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年在沂蒙区鬼子调集五万人大扫荡，那时候是抗日战争发展到最高峰。鬼子大扫荡开始后，有一个鬼子叫水源清，在沂南界湖以北，在一个村里搞什么“和平村”。靠和平不靠战争，鬼子扫荡前他就在那个地方和群众联系。我记得在泰山区范镇，也有个鬼子叫川村，在那里办学校什么的，类似水源清的活动。其实他们是利用这个办法建立关系，搞特务活动。敌人的大扫荡事先有情报，但因时间紧迫所以显得仓促。敌大扫荡第一阶段是铁壁合围，就是敌人四面包围起来，由团到营，由营到连，到排再到班，这样实行拉网战术，步步为营，晚上就地宿营，堆起火来，把我们围在里头跑不出去。他们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鬼子非常毒辣，当时我们是下午三点得到的情报。高克亭同志通知我说“你带着个排跟我到泰山区去。”。我就带了个排，还有几个女同志，立刻就要走，来不及休息，走了一夜到了新泰，在那里吃了饭又走，我们刚走了不久敌人就包围了新泰，我们又赶到莱芜，没休息又赶到莱东，过了博莱公路到了西北山区，插到历城一带，终于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那次敌人大扫荡，我们没有被包围进去，安全脱险，保存了区党委机关。后来我们跟着高克亭同志又插回来了。这时正处在敌人的大扫荡的第二个阶段。分区合围，分区扫荡，我们插回来了。还有区党委、山东纵队等也都插回来了。这时鲁中公安局长兼社会部长朱玉干同志牺牲了，机关就收拢了二、三十个人，很残酷。天气寒冷，下大雪，同志们还穿着单衣服有的赤着脚，女同志那时也不敢留长发，剃了光头，女扮男装，为了摆脱困境过难关，区党委也想了一些办法，搞点棉布做棉衣，这时生活也苦，没有吃，没有穿，再加上敌人到处安据点、摘伪化，我们一行动狗就叫，于是就想了个办法一打狗。打了狗后，晚上行动不叫，而且还可以吃狗肉。解决点生活困难，为解决根本困难我们就去借粮食来吃，派武工队到地主家里借粮，到地主家里给他个条子，写借了多少粮食的单据。虽然生活极其艰苦，没的吃，没的穿，但我们的同志没有—个叫苦的，而且意志非常坚决，由于敌人全面伪化，这时候我们就跟着霍士廉同志(区党委书记)走。在区党委书记、首长的直接指示下工作，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采取了措施：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再加上区党委做统一部置，包括公安局的武工队在内，分区武装还有地方武装，统一划分地区，统一作战、统一行动，到沂蒙山区去，开展反伪化斗争。我记得当时有这么个事情：沂蒙山区公安局长徐欣三同志带着几个人插到张家峪、常山庄一带，那时到处都是据点，不敢轻易地打枪，于是他把一个伪乡长叫出来，问他：“你为什么要成立乡政权?”他说：“不搞不行啊：”劝他不要搞这个事，他讲：“我非搞不行，不搞没有办法。”徐说:“你要真搞吗”。说着他找来秫秸，把乡长一包用绳子一捆，就铡了他。铡了以后，在伪乡长中震动很大，他们惊呼：“不得了了，现在八路军开铡了！”伪组织伪政权，伪顽人员都吓得跑的跑，投降的投降，一下子影响了一大片。再加上其它地方镇压和分化瓦解，很快地把沂蒙山区的伪化搞下去了，所以那时的经验是
那样的艰苦情况下，不镇压不行!当时霍士康同志制定、采取了三个措施：第一个措施是成立武工队，从部队抽调四十个作战勇敢的连以上干部，带短枪组成武工队分组进行工作。第二个措施是去通过山东纵队、分局、区党委一块活动，证明这不适应形势，需各单位分散活动，独立行动，这样需要我本身掌握好情报，建线工作。鲁中当时划分了几大片，找一些受过训练的同志搞职业点。我记得界湖一带—个点，上沂河以南一个点，靠近临沂方向一个点，还有在高湖，向蒙阴方向发展，搞了这么几个点，卖些烟酒等小卖买，再加上当地公安员提供的情报，把本地区的情况掌握好。同时利用关系向敌区发展，向敌人据点里搞关系，做敌伪的工作，这是在平时，战时就构成一个情报网。那时我们掌握的情报还可以，有固定的情报网，区党委的行动就靠这些。大扫荡的第二个阶段，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事：沂南一个青年干部，名子忘了，被敌人搞到界湖据点，向敌人自首之后，又经敌人短期训练，给他任务，又把他派回来了。他找到区党委报告，说怎么被抓抓去怎么训练又给他什么任务，又要他回来等。当时霍士廉同志把情况告诉我说：“ 你再了解一下”我通过了解就是他说的那样，我心里想：怎么搞呢？情况又紧张，把他放到机关不放心，留着他又不好处理。向霍士廉同志汇报后，他说：“给他任务，再把他派回去。”我给那个人谈了谈，交给了他几条任务，告诉他怎样收集情况，怎么汇报，怎么联络等，霍士廉同志又给他讲了讲，就把他又派回敌人那里去了。我们用了个顺水推舟的办法，以后这人的下落就不清楚了。
第三个措施是设网。在敌人五万大扫荡以后，接受敌人全面伪化的教训，我们在组织上各个村，在公安员领导下设网，—个村庄三条街吧，每条街搞一个网员，三条街三个网员，设—个网长，网员向网长报告他管的那条街群众的表现，网长再定期向公安员报告，网员与网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只有纵的关系。因为敌人五万人大扫荡以后，一些情况动态没有这个专门系统掌握不行，所以专门成立了这么个组织大概到四二四三年间就取消了。四二年各地发生错案后，觉着这个办法有毛病，个别的报假情况，打击报复等现象有出现，所以就取消了。这是在大扫荡后采取的措施，其它地方搞不搞不清楚，在沂蒙山区是搞了。
鲁中区部队和地方合并以后，鲁中军区锄奸科和鲁中公安局随之也合并了。其间曾经有过三次讨吴活动，我们收复了吴化文、鸿烈和五十七军的一些部队当时他们占的地区有他们一套组织情况我们不那么清楚，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工作，我们在新区就组织了一个工作队系统地做些调查，把当时国民党沈鸿烈用什么办法来统治，从县到区公部、三青团、伪保甲长的一套组织，青年妇女、情报组织、还有群众性的情报员、国民党特务在内吧作了系统的调查和全面的分析，除了个别骨干分子进行了处理外，大多数人是个教育问题，所以没有造成恐怖。通过上述工作我们得出的经验是情报不明就先做调查研究，调查了解好，再开展工作决定政策，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沂蒙山区大扫荡，反伪化各个县各个地区都有配合行动打击坏中坏。对坏的坚决镇压前边说了，沂蒙山区开铡了，在其它地区也刀砍枪杀的配合行动。莱东三仙据点，日本的一个情报员，是日本特务叫冯振清，他老婆才生孩子一夜，我们就把他拉出来枪毙了。有一个特务姓洪，在他结婚的洞房花烛之夜就把他枪毙了。辛庄据点，有一个姓于的，是日本的翻译官，当时也被镇压了，见马庄的区长被镇压了，芹村据点的一个叛徒也被镇压了，同时进行，配合作战，根据上级的指示把敌人的嚣张气焰基本压下去了。区党委于四几年开了个会，总结了泰山区的经验包括对敌斗争和内线工作，在敌人据点里建立内线关系，在边区搞职业掩护．打入敌人内部，从内部得到的材料看，泰山区最多。例如对刘伯戈的斗争，还有对付日本特务，对付敌人据点里的工作，这些材料经常见得到。对刘伯戈的斗争有一个典型材料，一就是亓章森在嘶马河对刘伯戈的斗争，还保护交通线的工作。莱芜的北边从莱东到莱北交通线，这几个据点的工作搞得很好，见马庄苗山、三仙这一片，这在我们地下工作是有基础的。那时见马、三仙一带地下交通员是王其贤同志，人小，在吕新昌同志领导下，来回送信，做地下交通工作，通过从莱东到莱北敌人几个据点的交通线上，来来往往的同志觉着很安全。那时我和高克亭同志来检查工作，从那里路过一次，到了苗山附近，停了一会儿，他们就说：“你们可以过公路了”。从来没有发生问题，很有安全感。就是敌人曾经对泰山区实行“三光”政策，把龙崮以北全部烧掉后，这几个据点里的工作也没受到破坏。再一个就是西部的交通线，是在淄川以西，明水以东成立个工委，那时李静远同志在那里，现在是莱钢的党委书记，这一带薄弱的交通也是始终保持着，来来回回护送干部，泰山区的莱东、莱北始终保持着，没有被破坏，起了很大的作用，保护了干部来回安全，这也与我们据点的工作搞得好是分不开的。那时在吕新昌同志领导下，李振符(泰山林场保卫处长)负责苗山的点，以开馒头铺为名开展工作，后来到龙马角负责，尚云高负责见马庄的点，颜庆三、吕继谦同志那时他们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杨角嘴搞地下工作，后来负责芹村、口镇的点，吕永常在三仙据点里搞了个贩卖柏树的买卖作掩护，搞情报，具体负责与在敌人内部的刘子舟、李门银联系，工作始终搞得很好，田金生负责口镇的点，这些都有关系。总而言之，不管是利用的、打入的，在那些点我们都可以出出进进听说有的干部插在平原一带活动，那时和莱芜县公安局长姬玉甫同志闲谈起来说刘夏峰县委书记就经常插到口镇一带活动，工作持续了很久，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西北山区、口镇这些地方消息都很灵通。这个线，从莱东到见马、龙角都感到没有什么问题，很安全。敌人在孝义安了据点，不起作用，就是说敌人虽然占了，但群众基本在我们方面。莱城被国民党占了，我们仍可以在周围活动，泰南主要在莲花山坚持斗争。再一个是和刘伯戈的斗争，泰南主要是亓星晨同志，他在山东分局鲁中行区泰山专区都做过典型报告，他们坚持在莲花山，一直到把敌人压下去。那时斗争虽然很残酷，但都很顽强，象王善堂同志．是颜庄区的公安员，区里的干部都被打光了，就剩他一个人在那里坚持，而且坚持得很好。大扫荡时我检查过一次点线工作，不论是对敌人的反伪化斗争，或搞点线工作，都感到很出色，都有一套斗争的经验，有公开的一套秘密的一套。当时在山东来说，他们介绍的经验有声有色，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当时尹子明同志在泰安县当公安局长，他们的工作做得也不错，从材料上看，他们建立了很多关系，掌握了很多情况，他们在各个区里的敌人据点里的内线工作，始终没有间断且通过关系搞掉敌人据点。
搞掉特务的实例很多，但具体的一些人名记不清楚了。那时晏兴堂任淄川县公安局长，以后鲁中又派王田、李超(当地人)夫妇到张店做地下工作，后来王田同志牺牲了，李超仍坚持工作，她现在在青岛工作。章丘县公安局长尚克东同志，在章丘明水一带活动，工作很出色，曾经在鲁中公安会议上做过典型报告。博山县夏新生同志、博莱县齐涛同志，搞得都很好。博山一带始终有基础，因为张敬涛同志、夏新生同志都是博山人，情况熟悉，关系多，情况来的及时。我记得鲁中有这么一个事：反吴化文时抓到敌人的一个营长，他的一个哥哥在伪军里当团长当时我们想教育教育，利用他们的兄弟关系，派一个侦察员到博山给他哥哥送信说：“你弟弟被抓”，我们派去的那个同志叫巩长兴，现在部队工作，告诉他哥哥的意思是看他哥怎么处理他要叫释放他弟弟的话，那他给咱们做工作，不然，他弟弟就不保险。用这个办法威胁他哥哥，争取他哥哥，可这个伪团长即他哥哥当时就把巩长兴扣起来了，当然也不敢杀他扣了一天，最后告诉我们：“要保住我弟弟，我可以做点工作，以后他也把我们侦察员放了”。为此事，巩长兴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受过审查。泰山区从各县的情况来看，工作开展的比较全面，搞得不错，干部在艰苦的斗争中有本事，那时的工作就是对敌斗争。党委书记亲自抓这件事，因为泰山区所处的位置重要，因此他们的对敌斗争在整个鲁中来说是捷足先登，敌人的碉堡政策，也是从泰山区开始，全面伪化也是，武工队的活动也是泰山区先有经验，泰山区的工作，在鲁中区来说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再就是武工队的活动，一个地方伪化了，为了再扩大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地区、县武工队集中起来，使用集中力量打击那一片、开展那一片的工作，这也有经验。搞刘伯戈，就把那个地区的武工队集中起来，集中力量把敌人打下去。还有一种情况敌人跑到我们内地进行伪化，我们把武工队集中起来配合有关部门摧毁敌人的伪组织，建立关系。最后把敌人孤立起来，敌人发展据点，我们掌握了情况，利用伪镇长、维持会，里应外合把它搞掉。像口镇，我们进去后，他们的伪区长把枪绑起来，在那里迎接我们，辛庄也是这样，嘶马河亓章森这个事就更典型了，从打入敌人内部，到当了中队长，里应外合，一直到把炸药运进据点，炸了碉堡，我们的内线工作大体上有个分工，有对伪警察、特务、便衣的。有对他们行动设施的，在敌人来行动之前，要把他们的计划搞到手。如敌人要抢粮了，或在那里要扩大伪组织了等行动，我们获得情报后，针对敌人的计划，再采取措施，搞敌伪工作，打进敌人内部等都有不少的成功的经验。对三仙据点，在敌人内部的李门银，泰山区公安局长亓宗文亲自和他谈过话，莱芜县委书记陈克、敌工部长夏俊卿、尚克东、吕新昌都亲自和他们谈过话，接过头，各级的工作各级做。一个关系大家都去做，这是—种类型，再一种类型是敌人要蚕食哪个地区了，我们先把计划搞来，分析分析，集中力量，粉碎敌人这个阴谋计划，在边区这种斗争是经常的，加上地方武装，斗争也很激烈，总之蚕食与反蚕，．抢粮与反抢粮我们武工队都要参加，特别是泰莱地区是产麦区，每年麦收抢粮与反抢粮是一个规律了，敌人对这些是重点，我们也是重点。还有扫荡与反扫荡，在扫荡前对可疑的对象进行教育，加强对他们行动的管制，在敌人扫荡中，要枪打出头鸟，及时对他们处理教育。个别坏的要坚决镇压，扫荡后我们根据他们的表现，决定好的表扬，坏的个别的要打击，一般的教育，在我们力量达不到的地，建立一些关系，争取两面派叫他们做点工作，扫荡前、扫荡中，扫荡后我们的工作都有一套。除了这些，我们还建立网员，建立情报，网员组织就是这个时候搞起来的。通过这些关系，利用各种手段，建立两面政权，利用关系，拔掉敌人据点，然后再物色对象派回去，有的点估计敌人要来扫荡，我们就事先通过关系获得情报，想尽办法掌握敌人的动态，如敌人要扫荡就必须准备给养，准备房子等后勤供给，这些情报我们事先就掌握了。当时李振符同志在苗山开职业点，他的情报是夹在他送的馒头里，那时在这些地方的情报工作，点和点之间还有互相监督，情报互相印证的问题，这样免得我们上当吃亏莱东几个点搞得好，有时敌人一动我们就得到了情报了如指掌，一出来就把他们搞掉了，那时县长也亲自做这项工作，泰山区的典型人物，典型例子很多，他们对敌斗争经验丰富，但也有个别坏的，也有投降叛变的，这是泰山区的情况。
在鲁中除泰山区外，其他区，象沂蒙、泰南也不错，我记得在沂蒙山区，那时叫二地委，沂河边上有个伪区长叫邢祚光，后来他起义了，是我们公安局利用的一个关系，在沂水北部与安邱、莒县交界的地力预谋着一场暴动，规模很大，这次暴动的消息是我们内线关系报告的，获得情况后，我们配合军分区给予了平息，这个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若无这个关系的报告，暴动起来涌到我们的机关里，损失就很大了，由于及时知道情况，把他们围起来，平息了，所以没有受到损失。泰南那时叫第三地委，点线工作也搞得很好，对新太的敌人情况掌握得很及时，总的印象我们的公安工作包括边区的公安局，点线工作都搞得不错，工作都很主动。
整个对敌斗争、反伪化、点线工作，四二年鲁中公安局专门开了个会，交流经验，总结教训，在沂南田庄，军队和地方机构合并的时候，鲁中区党委开会也侧重强调了这方面的问题，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两个会议都是正确的。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鬼子投降。投降前，我们积极准备反攻，各地方都集中力量攻克几个据点，敌人基本上收缩了一些，形势好转了一些，我们配合部队打了几个据点，先打颜庄，因为我们部队没有什么重武器，就弄了一些木头制做了一个假炮。用雨布蒙着，白天围上，以显示力量，在打据点前，我们公安先做准备工作，对一些还乡团和一些伪顽人员，先做些调查研究，综合掌握情况。打下来之后，公安局就配合主力部队识别俘虏，识别那些血债累累的特务、汉奸、伪顽人员。识别出来的由公安局收容处理，其它一般人员如当兵的小职员，经过识别教育后，就编入补充部队，打开据点，我们就搜集敌人的文件，接受警察所，搜查潜伏的特务，仗打起来之后，组织民兵在周围盘查过往行人防止坏人逃跑，那时打了历城的大捻沟，又打淄川的一个据点，配合部队作战，以后就是处理战果，结合新区，开展工作。
日本投降以后，局势起了变化，整个的形势是停战、收编日本俘虏，就国共两党来说，命运有两个：一个是合作一个是准备打。那时我们也看到国民党要打的意图，中央早就看出来了，合作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要争取合，合要把他合垮，打也要把他们打垮，有这两个前途但要作后一个准备，国共合作了，但实际上国民党、美国，是缓兵之计。那时国民党的部队都在大后方，日本一投降他们的部队赶不到，想用“合作”这个办法，争取时间。美国则帮助他们从海上、空中，大量向华北运送部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他们要下山摘桃子了”我们看到他们这一手，所以也做有两手准备，主要还是做打的准备，国民党的阴谋当时在全国来说还是迷惑了些群众，这时毛主席党中央为了争取社会上层民主人士就到重庆谈判，以争取全国人民，使他们认识到，我们共产党是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而不是争权夺利的，我们是诚心诚意的主席曾说，我们希望和平，不要打内战再打内战就不得了，因为进行了八年抗日战争，再打内战不得了，这样在政治上我们争取了主动，占了优势。毛主席在重庆了“双十”协定。因为蒋介石不愿台作，这时侯我闷看到他在调兵遣将。于是我们也积极地做准备，奉陪到底。这种整个形势又是一个大的转变，我们共产党毛主席在群众的心目中显得特别伟大。当时中央分析判断，蒋介石要打内战是肯定的了，由八年的抗日战争转到对蒋介石的战争，由民族战争转化成阶级斗争了，这是个伟大的战略转折！
在战争准备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抗日战争对土对土地问题是减租减息，现在要土改复查，对内要整风“三查三整”这一切都是为了大敌当前，打击蒋介石，这是国内战争，有很多干部思想扭不过来，开始他们说是右，但群众搞起来进行土改复查，有的出现了错误的做法，如大捕、大斗、大杀，他们又指手划脚地说：“不得了了，出现了问题_”中央觉察后有指示，并及时纠正了错误，土改的作用就是把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分地主的土地接着形势紧张，敌人大举进攻我们就扩大部队参军作战，准备大打。当时体会到，解放战争的参军与红军时期搞土改参军参战不同，当时我带着一部分同志在泰莱边界帮助工作时，见到参军的人争先恐后，特别是那些积极分子踊跃参军，保家卫国，保护胜利果实，所以参军的人数很多，没有土改复查，我们部队要扩大就困难，那时我们公安部门积极配合土改复查，罪大恶极的，那时叫“搬石头”，结合运动该捕的就捕，该杀的就杀，处理得很及时，结合运动搞，推动运动的发展，一这个工作是在敌人重点进攻以前搞的，敌人重点进攻山东以前，我们与敌人齐头并进很紧急，山东公安总局在临沂巷口那一带召开了专署公安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紧急会议，我们一到会场就觉得情况很紧张，李丰平、梁国斌在那里，梁国斌作的报告，该报告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形势，说要有两手准备，现在蒋介石为打内战已准备好了，他要进攻了，情况全面恶化，特别山东，是敌人进攻的一个重点等。第二部分讲反暴乱的问题，在敌人要重点进攻，被禁闭的地主坏分子以及其他反动基础，可能策应敌人重点进攻搞暴乱，因此在进攻之前要防暴乱，各地要摸底分析情况看哪些地区有暴乱的可能，要排队，排出可能发生暴乱的地方，先发制人，在敌人没，有行动之前把他们搞掉。会议听了报告，没有讨论就走，一天—夜走了二百多里，很紧张，就怕出问题。回到县、区就布置任务，把各县、区的情况排排队，分析哪些地方可能出现问题，哪个局可能出现问题，哪些人应该逮捕，要具体摸底排队，看看哪些人要杀，要具体定单位，哪些人要教育，先打预防针，发动群众监督要搞清楚，回来后一级压一级地区到县，县到公安局，公安局到村，那时提出：哪个地区出现暴动，撤哪里的公安局长，我们估计敌人大军压境，肯定要占一些地区，因此我们做一些潜伏工作，即在敌人可能要占的地区，物色一些灰色的，没有暴露的或以做些小买卖为掩护，去搞这个工作，泰安徂徕山的南尚庄的董得荣，那时我们把他从工作队里抽出来以复员的名义到安安搞个职业以后有人叛变，把他搞去受刑罚很重在范镇也搞了一个。当时一些大的地方，我们直接或间接地搞了一些潜伏工作，这是为了敌人来了之后，我们好掌握一些情报，敌人进攻时泰山区没有发生大的问题鲁中区也没有大的暴动，当时排队后杀了多少人时间久了，忘了总之是杀了一批，有些是土改复查时就杀掉了，土改复查，点、线工作都很重要，敌人重点进攻之后，我们就划分地区工作，那时我和赵笃生专员坚持在泰安和莱芜的结合部。其他的同志们也都分工包片。再加上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的便衣特务，所以没发生暴动事件。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干部、家属大部分都转移到渤海去了，留下一些精干的同志，没听说公安干部出什么问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很少听到我们公安干部表现不好的，都很勇敢机警，以致于以后莱芜战役、盂良崮战役一直到部队撤走，形势恶化，两次打泰安，我们这个部队都表现很好，敌人未来之前，我们早把准备工作做好了，野战军的纵队对公安局的武工队很感兴趣，我们泰山区的武工队跟随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参谋长张一翔，随时跟随他们。他们很喜欢公安局的武工队，现在他们一个在海军，一，个在铁道兵，那时我们一方面指导对敌斗争，另一方还兼任别的工作，地委指定我和刘舜卿为打扫战场的正付主任，我是付的。莱芜战役，两次打泰安，我们两个一直负责这个事，莱芜战役光埋尸任务就很重，战役之前我们搞支前，战役结束我们就打扫战场，掩埋尸体。工作量很大，在配合部队方面，战前搞情报战中、战后帮助部队，识别俘虏，战场上搞文件等，其它在战场周围、要道、太小路口上与民兵设置盘查哨，防止敌人逃跑流窜，漏网，我们要求公安干部与部队一样，战场上一切缴获归公，不能随便拿一点东西，要求严格，莱芜战役，两次打泰安，我们公安局缴获了四十箱皮大衣，都缴到了部队，后又送到地委去，大家都很负责，工作熟练，主动，与部队配合得很好，几个大的战役共七年的时间，生活很苦，那时部队整风，三查三整，临出发前在莱西北的北峪开了个会，没有东西吃．就凑了点粮票买了玉米煎饼，半斤盐凑和着吃，大家吃得很香，我们部队到了莱东，那时上级号召募捐大家有什么东西就捐献什么东西，这就团难了，本来有的同志就只有一条裤，—个裤头，就想把仅有的一个裤头捐出来，有两身衣服的就捐一身，大家都很自觉，踊跃捐献的场面很感动人我们到渤海去，那时气候不好，过铁路时向导跑了，我们迷失了方向，转游了一个晚上也没有走多远，等知道方向以后，就向北边根据地方向跑，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带的犯人，有一个跑了，大颜庄的伪区长也跑了，可他又跑到莱芜县公安局报到了，表现还不错。我们到渤海三查三整，学习完了后有的抽到部队，有的调到中央，现在北京的徐欣三、李岩，就是那个时候调到中央社会部再受训，准备接收大中城市，这是一批，另一批是每—个专区再抽一个专区的架子，南下，一分为二，准备跟着部队到新区接受工作，一个专区接受一个专区，那时的正付队长就是未来的正付专署公安局长，正付县公安局长，当时我被调到胶东西海当公安局长，西海的公安局长姜明安调到泰山区，到了那里之后，因为人都走了，我得现搭架子(指公安局的架子)，没有基础，那时的胶东公安局长李维成在那里，(他现在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姜达的付局长，现在是烟台市公安局长，我到的西海是个新区，特别是昌乐、潍县、昌南、昌北长期是争夺点，是个拉锯地区，土匪多、复杂，你来抓一批，杀一批，他又来抓一批、杀一批，情况经常搞不清楚，社会治安很复杂，遇到问题不好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尹涛同志，现任省公安厅付厅长，他那时在西海当治安科长，他带着工作组做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我们对这个问题才感到，不能光看事实，还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不然，再杀一批这个地方就更复杂了，有的老百姓讲：“ 再杀，就把这里的人杀光了。” 在西海待了一年，后又把我调到烟台市去当公安局长，这时候工作重点转移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进行人登记，党、团员登记、反动会道门登记、镇压反革命等一套工作，进城后除了行政管理、治安，建立各种制度之外，中心工作是围绕着摧毁敌人的反动基础，巩固我们的政权到烟台以后，青岛解放了，就又把我调到胶东当专署公安局长。我的调动很频繁，说我开辟新区有工作经验，在胶东待了一年，进行镇压反革命，反动会道门的登记等工作，之后我又调到华东边防局当边防科长，华东边防局刚成立，什么也没有，就我们几个人，三个科长，—个局长，在华东准备成立十四个团，我们到南军区交涉武器等问题，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成立四个边防局，搞巡逻队，搞了一年多，后来公安局又与边防局合编了，又把我们这些人留在了公安部队，做边防工作，成立华东区公安局司令部，把我们几个分开了，我被派到福建搞边防，那时我们是一个师，我是付参谋长，主要负责边防业务，那时福建公安厅长叶生同志兼政委，主要是我在那里搞，以后又改成公安部队，处，过了一段时间又改成福州军区公安军司令部，把我调去当付参谋长，后又成立省军区，公安边防工作归省军区，我又留在省军区副参谋。这个阶段我主要是管边防业务，中间为了解决边防问题五四年组织边防代表团，中央去三个，广东一个，华东—个，福建一个，共六个人到苏联去考察边防工作，看到了苏联从中央到边防，省里到军、师、团、营、连的边防演习，还参观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边界边防，土耳其的的，芬兰的都看过，海陆空检查站及研究机构、学校，都看到了。回来以后我们就中国的边防问题写了个报告给中央，当时没有采纳。我们认为边防没搞头，大家信心不足，所以工作就没有再搞下去，以后我就到龙岩军分区工作了。（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