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贯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
●在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准则处理问题
●为党的事业孜孜不倦学习，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
士廉同志虽离开我们两年多了，至今却依然感到他还活在我们中间。这不仅因为我们之间有着凝于血火岁月的战友深情，还由于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在任何逆境和困难情况下，都追求、坚持真理，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与忘我奋斗、有口皆碑的感人事迹，总使我们难以忘怀。
一
士廉同志1909年出生在山西省忻州市北堡村一个农民家庭。士廉同志从青少年时代就向往革命，积极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在忻县中学读书时，就参与组织了青年革命团；1931年组织发动了驱逐顽固校长和捣毁国民党县党部的斗争。在遭受通缉，艰难寻找党组织的过程中，先后在忻县、太原等地积极组织青年学生和农民开展了抗日反蒋斗争。1931年秋，他考入北京宏达学院。
1933年9月，他从宏达学院回到山（西）陕（西）利用当地关系开展革命工作。他参加了国民党黄河水利委员会正在西安招考工作人员的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取，谋得了职业掩护，为他与在咸阳、泾阳一带工作的4名中共地下党员获得了活动经费。1935年夏初，由于叛徒出卖，西安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士廉同志幸在同事和当地群众帮助下得以脱险。为寻找上级党组织，他历经艰辛，于同年进入陕北苏区。1936年1月，在延安接上组织关系，加入中国共产党。士廉同志从入党那天起，就矢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他一贯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并在积极开展工作和顽强的斗争中逐步走上领导岗位。1936年6月任中共陕北关中特委宣传科长；1937年2月任陕北富县抗日救国会会长，中共富县县委书记；1937年11月任中共陕甘宁边（特）区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5月，他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奔赴山东敌后工作。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十多年间，他一直转战在山东战场上。历任清河特委书记，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政委，山东各界救国联合会总会长，鲁中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和沂山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特别在开辟清河和创建鲁中根据地期间，他在极其困难、艰苦、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战略决策和山东分局、华东局的指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把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建国后，士廉同志先后在浙江、陕西、宁夏、农业部、山西等省区和部门工作。多次受命于困难之际，为党肩负重任，勇于去开拓新的工作局面，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及家庭困难，胸中只有党和人民。工作中，有困难不推诿，有矛盾不回避。面对复杂局面，他特别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驾驭全局独当一面的能力。从建国前夕起，士廉同志在浙江一直工作了16年多。在任省民政厅长，省委、省政府秘书长兼政法委主任，分工负责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工作期间，因政策把握得比较好，工作做得较深较细，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浙江人民政权。从1952年起，任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代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主持省委常务工作和省政府全面工作。由于他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和国家在这期间的正确方针政策，工作做得深入、扎实、细致，使全省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方面的发展，在初步解决全省人民温饱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1965年10月后，士廉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士廉同志这次工作变动，是在9、10月间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在讨论中满意地说：“霍士廉去，行！”事后，毛主席来到浙江视察，又把行将动身赴任的士廉同志挽留住作了长时间交谈，语重心长地说：“陕西是个好地方，但发展慢，特别是农业。”并嘱咐告诫他：“好好把老百姓团结起来，把群众生活搞好。”士廉同志到任后，即遵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很快团结起省委一班人，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展开工作。“文革”中，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惨遭诬陷和迫害，幸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才幸免于难。并从1970年逐步恢复了他的工作。先后任陕北工作组组长，农林办公室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于1973年5月，任陕西省委书记主管全省农业工作。他为了毛主席的嘱托，推进陕西的农业发展，进行了艰辛开拓。1977年1月，士廉同志调任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军区第一政委。他根据中央的要求和宁夏的实际情况，从统一全区干部思想入手，狠抓拨乱反正，大胆地起用了杨静仁、胡启立等一大批尚未“解放”和未合理使用的领导干部，很快使宁夏的工作呈现出新的局面。1978年，在一场事关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他旗帜鲜明地公开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坚持实践标准的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了有力支持，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积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农业提到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士廉同志遂调任农业部部长。他到任后，即全力以赴投入到党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中。1980年10月前后，中央为加快和加强部分省、市、区的拨乱反正与领导班子建设，又将士廉同志派往山西任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他虽已年逾古稀，锐气、干劲却仍不减当年，到1983年山西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已形成了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二
士廉同志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还充分体现在他一贯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上。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任陕北富县抗日救国会会长、县委书记时，就经常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在这期间，他写给上级的一份调查报告，曾受到毛主席的好评。抗日战争期间，他任鲁中区党委书记时，正是山东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在瞬息万变的战争条件下，他与党委一班人将紧张频繁的转移视为深入调查研究、指导工作的好机会。他每到一地，不仅听取地、县委负责同志的汇报，还总抽出一些时间深入到村支部和群众中去了解具体情况，并给予及时总结指导。特别在当时进行的整风审干工作中，鲁中有些地区也一度出现过“肃托扩大化”。士廉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保护了一批干部。正是他这种艰苦、务实、敢于坚持原则的领导作风，不仅有力指导了基层党员干部的工作，也有力地鼓舞了广大群众，这为在极其困难的战争环境下，充分发动群众，坚持鲁中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做好各项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解放后的几十年工作中，士廉同志更加模范地继承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这一优良作风。他善于尊重、集中各级党组织和群众的智慧与科学经验，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重要意见。在浙江工作时，由于他勤于调研，不断深入农村，根据群众的强烈反映，对一些地区合作化运动中一度出现的“过快、过粗、过急”，“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冒进现象和“左”的偏差及时进行了纠正，使这一运动基本保持了不断发展、稳步前进的势头；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坚持实事求是，向时来浙江视察或召开会议的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当地能源不足不适于大炼钢铁，“大多数农民群众不赞成办大食堂”，龙泉、仙居等地征粮过重，出现饥荒等情况。毛主席听后对士廉同志说：“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并在此后召开的七千人会议上，表扬浙江敢讲真话。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他兼任浙江大学校长时，就对全校的党员干部讲：“要依靠教授、副教授、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他们是教育骨干”，要“尊重这些人的职权，相信他们的学识和经验”。他还常挤时间深入到教职员工和学生中了解情况，十分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并亲自主持会议商处一些重要校务。他在陕西宁夏工作时，为改变这两个省区贫困山区的面貌，曾多次跋山涉水进行调研。特别是他提出的加快陕北、陕南贫困山区建设，促进陕西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全省农业生产的建议，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扬。他在农业部工作时，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原则，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在认真落实和进一步完善党的农村与农业的各项政策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向中央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建议。他还曾多次深入到贵州、湖南、山西等贫困山区进行调研，倡导把有限资金集中使用，帮助老、少、边、穷地区改变贫困面貌。他的这些建议和办法，均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采纳。
士廉同志在山西工作期间，虽时已年高，却仍如当年那样忘我拼搏，几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地、市、县进行调查，有时一天要接待上百人。由于他深入实际，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顺了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的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的思想问题和社会政治矛盾，纠正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来的大批冤假错案，有力地促进了全省安定团结的局面，为动员全省人民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花大力气抓农村改革，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全省全面推开。同时，还为山西的全面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思路与措施，有力地推进了山西各项工作的快速发展。
三
士廉同志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还在于他一向具有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处事公道、平易近人，胸怀坦荡、大直若屈的无私情怀与高尚品质，并注意团结帮助曾错误地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不计名利与职位高低，能上能下，任劳任怨。抗日战争期间，在鲁中区党、政、军领导班子一元化调整中，士廉同志由书记调为副书记，后又调任新开辟的沂山地区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毅然来到鲁中对敌斗争前沿，带领地委和军分区同志，在进行艰苦对敌斗争的同时，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开展了“双减”、大生产、剿匪反特、反奸诉苦、土地改革、参军支前等运动。不仅推动了沂山解放区的建设，还使这一地区成为鲁中区支援解放战争的重要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华东野战军进行的莱芜、孟良崮、泰蒙等著名战役。
解放战争期间，士廉同志因被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指责为犯了所谓严重“右倾”错误，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沂山地委书记降为华东局机关秘书处处长。时值战事紧张时期，士廉同志不计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地为党竭力工作。他在担起华东局机关将随大军南下的繁重事务工作的同时，还根据华东局指示，从速组织起了南下工作团，为解放和接管浙江省配备各级领导班子作了准备。
士廉同志在长期革命工作中，还特别重视党的干部工作，一贯坚持知人善任，搞“五湖四海”的原则。他在浙江工作时，就一直要求党的干部要相互尊重，相互团结，要看干部的主流本质，外来干部总是少数，要善于大胆使用和提拔当地干部，南下干部要善于团结当地干部。1957年10月，党中央曾决定他任浙江省省长。但他为更好地团结当地干部，充分调动党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消除因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消极因素，主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推荐了鲁迅的弟弟，时任浙江省政府副主席的周建人同志担任了这一重要领导职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这件事一直鲜为人知。
士廉同志在长期的工作中，还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他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兼党校校长时，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蚕食，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为此急需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干部，领导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极其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党校在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连续举办了许多期分区委以上党员干部训练班，及时有力地提高了全区基层干部的政治素质。难能可贵的是士廉同志在工作十分紧张、繁重的情况下和战斗间隙，还坚持为每期学员亲自上课。特别在讲毛主席的《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等重要论著时，由于他深入浅出地密切联系了本区的斗争实际，学员深受教益和鼓舞。在工作中，他对干部更是关心爱护。特别对派往艰苦地区工作的干部，不仅工作布置得细致明确，还对他们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从速解决、帮助，扶持他们把工作搞上去。他任农业部长时，正值我国历史伟大转折和农业大发展时期，他在一次党组会议上提出，农业要上去，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确定的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学的发展农业的方针，但关键是要抓紧培养提高干部的素质和政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要求各级农业院校都要把培训在职农业干部作为重要任务去抓，各级农业部门有条件的还要开办短训班，有计划地培训在职的农业干部。特别是县、乡主管农业的领导，要普遍轮训一遍；对农村支部书记和村长也要采取开会的形式普遍进行轮训，使党的农业方针、政策家喻户晓。为实现这一决心，在他直接领导下，农业部开办了廊坊农业干部学院，并指定一位副部长兼任院长，负责轮训农业部和部分省、市、区的在职农业干部。由于这些措施在他的领导下得以有力地贯彻实施，不仅对当时农村的改革起了推进作用，也在战略上为后来几年的农业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时，在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中，特别爱护年轻干部，十分关心他们的锻炼成长和使用，大胆破格提拔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担任了省、地、县各级领导职务，使全省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迈进了一大步。1983年3月，他从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上退下后，担任了省顾委主任，在任两年中，对新的省委领导班子和年轻干部的工作给予了满腔热情的支持，在党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985年，担任中顾委委员，他不顾年高体弱，时常深入基层调研，在积极给中央当好参谋的同时，还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
1992年，士廉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为党的事业默默地奉献力量。他始终关注着曾经战斗、工作过的省区建设与发展，并为这些地区的两个文明建设尽自己的力量。特别对这些省区的党史、地方志等工作，均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起到了他特有的作用，但却从不表现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事情是我们当年依靠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干的，现在写史、写文章就要很好地表现他们。这既表现了他对党的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也反映了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准则看待和处理问题。
四
士廉同志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还表现在他为党的事业一贯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愧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他历来强调联系工作实际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强调用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方法论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强调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提高自己。他常说，要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坚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根本。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有一个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都留下了认真阅读的痕迹。许多书中，特别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的著作中，都有他每次读后留下的不同标记。凡是他体会比较深刻或重要的地方，有的是画了直线又画曲线，有的是加了点后又画圈，还有许多是写在书眉上数言或数百言联系实际的心得体会。
他善于运用毛主席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来观察和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在浙江工作时，他从本省实际出发，在以农为主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很快使浙江的农业结构产生了新的变化，由缺粮省一跃变为余粮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和超过《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
士廉同志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毛主席、邓小平论著中，还研读了大量史书。3000多卷的历史巨著《二十四史》，他就读了两遍，并在书中作了大量的眉批。他还十分重视知识的更新与积累，注意学习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刻苦钻研，切磋琢磨，探讨把握工作中的新问题、新事物。总之，士廉同志把学习视为对革命和工作的一种高度责任。1992年，他退下工作岗位后，仍按照中央的部署要求，专心学习邓小平理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在思想政治上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高度一致，也表现了他对人民对国家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士廉同志的一生，不愧是光辉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虽离开了我们，但他那视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革命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记取、学习，是鼓舞我们前进的一份力量。让我们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永做人民公仆，克尽职守，从严治政，勤奋学习，刻苦工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对士廉同志最好的纪念。（作者：乔石 王 甫 李耀文 李立功 李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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