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满天挥舞。高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和共产风甚嚣尘上。什么“大战一百天，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元帅升账”、“卫星上天”！“钢铁姑娘下决心，亩产万斤再结婚！”等等。
我在这年已调入阳谷县委宣传部当理论教员。第一次到山东省委党校学习马列主义，五个月没回阳谷老家了。结业后，先到县委机关报到，见同志们正在院中手拉风箱“大炼钢铁”。第二天请假回家探望父母和妻子。一进家，门都缷走当木板了，说：“都共产主义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锅都砸了，说：“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都到义和庄吃大锅饭了！”父亲参加“黄忠营”上富安镇了；母亲参加了“佘太君营”，上义和庄了；哥哥被调到阿城，大办工业去了；嫂子徐桂兰在大伙房当伙夫了；我爱人张秀英年轻力壮，参加了“花木兰突击队”，调到大洼里搞野战去了；我的侄八岁送到“幼儿园”了；我的小女儿才两个月，送到集体“婴儿室”了。总之，没有“家”了！我首先找到了母亲。母亲半年没见我了，见了我双眼流出了眼泪。她领着我找着了我的女儿小萍，第一次见孩子，她吃不着母乳，小脸黑瘦，一个劲地啼哭不止。
母亲说：“共产党好，这共产主义可不好！这共产主义光要国不要家！这共产主义光要劳力，不要小孩！”她哭着说：“这婴儿室已经死了好几个孩子啦，那个干部说：搞共产主义就得死一些孩子！茂玉，你不是上党校学马列主义吗？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吗？茂玉呀，我一辈子操心聚成的咱这个家全散啦！”她千叮咛、万嘱咐，要求我要想法保住她的孙子和孙女。她说：“咱魏家不能绝后啊！没人烟了，还搞什么共产主义！”
母亲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这个“家”来之不易呀，母亲费了多少心血呀。我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没有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呀？有一本叫《乌托邦》一类的书，那是“空想”书呀？难道大跃进光要“国”不要“家”吗？这样下去，大人还能撑一气，我的女儿，我的小侄很难保活命啦！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努力做了一番工作，我终于把母亲、妻子、女儿和小侄接到了阳谷城里。妻子张秀英报名当了工人，全家五口人，变成了城市户口。
我观看了亩产千斤玉米“元帅升账”的验收。那是连夜把大穗棒子连棵带根移到一起的。因验收太慢：要计算几穗能出一斤粒，一行有多少棵，一共有多少行，这样连乘计算，一亩果然能产一千多斤。验收完，棒子叶就蔫了。我亲眼参观了万斤“地瓜卫星升天”。在玻璃柜中放着一墩特大地瓜。秧子是葡萄秧，五、六块特大地瓜，是用铁丝串起来的。标签写着，单棵12斤，亩栽1200棵，亩产14000多斤。我见证了“大战七天，完成秋收！”棒子没掰就垛起来了；地瓜割了秧子没刨就把地犁了；胡罗卜，把缨子一抢就算收了……说实话，1958年风调雨顺，农业确实大丰产了，但是没大丰收！再加高喊“甩开膀子大干，敞开肚皮吃饭”，又浪费了不少粮食。所以到第二年，口粮供应就吃紧了。
魏茂玉回忆录──我的母亲我的家（4）
特大地瓜
至于“钢铁姑娘下决心，亩产万斤再结婚！”她们的想法更是异想天开。想象一个麦粒结四个麦穗，一个麦穗结二十五个麦粒。这样，搞深翻地，多施肥，播一百斤种，明年就能收一万斤小麦！她们在一亩地里撒了八十多斤麦种，麦苗出来比胡罗卜还稠。虽多次剔苗，第二年麦子也没结穗！
我的女儿小萍也因先天不足，缺乏营养，早早夭折了。
我记得周总理说过这样的话：五年计划，能有三年增产，一年平产，一年减产也就可以，不可满打满算。增产百分之十就是“跃进”，增产百分之二十就是“大跃进”！毛主席批评过：亩产千斤、万斤，吹牛而已！
党中央发觉了“五风”的危害，下达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批示《十条》，纠正了“五风”错误。我们那个阿城镇公社易昂书记和义和乡小区干部，他们是阳谷县刮“五风”的急先峰，给群众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