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部队连打三次遭遇战，连翻几座大山。部队、机关人员都疲惫不堪，有些同志掉队。我的爱人刘静， 当时任军分区司令部代指导员、支部书记，也掉队了。
我带着掩护的部队上山，见她坐在山坡上，就问：“鬼子已经追上来了， 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她说：“实在走不动了，在这歇会儿。”警卫员王秀田马上走过去，要背着刘静走。刘静推开王秀田的手说：“你的任务是保护首长，别管我！”她又对我说：“你指挥部队要紧，快走吧，我歇会儿就走。” 看着正在上山的部队和坐在地上走不动的爱人，我横下心来对刘静说：“部队等我，对不起你了。”说罢,我丢下她很无奈地急向部队赶去。我回头看见刘静举起手枪大声说：“放心吧！我宁死也不会当俘虏！”我指挥部队翻过大山，摆脱了日本鬼子的围堵。
天色己晚，鬼子还没搜到刘静藏身的山坡，她便爬向一个石崖，这时，远远地有几个日本鬼子端着枪向她所在的地方走来。近处有口棺材，她想钻到里面隐蔽，但棺材盖打不开。敌人越来越近，她猛回头看见旁边几具尸体，便爬过去，把血水抹在自已脸上，埋身在死人堆中，紧紧握着枪准备迎敌。结果敌人过来只在靠边的尸体上踢了几脚，叽哩哇啦几句，走了。过了一会儿，突然听到有人轻声喊她的名字，原来是王秀田来找她，在王秀田的搀扶下她回到了军分区。
敌人这次“铁壁合围”大扫荡是持续时间最长、用兵最多的一次。面对密集的敌人，我决定把部队和机关分开， 以便避实就虚，灵活转移机动作战。部分女同志和体弱有伤病的同志，疏散到地方上与县、区干部一块隐蔽打游击。
刘静也在疏散名单中，王一平政委很理解我的心情，便由他和刘静谈话。刘静虽然从心里不愿意离开部队,但她考虑到部队作战的需要，坚决服从了组织决定。王一平安排来自我家乡陕北的老警卫员王学精还有王秀田与刘静她们几个女同志一块行动。
第二军分区机关、部队分散后，我和王一平政委带领部队在沂水、沂南一带与扫荡的日军继续兜圈子，常与敌人接火，由于对地形、风土人情熟悉，部队精干，每次都能摆脱敌人的围剿。因为日军每天的扫荡时间、其各支队间的配合方式，被我们掌握得很清楚，时机恰当时，我们还能消灭日军一些孤立的小分队和零散人员。
在几次突围战斗中，军分区电台天线丢失了，导致一直没能和纵队取得联系。12月初在崔家峪以西的王庄，据侦察， 日军的扫荡重点已转移到蒙阴县的垛庄、费县南部和临沂北部地区。这时我们才和纵队联系上，得知山东纵队领导机关虽几次遭日军合击，但损失不大。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战线拉长，兵力不足。沂蒙山区的大扫荡，日军自身损兵折将，各路开始草草收场。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各部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开始大举反攻，到12月下旬，第二军分区的原控制区域开始恢复。
反“扫荡”接近尾声，我才从紧张的对日战斗氛围中摆脱出来，想起刘静没一点音信，担心不已。同期到县、区游击队活动的王学精、王秀田等几位同志都先后回到了部队，据他们回忆，在去地方时，路上遇到独立团的同志，在一块行动中与敌遭遇，大家被冲散了。
她到底怎么样了？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次反扫荡第二军分区的损失不大，只是我的爱人刘静还没下落。
在袭扰和追击撤退日伪军、拔除敌据点的同时，各区县传来许多干部、家属牺牲的不幸消息。因此，我很是担心刘静的安危。
王一平政委安排对沂蒙地区比较熟悉的警卫员王秀田出去寻找。没过几天，沂水县大队长李冠智同志（六七十年代任军委工程兵副参谋长）来信说，他们找到了刘静，但因她腿部受伤不能行动，他们正准备用担架送她到军分区。我和王一平政委对此都很高兴。
后来我们才知道，刘静在军分区独立团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被子弹和弹片打中腿部，与王学精、王秀田失散。她拖着伤腿钻山洞，躲崖缝，甚至跳到水井里，以避开鬼子的搜索，最后被老乡所救。在老乡的帮助下治疗腿伤，并以男装为掩护爬上寨子山，风餐露宿，靠要饭在敌后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遇到了寻找她的沂水县大队李冠智同志和警卫员王秀田等人。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鲁中军区和纵队的领导霍士廉对刘静的平安归来一再表示祝贺，并表扬我们把非战斗人员留在县区与地方干部共同开展斗争，自已指挥部队与日军进行反扫荡作战是很对的。他俩强调说：“你们两口子在这次反扫荡中的做法很好。刘海涛同志他们的牺牲是太可惜了。”刘海涛是鲁中军区司令员，曾在苏联学习的老同志。在反扫荡中，因为指挥部队与家属的行动不利，他和爱人等四人被俘虏，在蒙阴县被枪杀。
12月31日，我在沂南县北界湖参加了中共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联合召开的党政军干部大会。朱瑞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结束1941年，迎接1942年”和“目前形势与今后努力方向”的报告。会议总结了反“铁壁合围大扫荡”的经验，部署了1942的工作，主要是：要认清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对日寇的不断扫荡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吸取这次反扫荡工作中的教训，今后的方针应该是采取分散、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与日、伪、顽敌人周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实力,开展斗争；实现全部武装地方化，加强民兵和武工队工作。
根据中共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1942年我和王一平政委在第二军分区大力吸收、巩固民兵，在册民兵总数达到20000多人。山东纵队按照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原则，把纵队第四旅所属的第十一团划归第二军分区建制，因此军分区有了两个正规团和一个警卫营。我们利用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民兵训练，使得民兵能够有效配合部队开展工作。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1 9 4 2年以后，日军已感到兵力不足，为防止八路军乘机进攻，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轮番“扫荡”。从2月到6月，先后出动日伪军12000多人。我和王一平率领第二军分区的军队和民兵、武工队，积极配合一一五师主力作战，进行“反扫荡”，拔除多个日伪军据点，歼灭日伪军百余人。
1942年，大批山东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这是我八路军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我八路军、抗日武装有较大发展的一年，许多不愿做汉奸伪军的原国民党士兵，在我们的教育下投身到抗日阵营。经多次“反扫荡”战斗锻炼，我八路军、武工队、民兵的战斗经验更加丰富，战斗力也得到极大提高。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形势也开始好转。1942年8月，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我接到山东军区命令，到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随后，我与接替我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的原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团长的吴瑞林交接工作，离开了战斗近两年的沂蒙根据地。
（ 王延生整理 王延生：中船重工七一四所退休干部，原所工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