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是牟宜之生前最喜欢背诵的诗句之一。“恨”这个字，在古汉语里有一意可以训为“憾”之意。“长恨歌”，亦可指绵长不绝的遗憾。
牟宜之恰是抱憾而终。他投身大时代的一生，最终以陷入泥淖而殁，这个结局，有太多的悖谬、太多的纠结，沉重得令人窒息。
牟宜之，这个一度连名字都已沉埋不闻的人，当我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得以近距离地审视他的履迹时，才领悟到，他是活得很有质地的那种人，为世风祛毒清障，他堪为楷模。
他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人，不计较个人坛坛罐罐，临危而面不改色，付出远大于所得。他是一个保持了正义初衷的人，在任何际遇中，都敢于将自己所信奉的理念外化为实践。
他实际上就是一种古老信念的化身，不讲“穷通之变”，只问“道在何处”。他具有像马克·奥勒留所推崇的那种美德——“他在所有事情上都显示出一种清醒和坚定，不表现任何卑贱的思想和行为”[1]。
他是一位大勇者，试图负载起一个古老民族沉重的历史，朝着光明前行。
但是，这样的忠勇之士，却被逆向而动的历史无情地碾过。
笔者不才，自从弄笔为文以来，曾数度作古今人物传记，时常作如是想：当代人多汲汲于成功之道，然而，人世有沉浮，命运不可知，也许我们应将更多的赞誉，给与那些出师未捷或赍志以殁的人才好。因为历史没有给他们以回报，他们无缘亲见“王师北定”，亦无缘享用玉带蟒袍，仅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孤寂的名字，甚或连名字也不彰。但他们是为这个家国山河付出了毕生心血的，如果后人连一点美誉都吝于给予，岂不太过冷血？
牟宜之的一生，以壮阔始，以黯淡终，恰是一个赍志而没的人。他长夜谘嗟，赋诗抒愤，却未能等到曙光初露。这份遗恨，应是他心中浇不灭的块垒，也是他身后不可磨蚀的一个长恨碑碣。
据丁君羊之女丁大于说，牟宜之的死，属于非正常死亡。她提供了如下一种说法：
1975年牟宜之回到济南，“四人帮”势力当道，有阻力，牟宜之一气之下病了，住在医院里抢救。医生关照家属：不要把头抬起来，抬起来容易脑溢血，有危险。他听到了，就把身边看护的儿子支出去了，去买什么东西。孩子一出去，他就自己坐了起来，病情一下子就严重了，马上抢救，结果不行了。当时是很悲壮的，是他自己不要活了。[2]
如是，他的殁去，就更加令人震撼。他是不屑与残暴者、奸佞者以及那些豚犬不如的谄媚者同存于世，义无再辱，向死而生。历史已经改道，惟他执意直行。他要让宵小们知道，淫威不可能在任何一个角落都畅通无阻！
先生的一生，壮丽如诗，凄美如童话。他魂归天穹之际，未能亲见“牛鬼蛇神辈，纷纷在我蹊”，必定永不能瞑目。
当时的世界，不容他，对他拒斥得很决绝。他逝世后，山东省方面不允许家属处置遗体，遗体就草草搁置在设施简陋的太平间，非要等昂昂溪留守处派人来“公事公办”，才能送往殡仪馆。双方反复交涉，拖延了好些天，才由留守处派了一位范姓职工千里迢迢赶来济南，代表单位出面，处理了后事。范师傅返回昂昂溪后，对单位同事们说起医院所见，叹息道：“真是太惨了！太过分了！”众职工一向感念老人的善良，闻之无不动容。
火化之后，骨灰竟也不容许在山东安置。牟宜之当年在济南，亲手开辟了英雄山烈士陵园，令齐鲁之邦22万名牺牲的烈士得以安魂，如今自己却落得魂无归处，不得卧于先师王尽美、邓恩铭忠骨之侧。教人焉能不问：苍天果无目乎？
家属只得捧着骨灰盒，乘火车北上。彼时票源奇缺，匆促间私人竟买不到一张卧铺票，山东省方面竟连一席卧铺也不予援手！幸亏牟宜之的老战友、总参防化部副政委肖麦萍前来站台送灵，见此凄凉情景，悲愤交加，命令车长腾出一席卧铺，才得使英灵安于旅途。
其人已殁，其灵何归？
生时即无安宁，死后竟亦无尊严。牟宜之骨灰的安放，在当时竟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天下之大，所有的公墓都对他门扉紧闭。北京，无由存放。大庆，拒绝接受。昂昂溪，避之唯恐不及。牟宜之的骨灰盒，竟只能暂厝于“义仆”张桂梅的家中。
与牟宜之同龄的老战友张纪光[3]，当年在冀南区任专员时，即久闻牟宜之大名，后在林业部又为同事，其时正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担任局长。为此事他大感不平，遂求助于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经张纪光、张清民等人多方奔走，牟宜之的骨灰，方得以寄放于齐齐哈尔革命公墓，暂得安宁。
就在这之后，在诸种正义诉求的合力之下，历史陡然被翻新。1976年10月，“牛鬼蛇神辈”一夕被缚，十年浩劫终于结束。这个时刻，距牟公长逝仅仅一年零五个月。
妖氛既扫，玉宇澄清。牟宜之多年的冤抑终得一伸。从这一时刻起，他的身后事，可谓“备极哀荣”。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建委为牟宜之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将牟宜之英灵从齐齐哈尔迁回，移至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儿辈们持中组部和建委介绍信去齐齐哈尔迁灵时，当地已将所有事务安排妥帖。临行时，在火车站站台上，摆放着市委书记敬送的花圈。在八宝山公墓安灵时，肖华、黎玉、梁必业、王定烈、郭维城等牟宜之生前的老首长、老战友，各部委、各地有关负责人，以及亲朋好友共300余人出席了仪式。现场气氛肃穆，场面浩大，以至不得不临时实行交通管制。
牟宜之当年客死济南后，夫人刘纯与子女护灵到京，在京城老干部中引起震动，舆论哗然，鸣不平者甚众。国家建委领导迫于舆论压力，未再催促刘纯回昂昂溪，而是将她临时安置在建工部大院一单身宿舍闲居。1978年9月，刘纯与全国55万名“右派分子”同获“摘帽”；1979年亦获同时获平反改正，安排在国家建委工作。牟小白以下各子女，在文革结束后，都公平地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
牟宜之辞世10周年之际，亦即1985年6月30日，在《人民日报》纪念“七·一”专版上，肖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联名发表了怀念牟宜之的长文《有功岂必书之碑》，为牟宜之的革命功绩做出了公允评价。此文中，老首长们对牟宜之深深缅怀，情动于中：“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
当年4月，纪念文章由刘汉受命起草，肖华、黎玉亲自动笔修改，反复再三。时肖华已沉疴在身，住入医院，仍抱病将稿子一字一字反复审读并改毕，秘书劝他抽时间写一下自己的生平。肖华说：“我的一生很简单，不值得一写。现在就是要抓紧把纪念牟宜之同志的文章写好。”[4]战友之情，感人至深。就在《有功岂必书之碑》发表后不到一个半月，肖华将军便溘然长逝。
牟宜之一生清廉，死后别无长物，除了旧衣物之外，仅有两个部队发的公文包，早已破损。此外，就是他遗留于世的200余首古体诗。
几十年来，牟宜之的诗作，或是写在残破的本子上，或是写在给友人和孩子的信中，甚至有写在拆开的烟盒纸上的，被家人和朋友收集起来，默默保存。
牟宜之病故后，政治形势仍然严峻。因缘际会，幼子牟广丰将父亲的这些遗作，交给了齐齐哈尔市昂昂溪某中学教师李铁城帮助整理。
李铁城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碑碣艺术家，其时也在昂昂溪下放改造，但与牟宜之未有谋面之缘。他翻看了一遍这些写在零散纸片、烟盒、卷烟纸和火柴盒上的诗作，深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面对这些泣血之作，不敢有丝毫怠慢，在一个被废弃的砖窑里，搬了几块砖头当桌凳，埋头整理。白天借着微弱的光线，晚上就点起蜡烛，一点点辨认、抄写，曾有几度彻夜不眠，数次潸然泪下。
经李铁成整理，共得牟宜之诗200余首，其中149首，为1957年罹祸以后所写。这些诗篇，在牟宜之生前，不曾有片言只字在公开媒体上发表过。
2008年，牟广丰将这些珍贵遗稿，交由刘方纬先生重新整理并加注，编成《牟宜之诗》一册，请牟宜之老友何思源之女、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鲁丽女士题写书名，并请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年过九旬的李锐先生作序。在牟宜之百周年诞辰之际，由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发行，成为牟氏后人对先辈的最隆重的祭献。
李锐先生在其长篇序文中说：
现在看到有关资料，才感到牟老同顾准、聂绀弩这些老学者、老专家多么相似，是在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年代少有的保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革命尊重科学，党性记住人性，无产未忘资产；不论处于怎样的逆境，受到怎样的折磨和残害，总是相信真理，相信自己；他们因思考而受难，因受难而再思考，总要用笔墨将自己的思考留在人间。[5]
《牟宜之诗》出版发行后，在知识界和普通读者中都获得广泛好评。“大雅久不作”，人们读之，都有惊喜之感。
《人民日报》、《南方周末》、《大众日报》、《海南日报》、《炎黄春秋》等诸多报刊，均刊发评论文章或作了报道。北大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旧体诗部分除鲁迅、郁达夫、聂绀弩之外，亦列举了牟宜之的成就，对牟诗“与现实同步”的批判精神予以充分肯定：
如果说穆旦[6]的诗剧《神的变形》以象征主义方法准确揭示了“文革”的实质，那么牟宜之的一些古体诗则以“感事”和“咏史”等方式，深刻地批评了当时的现实。[7]
还有一些年轻的读者，更是以电话、致函或网上留言的方式表示，通过读《牟宜之诗》，增进了他们对上一世纪的了解；同时他们也表达了对牟宜之诗品、人品的由衷敬佩。有一位网友在网上赋诗赞曰：
一时京城里，纷纷诵牟诗。
方知民心朴，依旧赏孤直。
金声撼文苑，玉震启愚痴。
祭文随风去，报与牟公知。
2008年11月，在诗人的家乡，建起了一座“牟公宜之诗碑”，位于日照市银河公园内，由何鲁丽题词。
2009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与中共日照市委、日照市政府联合主办，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牟宜之诗》出版暨纪念诗人百年诞辰座谈会。2009年6月，又有诸多知名学者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牟宜之诗》学术恳谈会。官方和民间的两次座谈会，从不同角度对牟宜之和他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今非昔比，恍若隔世。
也许，我们都要感叹：牟宜之先生若地下有知，可以感到欣慰了。但是，在写罢牟先生沉重的一生之后，我的心头，犹有重压。
历史，渐行渐远了，但它又并未走远，就潜藏于我们的血液中，或给我们以健康之力，或有莫名之病毒突然发作。我们追怀逝者，还原历史，所做的并不是无用功。拨迷雾而求真，才有望熹微之光照进民族的心灵，以祛除旧毒，开启新天。
那么，面对一个被拂去尘埃的牟宜之，除了感慨之外，人们还能够做些什么？，
历史虽然为牟宜之讨还了清白、追回了公道，甚或给予了他华美的桂冠，但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些“本不应该发生的事”，究竟是缘于什么样的制度性错谬？像他这样的耿直之士，我们的机制为何就容他不得？文过饰非难道真是一种不可逆的政治生态？为验证一个理念的对错，就需要让一些人付出数十年忍辱含垢甚或生命的代价吗？这些问题，从更漫长一些的历史分期来看，是否可以说已不再成为问题了？
我们今天，是否拥有充分自信可以告慰牟公了？
仅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来说，牟公也是一面镜子。他最不能容忍发生在身边的不公不义，敢于面对具体的丑恶拍案而起；而我们现在一些惯于慷慨激昂的人，面对发生在鼻尖前面的荒谬和不公正，却为何不置一词？更有甚者，在道貌岸然之下，迹近鼠窃狗偷……
在思考中，北大学者钱理群先生在《牟宜之诗》学术恳谈会上的一段发言，深获我心：
我们作为诗人、作为学者，应该用我们的诗、用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还原公正，还原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牟先生的诗就显示出它属于史诗性的那种价值，既是诗，更是史。而且是和那种虚假的历史不一样的，它是最真实的历史。正因如此，所以他的诗不仅是表现一个历史的事件，更能表现出历史的内在精神。同时，正因为它是诗，它所表达的历史就更要精准、凝练。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仍有很多历史被强行遗忘的背景下，牟诗就显示出特殊的意义了。[8]
我之所思，恰在于此。
这就是所谓“诗比历史更真实”[9]。由此我想到：数十年来，我们曾有无数的文学家扬名于世，但究竟有多少人对同步的现实写下过一句真话？
我想，仅此一端，牟公和他的诗，就堪为独一无二。
（全文完）
[1] [古罗马]马克·奥勒留《沉思录》第4页，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
[2] 见对丁大于的采访影像资料。
[3] 张纪光（1909-1998），山东济南人。1936年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聊城政训处干事，濮县、聊城县县长。1938年加入中共。后转战冀南，历任河北省宁晋县县长、冀南区第二行政专署专员兼宁晋县抗日基干大队队长等职。1944年，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历任冀南区农林局长、冀南第二行政专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冀南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9年后，历任河北省农林厅厅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副局长、林业部调查设计局副局长、局长，林业部部长助理、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顾问。1978年任华北农业机械化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4] 见对王文德的采访影像资料，牟广丰的插话中提及。
[5] 见李锐《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页。
[6]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祖籍浙江海宁，出生于天津。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探险者》、《穆旦诗集》、《旗》三部诗集，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50年代起，主要从事外国诗歌翻译。《神的变形》是穆旦写于1976年的一首哲理诗，以“神、魔、权力、人”四者对话的形式，对权力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
[7] 见严家炎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8] 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牟宜之诗》学术恳谈会发言记录。
[9] 见亚里士多德《诗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