院易名河南师大未尝不可。学潮平息后，岳父身体愈加不堪负重，再次写报告要求离职休养，终获批准。
2003年，为了让岳父散心，我第二次陪岳父回山东老家，大姑、姑父做了满桌的海鲜，都是岳父喜爱的食品，但每顿他都吃得很少。大姑亲自为他剥了大对虾 ，再三地劝他吃，他也难以下咽。不久，大姑陪他到医院体检，查出了胃癌。尽管当时非典肆虐，两位内弟还是立即把岳父接到郑州，进行手术治疗。我们虽然心急如焚，但都善意地一直瞒着他老人家。不知我们做的到底是对是错，直到老人去世，我们都没有坦诚地告诉他。也可能他心里清楚，不愿意捅破这层纸？手术后，一直到2004年的大半年，老人的状况都很好，每次回去，他都高兴地对我们说他饭量增加了，胖了，还常常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唱京戏。我们听了都很高兴，都期望出现奇迹。但2004年下半年，老人的病复发，经二次手术，老人顽强地忍受了病痛的千般折磨，终于2005年大年初五，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深爱的子孙。我永远忘不了岳父对我的关爱，忘不了岳父对我的教诲，忘不了岳父与疾病顽强抗争的精神。我，读懂了岳父弥留之际殷殷目光中对我的嘱托。
岳母一生多舛。 1931年，她出生于吉林，很小的时候父亲被日本抓了劳工，母亲早逝，与大她几岁的姐姐相依为命，受尽了苦难。她14岁参加革命，随后南下。与岳父结婚后，相依为命，一起转战南北。她一生生育八个子女，长女生于江西陇南，由于当时适逢剿匪，战斗频仍，疲于奔波，长女不久便夭折了。 妻子是她的第二个女儿，得益于形势趋于稳定，得以生存。
在岳母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者与一个母亲的和谐统一。在不同的岗位上，她是一位睿智的领导者。她处事果断，敢说敢为，善于化解矛盾，调动群众积极性；在家里，她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关爱子女却不溺爱，教育有方又不苛求。几十年，虽然里里外外的辛劳，使她罹患多种疾病，但从未消磨她热爱生活、追求美好的情趣。1 9 8 1年，她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终于有了空闲，她养鱼种花 ，烧菜做饭，含饴弄孙。有时，还和子女们打打桥牌。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坐一次飞机，出去旅游。那时，子女们都觉来日方长，可直到岳母匆匆离去，也没有让她老人家实现这一愿望。这是我们深感痛悔而又无法弥补的遗憾！
岳母生性耿直，快人快语，这就决定了她政途的坎坷。上世纪50年代末，“左”的思潮泛滥，河南浮夸风甚嚣尘上。当许多领导人陶醉于“坐火箭”、“放卫星”的狂热中、大多数人都在报喜不报忧、假话连篇时，一位担任某学院中层领导的妇女干部，对着登有“ⅩⅩ地区小麦产量放'卫星'，亩产超万斤大关”的报纸，率直地发出“吹牛皮”的不谐之音，一时四座皆惊！这就是我的岳母。不久，岳母就为她的率直付出了代价，受到停职批判，并被下放到伙房劳动。那时，他老人家还怀着最小的女儿，身心之累不说，实事求是而不可为之的疼痛可想而知。
岳母工作起来，不顾家，不顾身体。上世纪60年代末，孩子们还小，岳母在郑州建工医院任党委书记，岳父和孩子们都已在新乡安家，她几个月顾不得回来一次。岳父当时任省建二公司党委书记，工作也很忙，孩子们全靠请的一位婆婆照护。那时虽然自然灾害已过去多年，家里收入也不少，但孩子们很少吃过饱饭。后来，他调任新乡纺织局副局长，常常为解决纺织厂、针织厂、印染厂、棉纺厂等等工厂两派斗争、停工停产问题四处奔忙，有时很晚了还要出去。她一辈子没有学会骑车，那时交通条件很差，几乎都是步行。我复员待安置期间，经常骑自行车送她，有时还呆在厂外等她回家。一次太晚了，我都很瞌睡了，迷迷糊糊把岳母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我很忐忑。还好，那时岳母还年轻，身体还灵活，没有出大问题。岳母在轻化工业局工作期间，做了一件大事。她亲自主持了新乡酒厂啤酒车间的上马会战。那时，全国生产啤酒的没有几家。这期间，她总是一连几天忙在会战现场，顾不了身体、顾不了家。啤酒试产成功，结束了新乡不产啤酒的历史，她才想起为自己的病诊疗。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女人的一生，身后能留下多少业绩？现在，生产啤酒的厂家多了，品种更是数不胜数。但每次到新乡，我还是喝航空牌啤酒，那里有岳母的心血！每次端起酒杯，我都会激动地告诉孩子们说：“别忘了，这酒是你姥姥在位时开创的品牌！”
岳母是个坚强的人，几十年我只见她流过一次泪。大约是1974年，岳母的大姐突然从东北老家过来。她过来一是见一见几十年没见面的妹妹，二是她的家境窘迫，儿子要娶媳妇，农村要花很多钱，想从妹妹这要点钱，而且张嘴就是几千。可能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生活有着很厚的隔膜，她觉着妹妹、妹夫都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会有很多钱。殊不知那时党的干部，绝不能和现在的干部同日而语。他们大都一心为人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况且，解放后很长时间，岳父岳母工资不高，工作又繁忙，身边七个子女，常年要请保姆照护。后来子女大了，要吃要喝要上学，岳母确无一点积蓄。那时，几千元钱，对廉洁的干部无疑是天文数字。这让岳母作了大难！面对曾相依为命、几十年未见得的姐姐,想助她一臂之力，却又无能为力。岳母只能实情相告，并千方百计凑了几百元钱，又为外甥买了几床素绨被面。送走姐姐后，岳母谈起往事，百感交集，不禁唏嘘。我安慰岳母说：“大姨也看见了咱家的摆设和孩子们的穿戴，她不会怪你的。”那时，我妻子已参加工作两年，但依然还要穿打过补丁的衣服。
我们结婚的时候，岳母也很作难 。一方面岳父历来反对铺张，对当时流行的的婚俗很是不屑。他为我们定下了“七不”：不请假；不摆酒席；不置家具；不贴对联；不挂红旗；不放喇叭；不放鞭炮。他对我们说：“我们老两口结婚的时候，就是两床军用被子往一起一抱。床是要买一张的，不要做太多家具。”一方面，那时家里经济状况也的确拮据。但岳母还是“阳奉阴违”，为我们做了几床被子（其中有一床还是20多年前她结婚时老首长送的苏绣被面。被面是宝蓝色的，上面绣着大大的龙凤），做了一个低柜，并把她用过的的一个樟木箱子送给了我们 。1974年元旦，我们的结婚仪式完全照岳父的“七不”，几乎是毫无声息地办理了。那天，妻子下夜班，我骑自行车把她接回家，她的妹妹也一起到我家，算是送她。中午，老父亲亲自动手，做了几个小菜，权作酒席。我心里明白岳母的无奈。我母亲也一直感到委屈了妻子。但我可以告慰老人的是，我们一家现在过得很好，两个儿子也很优秀。我感谢老人们，是他们给了我这个家。
岳父岳母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家产，但给我们留下了用之不尽的精神财富，留下了无尽的思念。愿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安息。
二00九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