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牟宜之上世纪70年代初的诗，常有一些离我们很遥远的词，跃入我脑际，那就是“贬谪”、“流寓”、 “见黜”、“迁谪”、“贬窜”、“流戍”、“远放”、“编管”之类。回顾国史，自屈原被逐以来，历代都有正直之士被贬谪边荒的悲惨遭遇。他们千里跋涉，踏入蛮荒，淹留于贬地，经年而不得归，甚或有贬死异乡者。
贬官们流落边鄙，常有诗赋以寄情，或伤感流涕，或放达自适，留下了大量贬谪诗，正所谓“离群托诗以怨”[1]，其丰赡多彩，堪称一部蔚为大观的贬谪文化史。列举其中翘楚者，古有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历时三年，留有诗作近400首；今人有聂绀弩[2]，1958年初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北大荒850农场一年余，写有咏北大荒旧体诗50余首。这一古一今两大文豪，所写贬谪诗多为放达之作，甚至语多谑嘲，以抵抗和消解流贬生活带来的精神重压。
苏东坡61岁贬琼，由于受到当地官员与民众的善待，到北归时，对贬谪地文化与生活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认同感，流连不舍，如“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3]、“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4]、“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5]等等。
聂绀弩革命资历甚深，经历复杂，与牟宜之堪有一比。他55岁被发配北大荒，一度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后蒙牡丹江农垦局领导施恩，调至局文艺刊物《北大荒文艺》做编辑。1960年，因聂绀弩夫人周颖与周恩来、邓颖超关系特殊，周恩来施以援手，北大荒右派遂得以集体返京，聂亦于1961年获“摘帽”。聂绀弩本是旧体诗圣手，回京后，以诗追忆描摹劳改生活，集成《北荒草》，1981年收入《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受欢迎，遂以“绀弩体”声名远播。
聂诗多反映劳动生活，诸如搓草绳、锄草、挑水、削土豆种、推磨、放牛、清厕、拾穗、割草、伐木等，亦庄亦谐，以自嘲来讽刺对知识分子的“体罚”。
与他们二人不同，牟宜之的流放诗则系沉郁、激愤一路，既有指陈时弊的犀利锋芒，又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大悲悯，抒写自己与乡间贫民的疾苦，形象地勾勒出了文革中被迫害者的悲凉境遇，也展露了文革中普通民众的辛酸生活。
牟宜之在北大荒流寓八年，“昏晓复昏晓”，不知度过了多少枯荣岁月。由于久居乡间，他的诗中多有咏节气物候的篇什，感时寄兴，直抒草野阶层的饥寒贫病之痛。比如：
《七律·寒食之一》
寒食北风飘雪花，拏云壮志久心赊。
岁多诗意如飞絮，日久愁思似乱麻。
无味可炊自禁火，惜薪难饮少烹茶。
我生颇似介之推，功高何必感物华？[6]
《七律·重阳之三》
岁岁佳节滞异乡，登高纵览欲飞翔。
重阳更比端阳胜，酒兴那如诗兴狂？
一朝在朝思黎元，三载于斯作边氓。
壮志未酬豪情在，人世沧桑亦悲凉。[7]
《七律·重阳之四》
时光荏苒物华休，萧瑟西风亦悲秋。
生活困顿无肴肉，稼穑艰辛有忧愁。
“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
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8]
《七律·重阳之五》
荒原野菊又开花，节令催人愿未赊。
老朽不羞鬓似雪，酩酊犹是颜如霞。
登高怀旧吟别赋，临风念远望天涯。
枯杨衰草无尽路，酒醒衣寒何处家？[9]
《七律·咏冬之一》
刺骨寒风刀刻纹，足僵心冷倍伤神。
咏雪子猷[10]空落魄，饮冰任公[11]徒销魂。
祈将暑气移冬腊，换取春风入户门。
天公体恤贫民愿，布少衣单不冻人！[12]
他以季节起兴，将自家和乡间民众缺衣少食的窘境，直接入诗。牟宜之曾声称是不做“讽喻诗”的，不屑于作“献计献策”状——他明白，荒唐世相，根本不可能是“浮云遮望眼”的缘故，用不着他去提醒，但对时事的针砭、对贫民的悲悯，仍是遏制不住地随时要流露出来。面对底层民众的困苦，他似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心怀愧疚，常作叹息：“我这辈子，干了些什么呀！”
《文心雕龙》倡言“神与物游”，牟诗遵的正是此道。这些咏物候的诗，多很伤感。如诗中所写，在原野上登高远望，衰草连天，天涯无路。他似乎有预感，当道者就是要存心将他“贬死”。一句“酒醒衣寒何处家”，道尽了他内心的孤苦与无助。
时光荏苒，牟宜之与老妻幼子相依为命，在异乡矮檐下共度艰难。1971年，幼子牟广丰年16岁，在当地初中草草毕业，进入留守处所属“大庆仪表厂”当了一名“童工”。女儿小非也已入小学，记忆里全无城市印象，遑论京华旧梦。
在昂昂溪原留守处驻地附近，有一水塘。广丰曾对我说起，此处叫做“龙坑”（坑，乡俗俚语水塘之意），当地百姓传说，乃是龙坠于地，砸出这大坑。当年每逢冬季，年少孱弱的广丰，就曾无数次穿越龙坑的冰面，去昂昂溪小镇上买煤、买生活用品，用木雪橇运回家中。雪野无涯，那时节看天际处，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
牟诗中，对一家四口的甘苦，有多处极为传神的摹写，如：
偃蹇多年早自知，粗茶淡饭总相宜。
厌闻老妻嗟贫语，爱听幼子背唐诗。 [13]
老妻织线勤劳作，稚子推门下工回。
久旱园蔬湿未足，殷殷远处又闻雷。[14]
老妻寂寥夜深时，坐对孤灯补破衣。
自责妻儿多被累，锥心味道有谁知？[15]
老妻事苦作，早起寂无声。
弱女尚酣睡，未忍俱相惊。
悄然披衣起，篝火为残羹。
默默复何道，依依不胜情。[16]
野原夏至草离离，疏落野花若有情。
小女天真饶爱好，采回几朵不知名。[17]
寥寥数语，全为白描，含辛茹苦之状跃然而出。诗中那些细节，枝枝叶叶，均来自苦涩而隐忍的生活，读之，几欲令人潸然泪下。
据牟广丰的中学同学们后来回忆，当年老人的状况，令他们非常同情:
他们家很小，每个屋子都有一个书架，一张床。另外，家里还有一个书桌，大概比茶几大不了多少。其余再没有别的家具了。我记得他们家有一个台灯，我在家属厂上夜班的时候，经常见半夜一两点钟，他们家台灯还是亮着的，是老爷子在看书。
他们的家，很冷清，没人敢去。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不会生炉子，也不会做饭。他们家楼下有个杨婶，对他们挺好，教他们怎么做饭，自家杀了猪，还端一碗肉送上去。
老头儿很和蔼，很慈祥，一开始我们对他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多数人对他们家都很同情。
我亲眼见老两口背着水壶，一起下地去干活儿，累了就坐在一块儿休息，也不说话，但看得出那种相濡以沫。
牟宜之一开始在维修队，干了一年多，除了维修房子，也干一些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儿，有时候也跟着下地劳动。后期身体不行了，也干不动什么了。有时候批斗完了，老两口第二天一早又下地干活儿去了，没事儿似的。老一辈革命家真是坚强啊！搁在我们这些人，你批斗得这么狠，我就啥也不干了，他们照样干活儿。
有一回他正在往车上装垃圾，看见我放学，就说：“今天我进步啦，能一口气儿装三锹啦。”就是那样，很慈祥吧。
他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我们那时候都知道，职务比我们那块儿局长都高。批斗的时候，围着昂昂溪镇游斗，他们夫妇俩，一人拿一个洗脸盆，一边敲一边喊：“我是右派牟宜之！我是右派刘纯！”
那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年代。他家里世界知识方面的书多，我去他家借书看，都受到监视，老师逼我写检查，揭发“老右派怎么腐蚀青少年”。其实在他家，他跟我们年轻人不说什么，但很慈祥，也不骂什么，就是很偶然会听到他发牢骚：“这是什么世道？”[18]
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的牟华东，也曾回忆说：
有一次，刚批斗完，忽然又叫他去铲地（锄草），他拿着锄头就去了。我妈那会儿也在干活儿，回不来，中午我就做了饭给他送去。我不会做饭，做的饭也没怎么熟。他晚上回来说，看见人家家里头都专门做了好饭，就怕铲地累。看人家吃好的，我只能吃你做的这个饭。说完，好像是非常伤感。[19]
昂昂溪岁月在物质上的艰苦，也是需要超乎寻常的韧性，才能顶得住的。牟宜之后来在写给儿辈们的信中，提到了他极度清贫的状况：
吸烟，经济烟（笔者注：8分钱一包）都算是高级的，是你妈爱买了吸的。我已吸烟叶将近一年了。我穿的衣服更完全是“再生品”，可以说自里至表、自单至棉、自头上至脚下都是我修旧利废、凑合起来的！我来此五年，只添过一条棉裤、两个裤衩、一双鞋、一双袜子，此外全是“砸”的破烂。我觉得这样搞，还满有兴趣！古人有言：“惜衣惜食，非惟惜财缘惜福。”又云：“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真是名言。[20]
如果流放生活仅就是劳作辛苦、缺衣少食，倒也罢了，正如牟宜之常对孩子说的“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总能有办法过得下去。最不胜其扰的，是远方喧嚣亦常常侵入这僻静的田园。
从1968年起，全国又展开“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将文革初期未定案、未处理的“阶级异己分子”罪名坐实，还要挖出新的“敌、特、叛”。牟宜之这只“右派死老虎”，又被拉出来示众，充当文革“正义性”的例证。留守处的文革新贵，将牟宜之夫妇和其他牛鬼蛇神拉到附近农村去“游街”，有时候一天要游十几个村庄。形势最严峻的一天，牟宜之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所幸只是挨了几巴掌而已。
这一时期，羁居荒村的牟宜之又多了一项“差使”，就是要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外调，是文革中的一个术语。彼时对于“有问题的”人，要求“内查外调”，不惜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把该人的各种关系翻个遍，以寻找疑点、罗织罪名。
外调人员皆各单位的中下层新干部，属文革新贵，无不颐指气使，气焰熏天。来到昂昂溪，都指望在牟宜之这里打开缺口，以指证某人为“叛徒、特务、内奸”，就连大名鼎鼎的“刘少奇专案组”也来光顾过。他们对牟宜之多病的身体状况，毫不同情，即使是卧床不起，也要长时间提审，从灵肉两方面无情摧残。
牟宜之平生最恨陷害忠良，对这些“东厂”式的人物，没有好颜色。对来人，无一不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驳斥其虚妄臆断，力证被审查对象历史清白，令这些外调人员气急败坏、丧然而归。
牟宜之的老上级肖华，文革初起时因“不配合”而得罪了当道，于1967年8月起，被秘密关押在总政附近的松树胡同，备受摧残。王新兰则先于肖华5个月就被抓走，关押在别处，长时间内不知肖华存殁与否。彼时造反派在街上提出大标语称：“毛主席说，肖华是扶不起的天子！”[21]红卫兵小报上则登出消息，言之凿凿：“林副统帅说过，肖华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
有一次，原总政一个所谓“彻调组”来人，几次三番提审牟宜之，逼迫他证明肖华是“叛徒”。他们说，肖华曾去过邢仁甫的驻地，被邢缴了枪，战马也送给了邢，显然有叛变行为。牟宜之反驳说：“肖华的手枪，当时是送给了我，战马也是让我骑着的。肖华没有任何叛变行为。”
外调人员勃然大怒，内有一人拍案吼道：“牟宜之，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肖华身上了！我实话告诉你吧，他已经定性了，你靠他是靠不住了！”
牟宜之毫无所惧，回应道：“不管谁怎么说，在历史上我了解他。我和他一起多次到国民党部队做统战工作，我们见过高树勋、沈鸿烈、吴化文、刘景良那些人，那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
来人哪里肯信，立时凶相毕露，连连推搡病弱不堪的牟宜之，呵斥他“立场反动”，将他押往附近一个部队油库，关押起来，不许回家。为了“便于外调”，牟宜之和刘纯一度还曾一度被关押在仪表厂的小黑屋里，但牟宜之的态度始终一以贯之，怒对愚夫。
文革中，这类缺乏基本人性的狐假虎威之徒甚众。文革终结后，未曾见有一人忏悔外调时曾经用过蛮。我想，在今日咸与赞美文革的人当中，应该有不少就是当年的这类人。
外调人员也跑来追查过谷牧和夫人牟峰的“历史问题”，牟宜之一概证之以清白，绝无含糊。外调组的人看了证明材料，怒道：“你这不是写成英雄事迹了吗？”牟宜之淡然一笑，再无言语。作伪证，即是卖友，即是卖良心，贩夫走卒尚不屑为之，况乎读书人？后牟宜之直至去世，也未将这事向谷牧夫妇提起过。
频繁的外调，唤起了牟宜之强烈的故人之思，好友杨一辰、万毅等，此时也都在囹圄中。幸亏他不可能知道杨一辰的真实状况，否则还不知该有怎样的锥心！所谓“刘少奇专案组”曾对杨一辰百般威逼，用尽酷刑，想迫使其作伪证，但遭杨一辰严词拒绝，宁愿为此把牢底坐穿。
牟宜之为正在受难的昔日袍泽们痛惜，排遣不去心中迷茫，遂援笔写下《七律·雨夜怀肖主任》[22]两首，内有至痛之句：
感怀往事肠空断，闲赋新诗意欲迷。
更残漏断愁不寐，下弦弯月已沉西。[23]
穷边仲夏草离离，触景生情有所思。
慷慨悲歌伤往事，蹉跎驽钝忆旧时。[24]
牟宜之诗中，整首诗都意态消沉的并不多，而这两首，语调相当低沉，通篇徘徊低吟，欲说还休，意象十分悲凉。
牟宜之身处贬地，与老战友们山水阻隔，加之社会动荡，与很多友人失去了联系，心中益发孤苦。其实，牟宜之有所不知，当年的一些老部下，甚至仅仅在开会时见其面、闻其声的人，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忘记他。
70年代中，政治局势稍趋缓和，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担任理事的王传斌和在北京市公安学校任校长的徐欣三，就曾在一起谈起过“牟专员”。谈到牟宜之被定为右派后，不知下落如何，也不知他的子女是否受到了影响，言之，相对唏嘘不已。[25]
当时在军事科学院任职的老战友李欣，也一直没忘记牟宜之，没忘记当年在滨海区他初出茅庐时，牟宜之对他的鼓励与信任。李欣后来回忆说：
反右那时候，你说怪话，也给打成右派。我一直不知道牟宜之究竟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但我清楚，他口无遮拦，不知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领导不高兴。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谨慎的，我跟他说过话，没听到过他发什么牢骚。把他打成右派，真是太出格了！我很同情他的处境，这样一个好人……[26]
原嫩江地区行署（驻齐齐哈尔）专员张清民[27]，过去是牟宜之在沂蒙区的老部下，1941年在日军“大扫荡”中，因队伍被打散，被日寇抓劳工，押解到抚顺煤矿挖煤，后历尽磨难逃回回山东。1945年随军赴东北，后一直就在东北工作。此时他已被“解放”，降职为地区基建办副主任。闻知“牟专员”下放到了昂昂溪，虽不敢冒险来探望，但他经常托人送来一些沙丁鱼罐头和猪肉罐头，聊补牟家之炊。牟广丰有时去齐齐哈尔办事，就住在他家里。张清民对牟宜之极为推崇，念念不忘，而牟宜之同样也是无论如何想不起这位老部下的名字。
1970年春，在死水一潭的昂昂溪，发生了一件事，激起了牟宜之的心中巨浪。他的亲侄儿、牟乃紘的儿子牟永宁，在美国留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了台湾留学生群体发起的“保钓运动”，在当时留学生中盛行的左翼思潮影响下，决意投奔大陆“干革命”。他开车从美国到了加拿大，找到中国当时的驻加拿大大使黄华，要求回归大陆。归国后，他被安排在武汉大学化学系教书。他的“叛逃”，险些给在台湾任职的父亲牟乃紘带来牢狱之灾，后台湾情治部门并未查出牟乃紘与此事有瓜葛，这才作罢。
这位血气方刚的侄儿，内心始终崇拜神话般的“老革命”伯父，在武汉通过组织，千方百计打听牟宜之的下落，后统战部告知，人在齐齐哈尔郊区。他便费尽周折，风尘仆仆寻来边陲绝域，看望这位久已敬仰但素未谋面的“十大爷”。
牟永宁，分明就是30年前的牟氏兄弟，为理想可以不顾一切，他居然就能凭着一个地址纸条，自己寻到了昂昂溪这穷乡僻壤来！爷俩儿见面的时候，直是“相对如梦寐”。
在昂昂溪，牟永宁住了七八天，他后来回忆说：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尽管那么苦，我这个“十大爷”仍是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环境很不好，但他就是乐观。经常拿一把斧子劈木头，自称是“老伙夫”。他还自己动手缝补穿破的衣服，一针一线，很有耐心，好像这个过程，是一种最好的排遣。我那个时候，满脑袋也不知是什么思想，对他说：“干革命，就要随时准备住牛棚！”他哈哈大笑，说：“你说得对。”昂昂溪条件实在是苦，他为了招待我，在墙缝里摸了半天，摸出一个纸包来，拿出几个虾米，让我吃……[28]
这意外的相见，令牟宜之惊喜，似上天把那段岁月召唤了回来。牟氏兄弟二人，从1937年汉口一别后，天各一方，音讯杳然。侄儿的到来，令牟宜之顿生不可遏止的手足情，一连写出六首《忆弟》诗，抚今追昔，情不能禁。这里仅录三首如下：
《七律·忆弟之一》
各经离乱两余生，共忆髫稚万缕情。
别后飘忽半世纪，梦中言笑一俄顷。
老年气味姜同桂[29]，早岁风流弟继兄。
最喜儿童能继起，阶前玉树看繁荣。[30]
《七律·忆弟之三》
东南极目怅云天，盼弟不回意枉然。
尚忆当阶共赏月，相扶垄亩力耕田。
风波不见九千里，音信难传二十年。
何当归奉桑梓事，联床雪夜话从前。[31]
《七律·忆弟之四》
春来思弟倍情深，烟水淼茫何处寻。
尚盼生前得一晤，致书泉下告双亲。
憧憬故园同游地，怅望远天待好音。
窦氏灵椿[32]岂俱老，谢家宝树[33]叶归根。[34]
诗写得很深情。落难之时，旧忆也就愈加亲切，只是“尚盼生前得一晤，致书泉下告双亲”，恐怕诗人自己也觉得很渺茫了，惟愿而已。当时牟永宁也知道，自己是代替父亲来的，父辈们的团聚，此生也难了！
在牟诗中，还有几首咏史诗很引人瞩目。以诗论史，他对本质意义的把握、他的洞察力，在当时可谓无出其右者。
1970年，“九大”开过一年多，老百姓都庆幸全国性的武斗混乱总算消歇，在谨小慎微中“暂时做稳了奴隶”。牟宜之在这一年，做了一首很别致的咏史诗，即《古风·拟李陵赠苏武诗》，以身陷匈奴的李陵送别苏武还乡的口吻，直刺当世。这里，且看诗的后半部分：
寒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送子出郭门，漫步上河梁。
执手长太息，涕泗忽沱滂。
关塞多荆棘，道路阻且长。
行行重行行，人马莫玄黄。
努力加餐饭，随时更衣裳。
华岳复河洛，平安抵帝乡。
帝乡崔以巍，宫阙何煌煌。
新贵多显赫，贪佞塞庙堂。
傍行狐与兔，共事豺与狼。
常怀临渊意，小心辟祸殃。
勉力事圣主，赏赐百千强。
愿子崇明德，祝子寿而康。
嗟我留绝域，腥膻与酪浆。
举目皆异类，起居亦荒凉。
夙夜梦见君，梦君在我旁。
醒来徒惆怅，引领遥相望。[35]
牟宜之自幼是熟读《古诗十九首》的，得其精髓，因此他的五言古风写得出神入化，极言“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36]之可悲，活活为当时的政治生态画了个像。诗末用以自况的部分，则辞约而旨丰，一句“举目皆异类”的感叹，充满了辛酸。
1971年秋，林彪外逃，坠机身亡。初始，消息在大陆境内严密封锁，国人无由得知。彼时牟宜之的老战友、开国上将杨勇[37]也身陷囹圄，其子杨小平毕业于哈军工导弹系，被分配在齐齐哈尔农机厂当工人，与牟家父子过从较密，总来找牟宜之聊天。杨小平从“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中，听到了“林彪坠亡”这一惊天消息，连夜骑自行车赶了30多里路，来到昂昂溪牟家，将消息告诉给了牟宜之。
即是说，牟宜之得知此事的时间相当早，他与亿万中国人一样，深感震惊与困惑，但很快便陷入沉思，试图作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个事件，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破产，是浩劫中的一个大转折。牟宜之将自己的思考，写成《咏史》三首，诗中所思，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暗合：
《七律·咏史之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帏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七律·咏史之二》
董狐如椽巨笔狂，修志从容论短长。
忠良奸佞详评判，真实缪误细思量。
石烧三日见璞玉，材辨七年识栋梁。
安得青史着一墨，也是华胄好儿郎。
《七律·咏史之三》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做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38]
40年后，我们再回头来看他当年的思考，方惊叹他史识通达。古今多少事，最终给真伪是非作结论的，唯有时间。
戏就这样一幕一幕演下去，百姓们还是看客。暗夜无尽，牟宜之也不免有意气消沉的片刻。1972年春节，诗人在寂寞萧索中度过，倍感凄凉，曾赋诗二首曰：
《七绝·春节之一》
塞外荒村久赋闲，花香鸟语俱杳然。
家贫假日无宾客，粗茶当酒度愁年。[39]
《七绝·春节之二》
今年春节少风情，锣鼓寂寥静无声。
枯坐小楼思往事，感时伤世问平生。[40]
想起后半生迭遭蹭蹬，何其不顺，瞻念前程更是无路可走，他甚至曾有过这样的迷思：认为自己命途多舛，是因为年轻时杀人太多。剪除汉奸盗匪，固然无异议，但想起通化的浑江边，他亲自监督执行处决的几位国民党青年军官，则是他内心深处永久之负累。兄弟相残，何至于此？他甚至怀疑：晚年身系缧绁，困顿若此，就是来自冥冥中的报应。
这一年，表哥丁君羊的妻子于培真，给他寄来了一张旧照片。彼时丁君羊因“严重历史问题”正困厄于江西。1968年他被专案组押解至北京，威逼他为“刘少奇叛变案”作伪证，之后便下落不明。后才得知被关押在江西一个矿场劳改，一度生命垂危，被送入医院，于培真这才带着两个女儿赶去护理。于大姐那时每月只能领到40元钱生活费，困苦无助。牟宜之曾往江西寄去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70元钱，予以资助。丁君羊的女儿丁大于后来回忆说：“那真是雪中送炭。”
寄来的这张旧照片，是牟宜之在1937年所照，长期保存在于培真处，当为《山东日报》任职时候的留影。照片背面，有几句当年写的赠语，是为：
好像是英雄了，也似乎是傻瓜。尽日里一塌糊涂，我也不知做的是什么？岁月任由它荏苒，眉须任他增加，镜里相看浑不识，为谁断送好年华。
影中人自题。
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
昔年风华，尽成前尘。牟宜之把玩视之，不禁老泪纵横，为之数日意难平。遂有诗如下：
《七律·题旧照之一》
赠于大姐，感激她为我保存了四十年的照片。
小照蒙君得保全，高谊感慨泪潸然。
无情岁月增华发，有意年光叹逝川。
一世徒功春将暮，三生得幸君相怜。
镜中相看浑不识，问是谁家美少年？[41]
《七律·题旧照之二》
分明非幻非黄粱，往事何堪论短长。
英俊傻瓜休辩解，白云苍狗任荒唐。
半世沧桑空念远，千古诗文入梦香。
鸿爪雪泥偶印迹，凌烟形象亦凄凉。[42]
看照片，能不忆起“千金散尽还复来”时？那时年轻气盛，不知世路险恶，固然是“英俊傻瓜”，但当下的文革世态，只是旷古的荒唐，不足以据之论成败，世上的事还须走着瞧。
诗人抛却得失，万念皆空，唯觉诵古人诗章，方能心旷神怡，梦亦留香。他觉得诗赋还是靠得住的，人生在世，能有这“雪泥鸿爪”也就罢了，所图再大，又能如何？唐太宗掌国后，曾建“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予以嘉勉。可是，你看当今“凌烟阁”上，有多少功勋人物的下场不是凄凉的？往事如烟久矣，他拿起这照片，再比比镜中老迈的自己，真要恍惚了。
这里要插叙一下，后来丁君羊九死一生，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于培真却因备受生活煎熬，一病不起，患肝癌于1975年4月15日去世。临终前，她老是在问女儿丁大于：“有没有杨一辰的信？有没有牟去非[43]的信？”[44]冥冥中，她似有预感。那一代人的命运，实在是坎坷之至，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牟诗中，还有为数不多的一小部分，或苦中作乐，或淡泊自适，表现了诗人另一面的性情。
荒村岁月，夫人刘纯常年栉风沐雨去下田，牟宜之有时便要系起围裙，作“灶下婢”。他有诗自嘲，但不以为苦，不时还要刺一下“大好形势”：
《七绝·自炊之二》
烹龙煮凤太浮夸，粗粝寻常大叶茶。
聊有三餐应自足，半年糠菜千万家。[45]
《七绝·自炊之三》
日事三餐再读书，开支七事[46]略盈余。
少年轻视黄金印，老傍炉前作伙夫。[47]
《五律·自炊之四》
省识人生趣，难为巧妇炊。
易牙[48]嗤竖子，伊尹[49]是我师。
刀俎久无用，杯盘亦莫为。
何当一大嚼，梦自屠门归。[50]
原济南市建设局总工程师王文德，后来回忆起“牟局长”的俭朴，说：“他也没什么别的嗜好，就喜欢吃一口坛子肉。大夏天，最热的时候，他端个小黑瓷盆，煮的坛子肉，蹲在那儿吃。吃得那个香啊！”[51]但是在昂昂溪，吃上一碗坛子肉，成了“世纪梦想”。牟宜之也以此为诗自嘲：
《七绝·老饕自嘲之一》
多日不知肉味香，菜蔬粗粝填空肠。
邻家烹饪传佳气，流出馋涎万丈长。[52]
《七绝·老饕自嘲之五》
卓午[53]荒村饭熟时，几家糠菜不言饥。
我今饭饱还思肉，不待人嘲应自知。[54]
他还有几首咏物诗，兴之所至而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透出闲雅平和的意趣，显是写于难得的好心情之际，譬如：
《七绝·野花之五》
荒甸野花正盛时，兴来摘取两三枝。
携回案头瓶中浸，也自依人学弄姿。[55]
《七律·燕子之一》
燕子无邪亦自如，呢喃相偕入蜗庐。
飞来飞去招新友，衔草衔泥补旧居。
终日捉虫勤忙碌，有时起舞意闲舒。
忠贞从不嫌贫贱，岁岁春来伴老夫。[56]
在家中灶下作“伙夫”的时候，牟宜之曾将烧火劈柴废物利用，做成了一个坐墩和一副手杖。长女牟敦瑾去探望他的时候，亲眼所见，他在昂昂溪家徒四壁，连个凳子都没有，所有诗篇，都是坐在此墩上完成的。他左腿偏枯，行走困难，刘纯说他“去趟公共厕所，就像长征一样”，因此手杖是助行必备。他遂作《墩铭》、《杖铭》以志，借物抒怀：
《墩铭》
苍老古拙，盘根错节。
经风历雨，斩钢截铁。
如熊如罴，如龟如鳖。
去华存朴，抱残守缺。
安如盘石，稳似泰岳。
俯仰之际，无私无邪。
恶衣菲食，心安理得。
委蛇委蛇，善善恶恶。
《杖铭》
杖于乡，意昂扬。
杖于朝，意不挠。
杖于国，意自得。
其意栩栩，其履跎跎。
杖哉杖哉，去而复来！
另有一首即景诗，是他所有的流放诗中，写得最安详的一首，颇似王、孟。或许是春来草木之复苏，给他带来了隐隐的希望，孤寂中他感到了一种悠然：
《七律·赏花》
最爱荒原赏野花，惹得春风赴天涯。
云高边塞呻孤雁，风定寒林啼暮鸦。
寥廓平沙千万里，寂寞炊烟两三家。
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
可惜这样的安宁对他来说，实在太少了。昂昂溪的几乎每一天，都是对他意志的考验，是对他身心的摧残。
1971年冬，长女牟敦瑾忽然千里迢迢从甘肃赶来。她是来探望老父亲的，但又不完全是——此行实乃肩负“家族使命”而来。
牟敦瑾文革前，在甘肃省建筑工程局一公司任组织科长、纪委副书记。文革前夕，她即受到冲击，有人将牟家小庄所有“地主分子”的背景情况，全都栽到牟敦瑾的身上，将她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至1966年8月，在文革高潮中被开除党籍。
在采访敦瑾大姐时，她曾对我说：
1967年文革批斗升级，我被关牛棚、坐飞机。他们用钢丝鞭抽、用棍子打，大会小会批斗，监督我劳动……折磨了三年多，就因为我是‘地主出身’、‘右派崽子’。1970年之后，处境才好一些了。[57]
所谓地主身份，是爷爷辈的事儿，对后代的影响有限；但父亲是“右派”，对子女前程的影响则是致命的。此时，除已牺牲了的牟敦康之外，牟宜之所有的子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出身问题”的困扰，牟小白以下的几个儿子，在招工、上学、参军问题上，都有翻不过去的大山，累死累活也不行，只能滞留在穷乡僻壤当知青。十几岁的孩子，远离父母，跟大人一样干重体力劳动，自己打理饭伙，境遇连农家子弟都不如。而且这个出身问题。还将更进一步影响到孙辈，即牟敦广、牟敦瑾和牟敦珂的孩子们。
牟敦瑾是做人事工作的，深知这个紧箍咒有多厉害。当她情况稍有和缓之后，就决意来见见父亲，给父亲提出一个建议，要他认真考虑一下，解决儿辈们的上学问题。
她见到老父亲，见老爷子柱了一个拐杖，人很苍老。两人有好些年不见了，见面时都很难过，泪流不止。
牟敦瑾回忆说：
见了我父亲，看见他衰老不堪。我说，几个弟弟没出路，只有广丰当了个小工人。我劝父亲向上级认个错儿，把“帽子”摘了。他不愿意，说：“我不承认这个帽子，这是强给我戴上的。”我说：“哪怕是给上级笼统地认个错儿。为了我弟弟们的前途。”他坚持说：“我不认这个错儿！”[58]
牟敦瑾见父亲如此执着，几乎要给老人家跪下。在牟敦瑾的再三恳求下，牟宜之看看在家属小厂谋碗饭吃的广丰，看看很快就要上中学的小非，想到散落在天南地北的孩子们，不能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残酷性。
见父亲深陷在矛盾之中，牟敦瑾便说，“认罪书”不要父亲动笔，可由她代笔，最后只需签个字就行。经过痛苦的权衡，牟宜之只好违心地做出让步。这是他生平做的唯一一件违心事。“自责妻儿多被累，锥心味道有谁知？”说的就是这种心情。
敦瑾拟好了一个申请“摘帽”的稿子，誊写清楚，交给父亲。牟宜之拒绝审看，只草草签了一个字。
划定牟宜之为右派，是康生一锤定音的。牟宜之不服，曾去找万里部长谈过。这些事，牟敦瑾都知道：
我和父亲说，打成右派也就算了，怎么还弄到北大荒来！江青对知道她情况的人，不是关押，就是灭口。你被打成右派，又给撵到东北，是不是江青的意思？我问父亲，父亲没作声。[59]
在昂昂溪，敦瑾目睹父亲生活的惨状，心里很痛，但老爷子从没说过一句叫苦的话，安之若素，很乐观。坐在木墩上聊天，似也相当惬意，还特地把《墩铭》诗拿给敦瑾看。
敦瑾住了几天，天天陪着他说话，心想能让他稍放松一下心情也好。敦瑾后来回忆说：
讲得较多的是几个弟弟。他们都爱读书，都能在艰苦中自强。小广还把他箱子里的书拿出来给我看，说都看了，还做了笔记。说起老领导，我父亲说，陈毅好啊！有一次在颐和园碰到陈毅，对我父亲很热情。那时都当了右派好几年了，他不好意思了，说：“我现在是右派了。”陈毅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60]
申请报告后来设法交给了谷牧。谷牧在文革前期，亦曾被闲置，但到1973年就复出了，继续在周恩来属下工作，出任国家建委负责人，并兼国家计委副主任。经谷牧和其他老首长、老战友不懈的努力，两年后牟宜之终于摘下了“右派分子”帽子。这个所谓的“摘帽”，其实就是档案里多出一张纸，个人的实际处境并不能立刻就改变。只不过摘帽以后，子女头顶的重压，或可稍减。
“林彪事件”之后，文革的符咒开始失灵，整个社会都有所松动。老干部们被迫害、被闲置的情况，也有部分改善。牟宜之“摘帽”后，似乎也看到了一线光明。好心的朋友们多有劝他不要再写诗的，都告诫他，即便是为子女计，也千万不能再“惹祸”了。
他接受了劝告，从1974年起，写诗的数量骤减，开始“戒诗”。但还是忍不住要“破戒”，因此一直是断断续续在写。
他不甘，他雄心犹在。正如他在《七律·野望》中所述：
野原空旷连云齐，枯树寒鸦不住啼。
几处炊烟轻袅袅，无边荒草漫凄凄。
当年驰骋冀鲁豫，今朝流放昂昂溪。
百万雄兵一支笔，莫道廉颇已老矣！[61]
此诗现在铭刻于昂昂溪松林中的石碑上，与那片山河同在。诗人牟宜之，完全知道他这些诗的意义，它们与他的生命同一，与他的人格同一，是他精神的化身。
漫漫八年岁月，与整个抗日战争时间等长。在那一段岁月里，很多人做了助纣为虐的事，很多人做了无意义的事，时过境迁，都羞于提及或装作遗忘。但牟宜之并未销磨生命，他在破旧的小本子上，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在废弃的香烟盒纸背面，写下了这100余首贬谪诗，以彼世罕有之决绝与胆魄，驱遣文字的百万雄兵，对邪恶、对暴戾、对悖逆进行了一场“一个人的战争”。
黄万里曾预言他将是“孤松撼九苍”，诚斯言哉！
这位病痛缠身的老人，在逢迎与抗争之间，选择了后者；在为人所不齿和流芳百世之间，同时也就选择了后者。跨出这一步，是因为这与他当年的初衷一脉相承。
那堪往事去悠悠，
无怨无悔，
亦复何求。[62]
弹铗悲歌，是为苍生，何可悔乎！
他就这样，以最后的热血为墨，赋得了一部当代的《离骚》。
[1] 见钟嵘《诗品·序》。
[2] 聂绀弩（1903-1986）原名聂国棪，笔名有耳耶、萧今度等，湖北京山人。著名杂文家、诗人，其旧体诗别具一格，甚获推崇。1922年参加国民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1926年受国民党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经胡风介绍加入“左联”，1934年加入中共。1937年和胡风等在汉口创办《七月》杂志。1938年到皖南，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40年到桂林，1943年转赴重庆，先后担任多家报刊编辑及西南学院教授。1947年被中共派至香港，担任《文汇报》主编。1951年调到北京。1955年因涉及胡风案被隔离审查。1958年初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与中央国家机关1300多名“右派分子”一起被遣送至北大荒“劳动改造”。次年冬回北京，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专员，后被摘掉“右派”帽子。1966年因言论和诗词获罪，被判“现行反革命罪”， 在山西临汾监狱服刑9年余，于1976年获释。1979年获平反改正，恢复党籍，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后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
[3] 见苏东坡《六月二十夜渡海》。
[4] 见苏东坡《谪海南，作诗示子由》。
[5] 见苏东坡《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
[6]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22页。
[7]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58页。
[8]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59页。
[9]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60页。
[10] 子猷：东晋名士王徽之，字子猷。典出《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牟宜之诗》此处注释有误。
[11] 任公：梁启超，字任公，自命居所为“饮冰室”。
[12]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70页。
[13] 见《七律•寄居荒村之二》，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70页。
[14] 见《七律·田居》，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76页。
[15] 见《补衣》，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03页。
[16] 见《古风·晨炊》，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37页。
[17] 见《七绝·野花之三》，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09页。
[18] 见对牟广丰中学同学的采访影像资料。
[19] 见对牟华东的采访影像资料。
[20] 见牟宜之写给牟小白、牟华东的信，写于 1972年11月7日。
[21] 此传言不确。文革后，经王新兰查证，毫无根据。
[22] 《牟宜之诗》中标题作《永夜怀友人》。
[23] 见牟宜之《七律·永夜怀友人之一》，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50页。
[24] 见牟宜之《七律·永夜怀友人之二》，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51页。
[25] 根据王传斌2007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录音记录，见新浪视频。
[26] 见对李欣的采访影像资料。
[27] 张清民（1919-2004），原名张正干，山东蒙阴人。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县公安局侦查员、科长。1945年后，历任黑龙江省富锦县、林口县公安局长、牡丹江市公安局长。1953年任省公安厅处长。1958年起，任嫩江地区行署副专员。文革中受迫害，在批斗会上不屈服，被造反派打成重伤。1977年后复职，后历任齐齐哈尔市委书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1989年离休。
[28] 见对牟永宁的采访影像资料。
[29] 姜同桂：生姜与肉桂，其性愈老愈辣。喻人到年老，性格愈刚强。《宋史·晏敦复传》：“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
[30]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43页。
[31]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45页。
[32] 窦氏灵椿：五代时窦禹钧有五子，文行并优，先后举进士，时人暂未“窦氏五龙”。冯道赠诗赞曰：“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方。”
[33] 谢家宝树：东晋谢安问子侄志向，唯有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后人遂以“谢家宝树”喻栋梁之才。
[34]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46页。
[35] 牟宜之《古风·拟李陵赠苏武诗》，原载于《牟宜之诗》173页。
[36] 见贾谊《吊屈原赋》。
[37] 杨勇（1912-1983），原名杨世峻，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红军。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政务处长、团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1937年，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委。抗战爆发后，任第115师343旅686团副团长、政委，1939年在鲁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任第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后历任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平原军区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第七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期间，任“二野”第五兵团司令员。1949年后，历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司令员等职。归国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文革中受迫害，被关押6年，1972年恢复工作，历任沈阳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1977年任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38]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83-185页。
[39]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88页。
[40]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89页。
[41]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13页。
[42]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14页。
[43] 牟宜之字去非。以是观之，牟宜之少年时当以字名世。
[44] 见对丁大于的采访影像资料。
[45]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01页。
[46] 俗语有“清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说。
[47]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02页。
[48] 易牙：春秋时齐桓公近臣，专事庖厨，长于调味，善逢迎。相传曾烹其三岁幼子，以献齐桓公。《临淄县志·人物志》载：“易牙善调五味，渑淄之水尝而知之。”
[49] 伊尹：名伊，尹为官名。夏末商初人，今开封杞县人，曾辅佐商汤王建立商朝，被后人尊为贤相和厨师始祖，是以负鼎俎调五味而辅佐天子治国的杰出庖人。
[50]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03页。
[51] 见对王文德的采访录像记录。
[52]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65页。
[53] 卓午：正午。李白《戏赠杜甫》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54]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69页。
[55]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10页。
[56]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91页。
[57] 来源于2011年3月笔者在日照采访牟敦瑾的记录。
[58] 见对牟敦瑾的采访影像资料。
[59] 同前。
[60] 同前。
[61] 牟宜之《七律·野望》，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77页。
[62] 牟宜之《调寄一剪梅·感怀身世》，原载于《牟宜之诗》第1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