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宜之（1909—1975），山东省日照县牟小庄村人，幼年读书时，曾受到其姨夫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帮助。丁惟汾曾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青年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常务委员、国府委员、立法委员等要职，当时有“丁家的党”，“蒋家的军”之说。“五四”运动，给当时的牟宜之以很大的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雪国耻、争国权”的信念。1925年，牟宜之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了一些秘密活动。1927年，校方和家庭发觉了他的活动，将他转往上海读书。“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祖国的半壁江山，更激起了他对国民党政府的鄙视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当时，他在《九·一八》一诗中写道：“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
1932年，牟宜之再返故乡，偷拿丁惟汾的枪参加了著名的日照暴动。丁惟汾大发雷霆，怕以后再惹事，就送他到日本中央大学读书。
1935年秋，牟宜之回国。通过丁惟汾的关系，先安排在山东省教育厅、南京《履行杂志社》，后又担任了《山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利用工作的便利，他写出了不少鼓励抗日、反对投降的文章。
1937年抗战爆发。牟宜之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愿望，赴西安和延安。办事处的同志考虑，通过他和丁的关系，做国民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更为有利；而丁惟汾也想利用他的关系搭建起与共产党联系的桥梁。周恩来与丁惟汾商议，让牟宜之回敌后山东工作。1938年初，牟宜之来乐陵任县长。
来乐陵后，牟宜之公开讲：我是抗日县长，我所收入的钱粮，都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日。他还亲自登门拜访时任中共乐陵中心县委书记兼八路军三十一支队三路指挥的杜步舟，诚恳交换了以大局为重，相互支持，坚决抗日的意见，并调整和充实了以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为骨干的县、区两级领导班子，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牟宜之健全各级政权后，立即着手加强社会治安、整顿社会秩序。他把当时的工作重点规定为三条：剿匪、禁毒、除汉奸。茨头堡一带有70多名土匪聚伙抢劫，打家劫舍，无恶不作。牟宜之亲率县保安队夜间伏击剿除，并把匪首斩首示众。张兴宇村地下党员张荣智，到高桥一带宣传抗日救国，被高桥村反动道会门红枪会杀害。牟宜之接案后说：“宣传抗日就是爱国，杀害爱国者就是汉奸，是汉奸留他何用？”很快将两名主犯处决，并以县府名义宣布张荣智为烈士。1938年春，肖华率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司、政机关来乐陵，牟宜之代表县政府致欢迎词。其武装改编为我军泰山支队。他被吸收为特别共产党员。
牟宜之的“亲共”举动，惹怒了省主席沈鸿烈，妄图将他调离乐陵。一天，沈鸿烈带着国民党鲁北行辕副专员薛儒华及一个旅的兵力进入乐陵，将其兵力陈于城南，乘黑色小轿车入驻乐陵县府。当沈提出要调回牟宜之另有任用时，各抗日团体和群众代表高喊：“牟县长不能走”、“坚决留下坚决抗战的牟县长”、“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沈鸿烈见此十分恼怒，拍着桌子申斥牟宜之：“你竟敢发动群众与我作对。不要忘了，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牟宜之毫不示弱，跳起来驳斥道：“我牟宜之长这么大只知道是中国人，怎么成了你沈鸿烈的人？谁坚持抗日，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沈鸿烈黔驴技穷，便指令身边两个马弁，将牟宜之强行推上汽车。对于沈鸿烈来乐陵，我八路军六支队政委周贯五根据肖华指示，早已将兵力布置好，并发动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沈鸿烈的汽车刚刚开到县城南关，便遇上我党发动的上万名群众的阻拦，将汽车围得水泄不通。沈鸿烈气急败坏，命令士兵在车上架起机枪，但群众毫无畏惧。沈鸿烈知道众怒难犯，只得狠狠地将牟宜之推下汽车，窜回惠民。这天，乐陵县府象过节一样，庆祝这次斗服沈鸿烈，挽留牟县长的胜利。牟宜之也通过这次党和群众的挽留，进一步看到了党和群众的力量，增强了他紧跟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后来，牟宜之任泰山支队队长。
对于牟宜之在乐陵的革命工作，周恩来、邓颖超、罗荣桓同志了解的极为详尽，曾给予高度评价。周恩来说：“倘若在抗日战争伊始，中国有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力、财力、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
1939年，周恩来调牟宜之去重庆，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物丁惟汾、白崇禧、李济深、邵力子等人的统战工作。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又派牟宜之随邓颖超去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和重庆统战工作的详细情况。毛主席听后非常满意，亲切勉励牟宜之继续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
1939年后，牟宜之先后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山东沂蒙区行政公署专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议室主任、山东军区独立第一旅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驻济南办事处主任、北京市建设局副局长、济南市建设局局长、中央林业部经营司司长等职，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1957年以莫须有罪名，被错划为“右派”。
“文革”期间，一次，他看到彭总被揪斗的照片，老泪纵横，写道：“一生忧国复忧民，白发斑斑老谏臣。安邦无畏平胡虏，济世有策犯龙鳞。夙幕忠贞常自励，只因同病更相亲。苍狗白云任变幻，不愧东西南北人。” 他听到肖华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含泪写道：“穷边仲夏草离离，触景生情有所思。慷慨悲歌伤往事，蹉跎驽钝忆旧时。阴晴变幻天难测，盈亏循环月自知。傲岸平生知己少，挑灯夜雨赠君诗。”当他得知林彪在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欣然写道：“欺世盗名十几年，东窗事发罪昭然。妻儿共策全家福，何惜人头落万千。”
1974年，牟宜之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写信，详细汇报自己的思想，说明自己的处境。邓小平亲笔批复，充分肯定了牟宜之在历史上对革命的贡献，指示有关方面照顾他的生活。1975年，牟宜之携带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介绍信赴济南，要求退休到昔日战斗过的地方度过晚年，却未能如愿。忧愤之余，于4月29日脑血栓突发，在济南逝世，终年66岁。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0年，牟宜之的骨灰由齐齐哈尔烈士陵园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1909～1975.4) 曾用名牟乃是，字去非。日照县牟家小庄人。1925年入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见大片国土沦陷，忧心如焚，写下“神州那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的诗句。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到八路军驻西安、武汉办事处，要求赴延安。办事处负责人得知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是其姨父时，便派他到沦陷区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初，担任了国民党乐陵县县长。到任后，即将数名公开贩卖毒品的日本商人抓获，审讯时，一日商咆哮公堂：“我们是日本人，你们中国人管不着!”牟宜之拍案怒斥：“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贩毒，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不但要管，还要杀你们这些家伙!”当即命人将其推出大堂依法斩首示众。乐陵有一恶霸地主，因私贩毒品罪被判死刑，行刑前，其家人送上数万银元，以求赎罪，他断然拒绝，说：“钱是人民的，要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说罢叱退来人，处决罪犯，把钱送至八路军一一五师入鲁部队，以作抗日经费。9月下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部进驻乐陵，建立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和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牟宜之倾其县府财粮积蓄等支援八路军，并将县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同年，他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带兵到乐陵兴师问罪。沈怒气冲冲，连拍桌子训斥牟宜之：“你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共产党指挥!”牟宜之反驳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对牟宜之在乐陵的作为，周恩来评价道：“倘若在抗战伊始，中国有几十个牟宜之这样举一县之人、财、物力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地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使抗战全局有所改观。”1939年10月，牟宜之任冀鲁边区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1年初，调鲁中区任沂蒙专署专员。3月，与沂临边县县长尚明等，组织民工6.5万人，修建了长5039米的沂南县袁家口子大堤，使下游30多个村庄免除了水患。翌年8月后，调任一一五师参议室主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等职，组织和参与了策动伪军王道、莫正民、张希贤等部共6000余人的举义反正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联络部长，鞍钢动力部长和北平市建设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林业部经营司司长。在林业部期间，他上书中央揭露出混入林业部并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治骗子李万铭。1955年任城市建设部公用局局长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4年获甄别。1975年4月病逝于济南。著有《牟宜之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