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西进前的“打虎运动”
在接到渡江南下停止追击,休整待命,要解放进军大西南的命令后,部队得到了喘息,也松了一口气,不料有些人的思想却有点紊乱,家庭观念,享乐思想又抬头作怪。为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甩掉包袱,轻装上阵,部队开展了西进前的“打虎”运动。
我从机关下部队,又参与了思想整顿工作。在九九团一营二连,我们天天开会,开连排干部会,开战士动员大会,开班组讨论会,天天组织大会发言,反复学习领会进军大西南的伟大意义,讨论怎样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
战士杨立成说:“父母把我养大成人,我不能光尽忠不尽孝,现在把敌人打跑了,就该回家孝敬父母。”
战士梁光兴说:“听说四川很远,山又多路又险,还天天下雨,光爬山走路就把人累死。一听说要进军西南,我就发怵。”
但更多的人看得远想法不同。战士刘川西说:“蒋介石和他的残兵败将都跑到西南边疆去了,就像一只被打伤的老虎,到深山老林养伤去了,现在不把它打死,他养好了伤还要卷土重来,还要出来伤人。我们现在进军西南,为的就是要打死这只老虎,不留后患。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战士徐光前说:“要打死这只害人的老虎,就不能给它喘息休养的机会,必须现在就把它打死,等它休养过来再打就不好打了,不知又要伤害多少人。”
潘金安说:“要打死这只老虎,就不能怕山多路远,就不能怕吃苦受累。只有打死伤人的老虎,才能长久过太平幸福的生活,才能好好孝敬父母。”
战士于海飞说:“我是山东沂蒙山人,抗日战争时,我父亲当八路牺牲了,人民政府优待烈属,我家生活很好。后来蒋匪军来了,说我家私通八路,把我大哥捉去枪毙了。我逃难在外乡,又被蒋匪捉了壮丁,直到淮海战役才解放过来。我母亲来信说:‘现在咱家又是光荣军属了,政府照顾得很好,要我放心在解放军好好干,为哥哥报仇,不把蒋匪消灭光别回来。’我是深受这只老虎的害的。我要坚决打到西南去,彻底打死这害人的老虎,来孝敬我的母亲。”
这只“虎”,也是前进路上的“拦路虎”,就是取得一点小小的胜利就不思进取的小家子思想,大多数人都有“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的想法,不能认识到打虎不彻底,必将被虎伤的后果,对蛇怜悯,姑息养奸,必然被蛇咬。部队通过“打虎”运动的开展,提高了思想觉悟,进一步认识了进军西南的伟大意义。解决了思想问题,轻松愉快,士气大振,对进军西南个个信心百倍,劲头十足。在进军中,克服了千辛万苦的层层困难,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保证了进军任务的顺利完成,取得了解放大西南七千万人民的伟大胜利。
2.从丽水到宣城的西进路上——忆三十三师学生队
写在前面的话:
下面这篇《从丽水到宣城的西进路上——忆三十三师学生队》的回忆录,是从浙江《丽水市政协文史资料》上摘录下来的,是什么原因,我加以说明。
1949年5月,我军渡江作战,二野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三师打到温州时,接到了中央军委命令:三野四野继续南下进击,解放海南岛。二野撤回到永康、丽水一带,休整待命,准备进军大西南。
我三十三师在丽水休整期间,大批男女学生拥进部队参军。师政治部收容了学生,成立了学生队,调我去当队长,带领这些学生进军大西南。在行军途中,我对学生不断进行军纪、众纪和新区注意保安全的教育,并请师首长们分别作政治报告,以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到安徽宣城时,便把学生分配安排到部队中去。
通过解放大西南各省市、剿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和抗美援朝的锻炼,解放军的大熔炉里造就出了大批的人才和骨干,后来,这些人中的不少同志被提拔到团级、师级干部,甚至个别有军级干部;有的转业到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有的在大学当了教授。离休回丽水老家者也成了地方的得力干部,有的当了党校校长,有的担任局长或中等学校校长。当丽水市政协要把这段学生参军的如火如荼的历史和他们的事迹,载入文史资料的时候,就又想到了我。
丽水市政协秘书长吕绍泉同志(他也是学生队的学生)来信约我,要我务必把当年学生队的回忆写下来寄给他,否则,要专程派人来济南“看望”我。我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写了这篇回忆录寄给他。此文发表在1989年12月《丽水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六辑。现将该回忆录,抄写如下。此次收录,个别字句略有改动。
从丽水到宣城的西进路上——忆三十三师学生队
孙康宁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摧垮了国民党部署的层层防线,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我们二野十一军三十三师前锋打到温州时接到了中央军委命令: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继续乘胜向南挺进,第二野战军转回金华,永康一带进行休整,准备进军大西南。我军三十三师即在丽水休整待命。
人民解放军渡江的伟大胜利使当时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大陆沿海岛屿的全部解放即将到来。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急需通过各种渠道,吸收大量知识青年到部队中来,以不断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更好地完成接踵而来的新任务。因此,上级决定在部队休整期间,在江南新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入伍。各军均在驻地办起了军大,各师也在驻地发动青年学生参军。
浙江丽水是江南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这里的人民和学校的师生,在蒋管区地下党和游击队的影响下,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我们三十三师在这一地区招收青年学生,成立学生队,丽水各校的青年学生起了带头参军的作用,也得到当地新区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为我们这一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5月13日那天,我们师首长分别到处州中学等作了动员报告,紧接着就有男女青年学生踊跃到部队来报名参军。仅丽水的学生,先后报名入伍者即达四十余人,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参加了十一军军大。五月十八日,我们部队在向松阳进发途中,还有一些丽水的男女学生随后追来报名参军。这时邻近各县的中等学校也赶来不少报名入伍的男女学生。这样,我们的学生队便发展到一百三十人左右,其中中共党员约有十五、六人,共划三个分队。
当时,我在三十三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宣教干事兼师《立功》报编辑。在成立这个学生队时,组织上决定派我去当队长,负责带领这些学生随部队向西南进军。宣传科长党波同志向我交待任务时,我很担心畏难,因为我也是学生出身,知道学生工作不好做。这些从家门到校门未经锻炼的学生刚一入伍就是要连续艰苦地行军,怎么能吃得了这个苦呢?我恐怕搞不好,会辜负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又怕出问题负责任,所以一再推辞。政治部张恒业主任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你去你就去吧!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相信你也能作好这个工作。因为你熟悉青年学生,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做好工作,叫你去领导上是放心的。另外再从师宣传队抽调部分骨干帮助你,有什么问题你回来咱们共同商量。”
5月15日学生报到集中,我也到了学生队。眼看着这一群朝气蓬勃的男女学生个个精神洋溢,聪明活泼,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我心中十分高兴。他们围着我一口一个“孙干事!”,毫无拘束地问长问短,有的问题问得简直令人发笑。我看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我初入抗大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引起不少对往事的回忆。
这天下午,我们初步划分了组织和分队。宣传队调来工作的同志,一般担任正副分队长,有的专作文艺宣传工作。我考虑在学生队主要抓好三项工作:(一)带好行军,巩固好队伍;(二)组织好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三)执行好群众纪律。
晚上,我召开了宣传队员工作会议,根据这三项工作任务做了部署。我要求这些老同志,要像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地对待学生,使他们来到部队就像在家里一样,感到亲切温暖。我们对他们要多鼓励多表扬,少批评少指责。老同志要处处以身作则,做他们的表率。因此,我向老同志们提出了四个“带头”和四个“不准”。
四“带头”是:一、行军互助要带头(包括思想互助);二、政治学习要带头;三、活跃部队要带头;四、执行群纪要带头。
四“不准”是:一、不准擅离岗位不负责任;二、不准未经请示随便答复处理问题;三、不准对学生发脾气动态度,冷讽热刺,甚至打骂;四、不准与女生谈恋爱。
有违犯“不准”者,以军纪论处。
在上述三项工作中,我考虑到带好行军,巩固好队伍又是最重要的。做好这一项工作必须首先对学生进行行军思想教育,说明军队长途行军、急行军和强行军的重要意义,教会他们行军走路的一些常识和经验;其次是加强体力和思想上的互助,说明在家靠父母,革命靠集体、靠互助的道理,发动党员和积极分子掀起群众性的互助热潮;第三是开展好行军中的文艺鼓动工作,提高士气,战胜疲劳;第四是尽量搞好生活,吃好喝好保证体力。因此,学生队一开始出发,我就在出发前的动员、途中休息和晚点时,随时随地向大家宣传这些知识,讲解这些道理,宿营提倡热水烫脚,抓紧时间休息。文艺宣传队的同志,就抓紧空隙时间,教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解放区的天》等歌曲,在行军途中组织拉拉队,各分队互相唱歌竞赛。在行军路程较远时,我们就组织部分宣传队员提前出发,在离宿营地一、二十里处,设文艺鼓动站,在队伍比较疲劳的时候,他们结合行军的实际情况,用快板、演唱、化装表演等文艺形式,鼓舞大家的情绪,以提高精神,再鼓一把劲儿,到达目的地。
另外,我在工作中也随时掌握和使用部分党员和积极分子,帮我做工作。他们不但行军带头互助,而且随时随地向我反映学生的思想情况和好人好事,这对我每天做思想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但由于我缺乏带队的经验,开始行军时也出现过一些问题。记得在向松阳进发的第二天,我把队伍带零散了,后面一些掉队的同志迟迟赶不上来,前面精力还充沛的学生,就一个劲地向前冲,喊也喊不住;而在当中的学生,有的稀稀拉拉走着,也有的在路旁坐起来。我向前面赶上去要他们停下来等一等,又往后面跑去要掉队的同志快赶上来,前后跑得我气喘嘘嘘,汗流满面。我想这不能埋怨学生,只怪自己考虑不周,事前未向大家进行集体观念和在新区要提高警惕保安全的教育,所以在休息时,我便给大家补上了这一课。
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在供给标准较低、行军买菜做饭困难多的情况下,尽量把生活搞得好一些。每天宿营后,我都抽空到炊事班去看看,了解和表扬好人好事,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打算筹划一下第二天的行军伙食。为了调动炊事人员的积极性,我叫他们开展了评功记好活动,每天表现好的同志,由大家讨论给他论“好”,有的一天记两个“好”,合计办法是够十个“好”的记一小功,十个小功记一大功。最后并把他们表现的情况介绍到原单位。这样,都争先恐后表现得更好了,有的主动想办法改善生活,有的做好了病号饭,主动找病号把饭送上门。
关于组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们都是在行军休整的空隙中进行的。每隔一星期左右,我们向师首长汇报一次学生队的工作和思想情况,并请首长们根据情况分别准备上课的内容,以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每次行军休整在三天以上时间,就请师首长来学生队上课,作报告。曾先后请市长童国贵、政委高治国、副师长孟警宇、政治部主任张恒业、宣传科长党波等领导同志,给学生队讲了《目前形势与任务》、《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和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我党我军的主张、政策及优良传统》、《革命的人生观》、《解放区的民主改革及翻身农民的光明幸福》等内容。每次讲课后,我们都认真地组织学习讨论,分队长辅导,并根据情况我再作些补充讲解。经过这些学习讨论,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加以不断艰苦行军的实际锻炼,革命意志、集体观念、组织纪律等都逐渐加强起来,表现在行军中吃苦耐劳、团结互助的精神大大加强,自由散漫、个别逃亡的现象亦大大减少了。我们在经浙西安徽的进军中,正当雨季,几乎天天下雨,不管跋山涉水,路程多远,我们都风雨无阻,紧跟部队前进。而且因新区筹粮不便,在泥泞路滑行军困难中,每人除行李外往往还要背一二十斤粮食。有些人一天要在泥水中滑倒好几次,滚得浑身是泥巴,大家还是以苦为乐,互相开玩笑说:“我们穿上呢子军装了!”这样一天走七八十里路,也很少有叫苦的,掉队的。像汤介振和黄振昌两人,每人背二十五斤面粉,即使在大风雨中掉了队,也能经过半天一夜的时间,随后打听着赶上队伍。这样表现好的同志,当时在学生队已不是少数了,而是大有人在,其中表现突出成为骨干力量者亦不乏其人。可惜我们相处日短,离别期长,现在我都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
已转业回丽水的吕绍铨、李荣、杨一民、汤介振、叶生、梅瑛、蓝云飞、陈沛然、周振福、陈根连等同志,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饶以诚、李海宝、高佩琳、吕有田、兰斌(畲族)等同志,特别是女共产党员高佩琳同志,帮我做了许多女生的工作。因为我接近女生工作不太方便,特别是夜晚查铺,全靠她照顾病号,了解思想反映,并劝说女生烫脚,督促休息。有时她查铺很晚了,还找我汇报当天的情况。她本人身体较弱,在坚持行军中,也为学生队的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大概到遂昌后,这些女生才集中到十一军大去了。
但是,学生队中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人,未经得住考验,在行军途中先后逃亡者约有十七八个人。其中有的人不是真心参加革命,而是赶时髦,抱一种试一试、看一看的态度来参军的。因此,在行军几天以后,感觉吃不了这个苦,就溜之大吉。随着连续行军越来越苦,就三三两两地逃跑,有的恋爱对象一块来又一块走了,在最严重时,有一天夜里跑了六名。我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宿营晚点后,我一个人带着手枪冒黑走了三四里路,到司令部驻地找到孟副师长。我一进门他见我有些紧张,就看出我的来意。他笑着说:“怎么,学生队出问题了吧?”“是,首长。我没做好工作,学生队近来逃亡严重,昨夜晚就有六名逃亡……”未等我说完他就说:“跑几个学生你就沉不住气了?我们知道你的工作很辛苦,少数人逃亡是难免的,我们部队还有逃亡呢,何况刚出校门的学生!革命队伍就是这样,经得起考验的就是革命者,经不起考验的就淘汰。有的非走不可,我们也不能强留。动员大家干革命要靠说服,不能强迫;说服不听,他要走就叫他走嘛!你不要紧张,回去大胆工作。”首长的几句话,使我的思想顿时亮堂起来,我又觉得浑身是劲儿。在归途中,我决定明天行军动员时,把革命考验和逃亡问题给大家讲清楚。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经得住这个考验,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当逃兵;如果有人非走不可,我们决不强留。
时隔几天的一个早晨,有个分队长提着手枪来向我报告说:“天亮有两个学生逃跑,我拿枪赶出二三里路,把他俩追回来了。”他建议队里当众批评或组织批斗。我拒绝了他的建议,并批评他说:“你应该说服动员他们回来,拿枪威吓学生是错误的。我们的枪是对敌人的,绝不容许对着自己人!”他承认了错误。我找这两个学生谈话,只记得一个矮个的姓孙,还是个候补党员,那个高一点的姓什么我也忘了。我首先说分队长拿枪吓唬人是错误的,并向他俩道歉。我问他俩为什么要走,他俩谁也不言语。我把革命考验和知识青年思想改造问题又强调一遍后,说:“你们一时想不开就开小差,将来要后悔的。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你们迟早都要参加工作,现在犯错误,将来再工作也给自己的历史涂上污点,这是多么不应该啊!有什么问题可对我讲,如果非走不可,那就白天走,别在夜晚不安全。不愿向我告别,留个纸条说一声也可以,你们看好不好。”我说到这里,那个较高一点的学生哭了起来,他说主要是想家,怕父母不放心。我告诉他可以写家信,军邮不用花钱,你天天发信都可以。”最后高个子说:“孙干事又提醒了我,我不走了。”在这天傍晚时刻,他又来找我说:“孙同学还是要走,他还动员我和他一起走,我不走了。”我在表扬他之后说:“那就叫他走吧!”
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学生队的表现也基本上是好的。我们在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的基础上,向大家讲明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人们的子弟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我们当兵打仗,牺牲流血,艰苦奋斗,都是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所以人们的利益我们丝毫不能违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借东西要归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准调戏妇女等,就是这个道理。大家明白这些道理后,基本上都能自觉地遵守,有问题也能及时反映,所以在每次纪律检查中,没有发现什么违犯现象。有的积极分子还和战士一样,到驻地不顾疲劳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给新区群众做宣传工作。
7月中旬部队到达安徽宣城,学生队驻在双桥镇附近。在这里,部队要行军打仗,要最后解放大西南了。在部队开始整训前,学生们被分配到部队中去。7月12日,师党委在双桥镇研究了分配原则,大致是有业务专长者,如医务、会计、文艺工作者,都根据其专长“各归其位”,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较高者,可少数分配到师团机关工作,大部分学生都面向基层,分配到连队任文化教导工作。7月14日进行分配动员,根据分配原则、工作需要和本人填写的志愿分配完毕。
这批青年学生到部队工作,为我们部队发展文化建设,输送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我们部队的活力。
我在学生队工作仅仅两个月时间,便与这些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情,临别时大家都依依难舍,有的向我赠送照片,背面写着:“敬爱的孙干事留念”、“赠给和蔼的孙干事”,也有的要求和我保持通信联系。我希望大家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很快锻炼成钢,为我们部队的发展和建设,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作出应有的贡献。
后来,这批青年学生连同部队在西南吸收的大量知识青年,在五十年代初的抗美援朝中,都很快成长为部队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经部队锻炼培养后,有些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也成为党政机关和各条战线上的得力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