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兆相走了整一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甚至在梦中，他仍是那样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我的父亲王兆相是陕西神木人，是从陕北高原那苍凉贫瘠的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开国将军。
父亲出生在陕北神木南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王家后坬，一个地地道道在黄土高坡上刨食的农民家中。
他从小随父下地干活，11岁就开始在家乡上山跳沟独自放羊。1926年跟随其兄共产党员王兆卿参加组织农民协会，1928年在府谷县盘塘镇第五高级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奉中共陕北特委和神木南乡区委指示参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1933年按陕北特委指示在神府参与领导、创建第一支神府红军特务队，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创建了神府佳榆红色革命根据地，1937年奉中央命令带所属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开辟了晋西北偏关、左营、右玉、清水河、兴县等抗日根据地，1940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抗日最前线的山东战场。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一直率部驰骋在血与火的各个战场。但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始终不忘自己的故乡，永远挚爱着生他、养他、培养造就了他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性格的这块黄土地，永远怀念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和与他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父亲常给我们讲：“人要懂得感恩。”1934、1935年神府红军和神府佳榆苏区一度在执行先“左”后“右”错误路线的特派员领导下，遭到重大损失，但神府佳榆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那个特派员离去后，擦干血迹、挺起胸膛、克服一切困难，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坚持斗争，逐步恢复并发展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父亲对我们讲，那时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疯狂“围剿”红军、追捕共产党员，神府佳榆人民为掩护红军和党员，许多乡亲被敌人枪杀、刀劈、挖心、剖腹、铡刀铡。为掩护红军，菜园沟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十八个，就连十四五岁的小孩他们也不放过，残忍至极。即便这样，革命群众始终没吐露一点消息给敌人，他们还经常躲开敌人把食物送到红军经过的山洞、假坟、假棺材里供他们充饥。父亲几次躲过敌人的搜捕、追击，都是神木南乡群众及时通风报信，掩护脱险的。父亲说：“红军刚开辟时如果没有家乡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持和掩护，红军和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不起来，我王兆相也早就不存在了。”
全国解放后，父亲时刻都惦记着老区的发展，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惦记着红军时代与他并肩战斗已牺牲的和目前仍留在当地的战友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曾数次回到陕甘、延安、西安和神府佳榆地区。每次回去都要骑马（当年神木南乡都没通公路）到家乡各地去看望乡亲，看望战友，到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去凭吊牺牲在那里的烈士。在神木太和寨的山头上，他对陪同人员说：“1935年10月15日，在这里我们红三团与敌人遭遇，当时就牺牲了张德超、高玉才、贾怀耀、王玺四个红军连排干部，敌人把他们遗体拉走，头割下来挂在了神木城头的木笼里。” 当时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地上捡了几块石头堆起来说：“如有可能将来应该在这里给四位烈士立个碑，让后人不要忘了他们。”
父亲还给我讲，1960年初他离乡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王家后坬，住在自己家的老窑洞中，每天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的甚至趟水过河、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路来与他见面。每天来看他的人流不断，乡亲们的热情着实让他感动。
有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家的窑洞睡觉时总觉得窑洞外似乎有人，第二天他开门看见曾任过红军指导员的王六八、曾任过红军排长的王留星两位老人蹲在门口抽烟，他问他们晚上是不是一直坐在此没去睡觉？他们说怕有坏人对他不利，所以他们几个仍留在家乡的老红军商量要保护他的安全，轮流给他值班守夜。他听后感动极了，拉住他们的手，含着泪劝他们别再这样了，快去休息。父亲给我讲到这里时，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
有一件事是我给父亲说的，这就是在1968年时我与表弟杨东良陪我伯妈（王兆卿烈士夫人）回家乡，文革中我俩父母都受到冲击，一路上我伯母告诉我俩千万别暴露你俩姓啥、叫啥，以防有人借机为难报复。一路上我们都是住大车店。在兴县去黑峪口路上因没长途汽车，我伯母又是小脚，我只能到市场上雇毛驴，可我又不知怎么去雇，很为难。此时一个年轻后生主动给我说：“你等着，啥也别说，我帮你雇，”一会儿他就雇好毛驴。到了黑峪口因黄河发大水，没有渡船，我们又走到上游从寨滩过河，坐船过河的人都交钱，我也主动把我们三人的钱交给老船工，可他怎么也不要，他说：“孩儿，我不要你的钱，” 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你啥也别说，我知你俩是谁，你们到兴县我们就知道了。你“大大”现在怎么样？这两年咱地区来了一些人到处贴标语和大字报，把你“大大”的名都划叉叉，打颠倒了。你们的“大大”舍命干了一辈子，怎么会被打倒呢？！这些人到我们这一带来，乡亲们都不理他们。乡亲们全相信你“大大”” 。“孩儿，路上小心，千万别说你是谁，坏人还是有的”。 下船后他又派他的儿子帮我们背上东西，送我们上山，并一个一个村庄托人护送我们回到本村。我把一路上所见告知父亲后，他老人家眼圈又红了，他自言自语的说：“家乡人民太好了，没有家乡人民的支持、掩护，哪有我们的今天，你们年轻一代永远不要忘了家乡人民啊”。
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件事，就是1983年他回去时真想在王家后坬自己家的窑洞再住一个晚上，但随行的我父秘书徐周选、我的小姨夫贺长光等陪同人员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和当地的条件，坚决不同意他住，硬把他拽走。为此他对我小姨夫贺长光（榆林副专员，老红军）发了火，他说：“什么条件不好，乡亲们世世代代就住在这里，我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过去你们这些干部下乡都要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现在回我自己的家就条件不好啦！？”他给我说此事的时候，还满脸委屈。又自言自语地说：“咳！真想在自己家再住上一晚啊！”，此时他眼眶里的泪水都快涌出来了。我劝他说：“爸爸，你年龄大了，小姨夫和徐秘书是为你好。”他瞪着我说：“那是忘本！”。不过最后他也承认他们确实是为了他的健康，是好心。
最后一次回家乡是在1997年9月，他近89岁高龄时，我和小弟王东民、王晓建秘书、凌医生、战士等五人陪同他一块儿回去。从包头到神木，榆林专区又派了我的小姨夫贺长光和乔副秘书长带了一个面包车到包头来接我们（那时还没火车到陕北，但有公路了）。一路上我们几个都很疲倦，不由得都在车上打盹。而我的父亲却一直精神抖擞，看着在车窗前掠过的内蒙古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和神木、府谷的一个个景致，不住地念叨着：“好！变了！30年代我们神府红军也曾几次北上来过这里” 。 在神木大柳塔神华煤炭集团的展厅，听了集团领导的介绍、看到现代化电子操作的机械出煤，他异常兴奋。在神木、榆林、府谷与老干部们的座谈会、欢迎会上，他一再感叹地说：“改革开放这些年陕北变化太大了，真是大发展、大变化、大进步啊！。”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想了解，都想看，在府谷县甚至到居民家里去了解乡亲们的生话，在神木大保当街上与路上的群众聊天。他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欢欣鼓舞。在神木与老干部们聚会时，他紧紧握住两个专门从内蒙古赶回来看他的红军老战友的手，深情地说：“看到家乡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这些为此奋斗了一生的人，应由衷地高兴啊！”
父亲对革命老区的深厚感情是难以言表的。记得作为全国五、六届的政协委员，他在会上就曾多次呼吁，要加强对革命老区的建设投入，要切实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他常讲：“革命老区过去大多是没有什么物产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民在我党我军最艰苦的时候，以大无畏的流血牺牲精神支持了革命，赢得了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绝不能忘了他们，绝不能忘本啊！”
2005年父亲因高血压造成脑梗住进了医院，就是在医院中他依然忘不了家乡，忘不了家乡的黄土高坡和窑洞。2006年父亲由于肺部感染不得不插上呼吸管机，当时他头脑还较为情醒，但不能说话了，躺在病床上他心情烦躁，发火，敲床，不配合治疗，我和战士们轮流整天坐在床边陪着他，怕他自己动手把管子拔掉。我基本上每天都把在神木街上买的最原始的信天游歌曲一遍一遍给他放，把他喜爱的晋剧“打金枝”、“蝴蝶杯”等等晋剧放给他听。他只要听到这些他熟悉的曲调，就静下心来，脸上还不时露出一丝丝笑意。有一次在放“打金枝”时，我突口说这是汉朝时、、、、话还没讲完，他马上瞪大眼睛、用手狠狠的指着我，嘴不停的动着，我马上意识到自已说错了，立刻改口说：“错了，错了，这是唐朝发生的故事，”。陕北榆林地区沿黄河一带北部的老百姓都喜欢看晋剧，哼唱信天游歌曲，我父青少年时在家乡的山山、沟沟、峁峁放了近七年羊，非常喜欢随口而来的陕北信天游曲调和到庙会上去看晋、陕两地的晋剧。 、
还有一次李正亭（原中纪委副书记）、李智盛（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二位叔叔（都是神木南乡人）在神木驻京办事处主任刘生亮陪同下到医院来探望父亲。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睡着了，我在他耳边说：“李正亭、李智盛二位叔叔来看你了。“他并没什么反应。我又说：“还有神木驻京办的刘主任也来看你。”他一听神木来人，马上全身动起来，眯缝着眼睛，微微抬起头来，手也抬了起来、挣扎着想坐起来。刘生亮见状赶忙走过去握住父亲的手，问候他。李正亭、李智盛二位叔叔看到此，笑着说：“好啊！刘生亮的面子比我俩大多了。”其实，父亲只要听到神木来人就会有所触动。陕北、神木、府谷、榆林，家乡的父老乡亲在他老人家的心目中永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常给我讲，“不要忘了你的祖辈就是在贫穷的黄土高坡上生活的农民，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2009年6月3日，我亲爱的父亲在他101岁高龄时，在我们这些子女和身边战士、秘书、部队领导们的陪伴下，静悄悄地走完了他崎岖艰难光辉的战斗一生。
现在家乡变化大了，神木这个过去的贫困县已成为全国百强县，从去年开始，当地居民上学、医疗全部免费，这在全国尚属首例。父亲如果在天有灵，知道此事，一定会为家乡的发展进步、为老区人民的幸福而高兴的（王延生作于2010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