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世事纷乱如棋局。一方面是复苏，一方面是动荡。“四人帮”在鼓噪中，将孔子第二次污名化。江青亲自出马，在“批儒评法”演讲中，高调评价吕后、卫子夫、武则天，以及唐代起义军“女皇帝”陈硕真，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另一方面，邓小平早已于前一年2月从流放地江西返回北京，参加国务院工作。1973年4月1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迎西哈努克亲王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的盛大晚宴上。从政坛上消失了6年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名义高调复出，此后，便与周恩来共同主持国务院工作。
双方都是急管繁弦。到了1974年下半年，较量已见分晓。“政治新星”王洪文令毛泽东深感失望，遂弃之不用。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在次年的“四届人大”上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7日，“四人帮”深夜密谋，翌日即派王洪文赴长沙向毛泽东“告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这些内幕虽然深藏不露，但民间已察觉出蛛丝马迹来。
就在牟宜之一筹莫展之时，同是处于赋闲状态的好友王炳南，为他指点了迷津：“小平同志现在出来主持工作，听说他对老干部很好，你不是跟小平同志还有一段交往吗？不妨给他去封信，看看结果如何。”
牟宜之采纳了此建议，立即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自从当年太行山一别，数十年间，他与邓小平再无交往，现在“邓政委”是否还能记起当年115师的一位山东大汉呢？牟宜之凭直觉，预感此信不会“潮打空城寂寞回”，于是写得非常用心。
信的前半部分，谈了自太行山一别后自己的履历、进城之后的坎坷与当前的境遇，以及想继续工作、为两岸统一效力的心愿。信的后半部分，简述了关于对台工作的设想，其要点如下：
……（台湾）即使在中美两国外交关系升格的状况下，仍能苟延残喘，旷日持久则国际问题或将滋多，台独势力亦可能死灰复燃。因之，应立即采取如下措施：
1、组成专门机构，研究处理台湾问题，进行日常工作，利用国内国外一切可资利用的渠道，直接间接与蒋党上层乃至蒋经国本人进行接触，阐明我党政策；国内的民主统战人士，已多属衰老，应在我党干部中，寻找立场坚定、阅历丰富、同时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及有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此项工作。
2、台湾问题，当然需要一步一步的解决。作为第一步，我认为，在敌我双方均认为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公开阐明：在一定历史时期，只要彼方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份，则允许其作为一个特殊行政及经济单位而存在，在一定时间内不触及其既得利益集团。根据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第一个问题得到解决，则其他问题必将逐步解决。
3、若我与蒋方无谈判余地，可积极考虑军事措施（特别是在中美外交关系升级状况下），造成巨大声势。
4、加强国内外的统战工作，加强对海外华侨及留学生的工作，对侨资采取灵活态度。[1]
在此，已明显含有“一国两制”的设计构想。可以说，牟宜之是较早明确提出“一国两制”建议的人之一，其阐述虽不多，但非常系统。关于台海局势“国际问题或将滋多”和“台独势力可能死灰复燃”之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极富前瞻性的预见，令人惊叹。考虑到这是在1974年的背景下提出的，就更其难能可贵了。
牟宜之写好了信，将信寄给了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请她交给卓琳，再转呈邓小平。
果然，邓小平没有忘记这位曾与他“酒畔谈兵”的故人，对牟宜之当年以10万大洋解决了129师冬衣困难的义举，仍铭记在心，立即对此信做了批示。
据当年见过这个批示的人转述，邓小平行文很谨慎，但语意非常明确。由于“四人帮”势力环伺，政治形势很不明朗，故他对牟宜之想继续工作的要求和对台工作的设想均未予回应，但充分肯定了牟宜之对抗战和革命的历史贡献，说当年牟宜之将10万大洋给了129师，“这件事我知道”[2]。他指示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对牟宜之的生活予以照顾，可安排回来退休。
邓小平的批复，是牟宜之自1957年蒙难之后，来自高层的唯一一次有力的奥援。牟宜之的情况复杂，申冤之路可谓阻力重重，很多人缄默不言，即是出于对“天威莫测”的恐惧。邓小平素以对“四人帮”态度强硬而著称，敢说敢做，此即一例。
国务院办公厅将批示转到建委，谷牧很高兴，可是一时间居然找不到牟宜之在何处，费尽周折，才联系到牟宜之。牟宜之屡遭挫折，已知复出的难度太大，遂不作他想，遵照邓小平批示之意，向建委提出，要求退休回到山东省。谷牧也觉得有这个批示“保护”，回到山东省应无问题，便抓紧办理。
事情起初很顺利，约在9月底，黑龙江建安四公司干部处来人，与国家建委人事处的负责人一起，与牟宜之商谈了回山东作退休安置的事。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牟宜之坚持要把在东北的三个孩子，也一起迁移到山东，不能抛下不管。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建委与四公司方面终于答应协助办理。下一步，就是建委和四公司派员先期赴山东省去接洽，与该省人事部门商谈如何安置。
艰苦的谈判，亦使人心力交瘁。事后，牟宜之、刘纯都有信给广丰通报消息。刘纯知道广丰等得心焦，在信中说：“我非常想念你，我一定争取带你回山东，在山东工作！我想他们是没有什么意见的，这里的老同志都对咱们同情，也帮忙，请你放心。”[3]信中那种牵挂，那种对前景的隐隐担忧，那种强烈的呼唤，读之令人不忍。
当年8月底，牟宜之去看望王新兰。王新兰考虑到肖华被关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担心他身体撑不住，于是对牟宜之说：“你是肖华的老秘书长，能不能代肖华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看管不管用？”牟宜之想到大女儿帮自己写的“认罪书”，交上去就起了作用，知道人家要的就是你低个头，于是便答应下来，很快将信草拟好，写的时候，还特别花了些心思，写得文情并茂。9月10日，王新兰将信转呈上去之后，牟宜之一直牵挂着，觉得自己是用心写了的，应该有一点效果吧？
到了9月30日，牟宜之仿佛有心灵感应，就跑去肖华家打探消息，一眼就看到：肖华果真被释放了！肖华看见他，“一蹦三个高”，跑过来紧紧握住他的手，只说了一句话：“老牟，谢谢你，谢谢你！”
据多年以后的解密报道，当年的9月中旬，毛泽东在审阅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时，没有圈阅批准，而是退了回去。过了几天，经过修改的名单又呈送毛泽东案头，但还是被退了回去。9月29日第三次名单送来后，毛泽东审视良久，遂拿起笔来，亲自添上了肖华、刘志坚两个名字。[4]
肖华被关押，江青曾起过很大作用，此时“四人帮”一伙慌忙指示专案组，立即放人，并为肖华赶制军装。但是，当专案组通知肖华解除审查时，肖华拒绝出去，要求必须有书面结论。专案组担心肖华若不出去，毛泽东会再次过问，只得开车接来了王新兰予以劝说。
王新兰见肖华全身浮肿，毛孔出血，身上的军装穿了八年，已经烂成了布条条，忍不住怆然落泪。经她苦劝，肖华这才步出了黑牢。
9月30日，肖华与牟宜之匆匆一见，就忙着去了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当晚的国庆招待会，高调亮相。文革初起时，肖华曾坚拒江青的拉拢，就是因为受牟宜之影响，对江青保持了高度警觉；此次肖华被解脱，又是牟宜之代写的信起了很大的作用。个中因缘，令人感叹。
这以后，肖华一家被安顿在京西宾馆，应酬很多。逢有宴会，他就叫牟宜之带上女儿一块儿来聚谈。后刘纯写信给儿子说：“肖华现在住最好的宾馆，很受优待，政治局的委员都接见了肖，你爸爸和肖华见了三次面，十分亲切。我准备在走的时候去看肖一次，现在不好去，因为他的客人太多。”[5]
好事联翩而至。10月11日，中央为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6]这即是说，风向确实要变了。
由此，牟宜之对去山东再无疑虑。10月中旬，国家建委和黑龙江四公司的人，先期去了济南。临行前，他们与牟宜之商定，落户首选是济南，不成的话，再退而求其次。如是泰安市（地级市）以下，则不去。
正当牟宜之心稍安时，事情又起波折。为给牟宜之回山东做好铺垫，即将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利用一次全国会议的机会，对到会的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打了招呼，但万想不到，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不欢迎。”山东省方面的一口回绝，令谷牧十分尴尬。
出现这一问题，仍与当时局势有关。虽然在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在国务院的工作大见成效，赢得了全国民众的普遍好感，但江青一伙人不肯善罢甘休，对邓小平和其他复出的老干部蓄意抵制，百般刁难，双方常有激烈交锋。
当时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其实并非造反起家的文革新贵，而是较早被“解放”的老干部或由军队派来的“支左”干部，与“四人帮”的渊源并不深。但个别的人，出于投机或恐惧心理，总以为恶势力终究会占上风，因此在政治倾向上，他们喜欢选择宁左勿右。
牟宜之到谷牧家中询问情况，谷牧便将山东方面“不欢迎”的表态，通报给牟宜之。牟宜之不了解内中隐情，按常情推断，误以为谷牧是在有意推诿。谷牧难以辩白，情急之下大声道：“现在的山东，不是你我那个时代的山东了，现在的山东是人家的山东！”牟宜之也来了倔强劲儿，回应了一句：“那好，你当你的官，我作我的民。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谈话遂不欢而散。此后，二人竟再也无缘见面。[7]
10月间，建委与四公司的人去了山东，竟然半月未归，其间牟宜之又收到牟广丰的信，得知四公司方面对补发工资事，态度并不积极，于是又担心去山东的人没说好话，会影响落户。
好不容易等到人回来，得知山东方面终于答应，原则上同意牟宜之在山东省内退休安置，并提出了邹县和临沂两个地方，可供考虑。牟宜之曾打算先去邹县和临沂看一下，但筹划多时，终因建委不给报销路费，自己的钱又不够而作罢。他觉得这两个地方都不大合适，便想去了山东后，再与当地商量，争取一个较理想的地点。山东毕竟是当年的征战旧地，各处都有一些老朋友，尤其在济南军区里老战友很多，都可以帮忙。
当时，有个好友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建议牟宜之可以考虑去河南新乡落户，在那里他有可靠的关系。为此刘纯专门去新乡考察了一趟，但所见政治环境极为恶劣。后牟宜之写信对儿子说：
（新乡）房子是有的，十三级以上房子也还可以。不过风气极坏！当权的造反派，简直是不像话。举例说：任何事情必须请客摆筵席、送礼拉拢等。咱们去后，对这一类作风是处不惯的，恐怕应对不了“恩人们的索求”。所以对新乡之事，我们也冷淡起来。[8]
牟宜之信中所述，与笔者年轻时的实际感受相同。文革爆发后，优良传统道德被彻底污名化，干部群体中原来尚存的道德自律，随着这一群体被边缘化而告瓦解。文革新贵们以“革命”之名登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必然无任何权力约束。因彼时社会极不正常，存在物质供应匮乏、青年出路狭窄等诸多困难，于是官场上吃喝、请托、为子女“走后门”之风大盛，无人敢冒“反对文革新生事物”的罪名给予批评。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之流本想把火烧向复出的老干部，结果“革命群众”借机而起，到处贴大字报揭发文革新贵们的“走后门”之风，以至这个本欲“深化”文革的运动，反倒成了否定文革的契机，高层不得不紧急叫停运动。
查今日官场腐败之源头，可一直追溯到文革中后期的“新生政权”中。文革结束后，仅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进行了清理，却未对干部风气有一个清理，致使遗祸至今。当今有人竟提出要以“文革手段”来反腐败，真乃痴人说梦。
牟宜之那时别无他途，只有去山东，走一步看一步。1975年1月，牟宜之与刘纯携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建委的介绍信，来到济南，去省人事部门交了介绍信，开始办理退休落户手续。夫妇俩就住在山东宾馆，等候回音。
没过几天，牟宜之便发觉，这里的政治氛围也很不好。果如谷牧所说，在山东省委、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影响下，山东省人事部门对牟宜之的落户，处处设置障碍，百般刁难。开始时，他们借口压缩大城市人口，告诉牟宜之：济南、青岛、烟台等较大城市，均不能接收。
牟宜之夫妇不得已，自己跑去几个地方看了看，又多方托人了解，觉得除了济南、泰安等少数城市之外，其余各城市都有各种原因不宜居住。经过多年磨难，老两口全都是百病缠身，定居地的医疗、生活物资供应条件等，都必须在考虑之列。省会济南尚且物资供应奇缺，生活不便，其余地方就更是可想而知。于是，牟宜之提出可否在泰安落户。不料山东省方面又改了口，称地级市亦不允许，要退休，只能到县城落户。
闻此变故，牟宜之悲愤莫名。山东不仅是他的故乡，而且是他在抗战时舍命护卫过的土地。大青山突围一战，他和刘纯都是九死一生才跑出来的，年过花甲前来落叶归根，这片土地竟不能容他。如果单纯以生活条件比较，在县城落户，虽然也好过昂昂溪的边荒绝域。但这种安排，分明就是一种侮辱！
当然，山东省当局的这个态度，也暗含有“吓退”牟宜之，不想惹“麻烦”的成分在内。
当其时，亦即1975年1月间，文革中唯一的一次人大——“四届人大”已在京召开，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周总理在会上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远景蓝图，令国人顿时心安。民心所向，到处都在议论国家的新走向，口耳相传“红都女皇”江青的不堪丑闻。
在这种背景下，山东却是死水一潭，某人居然还向江青写了“效忠信”，政治上的软骨与短视，实属罕见。曾有牟宜之的友人去省里私下打探，究竟是何原因不予安置，省革委会一位副主任的答复竟然是：“如果是春桥同志批示的，我们就安排。”
逆潮流而动的人，搞政治投机的人，卖友求荣的人，昧着良心帮凶的人，何时都有，但在那个年代里，尤甚之。
牟宜之岂肯退让？双方遂陷于僵持状态。
蜗居在山东宾馆，牟宜之又成了被悬搁状态。他到了济南之后，消息传开，一些在山东工作的老战友，纷纷前来叙旧。消息传播之广，令牟宜之也感到惊诧，连早年曾一起为游击队筹款的老大哥于云亭、当年济南市建设局技术科的王文德，都来了。他们为牟宜之四处去打听消息，还给他送来了十分紧俏的“糖票”，一副古道热肠。
地方上的老干部，几乎全部遭受过文革迫害，至今尚未完全“解放”，他们受压抑已久，对山东省极左的政治气氛极为不满，牟宜之的到来，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泄机会。一时间，牟宜之客居的山东宾馆套间，成了他们谈古论今、指陈时弊的“政治沙龙”。
与此同时，牟宜之在山东军界的老战友们，如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孙继先[9]、济南军区副政委陈美藻[10]、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11]、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王定烈、泰安军分区政委宋茂云等人，更是无所顾忌，常来常往。其中的孙继先，就是军史上大名鼎鼎的“大渡河十八勇士”之首。他们不仅派车为牟宜之提供方便，还轮番将牟宜之接至自己家中，吃饭、下棋、聊天、痛骂“四人帮”。谈到如何才能制止文革混乱，力挽国事颓局，牟宜之与老将军们都直言不讳：“只有一个办法，杀妃子以谢天下！”
在其他地区工作的一些“东野”老战友们，凡出差、开会从此过，也都特意在济南停留一日，专门来看望牟宜之，如南京军区政委兼江苏省委书记杜平[12]、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王建安[13]、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邓克明[14]、总参防化部副政委（原山东省军区副政委）肖麦萍[15]等人，北上南下，来了不止一趟。
其时，前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已调往武汉军区任司令员，因身体不适，正在医院住院。邓克明为牟宜之落户受阻事，曾专门去医院跟他谈过。杨得志在抗战时期曾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在渤海区的一次策反工作中，与山东分局派去的牟宜之，有过成功的合作。他对牟宜之的处境深表同情，说可以设法协助。
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16]将军，是牟宜之在鲁西时期的老战友，为妥善安排牟宜之的事，也曾向山东省有关方面打过招呼。
战友们为他鸣不平，这给了他很大的心理安慰。老将军们大多是红小鬼出身，有的还是从中央苏区过来的。他们或在冀鲁边、或在“东野”认识了牟宜之，便与之结为终生莫逆。可见袍泽之谊，确是血染出来的。
就这样，山东宾馆的308房间，在1975年春节前后的数月里，竟成了一个将星闪耀、豪语喧哗的所在。所有这些，均加深了山东省高层一些人的猜忌与不安，双方的裂隙在日益扩大。
在“门庭若市”的另一面，牟宜之的内心，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战友们越是打抱不平，他越是感到命运待他不公。
当年的春节，是2月11日，牟宜之又是在客中度过。想想分散在各地的孩子们，也都是孤零零地在过这个年。
年初来济南，万事还没有个头绪，夫妇俩行前只好把小非放在了张桂梅家里。恰好牟华东从查哈阳农场来京治病，就留在曾家照顾小非。小非聪明伶俐，“八姑”（牟宜之堂妹、张大平之母）家里人很喜欢她，有时也去住上一段。小姑娘也爱看书，已经能津津有味地读《红楼梦》了，只可惜跟着自己颠沛流离，小小年纪就尝遍辛酸，不知这个春节是怎样过的？
想到孩子们，他即援笔作《示儿》诗一首，似要将自己的人生信条，传授给他们：
《七律·示儿》
从来忧道不忧贫，德操无价胜过银。
肩挑承先启后业，才涌惊天动地文。
一腔热血勤珍重，两袖清风亦率真。
要居庙堂勤为政，退隐江湖善其身。[17]
写罢，似乎意犹未尽，很快又有一首以明志：
《七绝·感怀》
平生旷达不知愁，无私无欲亦何求？
质本洁来还洁去，美玉无瑕青史留。[18]
内中“质本洁来还洁去”句，系借用《红楼梦》之黛玉《葬花词》。为何他会忽然想到黛玉的《葬花词》，想到作《示儿》诗，且想到“青史留名”事？40年前，他就是在这座“泉城”踏上革命之途的，40年了，欲归老林下，竟困顿于这座城中，无个栖身处。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圆圈，欲回到原点而不能。“翱翔昔为云中鹤，蜷跼今如井底蛙。”[19]命运何来如此残酷？老人此时内心的绝望与苍凉，恐不会为外人所知。
在焦灼与愤慨中，他又忍不住“破戒”了，一口气写下了四首关于“诗”的诗。
也许，其余的一切，他看来都太荒诞了，无可理喻；唯有诗，才是他自己心血的结晶，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洁质，是他唯一不可被摧毁的事业。
前三首，全为短章，似是要为这辈子作诗的嗜好，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七绝·作诗之一》
老年倦作长篇诗，静虑平生心自知。
不是江郎才尽也，我于困顿已无词！[20]
《七绝·作诗之二》
不是诗人乱作诗，我诗半是荒唐词。
兴来吟罢付流水，归藏名山非所期。[21]
《七绝·咏唐诗》
李杜诗章万古传，才情道义涌其间。
老来存兴全赖此，呕心沥血谱华篇。[22]
果然，“老来存兴全赖此”！诗，即是他唯一可寄托暮年壮心的圣地。其实，诗可以承载的，又何止壮心？李杜一生的飞扬与落魄，连同他们那个时代的万千宫阙、西风残照，都在哪里呢？不都是浓缩到这一篇篇汉字韵文里了么？
接下来，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刚刚说了“老来倦作长篇诗”之后，忽然又有了一首他生平最长、也是最后的一首诗，体例是他最擅驾驭的五言古风。
这首诗，如江河在峡谷盘桓已久，冲决而出，浩浩汤汤。古人所云“泣鬼神”之作，当如是。
在此处，仅节略评述之。
此诗题名《论作诗》，前面大半部分，是回溯学诗、写诗的过程与心得，阐发自己的诗歌理念，平淡切入，明白如话。他首先声明“我本非诗人，竟敢妄谈诗”，然后感叹自己的驽钝：“不见声律细，年已近古稀。”开宗明义，便提出了他作为诗人的宗旨“存心必仁慈”和“利人兼济物”。
而后，他笔下便如有神助，辞意逐渐放恣，回环往复，妙语连珠：
诗是我家事，相与结深谊。
作诗已成癖，搔痒不自持。
尺笔能画虎，牛刀可割鸡。
兴至随意写，不知其所之。
不费牛虎力，岂能任支离？
不下推敲功，声律无拘泥，
更无深思虑，半属荒唐词。
诗学寻根底，到处有我师。
无论赋比兴，写来总相宜。
那管古律绝，信手皆妙谛。
不敢称高雅，但求免俗俚。
百病犹可治，俗则不可医。
这部分，是他写诗所循的美学原则：不拘于声律、妙手偶得与免俗。的确，查阅他全部诗作，歌功颂德与附庸风雅的，半句也无。下面第二部分，写了他作诗、亦即人生的价值取向：
浪迹江海日，效命疆场时。
所至有写作，流转多弃遗。
生事不足论，逝者皆如斯。
晚年惟好静，诗兴更淋漓。
光明正大事，心底无偏私。
其平有如砥，其直有如矢。
立志不讽喻，有意避是非。
狎谑畏如狸，区区品鄙之。
不为应酬作，哀尔病忧畦[23]。
不邀光禄贵，珍惜老头皮。
不求藏名山，不忌弃敝屣。
可为知者道，遑顾俗人嗤。
谤伤何足论，毁誉亦尔随。
江河仍向东，可笑无知儿。
作诗表素心，知我者岂谁？
这一段里，“狎谑畏如狸”两句，或是具体所指，或是泛指，总之是在说50年代以来，在诗歌、散文里常见的那种自我矮化与廉价赞美。
文人，确乎应珍惜羽毛，如牟诗本节里所说，“胁肩谄笑”，尤可哀之。时光虽能逝去，可那些文字却是蠹鱼在百年内也吃不掉的，后人翻捡起来，当为前人脸红！
牟宜之当时的曲高和寡之论，在今日已是常识了，这就是变迁，这就是江河终究东流去。
我们接着再看：
李杜王孟辈，皆为我所期。
古人不可见，我亦空尔为。
飘忽刹那间，倏已鬓如丝。
秉性本傲岸，所愿常相违。
我自行我素，不畏他人讥。
晚岁迫偷生，置身天之涯[24]。
栖迟贫病老，三字来相逼。
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愧无扶摇力，宁作曳尾龟？
菲食与恶衣，委蛇复委蛇。
本无劳形事，作诗寄所思。
肆态一狂吟，气舒神自怡。
本节，是借作诗来言身世、抒愤懑。“愧无扶摇力，宁作曳尾龟？”这才是诗人最大的遗憾。形势比人强，所见皆荒诞，他又能奈何？前面说过“生事不足论”，这里又说“古人不可见，我亦空尔为”，已呈现出强烈的虚无感了。唯求心安，看来是诗人生命最后的落脚处。
在诗的最后一节，诗人忽然从说理进入梦境世界，诗绪拔地而起，翩然蹈空，写出了他生命中最奇诡、最壮丽的章节：
论诗增兴会，神往如飞驰。
忽然闹天宫，忽然掘泥犁。
活擢杨二郎，生擒司马懿。
孔丘揖我座，孟轲为分席。
麻姑为搔背，西施为浣衣。
入海斩鲸蛟，登山捉熊罴。
牛鬼蛇神辈，纷纷在我蹊[25]。
乘舟到日边，就浴赴天池。
被驱离京华，又到昂昂溪。
飞驰复飞驰，神志总不迷。
掷笔一长叹，泪为荒唐滴。
明日再谈诗，不觉又扬眉。[26]
这个结尾，可称得上是银瓶乍泄，突如其来，大概会出乎所有读者的意料。在想象中，他化身为孙悟空，上天入地，跨山越海，完成了伏魔降妖的至功伟业。那被捆缚的，谁为杨二郎？谁为司马懿？在当时的语境下，不问可知。“牛鬼蛇神辈，纷纷在我蹊”，真是吐尽了英雄豪气！孔子孟子，敬他如兄；麻姑西施，尊他如父。这个想象性的巨神形象，高山仰止，摩天而立，已不完全是诗人自己，而是一个由千年文化凝聚而成的正义化身。
在功成名就之后，他泛舟就日，入浴天池，尽享扫荡群魔之后的舒展。不料忽然梦醒，又被驱离京华，回到了地老天荒的昂昂溪。这种翻转与幻灭，诗人无法承受，只得掷笔，掬一抔荒唐泪。
但在诗的最后一句，诗人仍不肯颓然低首，非要说出一句“不觉又扬眉”来。
牟宜之一生所有的诗章，到此戛然而止。可惜他无法知道，就在此一年之后，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人群中，竟会冲天而起一句“扬眉剑出鞘”[27]的呐喊，穿越时空，与他的这个不死之念暗合。诗人也无法知道，天道轮回，仅仅一年多以后，他在这里的全部伏魔梦想，就在举国狂欢中实现了。
即便如此，亦是无憾。“活擢杨二郎，生擒司马懿”，这是何其快哉的叫阵！
这一首诗，堪称旷世绝响。无论在文学或史学的意义上，其“同步批判”的勇气与预见性，纵是百年之纪，也罕有其匹！
维柯说：“诗人们必然是各民族的最初的历史家。”[28]此诗信然可证。
牟宜之，这位终身追慕李杜的无名诗人，就是以这个姿态永久驻足，完成了他最后的升华。
但是回到现实中，老人却感到空前的无助。一转眼，在济南已经延宕了两个月，事情毫无进展，双方似在进行意志的角力。牟宜之和战友们的愤慨，撬动不了别人心里的岩石。
3月9日，牟宜之在无奈之下，给杨得志司令员写去了一封求援信。信的前半部分，是回忆旧事：
多年没有见面了！你还记得在1943年春，因为大股伪军王道部反正的问题，山东分局派我到渤海区办理此事。我化装进入王道伪军，你派骑兵秘密把我接到庆北之“迟、谭、吴、杜”家一带，会见了多次，我在你部驻了一个星期，迄今已是32年了！1948年秋，又在吉林肖华同志家见过一次。这些经过您还有印象么？[29]
当此困窘局促之时，提起这些“昔为云中鹤”的往事，牟宜之心头应有五味杂陈。信中提到的“渤海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期成立的一个区，为原冀鲁边区与清河区合并而成，是牟宜之当年这个“民国红色县长”叱咤风云的旧地。那时与杨司令员接头的“庆北”，就是庆云县城之北。
王道反正之后，渤海区八路军声势大壮，党政军机关进驻惠民办公，下辖41个县，人口多达1000万。老战友杨国夫，正是那时的渤海军区司令员。牟宜之孤胆进敌营，押上头颅换来的，就是这鲁北的大好局面。可是如今，廉颇老矣，说这些旧话，无论如何都有一种凄凉况味。
牟宜之在信中提到的第二次见面，是在平津战役前夕。1948年，杨得志担任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大约是在筹备平津战役时，去了一趟东北；肖华当时任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政委，刚刚结束了围困长春的战斗。
现在重提往事，是为了请杨司令员给予援手。邓克明等人在见过杨得志之后，以杨的名义，草拟了一封给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的信件草稿，也随牟宜之的信一并寄给杨司令员，请他审阅签字。后来，杨得志签字的信件发出后有何效果，不得而知。
如此，又过了一个月，广播和报纸上传来一个消息：蒋介石于4月5日病逝于台北。新华社当年对此事的报道，仅有寥寥数字：“1975年4月6日讯 台北消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4月5日在台湾病死。”[30]
这个登在报纸末版的消息，又触动了牟宜之的心事。
他想起了一个老友——刘甲樱女士的兄长刘仲容。去年某时，在与刘仲容聊天时，刘仲容曾提起过：一旦蒋介石去世，他一定要向中央请命，冒死也要去台湾一趟，为争取两岸统一效力。当时牟宜之曾插话说：如果您去，我给您当随员。牟宜之没有忘记此话，于4月10日，便给刘仲容去了一信，询问此事。他相信刘仲容说这个话，是非常负责任的，所以很急切地问，蒋介石去世了，此事“能成行否”。他叮嘱刘仲容道：“苟能去时，勿忘我！”信中，他还促刘仲容赶快写信给周总理或邓副总理，正式提出请求，并说自己也准备上书言此事。
在信末，他简述了自己在济南等待退休安置的事，表示如赴台之行能成，则一切皆可让路。因为“这是头等大事，一切服从它。就便是退休了，也可以晚年奋发，作此铅刀一试！”[31]
在无路可走时，任何一点点的微光，都是有可能燃亮暗夜的引信。这封信，足可证明：牟宜之直到此时，也未放弃重新报效国家的努力。这个国家，他怎么也不相信会长此混沌。
可是，命运却无情地在他背后插进了一柄利刃。
几乎与此同时，就在牟宜之暂住的山东宾馆，住进了一批很特殊的客人。他们身穿一式崭新的便服，蓝衣蓝帽，面带喜色，非常惹人注目。牟宜之在走廊里，与他们擦肩而过。
这是些什么人？
——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在押国民党战犯。
这是1949年之后特赦的第7批国民党战犯，也是最后的一批。他们的突然被释放，与蒋介石的病逝形成时间上的巧合，但其中并无关联。事情启动于1974年12月，毛泽东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32]
那时，由于文革混乱，在押战犯究竟还有多少，简直是一笔糊涂账，公安部对此所掌握的情况，还不如毛泽东本人清楚。1975年2月25日，公安部经过调查，将在押战犯情况与释放方案写成报告，通过周恩来审阅后，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列明在押战犯293名，除国民党军官意外，还有少数党政人员、特务、未满战犯和伪蒙战犯。报告建议，对其中13人不能特设。报告还对获释战犯提出了安置意见，其中对安置在农村的战犯，建议每月发生活费15-20元。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了报告后，做了如下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33]
新上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华国锋立即召开会议落实批示，他亲自核对材料，落实名单。3月5日至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四长会议”（公安、统战、法院、财政），布置特赦工作。3月17日下午，华国锋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本次释放人员的待遇如下：
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34]
3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决定。经本次特赦，所有在押战犯已全部释放完毕。在这次特赦人员中，有大名鼎鼎的败军之将黄维，因此反响颇大，立时成为海峡两岸和港澳媒体的热点话题。3月22日，293名特赦战犯，穿着刚刚为他们赶制的深蓝色制服，分别从抚顺、济南、西安、北京的战犯管理所出发，集中到北京的前门饭店住下。
23日下午，被释放人员来到北京饭店会议厅，接受叶剑英、华国锋、吴德和政协副主席茅盾、最高法院院长江华等中央领导接见。接见时，特赦人员全体起立，掌声雷动，激动万分。晚上，他们又参加了盛大晚宴。
毛泽东看了报纸上的有关报道后，很满意，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补助费200元，粮票100斤。4月2日，被释放人员在北京的活动结束，除了10人要求回台湾以外，其他特赦人员都分配到各省市去安置。[35]
曾在东北辗转鏖战了两年半的牟宜之，当年做的就是审讯、看管、押送、教育战俘的工作。在这些住进山东宾馆待分配的特赦人员当中，有几位就是他当年亲自审讯、处理过的手下败将。
想不到在这里与他们狭路相逢！
被特赦的战犯人员，一时风光无两，从此回归了“人民的队伍”，在宾馆免费吃住，赴各地参观，地方主要负责人出面宴请、恳谈，从优安排工作与生活……好事应接不暇。
两相比较，有如冰炭。牟宜之来了三个月，处处遭冷遇；住在宾馆里，还要自付房费。
对于战犯的政策，固然是正确的，有利于两岸统一，符合民族大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但却给了那些尚未摆脱文革迫害的老干部们以极大的刺激。
我们何以为阶下囚，他们何以为座上宾？——这个错位，也许是被忽视了，也许是有意为之，总之完全不符合中国人所习惯的因果报应观。很快，社会上便流行起一句牢骚话来：“革命的不如不革命的，不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闻者无不莞尔。
由于长期的关押，被释放人员的神态仍很拘谨，但内心洋溢出来的喜气，是掩饰不住的。最为吊诡的是，这些曾经“与人民为敌”的人，现在能够得到的，恰是像牟宜之这样曾经“为人民立功”的人可望而不可即的。
这件事，彻底击倒了在战场上都不曾倒下的硬汉。
无休止的交涉、故意的延宕、冷血的推诿，本就令牟宜之心力交瘁。现在，目睹昔日敌手的意态飞扬，他忧愤之极，难以纾解，于4月中旬突发急病，被送入济南市人民医院抢救。
牟宜之的病，是突发性脑血栓，亦即“中风”。此病症已潜伏多年，因昂昂溪的医疗条件有限，他本人和家属都不知道这个情况。因此次忧愤过甚，病情爆发，忽然就不能说话了，亦无法行走，血压骤增，情况危殆。
牟华东和牟广丰接到刘纯的加急电报，在三天内分别从北京和昂昂溪赶到济南，与母亲一起陪护。牟小白、牟小南、牟尚高不及赶来，其时牟尚高的同队知青好友穆星星[36]恰在北京探亲，闻讯也专程赶来照看牟伯伯。济南军区的老战友们闻讯亦大惊，都纷纷赶来，轮流陪护。老大哥于云亭，更不顾自身已七旬高龄，也赶来守在床头。
像牟宜之这样的病情，如果在今天，即便普通人亦可住进重症监护室，但当时他只能住在大病房内，六床共一室，环境嘈杂，空气污浊。在那个极端“革命”的年代，等级与身份的隔离，比任何时期都严重，老战友们忧心忡忡，但亦苦于有心无力。
好也罢，坏也罢，经抢救苏醒了的牟宜之，已不能再对这个世界说一句话了。他情绪激动，眼神里只有愤怒与不甘。在治疗期间，曾数次自己拔掉吊针的针头，竟致手背鲜血淋漓……
经过治疗，病情终于有所缓和，医生经过诊断，认为情况趋向好转，危险已经过去了。不料，就在2月29日中午，牟宜之病情突然加重，经过长时间的紧急抢救，终告不治，不幸于下午2时许与世长辞，享年66岁。
英雄老去。这个春意渐浓的世界，于他已再无意义了。得意者，仍在高台傲踞；屈辱者，仍在苦苦期待。一个人，从凡尘俗世的画布上渐渐消隐，唯留下眉宇间凝固了的不屈之气。
当天，牟宜之当年的警卫员、泰安军分区政委宋茂云也在床侧，在为老首长作最后的整理时，发现牟宜之穿的衬裤，竟还是抗战时期的紧腿军裤，补丁摞补丁，竟有100多块；腰间系的也是“东野”部队发的军用皮带，已有过三处断裂，经过缝合后还在用。目睹此景，宋茂云悲不自胜，伏在老首长身上放声恸哭……
悲声中，一部历史终结了。
诗人牟宜之，翩然而去。
他创痕累累的生命，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痛苦、惶惑和冤屈，永别大地。
他高贵而孤独的灵魂飞升起来，凌空蹈风，向着纯净的地方去了。
“谓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飘流？”[37]遥远的、来自历史深处的那些不朽诗赋，忧伤如诉，伴着他幽然化入永恒。
[1] 见牟宜之写给邓小平的信，具体日期不详。
[2] 见对牟尚高的采访影像资料。
[3] 见刘纯写给牟广丰的信，写于 1974年10月20日。
[4] 见洪涛《开国上将肖华“失踪”七年之谜》，原载于《广东党史》宰制2012年第2期。
[5] 见刘纯写给牟广丰的信，写于1974年10月20日。
[6] 见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
[7] 参见牟尚高为日照市牟宜之事迹纪念馆所写的解说词。
[8] 见牟宜之写给牟小白的信，写于1974年12月3日。
[9] 孙继先（1911-1990），山东省曹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共，历任连长、营长。参加了长征。在安顺场，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1935年起历任团参谋长、师参谋长。抗战期间，历任129师挺进队队长，后改为津浦支队，率部深入冀鲁边区。历任抗大一分校副校长、鲁中军区三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山东省野战军第4师师长、“华野”第8纵队副司令员，曾率部参加孟良崮战役。1947年任第三纵队司令员、1950年后，历任第7兵团兼浙江军区参谋长、志愿军第20兵团副司令员。第20训练基地司令员。率部建立中国第一个火箭发射训练基地。1962年，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1970年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任济南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0] 陈美藻（1914-1989），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31年参加红军，1933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师、军党委书记。参加了长征，历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政训班队长、红军大学总支副书记、红四军第12师第36团政治处主任、第11师政治部主任、第10师第30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3营教导员、旅政治部组织科长、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干部科副科长、组织科长，山东军区特务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军区警备第一旅政委，“华野”第8纵队第24师政委，第10纵队政治部主任、“三野”第28军政委。1949年后，历任渤海军区政委，山东军区干部管理部长，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顾问。195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1] 杨国夫（1905-1982），安徽霍邱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历任红军游击队分队长、特务队队长，红4军第12师35团连长，第10师30团副营长、营长，红30军第90师269团副团长、270团团长。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3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山东纵队第3旅副旅长，清河军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司令员兼第7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师长，第6纵队副司令员，“四野”43军副军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区第一文化速成中学副校长、校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2] 杜平（1908-1999），江西省万载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历任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军政训练大队大队长、军医处政委，红一军团卫生部政委、无线电队政委。参加了长征，任红30军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9师留守处副主任，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3团政委，警备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副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兼组织部副部长，“东野”、“四野”政治部组织部长。1949年后，历任“四野”第13兵团政治部主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委，1970年至1974年兼任江苏省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3] 王建安（1907-1980），湖北省黄安（今红安）人。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参加黄麻起义，历任红四方面军第10师28团副团长，30团政委，红30军第8 8师政委，红四军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山东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一旅旅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野”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东线兵团副司令员，“三野”7兵团司令员，后兼浙江军区司令员。1949年后，历任第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6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4] 邓克明（1906-1983），湖南安化人。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共。曾任第8军营、团长。参加了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参谋长、115师鲁西黄河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兼冀鲁豫军区参谋长、鲁南军区教导第4旅旅长兼湖西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吉林军区分区司令员兼警2旅旅长、东北军区独立第6师师长。1949年后，历任南昌警备区副司令员、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华南垦殖局副局长，江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5] 肖麦萍（1920-1999），湖南湘潭人。1938年加入中共，1937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历任干事、股长、指导员、协理员、组织股长、“四野”政治部干部科长。1949年后，任总政组织部干部处1科科长，总政组织部任免处长，总政青年部副部长、总政副秘书长。1969年12月任山东省军区副政委。1972年任总参防化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后任总参防化部顾问。
[16] 曾思玉，1911年生，江西信丰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参加了长征，抗战期间，历任任八路军第343旅第685团政治处民运股长、第686团政治处主任、第344旅第689团政委、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政委、115师教3旅政委、冀鲁豫军区第8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副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4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949年之后，历任第64军军长、志愿军第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7年起，历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80年任南京军区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7]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4页。
[18]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5页。
[19] 见牟宜之《七律·羁居荒村之一》，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52页。
[20]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6页。
[21]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7页。
[22]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8页。
[23] 此句典出《孟子·滕文公下》：“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于夏畦。”意为在正人君子看来，作谄媚状，比在夏日曝晒的田野里还要难受。畦[qí]：《说文》释义为“田五十亩曰畦”。
[24] 涯，古音“衣”。
[25] 蹊 [xī]：此处意为践踏。
[26] 见牟宜之《古风·论作诗》，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9页。
[27] 1976年4月5日，首都百万民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举行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即著名的“四五”运动。《扬眉剑出鞘》是当天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面的一篇声讨“四人帮”檄文，作者系太原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建筑处青年工人、共青团员王立山，他曾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北京知青。全诗内容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姚文元在拟新闻稿时，为加重其“反革命”色彩，故意将原诗改为“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岂料一经广播，即轰动全国。
[28] 见[意]维柯《新科学》（下册）第457页，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6月出版。
[29] 见牟宜之写给杨得志的信，写于1975年3月9日。
[30] 见《人民日报》1975年4月7日第4版。
[31] 参见牟宜之写给刘仲容的信，写于1975年4月10日。
[32] 见施义之《我在公安部的十年》第60页
[33]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21页。
[34] 见《人民日报》1975年3月19日报道。
[35] 参见李海文《1975年国民党战犯大特赦》，原载于《世纪》杂志2011年第5期；胡治安《从第七批特赦到监狱大清理》，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2月17日。
[36] 穆星星，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之子。
[37] 见蔡琰《胡笳十八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