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是博山石马淄井。一九一七年生于—个农民家庭。十三岁开始读书。读到十九岁。因为上的是师范讲习所。所以文化程度就相当干初中。毕业后在家里干农活。在小学代过课。到1938年9月就出来了。参加了革命．在八路军驻博山办事处任民众运动指导员。简称民运指导员。三九年十．十一月间调到鲁中区党委学习．跟随鲁中区党委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群众，1940年春结业后回博山县委组织部当组织干事．同年秋。冬到山东分局社会部训练班学习．四—年春结业后到博山县公安局任付局长．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博山地区逐渐缩小，莱芜地区的莱东县也逐渐缩小．到四二年春就把博山县和莱东县合并为博莱县．在博莱县任公安局长．四三年春调到泰山区公安局摘预审．任审讯科长．四四年秋调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四五年春结业后分到章邱县公安局当局长．四五年底或四六年初又回到泰山区公安局．四八年一月南下到江汉市．同年十月武汉解放后．至湖北省公安厅工作。五一年四月五号到黄石市工作，任黄石市公安局付(副)局长，五四年任黄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五九年任黄石市付(副)市长，八○年到黄石市人大，我个人历史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关于公安机关的机构，我先说泰山区公安局的情况，我去泰山区公安局工作时，局长是张洪林，局机关有审讯科，侦察科，还有秘书科。侦察科长是刘汉臣，我的审讯科长，秘书科秘书是赵振山，此外，还有一个特务队，队长是段树友。其他人就不大清楚了。泰山区下辖泰安，莱芜，历城，章邱，博山，淄川，益都等县。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又成立了鲁中五地委即鲁山地委。这时就把淄川，博山划到五地委去了。
我在泰山区公安局主要是高审讯工作。一是负责整个地区各县报上来的杀人案件的批复；二是自己案子的审讯，四三年我到泰山区公安局时，各县的案子报地区后，经过预审，调查材料。科长向局长汇报，局长再向地委汇报，地委书记亲自抓审案子。那时，张洪林局长经常往外跑，到下面去搞调查研究。所以有些案子他就交给我，叫我找地委书记汇报。泰山地委书记是刘莱夫，后是林乎加，我都经常找他们汇报。这是第一次去泰山区公安局工作的事。第二次去泰山公安局时，日本投降了，情况与过去不同了，泰山区政府成了公开合法化了，既不打游击，也不是在城市里工作，工作自主了，可以自己审批案子，特别最后一段落。大案子报上来，小案子在下面。泰山区公安局既办下面的案子，又办自己的案子，那时，那么多案子都是放在科员房建民那里。他保存着案子的卷宗。那时侦察工作就是办了几起案子，我和刘汉臣一块搞。赵振山搞秘书工作。搞搞行政事务，写个材料打个报告什么的，那时机构不健全就这么几个科。
下面我再谈谈我们对敌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泰山区既有津浦路，又有胶济路，既有平原，也有山区。由于地形复杂，所以斗争形势也比较复杂。日本侵略中国。以占领城市交通沿线为主。他们以城市沿交通线向我农村抗日根据地侵略蚕食。抗战初期，在泰山区有蒋介石的省政府沈鸿烈，他手下有个手枪旅。旅长吴化文盘踞在鲁山。另外还有三个旅驻在泰山区。属于沈代管。由于这种情况，我们泰山区是腹背受敌，前有日本鬼子，后有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对敌斗争上，开始国民党反动派还打着抗日的旗号，和我们搞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我们也就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也可以加入国民党组织等等。由于这种情况，我个人的看法。那时的公安保卫工作是三个时期两个敌人。一个时期是抗日初期，不管蒋介石抗战也好，不抗战也好，其反动面目还不那么明显。我们和他搞统战。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叛国投敌的日本特务、汉奸。二个时期是，四二年以后日本主要精力不是对付蒋介石了，反过头来打我们，这就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时日本鬼子打我们。日本鬼子在前，他在后。搞我们。他们的特务很多，活动很厉害。叫做“各二围合由。”这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两个了：日本和蒋介石。因此，我们的公安工作对象也主要是这两家了，斗争对象有国特，日特等等。三个时期是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日本垮了，蒋介石直接打我们了，这时我们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国特了。这就是三个时期两个敌人。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是否行，仅供参考。
根据泰山区的地形和敌我形势。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对敌的路线主要是群众路线。我们的公安工作也是如此。抗战初期，我们是主张抗日。搞统一联合抗日，反倒退，反投降。坚持团结联合抗日，一句话，就是坚持斗争，反对投降。在敌人向我蚕食，分割时，主要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在博山的群众抗日救国会、农会、自卫团、妇救会等抗日组织。战争年代，我们搞对敌斗争，要争取他们的大多数。发动群众监督他们。谁好谁坏群众都看得很清。实际上，敌人在蚕食时，党组织是离不开群众的！如在一个区里的伪政权。是两面政权，对外公开是敌人的伪政权。实际上是我们的伪政权。他们表面上是敌人的情报员，实际上是我们的情报员。有了紧急事他就给你送来。他给敌人送情报，实际上是给我们了解敌人的情报。那时斗争相当复杂。敌人也在物色自己的对象。发展一个为他服务的人，敌人发展一个，因为我们早有数。所以我们也早就掌握了。于是我们就找到他。进行教育，叫他为我们服务。就是他真的表现坏，跑到敌人哪方面去了，我们仍然是教育。和他讲明前途，教育他不做亡国奴、卖国贼。一般地是能接受教育，为我们服务的，他们就不会为敌人做坏事了。他们中间真正坏的不多。但对他们中个别的、坏的，经过教育以后不行的，就千方百计地把他搞掉。当时在莱芜颜庄有一个家伙很坏。于是我们利用他赶颜庄集的机会。在茶馆里把他干掉了。枪打出头鸟。打一儆百，争取大多数。
关于公安工作的教训问题。一个是博山县大队教导员孙黎叛变。另一个是刘伯戈的逃跑。再一个就是泰山肃托案。斗争正残酷的时候。孙叛变投敌了。当时他欺骗县委说要到盆泉南伏击敌人，实际上他早已和敌人勾结好了。等敌人来到盆泉南庙他就交了枪。他这一叛变，鬼子在离博山三里地的青杨行也安上了据点。本来我们在辛家庄、常庄这块地方公开活动、办公。敌人一安据点。我们就不能在那里活动了。于是我们确定把他除掉。以后我们利用关系把他除掉了。刘伯戈叛变投敌后。镇守莱芜鲁西。他坐镇鲁西搞我们，泰山区公安局侦察股利用鲁西的党支部打入刘的内部，取得他的信任。及时地掌握了刘的活动情况。关于他的情报是泰山区公安局直接掌握。可是那时不大好搞。直到日降后。我们抽调地下党的人捉住了他。那时我当审讯科长，所以我和房建民在莱芜大王庄西，五华山前面搞审讯，因为事情较多，叫他跑了。是夜里跑的。在那个斗争形势下让他跑了。这是一大损失。逮住他是个胜利。跑了他是个失败。由于这件事我受到行政记大过、党内撤销支部书记的处分。房建民也受到了处分。当时地委书记林乎加说：“你们一律同罪。”反正人跑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总结经验教训嘛。我们虽然是无意的。但造成了损失。就是一律同罪也应该嘛。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到四八年南下时才撤消了处分。刘伯戈的跑教训是什么呢？主要是看守工作做得差，抓得不紧。对这么重大的案子不能当一般案子对待。他的跑使鲁西出来参加革命的同志都改了姓。因为刘伯戈直接掌握着他们。
再一个就是泰山肃托。博山错案。我是四一年春任博山县公安局长的。十月就说翟翕武等是托派。当时翟翕武是县长，谢伯望是农救会主任。魏新云是教育科长，杨立夫是工委主任，谢长功是青救会主任。王兴武是民政科长。这些人都成了托派。当时我问尹子明侦察科长，这些人我们都挺熟的，特别是杨立夫，在讲习所和我是同学。魏新云和我在高小是同学。谢伯望也是高小同学。他们我都很熟。怎么成了托派。说老实话，刚做公安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是托派。反正是上面部署的。那时我还问杨立夫他是不是托派，他说不是，于是我还说他不老实。因为我的外祖母也姓杨。和他是一家子。因此我和他还有表兄弟之称。他说：“表弟啊，我不是托派！我不是！”以后就把他们上戒（即向上押送的意思）泰山区公安局。过了春节，他们就被放回来了。以后知道这个案子是错了。因为这个案子不是我们县公安局办的，咱不了解里面的实际情况，当时总觉得一个县政府里出现了六个托派。那能存在呢？
在泰山地委宣传部出现了托派分子。说是宣传科长刁夫萃。还有王墨林等都是托派。以后还发展到泰安、章邱、莱芜等地都有托派。最后这些案子都是错案。错案是由于搞逼供信造成的。在审讯杨立夫他们时。*就用了刑。叫他们坐了“老虎凳”。我在过去审案子都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可那一次*搞了刑讯逼供。通过那一次教训。我自己有了提高。泰山肃托这个案子，使泰山区的党和人民付出了很大代价。给泰山区的斗争造成了很大损失，给我们的同志带来了无辜牺牲，教训沉痛啊！要想进一步了解刘伯戈逃跑、泰山肃托案、博山案等情况，刘汉臣（在北京），吕剑光（在北京）、姬玉甫（在上海）、夏新生（在吉林），张洪林（在福建）等同志，他们可能了解些具体情况和细节。（□王丕文1982年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