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下旬，中共山东省委刘杜会议结束之后，四支队即兵分南北两路：以省委机关、四中队机关及一、三、四中队为北路，由司令员洪涛、政治部主任(后为政委)林浩率领，去莱芜、博山、章丘一带活动；以二、五中队及省委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为南路，由政委黎玉、副司令员赵杰率领，去新泰、蒙阴、泗水、费县一带活动。当部队到蒙山前时，我们发现山下有个万寿宫，在这个寺庙里，住了100多名四方云游的道士。寺庙周围，都是青松古柏，嶙峋怪石，再加阵阵松涛，潺潺流水，风景优美宜人。部队在这里驻下之后，黎玉政委找我谈话，要我做警卫员，跟他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派干部来山东。我一听非常高兴，连忙说：“我去，我去!”
3月8日，黎玉政委身穿大褂，头戴礼帽，化装成一个教学的先生。冯平同志打扮成教员，是他的助手。我打扮成老百姓，是他的随从。还有两位化装成农民的警卫人员。我们一行5人，从万寿宫出发，直奔台儿庄。走了不到两天，黎玉政委脚上磨起泡走不动了。他很着急，问我怎么办。我说：“花两块大洋，买辆独轮车，我推着你走。”黎玉政委听了有点犹豫。我赶忙恳求说：“政委放心，我保证能行!”经再三劝说，他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买了辆木头独轮车。黎玉政委坐在车上，我推，两位警卫人员拉，走得更快了。
几天之后，我们越过台儿庄到达徐州，偷偷爬上了西去的火车，火车就顺着陇海线奔驰，高山、丘陵、沟壑、隧洞飞奔而来，又飞速逝去。大约走了两天两夜才到西安。
西安有咱们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在那里负责。黎玉政委向林伯渠同志汇报了工作后，办事处让我们等候去延安的通知。
在西安住了大约10天，一天早上，办事处的同志引我们搭乘一辆装载大米的汽车，直奔三原县城。三原是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分界线，我们从三原下车后，就爬山越岭，日夜兼程，奔赴延安。到4月2日，我们终于到达延安，住进了党中央招待所。
到延安后，黎玉政委去党中央汇报工作，我们没事干，就各处走走看看。党中央负责同志王稼祥、洛甫同志听说我们是山东来的，主动和我们交朋友，每逢看见我们，就热情地招呼：“山东小老弟，来啦格啦格哟。”我们就走过去和他们交谈。他们问我们的姓名、籍贯，问山东抗日游击队的情况，问山东老百姓生活风俗习惯。我们就将所见所闻，无拘无束地告诉他们。
在延安期间，党中央领导人作报告或开群众大会，我们都去参加。毛主席作报告，听懂的人都说好，不断被掌声和笑声打断。可惜，我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实在是太遗憾。延安有个鲁迅艺术剧院，每天晚上都演戏，我们天天晚上去看。
黎玉政委汇报后，党中央同意了山东省委的要求，决定派郭洪涛同志率领一批地方干部和军事干部到山东开辟工作，并携带两部电台和医疗设备。这批干部主要有霍士廉、段君毅、王文、杨国夫、钱钧、王彬等50人左右。黎玉政委和冯平同志没有同我们一道回山东，而是去武汉到长江局，请罗炳辉来山东做军事总指挥。后因情况发生变化，中央派张经武来山东任职。
4月下旬，我们从延安出发返回，我既是警卫员，又是向导。5月20日，我们回到了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县南卜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