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嵩，曾化名张以洪、郭老三，1908年生人，1929年从东北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加入了国民党东北海军，“九一八”事变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高嵩随东北海军移驻青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海军中发展进步青年，筹建海军兵士支部；1932年，高嵩受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指示，切断一切横向联系，他担任国民党青岛海军教导总队副队长，分管特务部队，以此身份为掩护，独立开展青岛党的地下工作。在青岛党组织和山东党组织先后遭到严重破坏后，受中央安排，在青岛开展恢复山东省组织的工作，1934年中共青岛市委成立，高嵩任书记。因敌特分子告密，高嵩等10余人被捕入狱，后被判刑6年，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坚决斗争。“七七事变”后，高嵩提前获释，参加了中共青岛市委组建的崂山游击队，任军事指导。1938年1月，日本第二次占领青岛，崂山游击队奉命转移，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高嵩在第三军总部工作，后任第三军第一路指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后，胶东特委负责领导地方武装，高嵩任胶东特委军事部长，后任第19旅旅长。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选举产生了中共胶东区党委，高嵩任区党委委员，后任中共胶东区北海特委委员。1939年8月，山东纵队第二次整编，组建山东第三军区，高嵩任第三军区副司令员。1940年2月，高嵩调入抗大一分校，先后任一分校第五大队军事教员、三大队二中队副队长。1941年11月30日，高嵩在大青山突围中牺牲，年仅33岁。
一、在青岛独立从事地下工作
高嵩祖籍山东篷莱，祖父一代全家迁往辽宁义县，却与青岛这座城市有着极深的机缘。高嵩的青年时代求学于哈尔滨滨江商船学校，后又考入东北海军军官学校轮机系学习。在抗战初期，任国民政府青岛市市长的沈鸿烈就是哈尔滨商船学校和东北海军军官学校的校长；高嵩的老师王时泽作为沈鸿烈的嫡系，出任青岛市公安局长；高嵩的哥哥高仁和也从东北来到青岛，成为了青岛市公安局的总务科长。后来，在青岛，高嵩又遇到了哈尔滨商船学校前后期同学的舒群（原名李旭东），共同参与到青岛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后一起被捕入狱。
在1929年的夏天，高嵩从东北海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去国民政府的东北海军任职。1930年，东北海军移驻青岛，高嵩随部队到青，任海军教导总队第四中队分队长。九一八事变后，已是中共党员的高嵩受党组织指示，在海军中物色、培养进步青年。他团结组织有抗日爱国思想的青年成立读书会，研究形势，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的革命行动带动了周围一批进步青年。
1932年初，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上海与日军交战，高嵩受命赴沪，参加十九路军后援会工作，负责募集物资支援十九路军，并组织安置、慰问负伤官兵。十九路军进攻受挫撤出淞沪后，高嵩返回青岛，担任青岛海军教导总队副队长，分管特务部队。此时，他根据中共上海中央局指示，为确保安全，切断一切横向联系，独自开展党的工作。这段时期，高嵩秘密联系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在进步官兵中成立反帝大同盟小组，培养发展党员和赤色群众。
1933年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察哈尔成产了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高嵩又前往察北，参加抗日同盟军，青岛海军内部发生内讧后，高嵩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前往青岛，联络青岛海军内地下党员，策划武装起义，因起义时机不成熟而作罢。9月底，在蒋、日两面夹攻下，察哈尔民众抗日救国军失败，高嵩又回到青岛。
1933年12月，驻青岛的中共山东省地下工委遭到破坏，党的工作暂时由共青团青岛工委代管。中共上海中央局指示高嵩，尽快在青岛恢复党的工作。当时，青岛环境险恶，地下党组织连遭破坏，群众基础薄弱。高嵩不畏艰辛，努力做好党的宣传工作，并联络广大党员重新树立革命信心。
1934年4月1日 ，在国民党青岛海军任职的共产党员高嵩根据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的指示，整顿恢复青岛党的工作，并在青岛国民党海军中成立中共兵士党支部。5月，高嵩得用社会关系得到国民党青岛市政府办事员职务，并被委派在公安局第二科交通股任办事员。以此职业为掩护，加快了筹建中共青岛市委的工作。
同月，高嵩向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递交工作报告，并汇报了支持青岛左翼文化活动的情况，并筹备发行文学刊物。在从事左翼文化活动的过程中，倪鲁平与高嵩接上了关系。这时高嵩与舒群并未谋面，舒群也不知道高嵩的真实身份。１９３４年５月，高嵩在给党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写道：十二、三日，成天价有个脱离国民党而现在仍然当社会局劳动股科员的Ａ君来谈话。他自以入不了我党为恨，但无论如何，我们只以民众的形式来观察他。他对他的弟、妹也都强迫学习马列主义。他的妹子只能念书，他的妹夫整天价谈着文艺。对于他们这一团知识分子，我们决定一面监视，一面训练，决定允许他们的要求——开展左翼作家的组织，同时准备发行一种文学刊物。这里的Ａ君，即是倪鲁平，弟弟是当时在市立中学读书的倪鲁杰，妹妹即倪菁华，妹夫便是舒群，当时叫李书堂。通过倪鲁平，舒群接上了党的关系，并在高嵩的领导下开始了在青岛的革命活动。
1934年6月，在青岛云南路14号德云里，青岛市委筹备委员会成立，高嵩主持召开了中共青岛市委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成立青岛市委和青岛党组织如何发展的问题，高嵩任筹备委员会常委。不久，在青岛西镇无线电台旁的空地上，高嵩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筹备委员会会议。
1934年6月8日， 高嵩以中共山东省委的名义，书面向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汇报工作，请求建立一个鲁东兵士特区区委，以保证和各个海陆军部队内的同志经常联系。8月下旬，高嵩赴沪，向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汇报工作。9月7日 在胶济铁路局附近海边，召开了中共青岛市委成立大会，高嵩任市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由市委宣传委员倪鲁平兼书记。
9月16日，在上四方村70号倪鲁平住处，市委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制定工作计划，决定在工厂中积极组织纠察队、徒手队、阅报团等赤色群众组织。在东镇、沧口、铁路3个党组织内，各选派代表1人，以方便与上级联系。同时建立发行站，翻印中央发来的文件。会后，市委油印了告民众书，散发全市，宣传抗日。
在青岛党组织迅速发展的关键时刻，党内出现了意外情况，原来组织委员王金玉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密探。他以钟渊纱厂进步工人的身份出现，加之有海军工厂的熟人介绍，所以赢得了高嵩的信任而被重用。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兼青岛市公安局侦缉队便衣侦探。1937年９月２７日，王金玉带领侦缉队员闯进设在吴县一路１４号的市委机关，高嵩被捕。敌人又闯进倪鲁平家，将倪鲁平、舒群、倪菁华以及倪鲁平的弟弟、姐夫等一并逮捕，而此日正是中国传统的团圆节——中秋佳节。
高嵩等10余人被捕入狱后，被关押在青岛公安局后院的拘留所里，与舒群等人关押在一起。由于高嵩与市长、公安局长和公安局总务科长的这几层关系，被捕不久，高嵩、舒群即被从拘留所转到公安局前楼的一间大办公室内关押。高嵩、舒群是哈尔滨商船学校前后二期的同学，他们见面交谈后，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高嵩积极鼓励舒群与敌斗争，并把对付敌人审讯的一套办法都悄悄地告诉了舒群，正是这些方法让舒群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由于证据不足，没有判刑。舒群也把自己在青岛写的诗集和构思《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情节告诉了高嵩。
《没有祖国的孩子》 是舒群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舒群的成名之作。这部小说描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高丽（今朝鲜）后，一个没有姓名（苏联儿童都叫他果里）的朝鲜儿童，父亲因领导罢工被日本鬼子杀害，母亲为了孩子们不再“过猪的生活”，让他们逃到自由的地方——一个离自己祖国有几千里远的中苏边界的小村镇。果里给人家放牛，哥哥种地，一家人住在“垃圾箱般”的小屋里，勉强维持生活。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到这个边界小镇，哥哥被日本鬼子抓走，果里在劈死一个日本鬼子后死里逃生。不久，苏联儿童回到自己的祖国，果里去苏联不成，冒充中国人又被认出来，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在这篇小说里，舒群称日本侵略者为“魔鬼”，控诉了“魔鬼们”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又以崇敬的心情歌颂了果里善良的心灵和果敢刚强的民族精神。当舒群把《没有祖国的孩子》的主要情节说给高嵩听时，高嵩认为，此书内容很好，很有教育意义，应赶快写出来，并对书中的一些情节提出了修改建议。小说大部分初稿完成后，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就是高嵩。许多年后，舒群回忆说：“他鼓励我把书写出来，完成这本书的动力就是高嵩。”
1935年1月，高嵩被解送济南高等法院，判刑6年，关押于青州第四监狱。宋竹亭同志在回忆录《峻节傲霜》一书中记载：在张晔、李林、金明等同志的带领下，被关押在青州第四监狱中的五十余位“政治犯”与敌监狱方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迫使敌人答应了我们的一些要求，如全体政治犯去掉脚镣，白天打开监号门，购买书店可以买到的书记，允许订阅公开发行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资本论》等马列主义书籍。1937年8月底，敌人选择在青州第四监狱服刑期满二分之一或一半以上的二十余人送往济南反省院，高嵩由青州第四监狱转入济南反省院继续关押。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经过艰难的谈判，高嵩等一批关押的共产党员作为被释放的政治犯出狱。
二、胶东抗日武装的领导者
高嵩获释后，立即回到青岛，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1937年11月，高嵩参加了中共青岛市委组建的崂山游击队，任军事指导，负责讲授游击战术。队员有60余人，大部分来自山东大学学生、青岛市内失业工人和郊区农民，其中50多人是山东大学的“民先“队员，且有不少党员，政治文化素质都很高。1937年12月底，中共胶东特委派王亮同志与柏希宾同志带着交通员刘剑秋（牟平的民先队员）并携带四支短枪赶到宋竹亭家，经过讨论，觉得条件基本具备，确定农历正月初八在育黎集正式行动。缴枪行动进行的非常顺利，共缴了三十几支长短枪以及上大衣等物资，其间，高嵩同志向育黎集区公所的士兵宣讲抗日道理，动员了两位队长和三个士兵跟随队伍抗日，列队东去，后特委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五大队”（宋竹亭同志回忆录《回忆抗战初期胶东革命武装的发展》中记载）。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领导在天福山发动了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 之后，高嵩奉命调到第三军总部工作。
1938年春节前，一辆日军军车首次进崂山扫荡，游击队在夏庄村后沙沟前设下埋伏，击毙十余名日本兵，打响了青岛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1938年3月19日，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实行整编，成立了第三军第一路，高嵩任第一路指挥，李耀文任政委。9月18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五支队与胶东特委分开办公，胶东特委另设军事部，负责领导地方武装，高嵩兼任部长。11月，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将所辖部队整编为2个旅，下辖5个团。高嵩任第十九旅旅长，宋竹庭任政委，该旅下辖第55团、第61团、第62团3个团。
193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以统一指挥山东各地的起义武装（不含冀鲁边及鲁西北地区），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当月，以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军事部为基础，在鲁南沂水县王庄正式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下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二支队，鲁东游击队指挥部（原第七、第八支队）、挺进支队、陇海南进支队、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和两个直属团，共2.45万余人，高嵩任第五支队（由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编成，辖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五旅）第十九旅旅长。
1939年3月初，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进行一期整军，撤销了第19、21、25旅的番号，将其所属部队编为第13、14、15三个团。下旬，胶东区党委决定：成立胶东北海区军政委员会，曹漫之任书记，高嵩等任委员，负责整个北海区的军政领导；成立中共胶东区北海特委，曹漫之任书记，高嵩等为委员，负责领导蓬、黄、栖、招、福(山)5县党的工作；以蓬莱县委、黄县为基础成立中共蓬黄特委，曹漫之任书记，王夷黎任组织部长，宫维桢任宣传部长，孙端夫、陈文其、王甫、柳云楠等为特委委员。在胶东区党委领导下，成立蓬黄战区指挥部，高嵩任指挥，曹漫之任政委，孙端夫任副指挥，负责蓬黄两县的军政等工作。黄县的武装力量改编为蓬黄战区指挥部直属第一大队，郑子修任大队长；蓬莱县大队改为直属第二大队，李本洪任大队长。
1939年8月至12月，山东纵队进行了以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巩固新发展的队伍为中心任务的第二期整军，整理了部队编制，组建第三军区，高嵩任副司令员。1940年2月至12月底，经过第三、第四期整军，高嵩任第五支队（原第五支队改编成第五旅后，原苏鲁豫皖第三军区改称新的第五支队）副司令。
据雷神庙战斗幸存者姜克同志回忆，高嵩原是青岛海军的一个负责干部，很有军事教练知识，他每天早晨，领导特委机关人员在文基姜家南沙河滩上，按“军事条令”进行正规的军事训练，反复地操练。他工作非常刻苦、勤恳、细心、耐心地指导下级工作，下面有好的建议马上接受实行，对下级也要求严格，常于夜间睡觉以后，突然想起要做某事马上召集大家起床立即办公。个人生活非常严肃。1939年3月—4月，驻莱阳张各庄时，高嵩同志与冷云（倪鲁平的妹妹倪菁华）结婚，职工会长贺志平等同志为他们画了一幅画致贺。
三、敌后抗大一分校的军事教员
1940年1月5日，抗大一分校由晋东南东迁山东沂蒙山区沂南县孙祖乡，由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八路军第一纵队、山东纵队领导和指挥。1月14日，山东分局决定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并入一分校，编为第五大队（干部、学员共计500多人）。从延安派来一批干部，替换了一批当地干部。
1940年2月，鉴于曾经被捕的经历需要经过组织审查，高嵩从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副司令员的职位调入敌后的抗大一分校第五大队任军事教员。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4个队，连同一分队一个工人队编入五大队，五大队队长为陈华堂，政委是李振邦、杨大易，军事教员为高嵩和司迎旭。该期学员属抗大一分校的第三期，1940年5月毕业。随后，高嵩由第五大队转到第三大队（又称特科大队），任第三期机枪队副队长，学员共计35名。
抗大一分校第四期三大队二中队（机枪队，学习期间1941年1-8月）的学员在校期间，队长是杨定华、彭辉，政指仍然是宁林、贺任，高嵩继续担任三大队二中队的副队长，有记载的学员为5人。
这一时期的军事教育更加强调实战教育、典型战例教育、小部队分散教育。“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已不仅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实际。一分校师生不仅要用自身的武装战斗来保卫学习，有时为保卫领导机关的安全而进行战斗，甚至为了保卫驻地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抢劫，被动或主动出击，大青山突围战幸存者白富山在《我所经历的大青山突围》中说：第三、第五大队又称“军事大队”，学员主要由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营连排级干部组成，他们来自前线，独立带兵打仗经验非常丰富。是学校的主要战斗队，6年间参加配合主力或由学校独立指挥的大小战斗上百次。高嵩所在的机枪队，从1940年2-12月，参加大小战斗10余次，如孙祖战斗、垛庄、界碑、郑王庄、侍郞宅、团埠等地反敌伪顽和反动会道门的战斗。
1941年开始是山东最艰难、最紧张、战斗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央提出“长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的关键时期。1941年冬，日伪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集中兵力5万之众，历时50多天，采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拉网”等战术，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抗大一分校驻地是山东的战略中心，也是山东领导机关的驻地，自然是日军扫荡的重点。
11月30日拂晓，我驻大古台、五道沟一带的校部机关和五大队的军事队，发现敌人有再次合围领导机关的行动，即准备向东蒙山的大青山转移。当队伍开到大青山顶时，才看到师部发来的电报并发现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及115师后方机关的大批人马，从东南方向大青山移进。抗大一分校周纯全校长亲临前沿部署作战，严厉要求部队坚决抗击，誓死保卫领导机关突围。二中队、三中队在所有敌人进攻方向坚守阵地，在梧桐沟、李行沟与敌人顽强拼搏，弹药用尽，又用枪托、石块阻击敌人，拼死杀出一条血路，一直激战到大部机关跳出合围圈。大青山突围，以少数人的牺牲，换来了大多数人的成功突围，成功保卫了山东省党政军机关。
高嵩烈士在这次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安葬于沂南的大青山烈士陵园。“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和纪念亭，伫立在马头崖乡李行沟，彰写着烈士英名，各地各界人士前往瞻仰凭吊。高嵩等烈士的丰功伟绩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晖！
高嵩烈士永垂不朽！
说明：
青岛市民政局派员分别赴辽宁省民政厅、辽宁省档案局、辽宁省义县民政局、义县档案局、义县党史办，山东省档案局、蓬莱市档案局、蓬莱市党史办，临沂市民政局、临沂市档案局、临沂市党史办、临沂市军分区、沂南县民政局、沂南县党史办、沂南大青山烈士陵园，青岛市档案局、青岛市党史办、青岛市国安局、青岛警备区等单位，对高嵩烈士历史资料进行了查询取证。2017年4月5日至8日又组织人员赴杭州、北京，与宋晓秋同志（高嵩烈士战友宋竹庭之子，居住杭州）和黎小弟同志（原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之子，居住北京）组织调研和座谈，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之后，于2017年5月形成了《高嵩烈士传》和《高嵩烈士生平年表》两份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