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夏，牟宜之羁留边塞已愈七年。在进入第八个年头的时候，他赋诗一首以志感怀：
《七律·答友人并序》
七年困顿寄穷边，往日风流尽化烟。
举望盈虚云际月，低思缥缈水中天。
贾生放逐千秋恨，屈子行吟万古怜。
纸上与君歌一首，暂凭词句溅辛酸。[1]
在此诗的序文中，他忍不住慨叹：“七月三日为我到此地七年整，今已进入第八年，呜呼！抗战不过八年，流放竟愈八年！”
壮心未酬，白发徒增。老英雄在落寞中，更觉得屈子、贾生距自己是何等的近。
这一年，在彼时中国人的记忆里，是有着深深刻痕的，两位头角峥嵘的“政治明星”即于此时，火箭般地窜起，一个是王洪文，一个是张铁生。他们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广为人知，家喻户晓的。
1971年“林彪事件”的发生，无疑在中国民众的思想上引发了一场地震。那时文革爆发已经六年多，民众普遍感觉生活水平比文革前下降，国家动荡不安，民间的不满情绪逐渐积聚。在批判林彪的学习材料中，更是爆出了诸如“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之类的说法，虽然是被列为批判靶子的，却在很多人心中激起了强烈共鸣。
人们已或多或少意识到：文革进行到此，已是公然与人民利益为敌、与人性良知为敌、与基本常识为敌，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大破坏。
为修补“林彪事件”之后的残局，1973年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十大”上，宣布“解放”13位赫赫有名的的老干部。曾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次会上，尽管有王洪文这样的造反派登台亮相，沐猴而冠，但老干部们的复出，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文革那一套，撑不下去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7月19日的《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公开反对本年度开始的大学招生文化考试。张铁生这个在招生考试中仅得了几分的莽夫，在考卷背面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毛远新发现，视若至宝，迅速打造成为“白卷英雄”。自此，千百万“出身不好”或没有社会关系可以“走后门”的知青，大梦成空，想通过公平的考试进大学的路被彻底堵死。张铁生事件，抛开其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外衣来看，实际上，就是一次野蛮向文明的宣战。
彼时中国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之间的反复震荡，连平头百姓都能看得清楚。
牟宜之在北疆息交绝游、门庭冷落，但他到底是军人出身，对局势微妙的变化，保持着高度警觉。他有他的信息渠道，绝非闭目塞听。经过谨慎选择，他和黄万里、刘甲樱、刘汉、于培真等亲朋时有书信来往，以非常隐晦的语言讨论局势。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著名老干部的复出，虽只是在名单上悄悄多出了几个名字，但无疑是文革发动者对下明显的安抚姿态，试图缓和干部和民众对文革的抵触。
这一动向，被牟宜之敏锐地捕捉到了。此前老战友杨勇就已脱出樊笼，出任了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儿子杨小平也很快离开了齐齐哈尔，这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他坚信，其他被羁押的老战友，也迟早会重获自由。
1973年深秋，北京方面又有好消息传来，一年多前递交给谷牧的“申请报告”，经过众多老战友的合力帮助，终于发生了作用，风闻中央组织部有可能在近期给牟宜之“摘帽”。
牟宜之当机立断，在9月底做了一个看似冒险的决定：只身进京，去讨还公道。这决不是什么“摘帽”不“摘帽”的问题，根本就是无故加之。一个1925年的老革命，亲冒锋镝，万死不辞，会在革命成功之后忽然“反党”，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荒唐逻辑，分明就是“刘吕旧事”的现代翻版。
他的这个决定，遭到家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好不容易见到了一点曙光，静静等候就是了，为何要冒险进京？其中反对最力的是牟小白，小白认为“右派翻案”的时机还远远没到，他给父亲写信说，此去定是徒劳，不如静观其变。
但牟宜之不这样看，他认定了事在人为。十多年来，自己对妻子儿女的牵连，那种“锥心之痛”无时不在折磨着他，到此时好像忽然就无法承受了。“摘帽”，就意味着他确有冤屈，这股不平之气，这次一定要一吐为快。
进京，不为别的，就是要踏上我们古老文化中延续了千年的申冤之路。
另一方面，在长期业务工作中形成的严密思维，也使他没有莽撞行事，事先就做好了“掩护”工作。他本就患有严重的“顽固性高血压症”，此次便去了齐齐哈尔第一医院开出证明，由医院介绍赴京诊疗。凭着这一纸证明，他又征得了留守处现在的主管机构——黑龙江省第四建安工程公司革委会的同意。
与1966年夏的那种险恶比起来，时势易矣。文革的倒行逆施，到此时已处处呈现败象，对他的监管也大大放松了。他拿出当年做秘密工作的缜密心思，为自己的进京取得了一个“合法”名义。
1973年10月底，牟宜之带了一只极简的行囊，启程了。
一夜未成眠，旭日已东升。
平沙千里雪，荒原万丈冰。[2]
上面的诗句，大约就是写于行前。前面是无物之阵，说不清是生路还是死局，他心里交织着忐忑与期望，手持木杖，毅然跨出了红砖小楼。
别了，昂昂溪！
他已不是当年龙骧虎步的军人了，现在是步履蹒跚，手中也没有武器，但有一个坚执的信念——“斗宵之人何足算”。在文革十年中，那种将很多人彻底压倒了的恐惧感，在这位“古典共产党人”身上，踪影全无。
牟宜之阔别京城已七载有余，客居中“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3]，此行终得重返旧地，一路都是兴冲冲的。焉能料到，偌大的京城，早已物是人非，难容他有一席之地了。
牟宜之找到一位老朋友的家暂住，放下行囊，先就去了国家建委。那天，机关大院门前众多的上访者，令他大感惊异。门卫得知他是本系统原来的领导干部，便知是来上访的，一脸的不屑，对他唯一的“优待”是不用排号，可以直接进门找接待部门晤谈。接访干部亦是“新贵”之流，志得意满，全不体恤蒙冤者的痛苦，听也不听牟宜之的申诉理由，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斥，责令他速返东北，继续接受改造。
牟宜之心知“阎王好见，小鬼难搪”，这道门槛是跨不过去的，便回头去百万庄申区找谷牧说话。到了百万庄时，是中午。阔别多年，连谷牧家住在哪栋楼都记不清了，好不容易才打听到。
谷牧见了牟宜之，非常高兴，但不巧，他急于要去开会。牟宜之只得简要说明来意，要求“甄别”，而不是“摘帽子”。谷牧当时想了想，做了如下答复：“‘反右’作为一次政治运动，是任何人都不能推翻的。这其中，是不是都处理得合适，是否有错整、错划的？那很难说。即使错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有个人正确对待。”[4]此时牟峰也插话说：“不是有人说了嘛？牟宜之在国民党里是左派，在共产党里就是右派。”
这番话，如一盆凉水兜头浇下，令牟宜之冷彻肺腑。他立刻明白了，局势还不是如他料想的那样乐观，坚冰虽然有了罅隙，但离融化尚远。
遭此挫折后，他并未灰心。虽然他这辈子“几经跌跤几碰头”，但还不是他自嘲的那样“不长一智徒经堑”。他此次进京，是有一套周密方案的。后来在给小白、小南、广丰写信的时候，这个方案，被他戏称为“我在营谋一件事”。这件事，就是他考虑已久的对台工作设想。
在昂昂溪投闲置散，他以史为鉴，反思过自己，终于悟到了进城以后何以不顺的原因。恰如唐太宗所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他这个“器”，就没有放在合适的地方，所以未能发挥所长。一般说来，行政机关是个以循规蹈矩为上的场合，像他这样擅奇谋、有胆识、放言无忌、敢闯虎穴的人，就应该在军旅中效命，否则必然动辄得咎。他在进城之后之所以走背运，除了大环境的因素之外，也有性格与工作环境冲突的原因。如今，再回军旅是不可能了，但是可以再去做“统战”工作，当年在重庆纵横捭阖的往事，至今仍是他引以为傲的资历。为此，他精心策划了一整套适合当前两岸形势的对台工作方案。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横跨大洋前来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台湾方面有遭受抛弃的感觉，岛上一片风声鹤唳。因此，他认为大陆对台工作应该采取主动态势。当时他的设想是：建议国务院整合现有对台工作资源，成立统一的对台工作机构，对台政策要增强灵活性和主动性。这个机构，必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假如他的建议被采纳，则他就可以重新出山，为两岸统一效力。彼时丁惟汾虽已去世多年，但国民党元老仍有多人健在，打通联络渠道并非不可能。必要的话，可以派他牟宜之亲赴香港，重操宝刀。
这个设想，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亦符合当时控制台海局势的需要。因此牟宜之对此次“献策”充满了信心。
随后，他去找了时任国务院政工组负责人的苏静[5]将军。苏静是牟乃紘在中央政校的同学，与牟宜之亦是渊源颇深的老战友，两人在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军区和“东野”时期都有过共事，在敦促傅起义的行动中更是有过默契配合。
牟宜之前后去过苏静家中几次。苏静的家在西四一个胡同中，是独门独院。进门的时候，苏静立于中庭迎候，非常热情，在交谈中很耐心地倾听牟宜之的想法。牟宜之讲了自己目前的境况和构思已久的对台工作设想，表示要“继续为国出力”，请苏静想想办法，看能否面见周恩来一次。事后，牟宜之亦有信件给苏静，详述了自己的对台设想。但苏静最终表示：总理实在太忙，此事非常难办。牟宜之为此深感失望，数日里怏怏不乐。[6]
如果将文革十年裁为三截的话，1973年末，可谓文革后期了。这一时期，牟宜之在京的老战友、老同事，大多已经解除羁押，但仍在接受审查、等候结论。去见见他们，只要不过于招摇，便不会有大问题。且老干部之间，也频繁有了互相走动，在一起聊对局势的看法。他们在文革初曾有过的短暂的惶惑和负罪感，早就荡然无存了，经过几年的折腾，大家全看明白了：文革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胡闹，它的终结，指日可待。
因为曾有过被关押、被贬黜的经历，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他们对现实也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原有的盲从、僵化思维有了很大改变，对极端主义思潮恨之入骨。国事纷乱至此，大家都觉得无法再容忍，彼此见面，心照不宣，都在等待着某一时刻的到来。
牟宜之深为这种蓄势待发的气氛所感染，尽管开局不利，但他也决不想回头，一心要在京城争取命运的改变。
为不给别人添麻烦，牟宜之居无定所，辗转流离。在京的部队和机关大院，外人进出要登记，如长期在大院里老友家住，多有不便。他只能借宿于僻静胡同的单门独户人家，或是他以前的司机、警卫员等普通人家里，即便如此，每户也不宜久留。无奈中，牟宜之又重拾当年八路军游击队的老手法，每处居留都不超过十几天，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间的酸辛冷暖，可想而知。
当年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的老领导黎玉，文革前是第八机械工业部的常务副部长，文革初期受迫害，此时也赋闲在家。牟宜之去见了他，老领导非常热情，听说牟宜之居无定所，便邀请牟宜之在他家里临时“避风”，全不顾外界是何等险恶。当年在山东根据地，牟宜之与黎玉之间，因军地系统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彼此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此时反倒成了“患难之交”，全无芥蒂。此外，林业部的老友张维之[7]也甘冒风险，收留牟宜之在自己家住了较长时间。此二人，均为战争时期就受到过不公正批判的老干部，都明白借“革命”的名义整人是怎么回事，因而对牟宜之格外照顾。至于当年的司机、警卫员等人，更是万分同情老首长的坎坷遭遇，慷慨相助，不遗余力。
有了这样可靠的支持，牟宜之心里才暖和了不少，觉得吾道不孤，他的倔强劲儿又来了，拿出“老来还要请长缨”[8]的气概，每日奔走于袍泽故旧之间，抨击文革，分析时局。
据牟尚高提供，牟宜之住在张维之家的时候，仁心宅厚的张维之，劝牟要从另一角度来看以往的一些事：
对于家父与原城建部某领导之间的过节，确实有老同志从中说项，即张维之。他还引用了《聊斋》第一篇《考城隍》里的话：“一人二人，有心无心”，“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9]按张老之意，那人对家父是“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了。此场景为1973年末家父来京，住张维之家时，我当时即在现场耳闻目睹。[10]
经过多年蹭蹬，牟宜之也不再那么迂执了，懂得了变通。为避免出入机关大院登记姓名可能带来的麻烦，他接受朋友的建议，将当年部队发的一套黄呢子军装穿上，这样一来，俨如退休老将军，哨兵们便不再过问。此后他出入自由，再无担忧。想到在自己舍命夺来的这片土地上，却要像当年潜入北平一样伪装自己，老英雄也只能是苦笑。
在北京，他接受医生的劝告，戒了烟；也接受了各路朋友的劝告，“戒”了诗。年底，他给上海的于大姐写信说：“诗已经多日不作了，烟也戒了，胡子也刮去了。真还想为党和人民再干一段，但‘售出’与否，则难以预料也。”
然而只过了三个多月，牟宜之便再也无法忍受“戒诗”的痛苦，又给于大姐写信道：
戒了烟，又戒了诗，确属不易！对不起，烟戒还是坚决维持下去，诗戒又破了！因为自己还是不能太自苦。哼几句小诗是一种享受，幸勿笑我！顺便写几首赠您，以博一笑：
其一
春风拂拂绿杨枝，老骥犹思关外时。
景物袭人不自已，我今破戒又吟诗。
其二
为何破戒又吟诗，一塌糊涂不自知。
常记金人三缄口，晚年应爱老头皮。
其三
京华落魄亦何艰，料峭春风天尚宽。
潦倒苦吟成癖好，戒诗实比戒烟难。[11]
诚如所言，他的诗已不仅仅是诗，而是思想，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他不能设想，20世纪下半叶的人，还要活在“道路以目”的肃杀中！
元旦、春节，1974年的这两个迎新佳节，牟宜之都是客居中度过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首都的繁盛，无论如何也强于边陲，总能给人以无望中的一点希望。这座古城，水深难测。牟宜之初次来此求学时，还是个17岁的青衫少年，满心都是改换天地的大报负；转眼间老之将至，改换了的天地间，竟也有太多的无奈。他寄居友人家中，常清夜扪心，觉得自己这一生没做错什么，若现实与初衷相违，则是现实出了问题。他要剪灭邪恶的决心，一如半世纪前：
《五绝·省身》
偃卧常自咎，平生无怨尤。
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12]
既而，他又有诗云：
《七绝·伤怀》
天荒地老羁穷边，岁月蹉跎已八年。
人间百态皆经历，古今万事尽如烟。[13]
所谓“勘破”，正是如此。人生在世，无非是数十年光阴，最终都要作青烟而散。“少年徒愁增华发，老来早悟续黄粱”[14]，这种翻覆，只要经历过一场，就不算虚度。况且晚年来打点人生收获，“多子能诗岂谓贫”[15]，敝帚自珍，则夫复何求？
正如那时候他跟刘汉说的肺腑之言：“我现在，是不得不吃周粟啊。”经过在昂昂溪沉潜中的思考，他把什么都看清楚了。在京城，与当年的军旅故旧来往倾谈，那些沂蒙岁月尽奔至眼底。同仁联袂，奋斗数十载，眼见得苍生又倒悬，他怎能不慨然有恨：
《七律·故友重逢》
身世浮沉似飘萍，劫难未尽又相逢。
流落边陲为南冠，邂逅京华诉衷情。
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
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16]
彼时的神州，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亦是一个鸦雀鼓噪的时代。很多人在10年间写下了一些文字，变成铅字在报刊上登载出来。40年后再回头，要令人为“道德良心”这四个字而赧颜。
1974年，就在“批林批孔”实批周公的喧嚣在中国大地轰然腾起时，一位衰老、多病的前八路军老兵，对那一场上演了多年的荒诞剧作了最犀利的批判！
在当时，写出这种最彻底的文字、发出这种“历史的先声”的人，不是尚存的民国名流，不是学者教授，不是作家艺术家，亦不是叛逆青年，而是一位戴枷负罪的“古典共产党人”。
这是一位20世纪70年代的钟馗，是良心之子，是我们绵延千载的传统道义化育出来的民族之魂。
本年他写的诗，只有以上三首，与此前相比，确乎可以说是“戒了诗”。朋友们的担忧不是没道理，对牟宜之来说，眼下正处于微妙的时刻。
大约在1月初，“摘帽”的决定终于下达了，这意味着牟宜之从“罪人”变成了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管这是怎样的一种驾驭术，他的处境却立刻宽松多了。看来离开昂昂溪，重新安排工作，大有希望。当年的1月29日，亦即春节之后第一个工作日，农历正月初七，牟宜之便向中央统战部提交了申请报告，要求回京做统战工作。
3月1日，牟宜之去中央统战部打听消息，童小鹏表示，对牟宜之的事一定尽全力帮忙。现在统战部的几个负责人，都大致同意，只是需再报告总理一下。牟宜之看这情形，似乎是有点希望，但也不敢希望过高。因为时值“批林批孔”运动来势凶猛，恐怕上层也顾不到这方面。童小鹏只是让牟宜之好好等候。
也许是由于心情变好了所致，他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原来走路困难，现在没有问题了，行走自如，能够常与老友们去爬山。来京后又抽空把牙镶好了，因为找的熟人，所幸花费不多。至于戒烟，还是不能全戒掉，一想事情，就要旧病复发，抽上一支过过瘾。
在北京，牟宜之买了一张通用月票，有空就常去老朋友黄万里、郭维城、刘汉、莫文骅、梁必业、管大同[17]、刘甲樱、杨乐家里走动，有时也去何思源、刘仲容、王新兰、梁必业家里拜访。
他十分缅怀文革初不屈而死的老战友张霖之。机缘凑巧，刘驰恰是张霖之之子张光渝的中学同班同学，亦是李蕴华家中常客，牟宜之便多次由刘驰陪同去看望过张霖之的遗孀李蕴华。当刘驰引牟宜之初次登门见到李蕴华时，李百感交集，与牟宜之抱头痛哭，细叙文革悲惨遭遇。
据管大同之子管汝胜后来回忆：
文革中期，大多数人开始觉醒，老干部也开始互相走动，对结束文革充满信心。那时候牟伯伯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对胜利充满希望，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表现出一种愤怒，有豪情，有诗情，经常给我念他自己写的诗。他总和我父亲聊天，他们说：“这个运动倒行逆施，不得人心，是一定会受到历史惩罚的。”牟伯伯每次来，我爸都要请他吃饭，那时候可以走动的人，实际也不多。牟伯伯是从什么地方回来，和我爸一样，两人都没有工作。我那时二十七八岁，我爸对我说：“你以后拜牟伯伯为师吧，他是诗人。”我对他很敬佩，很景仰。他一生很坎坷，吃了很多苦，还能有这样一种精神（哽咽）……[18]
此时，多数军中的老战友都已结束审查，但迟迟未能安排工作。莫文骅、梁必业恢复工作遭遇阻碍，刘汉更是被闲置了四年之久，难以归队。老朋友中，黄万里的情况最为糟糕。批林批孔一起，他又因为“言论”犯忌，被清华大学当局严厉批判，再次成为“反面教员”。
王新兰也被释放了，她偶然获知肖华被关押在松树胡同，便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要求给肖华平反。信通过王震、叶剑英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了一句：“王新兰说肖华不是三反分子[19]，请中央政治局讨论。”[20]但其后并无下文。
牟宜之第一次去肖华家的时候，王新兰一见他，眼泪就止不住地流。当年战友，谁也想不到老来会经受如此之大的磨难。牟宜之惦记着老首长，常去肖华家看看，仍是觉得就像进了自己的家。王新兰回忆说：
我出狱后，牟宜之常来“蹭饭”。我家附近正好有个烤鸭店，他来了，就喜欢说：“今天能不能犒劳一下，吃个烤鸭。”[21]
牟宜之看见了王新兰的近况，很感悲凉，在信中告诉儿子：
肖华家的（长女）小雨，今年32岁了，才结了婚。公家不让结，硬结的！她是大学毕业时，分配到山西原平县一个白铁铺里！其弟小云是清华毕业，分配在张家口一个小工厂里做政治工作，其他三个姑娘皆插队，两个在山西□县，一个在东北白城子。现在都到岗位去，只有王新兰自己在家。
刘汉对我讲，其他不用说，（如果留在北京）就是肖华案，也够我过的！截止现在，还有不少的人为了保肖华态度硬一些，至今未释放。[22]
牟宜之频繁地拜访老友，除了想更多了解情况之外，还试图找到可靠的申诉渠道。申诉无门，是他此时最大的痛苦。但人性是多侧面的，彼时有的老熟人，求见几个月也见不上一面，牟宜之认为他们是畏祸而“不管”。有的人则通过第三者表示：认识牟宜之，但当下情况，无能为力。
牟宜之是个坚强的人，但在写给儿子的信中，也常有内心的悲鸣：
我现在在北京营谋之事，亦是用心可怜。总想我的问题能解决，总问题即可解决（笔者注：指孩子们的前途）！我没处住，寄人篱下，栉风沐雨，东跑西跑，吃的饭属于相当的下等（每日一元，真也够艰苦的），节约也到了可观处。而所得到的，是嗤之以鼻——“妄想”、“无理智”，还有“自以为高级干部吗”，这是何等的态度！我想起来实在难受！[23]
住在北京站附近黎玉家的时候，有一次回来得晚了些，黎玉一家以为他在别的朋友那儿住下了，就将门锁好睡了。结果，牟宜之半夜回来进不了门，又不忍心叫醒人家，只好拿着月票，坐202路夜班环线汽车，一圈一圈地围着北京城绕。车上的售票员问他：“这老爷子，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啊？”牟宜之不禁黯然神伤：“今儿晚上，我没地方住啊。”
就在他为居无定所而惶然时，在城中适有巧遇。5月中旬的一天，牟宜之到朝阳门外拜访何思源，从何家出来，在大街上迎面遇见了从前家中的公务员张桂梅。张桂梅其时在使馆绿化队工作，恰好下班。张的丈夫曾庆吉，原是牟宜之的警卫员，从沂蒙区那时就跟起，直到从济南建设局返回北京，才离开。张桂梅告诉老首长，曾庆吉因患癌症，刚刚在1973年底病故了。
自从牟家被发配东北，两家人就再也没见过面。邂逅故人，又闻噩耗，牟宜之热泪滂沱，张桂梅也忍不住痛哭。过后，张桂梅请牟宜之到自己的家中坐坐。来到东大桥8号楼1单元303号，牟宜之一进门，睹物思人，又放声痛哭，跺着脚喊道：“庆吉，庆吉，你走得太早了！”
闻听老首长为诉冤情，在京城颠沛流离，张桂梅心中老大不忍，坚持请牟宜之搬到自己家来住。张桂梅家之安全可靠，就好似当年的“堡垒户”，这个义举，是牟宜之在困厄中得到的最有力援手之一。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条件，牟家便做了一个相应的安排：刘纯带着女儿小非从昂昂溪来北京，照顾牟宜之的起居和跑工作。昂昂溪的家中，只余牟广丰一人留守。
6月上旬，牟宜之夫妇就带着小非来到此处，算是在京有了稳定的落脚处。
张桂梅的家，是丈夫单位北京机械公司分给的一套两居室。那时她的4个孩子，一个上了大学、一个在插队，还有两个小的在身边。她将两居室腾出一间来，牟家三口，就寄居在11平方米的一间屋里。淳朴的张桂梅，对牟家人是“十二分的热情”，三人刚一搬来，她就张罗办手续，要让小非到她单位附近的使馆区小学借读，勿使孩子的学业荒废。住在这里，心里踏实多了。牟宜之和刘纯在此，一直住到了年底。
插队的两个儿子，不能年年探家，现在见面总算容易一点了。春天时尚高从哲里木盟来看望过一趟；小南则远在西双版纳插队，已多年不见，这个夏天也跑来北京一趟，见了父亲一面。据小南后来回忆，他随父亲去刘汉家中串门，谈及时事，他问刘汉叔叔：“现在这些人这样子搞，再下去，怎么办？”父亲即说：“现在是这样，将来，我们这些人不会让他们永远这样的！”刘汉深为赞同。
北京之夏，浓荫下蝉鸣如织，暑热难当。曾家的孩子们，对这位曾寄居在他们家的牟伯伯，有着深刻印象。曾庆吉的次子曾保建后来回忆说：
我父亲是从山东跟牟伯伯到东北的，那时候是当司机。我父亲脑瓜儿灵活，缴获了国民党的汽车、装甲车、坦克车，他都能摆弄。牟伯伯对我说：“你爸聪明，弄一辆车来，他就能开走，打那以后我就不骑马了，改坐美式吉普。”
我母亲在牟伯伯家，一开始是看护小白。她跟小白、小南感情最深。我妈妈到北京那年，才十六七岁。
牟伯伯这个人，待人非常平等。他在我家的时候，我常和他聊，但我从没听他说过，我爸爸以前当过警卫员。当年“四野”进北平后，还要南下，我爸爸就跟着牟伯伯一块儿转到地方了。我曾经问过牟伯伯：为什么我父亲那么早就把军装脱了？牟伯伯说，南下生死未卜，还有恶仗要打。你爷爷一辈老哥儿仨，就你父亲这一根独苗，如果南下牺牲了，我怎么跟你们家交代？后来牟伯伯去济南，我爸爸也跟去了，是1953年才回到北京的。
早年误杀平民的那位警卫员老李，就是我爸爸的战友。我们家在五六十年代与牟伯伯走动较多，他家人多，“三年自然灾害”粮食紧张，我父亲就把种的菜、养的鸡，都拿到牟家，接济他们一下。
我父亲1973年底去世，牟伯伯一家来了以后，我母亲就不那么寂寞了。牟伯伯、刘姨俩人添的新衣服，都是他们去买了布料，由我母亲借了别人家的缝纫机做的。
那时候我在京郊插队，家里粮食定量有限，吃的很困难，很难给牟伯伯改善伙食。我母亲就跟我说：牟伯伯住在咱们家，吃得不好。你们村有鸡蛋、豆腐，你时不时买点儿回来，给他增加一点儿营养。有一次我在农村，钓了一口袋青蛙，就借了一辆自行车驮回了家。牟伯伯特高兴，说：“这叫田鸡呀！”他亲自下厨房收拾，让我去商店买了两袋咖喱粉，他动手做了一道“咖喱田鸡”。
我回家的时候，他喜欢和我下棋。天热，他就光个膀子，光着脚不穿鞋，用毛巾在冷水里沾湿，包在头上。只要他一赢棋就高兴，拿个大蒲扇，扇着风，在房间里来回走，还吟诗。有一次他输了，就苦苦思索到底输到哪儿了，也没把烟头掐灭，扔在地上，直接用赤脚去碾，一下给烫得蹦了起来……
他吟诗，有时候吟唐诗，有时候吟自己的诗。他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是随身带去的。他有时候叫我：“你随便挑一首，我给你背出来。”像《长恨歌》那么长的诗，他也能背下来。他的山东口音较重，跟我父亲的口音不大一样，吟诗的时候，就像在唱。
夏天时，他喜欢吃雪糕，他把雪糕叫作“冰糕”（东北话习称），天太热的时候，就出去买一支。雪糕的小木棍，还舍不得扔，洗干净了，就10个一捆，捆好。放到他的一个小黑书包里（笔者注：牟宜之留着小木棍，是为了将来给信封封口，可以用来抹浆糊。那些小木棍和那个黑色的书包，至今仍被牟宜之后人精心保存着，以资纪念）。
他朋友多，总出去串门，有时候就带着我。他走得快，那时候我十七八岁都跟不上。每次一出门，他就给我买一根雪糕。
我们家楼下，是市政的一个公司，公司有个大门，门口有一个传达室，夏天在传达室里聊天的人特多。牟伯伯住的那间屋，窗户底下就是公司大门和传达室。他说话声音特大，楼下都能听到。他对江青、对“四人帮”看不惯，有时候就破口大骂，下边都能听见。
牟伯伯去世后，我母亲非常悲痛。后来我爷爷在老家青州去世，我哥哥去奔丧，我母亲还特地让他去济南，看望过刘姨他们。我哥把带的钱都给牟家了，回家时，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母亲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母亲对牟伯伯的那种关心，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印象。[24]
曾庆吉的幼子曾保杰也有关于这一段的深刻记忆：
我是家里老小，74年的时候，才11岁。牟伯伯在我家住，我现在还有印象。牟伯伯的穿着，特别简朴，喜欢穿圆领汗衫。我妈就给她做了汗衫、大裤衩子，他平常就那么穿着去会朋友。
那时候，郭维城、刘汉、刘甲樱和她儿子刘驰、谷牧的夫人牟峰，多数是老辈人，都坐109路来我们家，跟他聊天。他和刘姨老是争论，他经常骂江青，他一骂，我妈就赶紧去关窗户。
他喜欢背《琵琶行》，有时候就躺在床上吟诗。他74年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些书，有三本被街坊给借去了，就从我们家里借走的，牟伯伯可能是忘了，一直也没去要。牟伯伯去世后，我妈跟我大哥说，牟伯伯有书让别人给借走了，我和我哥就去要。他的书，我们邻居也都很欣赏，记得有《李白诗选》、《板桥集》，还有一本什么，三本都是诗集。追回来后，我一直珍藏着，搬家的时候，卖了很多旧书，但这三本我一直保留着。他那个黑包，那些雪糕棍儿，我到现在都还记着呢。
牟伯伯特别开朗，什么都不计较，大大咧咧的，但实际上很内秀。现在，没有那样的人了……[25]
那个夏天，穿圆领汗衫的牟伯伯，永远活在他们记忆里。他们对那段苦难岁月的讲述，质朴、诚挚，是最好的历史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牟小非那年刚满12岁，正在上小学5年级。她记得，来找爸爸聊天的人太多了。一头银发的何思源先生，年届八旬了，也是常客之一，常和他的法国老伴儿一块儿，坐两站公共汽车过来聊天。
此外，牟宜之的外甥张大平，亦有一段回忆，可与上述片断互为印证：
牟宜之与我母亲是堂兄妹。听我母亲生前讲，我的“十舅”牟宜之从小博闻强记，能背的古诗词成百上千首，为人豪爽直率，处事公正。
1957年之后，我父母忽然就和十舅失去了联系。听他们讲，十舅在57年犯了错误，下放到东北很远的地方。他们都很不知道十舅的状况，感到很担心。说来凑巧，到了1974年文革中，夏天，我父亲出去办事，在茫茫人海中，看到了我十舅和十舅母！他们正在路边等公共汽车，还带着一个小姑娘。我父亲马上跑过去相认，邀请他们到我们家作客，这才了解到他们这么多年在东北的艰辛，也知道了他们这次来北京的缘由。1974年那时候，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对各方面大力整顿，过去被整的老干部也看到了转机。
那时候我从农村回到北京，在教育部门工作，我十舅那年在北京，我跟他有过接触。他那时虽然65岁了，但思维很敏捷。人虽然胖，但健步如飞。十舅说话，语言充满了智慧，他对古典文学和中国历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那年，我到云南出差，把滇池大观楼的“天下第一长联”抄了下来，给十舅看。他一看，马上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还给我讲了长联作者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长联，我不由得啧啧称奇。在他的感染下，我也把这长联背下来了。我后来也把《长恨歌》、《琵琶行》给背下来了。
1974年批林批孔，我们在谈话中必然会涉及。我记得，十舅表情特别严肃，不住地摇头叹气说：“怎么能把林彪和孔子放到一起批判呢？孔子是集中国文化于一身的大圣人哪！”我当时还不能理解他的心情，只见他充满了忧虑和困惑，看得出孔子在他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他还跟我谈到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对王夫之写的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赞不绝口。
那时候是夏天，天热，他一到我家来，就说：“来，去买个西瓜，杀瓜吃！”我父母、姐妹一看见小非非，就很喜欢，马上就留在家里了。十舅他们要去跑工作、跑落实政策，小非非就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26]
无怪口述历史在当今受到推崇，以上只寥寥数百字，如闻其声，如见其形。
牟宜之在短短的三四个月内，就在偌大京城中两次巧遇多年不见的故人，虽是极其偶然，却能见出他的奔波之苦。那时节，子侄辈们常有陪他早出晚归的，牟宜之对他们说：“咱们这是‘朝扣权贵门，暮随汽车尘’[27]哪！”
人在难处，饱尝白眼，牟宜之那时的口头禅是：“这才是《官场现形记》呢！”据牟尚高讲，去苏静家求见，门口卫兵态度倨傲，连起码的尊重都没有。稍后秘书出来，招呼道：“首长请进！”牟宜之随着秘书走进门，自嘲道：“我现在还首长个屁呀！”
长安居，大不易。难怪诗人要叹“世事沧桑无限慨，几番更换登高人”[28]了。
从现存牟宜之的书信来看，这一年多，是他平生写信最多的一个时期，其中给几个儿子的信数量最多。也许是“戒诗”的缘故，心中总有话想要说，因此只能跟儿辈们频繁交流。
这些信件的内容，主要是通报跑工作的进展情况，沟通彼此的经济状况（钱、粮票、布票、工业券、医药费报销等），介绍自己在京的生活，询问儿子们的生活、自学、健康情况，就儿辈中个别人的牢骚、埋怨进行开导等等。为父的拳拳之心，倾注在一片密密麻麻的字迹中。
对于几个月来所“营谋”的统战工作情况，起初尚属顺利，牟宜之去见了廖承志、罗青长，谈了欲复出工作事，另有姚仲明、童小鹏、王炳南等老友从旁大力帮助。姚仲明尤其支持牟宜之复出的打算，不赞成现在就退休，他说：退休就是“待毙”，况且国家还是需要统战人才的，只是今天文化大革命情况特殊，所以一时不易实现。
果然，当此际，一切好事都多磨。约在7月间，从童小鹏处传来了最终的反馈：由于国家机关人事冻结，设立新的机构或调牟去中央统战部门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此事只能暂时搁置。
牟宜之当年奔波的第二件事，是要求补发从1966年夏以来所扣发的工资，并询问像他这样的人，按政策规定应如何发放“劳保”（退休工资），这是为不得已退休而做好准备。为此事，他还专门跑了一趟劳动部咨询，结果是“人人所言不一”，当时国家对此竟然没有统一规定，全凭各地区、各单位“各自为政”。按照当时规定，挨整干部一旦解脱，文革以来所扣工资都可以补发；如果退休，则1938年之前参加革命且行政级别在13级以上者，可享受全额退休工资。但牟宜之的具体情况应如何算，建工部政工组和建委人事处互相推诿，谁也不肯负责。牟宜之为此很愤慨，一再强调：“我是率队起义的，是有贡献的！”
由于牟宜之的人事关系，那时已归入建工部（黑龙江省）第四建安公司，最终还是由当地决定。因此，牟宜之又去找了原城建部领导、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此次两人时隔八年相见，无论是世事还是人的认知，都可称沧桑变化。万里遂写了一封信，嘱齐齐哈尔市党政负责人宋望平予以协助，解决补发牟宜之工资等事宜。
同时，牟宜之又托冀鲁边时期的老战友管大同，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任仲夷[29]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管大同是任仲夷的大学同学，当年是同一个秘密党支部的，或许能有点效果吧。他本人也给四公司的两位负责人直接写了信，至于四公司买不买账，还要等结果。
当年他奔波的第三件事，是争取调回建工部（湖北省）第六建安公司在北京郊区房山的一个单位，房山县所辖，是良乡至周口店一带，距北京城区约30多公里。若落户于此地，将来对于治病、养老和照顾散落四方的儿辈，毕竟有利得多。为此，牟宜之还专门坐郊区火车去过房山几次，与六公司的人协商。但后来牟宜之写信给牟广丰说，“此事也失败了”。因为牟宜之的人事关系已经归入四公司，六公司管不了这事儿。况且，房山的户口就等于北京的户口，即使是湖北六公司本部的人，也休想将户口调来房山，有个别必须调来的，都是人在房山而户口留在湖北。
至此，三件事全无着落。牟宜之所能想到的最后退路——退休回山东，亦是不妥，不能考虑。因为“山东现在乱得很”，据牟宜之向熟人打听，济南市内连盐、酱油都买不到，纸烟、火柴也奇缺，其他可想而知，况且在政治上亦缺乏安全感。
“无限山河泪，谁言天地宽？”[30]英雄至此，竟无路可走了。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感叹：
今日出了如此现象，真是十二分意外的！此之所谓“命也如此”。的确，旁也无话可说，除把人力都尽到外，也只有是听天由命了。[31]
牟宜之性格仗义，寄居在朋友家，亦绝不肯白吃白喝。他写信给儿子说，黎玉夫妇“待我亲如一家，十分优厚，我尽可能不吃他家的饭，然而一想，也吃的不少了。他们是诚意的，不是虚伪的”。牟宜之心里很不安，住了一段时间，就赶快搬走了。后来，他在张维之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临走时坚持要留下一些钱，方能安心。牟宜之在文革一开始后，被扣发了大部分工资，几个务农的儿子，收入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各个都要照顾到，他在京久居，手头自然很紧。因此在和牟广丰的通信中，每一封信都要谈到钱的问题。有封信中曾讲到：前些天原本想去房山，不想被扒手偷去10多元钱和一部分粮票，一时经济紧张，竟去不成了。
那时广丰在昂昂溪，每逢留守处发薪日，就将父亲的生活费和自己的工资加在一起，共计七八十块钱，连同当月粮票，一起给给北京寄去，自己只留12元节俭度日。母亲和妹妹走后，广丰一人独自生活，艰苦异常，最无助的时候，甚至一度起过轻生之念。一次发高烧接近40度，一整天没生火，邻居大婶见了，忙推开门探看，一摸他额头烫得吓人，忙唤人赶了一辆马车，冒着酷寒将他送到昂昂溪镇医院打针。医生说：“这孩子，再晚送来一会儿，就完了！”从那以后，广丰肺部即坐下病根儿，迄今仍有影响。牟宜之和刘纯在京得知此事，心如刀绞，每信必问及广丰健康状况，叮嘱他要设法补养。
这一期间，他给长子牟敦广的信，也是较多的。牟敦广在莱芜战役中，响应地方党组织号召，率本村子弟支前，累吐了血，身体彻底垮掉，丧失了劳动能力。被抬回村后，除获得区政府一张奖状外，别无任何补偿。解放后，反倒成了“地主子弟”，忍辱负重，贫困潦倒。牟宜之对这个儿子怀有歉疚，在信里，语多温情，与对别的儿子很不同。他经常给敦广传授一些“美食经”，让敦广要注意饮食。可惜，这位为解放战争付出了后半生健康的前民兵队长，后勉强撑到1977年，也不幸故去。
因在认识上受局限，有的儿子，对牟宜之所进行的抗争提出异议，认为是缺乏预见，埋怨父亲早先的“莽撞”就已为儿辈带来厄运，今番恐又是重演。牟宜之在回信中激烈地为自己辩白，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大量事例，批评他们的功利主义评价标准，告诫他们储备知识方是正途。在一封小白写来的信上，他用笔认真纠正了错别字，然后在背面写好复信寄回，用心实为良苦。
看信中写到的这些琐细事务，看他文字间难以掩饰的伤心，彼时的牟宜之，内心不知有何等的无奈！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32]他会背这句李白诗，已经有快有60年了，年幼时肯定以为，这不过就是诗；现在方知道，原来这就是人生的概括。
而那张无形的罗网，那道无处不在的藩篱，是什么呢？
[1]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10页。
[2] 牟宜之《古风·晨炊》，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37页。
[3] 刘皂《旅次朔方》。
[4] 见牟尚高为日照市牟宜之纪念馆所写的解说词。
[5] 苏静（1910-1997），用名苏孝顺，福建海澄（今龙海）县人。1932年参加海澄县红军游击队，1936年加入中共。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省战工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长、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野”司令部作战处长兼教育处长等职，在平津战役中，作为解放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进行谈判。1949年后，历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总参军务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等职。文革期间调到铁道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务院政工组做领导工作。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6] 参见牟尚高为日照市牟宜之纪念馆所写的解说词。
[7] 张维之(1907-1988)原名张振钢，山东肥城人。1932年加入中共。1937年在肥城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和军事基础训练并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参与组织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并任肥城县抗日政府教育科长。1939年任肥城县九区联合办事处主任兼抗日独立营营长。1941年后，任冀鲁豫黄河北指挥部政委。在1948年整风中受到开除党籍的错误处理。1950年后，在国家林业部、农垦部和农业部从事天然像胶生产的领导工作，“文革”中受迫害。1978年平反。
[8] 见牟宜之《七律·读陆游诗》，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09页。
[9] 见《聊斋志异》卷一第一篇《考城隍》，原文为：“……俄题纸飞下，视之有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
[10] 根据牟尚高 2012年12月20日发给作者的电子邮件。
[11] 见牟宜之遗存书信资料。
[12]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0页。
[13]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1页。
[14] 见牟宜之《七律·夏日午睡》，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08页。
[15] 见牟宜之《七律·闲居即事》，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11页。
[16]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2页。
[17] 管大同(1913-1981) 山东潍县人。1935年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1936年加入中共。“七七”事变后，回到山东，历任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山东第六游击区31支队司令员，八路军平原纵队副司令员、鲁西南区专员，豫东区地委书记兼专员、泰西第六支队副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黄河小组中共代表、1949年，任济南市工商局局长、市政府秘书长。1950年后，历任中央外资管理局外资处处长、中央私企管理局外资处长兼秘书处长、中央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常务副局长。1978年，任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
[18] 见对管汝胜的采访影像资料。
[19] 即当时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
[20] 见洪涛《开国上将肖华“失踪”七年之谜》，原载于《广东党史》宰制2012年第2期。
[21] 见对王新兰的采访影像资料。
[22] 见牟宜之写给牟广丰的信，具体日期不详。
[23] 同前。
[24] 见对曾保建的采访影响资料。
[25] 见对曾保杰的采访影像资料。
[26] 见对张大平的采访影像资料。
[27] 语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句。
[28] 见牟宜之《七绝·重阳之九》，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64页。
[29] 任仲夷（1914-2005）原名任兰甲，曾用名任夷，河北省威县人。1936年参加中国共青团，同年转中共党员，任北平市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西北区委书记。后任山西友军第66师政训处组织科科长、鲁西北聊城干校党总支委员、鲁西北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干校校长、冀南公署教育处处长、冀南区党委党校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学校校长、冀南五专署专员、冀南二专署专员、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1946-1952年任辽南三专署副专员，大连市委书记兼副市长，旅大行政公署秘书长，旅大市委秘书长。1952年任松江省委秘书长。1953年起，历任哈尔滨市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文革中被迫害。1972-1976年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1980年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5年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后，任中顾委委员。
[30] 见夏完淳《五律·别云间》。
[31] 见牟宜之写给牟广丰的信。
[32] 见李白《行路难三首》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