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山东省沂水县大伴城村—个很穷的贫农家庭里，当时只能给地主种地度日。因为穷，在农村根本没有什么地位，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到东北闯关东去了。母亲很有志气，抚养我成长，十六岁之后又要我上学。她曾说：“上学学知识，有学问，将来可以挣饭吃”。那时我上学是半工半读的形式，经常星期天回来跟着家里的人种地。那时的学校是洋人办的叫洋学堂。我间断地前后读了三年半初小。我有个表哥在沂水师范讲习所工作。师范讲习所是训练小学教员的，在我们县里是最高学府了，现在想来表哥是个共产党员，那时他经常到我家里对我讲些中国社会如何不好，学校是有钱人办的(他家里也很穷)穷人上不起学，当时我有同感。以后他告诉我说：“有个苏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没有穷富，男女平等，人人都有上学的机会”等。我听了之后感到很奇怪：在那里不成了天堂了吗?哪有这样的国家呀?!时间长了他就告诉我：“苏联叫俄罗斯，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也有共产党等等”。因为他对我讲，所以我也就知道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当时各地都有暴动，如日照暴动，在我十六岁的时候有一天他给了我一些传单，是利用师范讲习所办的校刊，把这些传单夹在里面寄来的，他的意思是叫我把它撒出去，那时候我还小，只能晚上在路旁就近撒，是试探性质，他以后来了又给我谈了些妇女解放的事，说苏联共产党妇女生小孩产前有三个月的休息，产后也有三个月的休息等。
以后就是搞农民协会，先是起来抢小麦等，还有一些会道门也起来暴动，事后我们才知道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那里有个黄石山事件，是个会门组织占了黄石山，叫国民党部队把他们平息了，打死了很多人，事后不久就听到各地方在抓共产党，这个时候表哥来信说：“你要注意保密，什么事情也不要向外头讲”。那时表哥已经毕业，到地方当小学教员了，有一次他送来一篮子西瓜、甜瓜，还有其他的瓜，其中有一个西瓜挖开后里面藏着一本书和一封信，书的名字：《辩证唯物论》。他叫我想办法把这本书保存起来，那时各地都在抓共产党，他怕在学校里暴露。通过这些问题，我受到他的影响，认为共产党是穷人的，对地主也就仇恨，对他们放高利贷很气愤，早就盼着共产党来了杀这些地主为穷人出口气，经各地逮捕、屠杀共产党，把共产党打下去了，穷人没办法没出路了。那时就有这么一个模模糊糊的认识。
我初小毕业后，表哥经常回家鼓励我说说：“你要继续上学”。他也给我母亲做工作叫我上学，_经过他的动员我母亲同意了，她利用做点小生意、卖豆腐赚的点，供我继续上学。先是在离我们村七、八里地—个高小，去了我们三个，我考了第一名，上高小之后在学校里也看到一些情况：学校里有权有势地位高的学生，再加上各种封建关系的学生占了优势，穷人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没地位。我就想，共产党来了把这些地主杀净，杀净了以后地位就不这样悬殊，经过社会改革就好了，在当时我们学校还算是一个进步学校，一些老师同情共产党，我们前期的一个同学叫陈善，他是共产党员，是从东北抗日联军回来的，他在我们学校里做了个报告，讲了东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听了后，很佩服他，认为这个学生真厉害，有才，讲得很好，还感到共产党很厉害很有能力。后来听说他到了南京，被国民党抓住枪毙了。这时候学校里有些老师也经常讲陈善，说这个人怎么有本事，有能耐，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
高小毕业后，假如能考上沂水师范讲习所那更是了不起了，我表哥一方面鼓励我，要我想办法上学，他说宁肯卖地也要上学，另一方面又动员我母亲说：“你既然叫他上学了，家里再穷也得叫他读下去”。我记得那时我报考报了两个名：一个是报考师范讲习所，另一个是在县里考狱读，是给国民党看监牢狱的，先考的师范讲习所后考的狱读。结果考取了师范讲习所，是自己带饭读书。师范离我家3至4里地。每个星期带一次饭。在师范讲习所里，更加看出来有钱有势的人校里校外都吃得开，穷学生在校里没地位，人家也看不起。这样对旧社会制度又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对党有了个模糊的认识，倾向共产党了。到了师范快毕业的时候，恰恰是“双十二”事变，这时我同表哥也失掉了联系，他不教学了，先到了青岛后又去上海了。“双十二”事变当时在学校里震动很大，当时认为杨虎城、张学良胆子不小，他们能把蒋介石扣起来，很了不起，但也担心，怕杀掉蒋介石后国家会打内战，担忧会把事情闹大了，国家危险、人民危险。当时想：共产党还是最好主张把蒋介石放了好!总的认识到，那个时候共产党还是为国家，民族着想的，会和平解决的。以后听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实行了国共合作，认为共产党真伟大，打了多年内战，为了人民的利益，放了蒋介石，感到很高兴。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国共合作了，共产党合法化了，也不用抓共产党剿共产党了，这样自己决定还是找共产党好。这是从“双十二”事变后思想变化的过程。“七.七”事变以后在报纸通讯上看到日本鬼子屠杀学生，奸淫虏掠等等。中国人当亡国奴的痛苦，国家灭亡，人民没什么保障，这时候我们担忧的是国家民族的存亡问题，在学校里也有些活动了，前期毕业的同学孔×和李子荣，抗战初期他们一个当县委书记，—个当营长，后来都牺牲了。他们在学校里宣传活动，经过他们的教育，我感到中国抗战有办法。当时学校里分成两派，一个是国民党的活动，一个是我们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两派互相争斗。
在该校毕业后，我回了家，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敌组织。在李子荣、孔××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到各地去宣传、演讲，组织民团、抗击日本侵略者，那时正是抗日的高潮，组织附近各村抗敌自卫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李子荣、邱野民通过沂水城的城关一个乡村学校进行活动，当时是地主子弟、有钱的人带着枪去集训。该乡村学校校长是否是党员还搞不清楚，反正他同情我们共产党。我们利用乡村学校、志愿军的名义组织起来，目的是在敌人一进攻时，估计这些人就要跑掉，我们把枪拿起来拉武装。我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去的，去了将近百十人，组织起志愿军，发了枪，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八路军这一套办法去学习，对群众说话要和气，还学习了一些抗日的歌曲，大家很活跃，非常高兴，学习民族统一战线，大家抗战的情绪很高涨。有这么支武装队伍，假设敌人进攻，我们可以还击他们，缴获他们的武器，好再扩大我们。
当日本鬼子在进攻济南之后，接着又进攻沂水，还没进攻到沂水城时，国民党的部队就撤下了，我们抽调了四五十个人在从临朐到沂水的公路上，埋伏在三山官庄的山上打了敌人的埋伏。当时我们每个人打多少子弹都是有规定的，我们按规定的数打了以后就走了，这是在沂水向敌人打的第一枪。之后，部队一口气拉了六十多里到山里去了。当时我们部队发展很快，也较有影响，鬼子在进攻沂水山，有个叫李杰山的是个大地主，鬼子一来，他插旗子去欢迎。我们以这个为借口就没收了他的财产，那时的抗日救国纲领是没收汉奸财产，充当抗日英雄。拉起队伍后，通知我们要有计划地发展志愿军，那个时候地主粮多、油多、财产多。而老百姓很困难，灾荒年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因此谁要参加抗日部队就给他四百斤粮食，所以部队扩大得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大到三、四百人。我到了那里以后叫我担任政治战士，相当于一个排长，专搞政治工作。当时由于我们有了枪，又有共产党在这里，又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影响很大。地主封建势力、地主武装和一些会道门怕我们搞起来再打击他们，所以我们的队伍刚拉起来就被他们包围了。我们只好化整为零，我是带着两支枪出来的。这时，八路军四支队已成立了，通过四支队六大队大队长写了介绍信，才到四支队临沂干校，到了四支队感到队伍大了，人虽多但纪律好，很亲热。那里的负责同志待人接物亲如兄弟。在那里看到部队浩浩荡荡，感觉中国的抗战，只要有了共产党，穷人就有了希望，就不会亡国了。当时干校的生活很苦。经常在露天吃住。我们从蒙阴到滕县，快到滕县时，前面国民党的部队不叫走，后头又不能退出来，前边的只好去搞统一战线。做说服工作好让我们通过。当时我们部队有一千人，如住下的话，怕把这个小村庄给吃光了，影响不好，因此动员大家三天不向群众征粮吃饭。等前边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在那三天里，我们上山扑蚂蚱河里抓螃蟹，等等。就这样度过了三天，通过工作，前边的给我们让路，我们才到了滕县，就在那里学习。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我想是个独立团，在那个部队里，由于粮少，生活很困难。当打仗时能吃得饱，学习时就吃不饱了。我们一天只吃一斤馒头。一顿饭每人两个，吃不饱也不准讨饭，怕影响不好，八路军哪有讨饭的？饿着肚子也不能讨饭!有的老百姓看着我们吃不饱，偷偷送给我们一些煎饼吃，并说：“你们吃吧，没关系，我们不告诉你们长官。”那时侯什么也没有，就自己带了件衣服，连鞋子都没有。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八路军二支队。在路过家门的时候，因为我的衣服都破烂得很，赤着脚，裤脚挽着。尽管当时只是离我家十八里路地，象是讨饭的样子，怎么好意思回家呢?我一到二支队，同志们对我非常热情，这个送衣服，那个送鞋子，很快就打扮起来了。使我感到共产党就象自己的父母。同志们就象亲兄弟一样。我被分配到二支队民运工作团。那时候感到共产党什么都好。所以工作劲头大，责任心强，不觉疲劳，情绪高昂，谁说共产党不好都不行。我还没有入党，所以积极要求入党，我在民运队里负责联络工作，就和现在的外事工作一样。那时讲究与友军的联系，于是我到五十七军军长苗正流那里带着“八路军二支队民运工作团”介绍信，我对军长说：“我们到这里开展民运工作，组织群众抗战，请军长给以支持。”我们的目的是叫他不阻止我们发动群众，不叫他干扰我们。八路军二支队的政委是杨昆，我们二支队民工团当时有四、五十个人，到那里群众都怕我们，工作很困难。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所致，他们胡说什么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等等，每到一处老百姓都不敢出来，尤其是青年妇女更不敢出来。以后我们通过一个姓邢的地主，名字忘了，我们住在他那里，然后分别到各村去，到群众中去。开始先接触小孩，通过和小孩接近再让小孩领我们到他们家喝凉水，再通过和老大娘拉家常，而慢慢地接近了群众。由小到老，就这样群众逐渐了解了我们了，知道我们不象敌人所宣传的那个样子，这样打开了局面，很快就把群众组织起来了，成立了一个乡政府，这是二支队在鲁东南成立的第一个乡政权。成立起来后，开始叫我任指导员，我说：“我不会，怎么能当指导员呢？”我不愿接受这个任务，领导上也没勉强，又另选了一个同志。
在这个时候，要整顿一个土匪队伍，把他们收编，要选派一名同志担任土匪组织的指导员。这个土匪组织收编为八路军二支队独立连，最后决定要我去任指导员，不好搞啊!有畏难情绪，但感觉着不去又不好。第一次要我去当指导员不去，第二次又不去，出来干革命干什么?因此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党员，领导上告诉我说：“你可以填表入党了。”经过×××同志的介绍，给我谈了话，填了表，发了党章，就算入了党了。之后我就到土匪队伍里任指导员，我想带着几个人去，因为我不熟悉情况，我认识张鹤村(现在泰安的山东财政学校)他是当地人，了解土匪的情况，还有耿斌(甘肃省工业厅付厅长)还有个叫不出名子了，我们三个就到了那里工作，住在现在的临沂北部毛河这一带，是老土匪窝子，当时约二百人，有六匹马，四挺机关枪，二十多支短枪其它都是钢枪，是一支很象样子的部队。由土匪变成八路军得向老百姓讲清楚，我们几个人就给老百姓解释，这个队伍不是土匪，现在八路军已把他们收编为八路军二支队独立连了。我们一方面到土匪活动过的地方去唱八路军歌曲，消除误会。另一方面还要做部队本身的工作，干惯了土匪的人不太听话。我们就采取一些旧的形式，如结拜兄弟呀，先从感情上接近他们，等没有什么隔阂了，再进行教育，最后把这个部队拉到司令部检阅一次。在准备整顿这个连的时候，有一个排长(忘了名)，因为他吃不了苦，打死了连长，把我也看押起来了，说是连长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想你总不能仓促地把我处理了吧。我在这里几个月，工作有些基础，团结了一部分人．也有了点名望，他不敢轻易地处决我，我告诉他：“你们可以慢慢地了解，可以把情况澄清，如真的是八路军来化分瓦解你们的队伍，你们可以把我枪毙”。到了第二天也没有什么事，有的当兵的说：“不要紧，你不要怕，他要对你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们也不会让他”，过了三几天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想：这个部队可能要跑，他打死了连长，不走，这个部队也待不住。他要拉部队跑了，我想还得赶快走，不能再待在这里。他跑了当汉奸怎么办？于是我让通讯员把乡长找来，因为乡长跟土匪有点关系，说得上话，我对那个乡长说：“这个部队你是了解的，不管你是什么身份。部队如果出了问题你也跑不了，因为你是乡长”。我叫他去找那个排长，给我请个假，回司令部汇报汇报，处理连长的善后问题。乡长听着有点道理，找排长讲了讲，放我回司令部去，临走时，我说：“给我匹马吧，我回来快点”。我骑上马就跑，四支队离那里三十里地，这个排长又怕我一走叫上级(二团)，来下他的枪。结果排长派了两个人又把我追回来，押了起来。那时二团团政委是汪洋，团长是钱钧，又过了一天我在考虑：是什么原因又把我追回来了呢?是否因为我跑得太快叫部队来下他的枪啊。第二天我又找乡长，对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不能再拖了，你还是找排长说，要我回去吧，不然，难以收拾了，我什么也不要，放我走就行了”。他去给排长说了后，叫我走了，看来他们也是在争取时间，做些准备工作。我吃了饭后，就不紧不慢地自己走了，翻过山坡之后，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找到了二团。我刚走，那个土匪部队就拉到临沂当汉奸去了。到了那里，团政委、团长对我说：“我们估计你可能死掉了，不料你还活着”。要我吃了饭，领导对我说：“在四支队工作，不要回二支队了。”我说：“我还是回二支队。”
这是第一次搞土匪工作。我回到二支队休息了一天，又给我谈话说：“在莒县、日照县之间又有个土匪叫朱信斋，统治四十八个村庄，两个连队还有两个自卫团。要整编这个队伍，成立八路军二支队三大队”。因为他们处在两县的结合部，这个部队争取过来之后，对开展鲁东南的工作很有利，因此要派我去，任一连的指导员，领导说我有经验。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但这是组织上给的任务，我就只好去。但我提出一个条件，春节回来。这时候鲁东南特委书记是景晓村，李仲林的主任，高克亭同志也在那里，于是我到那里当一连指导员，这个部队还可以，当时吴瑞林(又名杨昆)去那个大队当政委。他待的时间很短就调走了。后又来了贺建华当政委，以后这两个连队到诸城打了一仗，不错。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连队突然拉走了，政委、指导员都不知道去向。后来司令部派交通员送来了信，拆开一看，说朱信斋叛变，叫我们马上撤出，看后感到很惊奇，我们三人把各方面的情况分析了一下，认为连队拉走以后没有看出叛变的征兆来，它处在两个县的结合部，是中心。如果我们能够稳住它，对开展鲁东南的工作很有利，如果这个地方让国民党占了，或部队出了什么问题，对开展鲁东南的工作影响会很大。经过分析，认为叛变的可能性很小，假设我们撤出，他们借机叛变，工作就被动，增加了做人的思想工作的团难。我们研究后给司令部回了个信，内容大体是：我们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这支部队没有叛变的征候，如果我们撤出，对开展鲁东南的工作不利。建议不走，留在这里观察看看。八路军后方司令部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太概等了四十余天，这两个连队又回来了，当时朱信斋说：“ 我们有些事情，出去时也没告诉你们，很对不起。因为部队没有粮食吃，有个朋友到沈鸿烈那里去整编。因为人数不够。叫我们去帮帮忙，也想借这个机会弄点给养。”讲了讲后，也没追究，又加上很快就过年了，这事就这这样过去了。到过春节时，我请假回司令部去了。回去之后高克亭、李仲林说：“回来啦？先休息吧”。不久又选派了指导员去那个支队，时间不久，那个部队就叛变了，把我们派去的政委、指导员全杀了。
后来我被调到鲁东南特委政治保卫局工作。八路军二支队在前方叫八路军二支队司令部，在后方叫二支队后方司令部。实际上就是特委机关。三九年鲁东南特委正式设立军事部等各个部门。那时的公安部门叫政治保卫局。一月，我调政治保卫局工作。当时是鞠耐负责局里的工作，就我们两个人。原先就他自己。当时鞠耐给我讲，保卫局的权限很大，内部的外部的都管，可以监督党委，可以超越党委向上报告，报告是用秘密办法写的。表面上是称兄道弟的写，秘密的用奶或化学的办法写，收到报告或信之后再用水洗，或用化学的办法显示出来。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鲁东南特委书记景晓村晓同志调走之后，就提拔特委组织部长高克亭接任，宣传部长李均，统战部、民运部长崔介。下辖：日照、莒县、诸坊、胶县、高密。当时斗争很残酷，有的县斗争没有开展起来，到日照去的县委书记刘桂武同志、到高密去的书记都牺牲了。我在保卫局不久，鞠耐因犯错误走了，什么错也搞不清楚也有的说他叛变了被枪毙了，下落反正不清。那时我感觉他生活讲究，不一般。不久又调来代局长，叫代晓章，我任社会科长。那时已有社会科、组织科。社会科对外，组织科对内。代晓章工作一般。我觉着他有些问题，以后他是因贪污还是什么问题又调走了。这个阶段党内除了政治保卫局外，还有个锄奸委员会，我在政治保卫局当科长，还有个付科长尹次芬。代调走后再也没来新的领导。不久又调来一个组织科长庄泽华(现在西安工业学院当书记）。这时侯党内基层设有保卫员，保卫员下设网员专管支部党内动态。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肃托问题。
鲁东南的肃托，是从上边贯下来的。省里指示鲁东南：莒县有个托匪张明希，是托派，后来把张弄来，整了一些问题，当时我也不懂，是几个老同志参与搞的。这些老同志是参谋处长徐锦江(已病故)，组织部长李仲林，还有刘夏峰他们审问，我具体执行，前后搞了七、八个人。现在都给这些人平反了。那时有两个问题，一是材料是从上边下来的，二是在敌占区不能调查，就搞逼供信。再者那时是战争环境，敌人大扫荡，我们要迎接敌人大扫荡，在积极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仓促地把这几个人处决了。个别的是以调训的名义送到山东分局。如诸城的县委书记就是以调训的名义调到山东分局社会部，经过审讯后把他处决了。在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上。我是具体执行者。局长没到任。高克亭同志对我说：“ 你代理保卫局长吧”，我没有答应。没有多少日子保卫局就取消了，又叫特派员，叫鲁东南特委特派员。我干了一段时间的特派员工作。很快敌人就开始扫荡了，这时我们把机关精简的精简，分散的分散，这时又成立了一个锄奸科，刘夏峰当科长，我当付科长。一直到了一九四O年成立了社会部，下设两个科，社会科和组织科。大扫荡中环境艰苦，不断转战，后来南下，向莒南去。在南下去莒南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白天不敢走，有敌人夹击，只好晚上走，连续走了几个夜。由于很疲劳，没有战斗力，枪支又少，敌人来了伤亡很大，伤亡了八、九十个，机关被打散了。在战斗中我们做保卫工作的始终跟着领导活动，吃、住、行都在一块儿。到了莒南之后，把机关集合起来，又开始了对莒南新的工作。我带着一个工作队，一个便衣队开辟莒南的工作，那里工作基础差，工作不好做。我带着武工侦察队，还兼任工作团的团长开展民运工作，我的职务还是社会科长。那里处在交通沿线，敌人伪化很厉害，工作团很动荡。群众工作不大好开展。我带着武工队调查研究，了解敌人的伪化情况伪化发展很快，威胁着我们工作的开展，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凑了二、三百支枪。敌人刚建据点，并设了伪村长。经调查这个村长很坏，趁赶集的时候，把他抓了，布告一贴，就在集上把他枪毙了。枪毙了之后，我们拿着二十几支短枪，在集上一跑，借此炫耀我们的力量，震慑敌人，借此号召敌伪组织向我们自首，不然的话下场同那伪村长一样。因此，那些伪村长纷纷都来交良民证，来报告，来自首。把伪组织搞垮了，有些人变成了我们的人，我们工作团开展工作很顺利。很快，形势基本上控制住了，但在此之前非常紧张，还曾闹出这么个笑话。晚上下雨，咱们的岗哨听见有人走动，立刻喊口令咋唬，可来人并不回答，以为是马追来了，于是向动静处开了枪，后来没有动静了，过去一看发现是头水牛被打死了。形势稳定下来之后，又把我们调回来了。
一九四O年我到山东分局保训班学习。四一年结业后，我被分配到鲁中区党委社会部。当时社会部对外已称公安局。我先干审讯科长，后任侦察科长。因为公安局是初建，我记得人不多．朱玉干是局长，当初还没有科长，我算是第一个科长吧，当审讯科长时，这时正是泰山区肃托。我回忆当时鲁中区党委对泰山区肃托案有所察觉，怀疑案件为什么牵扯这么多人。肃托案子扩大化搞成什么样子我不清楚。总之是有些怀疑。泰山区的犯人口供大同小异，他们组织系统一个样，活动方法一个样，罪恶事实差不多，因此我怀疑。我给朱玉干部长做了汇报，我虽然对此怀疑，但找不出根据来。朱部长当时曾说：“托匪就是这么一套”。案子由朱部长和张恒两人亲自过问，向区党委汇报决定的。那时汇报案子科长还没有权利参加，我们没有权力参加讨论，这是一个情况。
当时山东的斗争形势是：一个是五十七军的于学忠，一个是省主席沈鸿烈，一个是我们八路军，我们总的立足点是，争取于学忠，孤立打击沈鸿烈。因此，沈鸿烈想尽一切办法破坏我们与五十七军的关系。有一天第三分区送来沈鸿烈的一个营长，叫韩子佳，他拿着八路军的手榴弹在于学忠开会时，扔进了于学忠开会的地方，但没有炸着于。韩子佳跑到我们这边来了。于学忠经过鉴定，手榴弹是八路军的，很有恶感。沈鸿烈利用这一手挑拨破坏我们与五十七军的统战关系。韩这家伙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区党委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刺杀于学忠？”，当时他编了一套假话说：“于学忠不抗战，我们爱国青年恨他，因此才刺杀他。”等等。他来，我们对他很客气，表示欢迎。在生活、住宿上都安排得很好，派了两个人照顾他，他们经常吃了饭闲谈。经过一个时期的感化、影响，他被感动后说：“ 在先我说的是假话，我是沈鸿烈安排的爆炸行动，嫁祸于你们，说是共产党派人杀于，以此挑拨你们与于的关系。沈鸿烈收买了我，并给我钱封了官”。情况弄清了之后，我们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又报告了山东分局，山东分局发了个电报给于学忠：杀你的凶手我们抓到了，你要的话我们送去。于学忠回电说：“要。”我们就给他送去了。沈鸿烈不但没有破坏成我们跟于学忠的关系，而且促进了我们与于学忠的关系，在沂蒙大扫荡中，于配合我们还不错。
还有一个问题，四一年我在鲁中时，曾经到泰山区来检查一次工作，发现一个学山案件。当时因为该村特派员和村长两个人为争一个女人，特派员编了一套假组织假名单来陷害村长。莱北县的一个股长不知去开会还是治病，那天正在下雪，他走到那里拾到了这个假名单，还有活动的方式等。于是他报告后，抓了一批人结果是假的，是特派员陷害好人后来就把那个特派员给枪毙了。
四一年朱玉干牺牲以后，鲁中公安局只有我一个科长和手下几十个人。保卫工作直接在高克亭同志领导下。记得泰山区公安局报了个案子，叫泰山区泰莱边案件，该案涉及的人很多，名单上有九十多个人当时鲁中区公安局就我一个人在，这事得向区党委报告，经区党委讨论才能批，区党委还未讨论完，泰山区公安局已经执行逮捕人了。这个案子经过审查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杀人不多，但牵扯一批干部，影响很大。
还有博山案件，此案县一级干部牵扯了七八个人报告说；日伪特务机关水岛是什么派进博山城里的，也有的说名字相重等等。以后博山把那七八个人逮捕了，送到鲁中公安局。由于前两个案子的教训，鲁中已有察觉，山东分局也要提审，大家对泰山区的案子就怀疑了，以后证明这个案子错了，把逮的人全部释放。
泰山区搞的几个案子为什么出现错误?主要是搞逼供信再加上战争年代形势千变万化。客观条件不便于调查研究。再加上干部的水平不高，年轻、知识少。泰山区的错误主要是山东分局社会部发觉的，山东分局把鲁西错误案的情况发到各地学习，接受教训，以后山东分局社会部派高明宇同志到鲁西检查工作，路过泰山区发现捕人、抓人很多，感到有问题，于是他就给山东分局发了个电报，山东分局回电不让高明宇去鲁西，就在泰山区了解情况再回山东分局汇报。山东分局还给泰山地委发了个电报规定了几条：凡泰山区肃托扩大化处理的人犯，一个不准杀并且不准再逮捕人。高明宇同志把山区的情况摘清楚了之后。回山东分局汇报，山东分局决定派高明宇同志到鲁中区党委担任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彻底纠正泰山区的错误。那时彻底不彻底还不能肯定，那时是敌区，又是战争年代，有些问题只是做到粗糙的解决，直到今天泰山区肃托案件还有少数遗留问题，建议泰安地委，凡涉及肃托错误遗留问题没平反的，应该予以平反。因为牵扯着这些人的后代，死了的同志应该定为烈士，对这个问题很多老同志体会很深刻，大部分同志还都健在，这些都是深刻的教训。
四二年在山东分局党校整风那时泰山地委书记、专员我们都在一块整风一年时间，关于肃托案件也是检查内容之一。整风结束后，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已病故)见了我说：“洪林回志，我得了个很好的经验教训，以后我们看问题要全面地看，辩证地看，不能只看一面。”那时的干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不很高，有些干部犯错误也不是有意的，那时我们的同志是好人做了坏事吧，不学习，光凭热情干，那是不行的，犯了错误追究起来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泰山区的同志意见更大一些，有的同志想不通，这是教训。(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