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山东省沾化县。我的母亲叫王荣英，是个老党员，离开我们多年了。也许，人老了，就会常常回忆过去的事儿。母亲离开我们这些年，我常常想起她，想起她早年的一些事情。
“好心必有好报，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母亲年幼时，姥姥双目失明，大姨出嫁后不久就去世了，家中三个幼小的妹妹全靠她来照看。因为家里穷，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念过一天书。
常言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十几岁就学会了纺线织布，家中洗衣做饭缝缝补补的活，都由她来做。生活的苦难造就了她勤劳、节俭、刚强的性格。
母亲命苦。17岁出嫁时，婆婆已逝，一家四口人的生活还是全由她来料理。后来，随着我们姐弟六个的降生，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本来家庭就不富裕，增加了这么多人口，又得不到亲友的周济，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母亲生产后不到三天就得下床操持家务，为一家人做饭、做鞋袜、缝补衣物，整天忙个不停。冬夜，滴水成冰，北风呼啸，母亲一个人怀里揣着孩子借着月光纺线。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有时，母亲患病不能下床，好心的邻家奶奶、大娘、婶子们就都来我家，替母亲照料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邻居对我家的帮助对母亲影响很大，在那个黑暗的年代，让她的内心感到了温暖。多年后，母亲还经常教导我们：“好心必有好报，予人方便，自己方便。”
“鬼子完蛋了，咱们也就享太平了”
1940年，日军占领了沾化县县城。我们的村子紧挨着县城东关，距日本人的炮楼不足一公里，村里人经常看到鬼子们的兽行。那时，鬼子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周边村庄时常有人被无辜抓走以后再也没有回来。伪军为虎作伥，派粮、派款、抓丁，搞得民不聊生。直到1941年，沾化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抗日活动，人们才算有了盼头。1942年，我父亲王守田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秘密从事抗日活动。
我们家在村子的边上，院墙外边就是大道，再往外五十多米，就是一片古老的柏树林，既便于隐蔽又便于转移，对开展抗日活动非常有利。所以，我们家也就成了当地抗日队伍的秘密联络点。那时，我们村里坏人很多，吸毒的、当土匪的、当汉奸的、做贼的、无赖恶棍等有二十多人，还有伪保长等一些家伙，他们无事生非，整天打探抗日人员的消息，一嗅到“八路味”，就向鬼子报功领赏。为了保护党员们的安全，我们家院内西墙边常年立着梯子，以便敌人堵了门时越墙逃跑。
父亲他们开会的时候，母亲就坐在门口，不是纺线，就是纳鞋底，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一有风吹草动，或其他可疑情况，就用大声喊孩子的办法来通风报信。现如今，人们很难想象，在那么严峻的情况下，一个农村妇女，上有父母双亲、下有六个孩子，竟敢冒着大人孩子被杀头的危险，甘心情愿地参加不给一分钱报酬的抗日活动。
1943年，在中国军民的抗击下，日军已显露疲态，但它还要垂死挣扎，于是更加疯狂地扫荡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极其残忍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武工队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敌人外出掠夺和清剿的行动计划，决定派我16岁的大哥王名榜打入伪县政府中秘密搜集情报。母亲深知，这是一项像钻老虎洞一样危险的工作，但她还是同意了。大哥临行前，她对大哥说：“去吧，到那里千万处处小心。鬼子完蛋了，咱们也就享太平了。”
根据母亲的表现，1944年春，母亲被光荣地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因为她孩子多，不能脱产干革命，所以没有什么职务。由于她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党内的一些同志常以“热心大嫂”称呼她。
虽然母亲是一个普通党员，但她心诚志坚，坚持党的宗旨、遵守党的章程，积极在群众中宣传抗日。为了团结群众，她在村中联合了几名家中生活困难的妇女，一起纺线织布，做成衣服到集市上卖，换点钱来让她们维持生活。要是得知村里谁家揭不开锅了，她又会千方百计地省出一点来送去。我们家在村中是独户，却并不受人歧视，这多半是母亲的功劳。母亲心善在村中是出了名的，她说话人们爱听，很受人尊重，很好地掩护了抗日工作。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我们家从事抗日活动也未被敌人察觉。
“如果怕这怕那，我就不让儿子当八路了”
1945年，日本投降，家乡解放，母亲担任了村妇救会会长。她带领大伙拥军支前，从反奸诉苦到减租减息，没日没夜地忙。
母亲本想日本投降了，终于可以过舒坦日子了，可没想到，第二年，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
1946年，解放区遭到全面进攻，山东又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地方，形势开始恶化。日伪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土顽势力各霸一方，离我家20公里就有个“土匪司令”张子良，他自称专员，纠集了两万多人的队伍，对解放区政权威胁很大。再加上还乡团和拥有美式装备的武装特务经常从天津、德州地区流窜到沾化县疯狂反攻倒算，捣毁村政权，攻打区政府，杀害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尤其在“青纱帐”（长得高密的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起来以后，武装特务活动更加猖獗，用活埋、铡头、吊死等残暴手段祸害人民，几乎天天夜里都死人，多时，三个坑就埋了十八个人。
那时，父亲在外搞土改，大哥又带着支前民工随军打仗。有人对母亲说：“外面闹得太吓人了，你还是赶紧把你家外边的人叫回来吧，免得被戴上解放军家属的帽子出大事！”母亲说：“都不当兵了，就全是他们的天下了，我们就更没法活了。”
1947年初，县里调我去外地受训。临走时，母亲说：“孩子，放心去吧，别挂念家里。我还能干活，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在白色恐怖威胁下，这年7月，母亲又送我弟弟王智常参了军。
1949年，土匪头子任富贵被我军抓获，三弟奉命召开公审大会并就地枪决他。任富贵曾拥有部下近千人，是我们那里有名的大土匪头子。别有用心的人放话说：“这么大的人物后边肯定有不少人，得罪他们没有好果子吃。”母亲听到后不以为然：“如果怕这怕那，我就不让儿子当八路了。既然当了，我就不怕。这个大土匪害了多少人啊，杀他是为民除害，再有这种人还得杀。”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终于过上了她盼了多年的太平日子。1956年，她在村中的工作得到了沾化县政府的表扬。母亲一生勤劳助人，练就了一副好身板，直到94岁去世前，她还耳聪目明、思路敏捷。
母亲对自己从事过的工作感到很光荣。她常说：“共产党解放了我一家，我养育的六个孩子也都加入了共产党，为国效力，我这辈子总算是没白活。”
母亲是千百万革命者中的普通一员，虽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正因为有像母亲这样千百万默默无闻的人做出了奉献和牺牲，才催生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国庆节响彻云天的礼炮声，都能唤起我们对他们的怀念！
来源：2009年6月24日东方烟草报 2009-10-01中国妇女报 2009/11/1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