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早春，我和尚高兄从北京直飞齐齐哈尔，在略带寒意的春风中，踏上了这片辽阔边疆。下飞机后，当地主人立刻就带我们赶往昂昂溪。
在动笔之前翻检牟宜之生平资料时，“昂昂溪”这个独特的地名，曾不止一次引起我好奇，今番终于有缘来见。
车从齐齐哈尔机场驶出，南行约25公里，就到了一片松林的边缘。下得车来，主人介绍说，这一片人工林，计有松树数万株，都是70年代初栽种的。当年，牟宜之也曾参加过植树劳动。我在此伫立良久，遐想此处曾有过的情境。
淡淡的寒雾中，丛林寂静，有异常辽远的历史感。屈指算来，迄今已是40余年过去了，当年的小树，如今已遮天蔽日，蓊郁成林。
松林深处，有亭翼然，内有牟宜之诗碑一座，系牟公百年诞辰之际由当地政府所立。碑亭肃穆寂然，有如有诗人的魂魄附着于此。
那一瞬间，我感觉：一切离我们虽已非常遥远，但总有一种牵连，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至今。
经查，“昂昂溪”是达斡尔语“狩猎场”的转音。这个地方，是随中东铁路的修建而兴起的小镇，现为齐齐哈尔市最南端的一个区，下辖前面提到过的榆树屯镇。
如果上溯历史，昂昂溪则很有一些来头。7500前，草原先民就在此处创造出了堪与黄河文明比肩的“昂昂溪文化”，区内现有新时期文化遗址39处，珍藏极丰。1926年，此处建成中东铁路上一个著名的火车站。当年莫斯科-北京国际列车从满洲里入境，全线仅在昂昂溪车站一处停留。1932年，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在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遂令小镇威名远扬。1945年，苏联红军一部曾进驻此地，因中了残余日军的埋伏，牺牲惨重。为此苏方在昂昂溪火车站前，建有小型苏军烈士陵园一座和苏式建筑若干，迄今保存完好。
小镇有奇异的苏俄式建筑情调，可令人驻足欣赏。可是，一离开小镇，满眼就是典型的东北苍莽景象了，野草枯黄，白桦寥落。
车继续向原建工部六局留守处进发，半途有当地乡镇机关的人员前来接应。十几分钟后，车戛然而止，一片红砖小楼兀然出现在荒原上。这便是留守处的旧址，现仍有人住。经过近20年的数次产权变动，此处所有的小楼都已售卖给个人了。
不能设想历史在40年中是凝固不动的，但眼前景象就是如此。大多数的小楼，还是70年代的样貌，家家有红砖院墙，房前屋后，可种蔬菜。虽然没有围墙，但所有的小楼组成了一个类似大院的规模。院内道路两旁荒草萋萋，间或有废弃的平房。尚高兄当年探亲来过此地，现仍能辨识。一行人来到一座二层小楼前，尚高兄说：“就是这里了。”这个小楼，编号是“甲4号楼”，从一个小门进入，沿着一座狭窄的楼梯上去，二楼的一户，就是当年牟家住过的地方。
小屋极其狭小，总面积不超过20平方米，两间卧室，一间约有7平方米，另一间约有9平方米，厨房是狭长的，约3米长、1米宽，其余再无其他空间，仅勉强容身而已。
当然，与我当年插队的农村相比，这个没有围墙的“大院”，还是可称得上是现代化的微缩标本，起码可以看到红砖红瓦电线杆，不像我们那时，除了报纸和有线广播，过的是与东周水平差不多的纯粹农业生活。但即便如此，当年的牟家老少，想要适应此地，也绝非轻松之事。
这块孤零零的荒岛上，人家不过百户，绕行一周不过片刻，职工去一趟小镇都要郑重其事地叫做“去街里”。回望北京，则是“鸟飞犹是半年程”[1]了，渺不可及。如此孤寂的岁月，该如何来打发？
牟宜之、刘纯和孩子们震惊于眼前景象，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自50年代以来，在教条主义文艺观鼓吹下，很多文学艺术家违背真实，虚构了大量美化“新社会农村”的文艺作品，在小说、电影、戏剧各领域都有“名作”，且深入人心。彼时农村究竟怎么样，城市居民多半是通过报纸、广播和文艺作品来了解的。
其实，自1953年国家对粮、油、棉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农村干部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催缴公粮。农民辛苦一年，除种子粮、饲料粮、口粮之外，其余粮食悉数无偿上交国家，根本没有发家致富的可能性。到公社化以后，征缴更甚。加之集体劳动后，分配制度实行工分制，形成“大锅饭”效应，报酬标准几无差别，农民只有牺牲效率、拼命延长劳动时间来多挣工分，以增加一点微薄收入。如此，农民的劳动负担，便加重到前所未有；劳动时间也毫无理性地加长，全年几乎无一日休息。
50年代初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以后，对农村的文化、福利投入微乎其微，农民不仅物质生活困苦，文化生活也极度贫乏，完全沦为精神极度空虚的“现代阿Q”。
这种情况，不要说牟宜之一家，很多城市居民都是万万没想到的。亲眼见到实际情况后，内心震撼非语言可以形容，多年幻像开始在心中破灭，亦有很多疑问油然而生。
留守处的生活，虽为周边农民所羡慕，但也绝非乡间乐园。因为家家养鸡（改善生活的唯一来源），所以大院里弥漫着一股鸡屎味，即使乡间出身的牟宜之，也不禁要皱眉头。职工们住的简易楼，徒有其表，居然没有上下水设施，如厕要去肮脏的公共厕所，用水要到公共水龙头接水，用扁担挑回来，每天的供水还是定时的，过期不候。刚去的头几年，水质不好，色黄且有铁锈味，令人难以忍受。职工们做饭，半用烧柴、半用煤炭，牟家没能在早春时节拾柴存储，只能去十几华里外的昂昂溪镇买煤，由孩子们用板车拉回来。
老两口的工作也分配下来了，牟宜之被安排到留守处维修队做轻微劳动，刘纯则随留守处职工家属下田劳动。可怜刘纯，自少年时起即服膺真理，舍弃“金枝玉叶”生活投身革命，在大青山突围中从死人堆里捡回一条命，这样义无反顾的“与本阶级决裂”，换来的却是1957年后长达十年的苦力生涯，而今随夫发配北疆，还是要继续做苦力。如系自愿成为体力劳动者，那自是有信仰支撑，乐在其中，但这种将体力劳动作为侮辱身心的惩罚手段，对纸面上的“劳工神圣”恰是个极大的讽刺，轮到谁，谁也不会心甘情愿。
随父母下放的4个孩子，也开始了各自的“苦难历程”。牟小白在等待分配工作，暂无任何消息。牟华东转入当地中学，牟广丰转入留守处子弟小学——即我此次看到的两幢被废弃的平房。彼时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所以也无学可上。4岁的小非，就由哥哥们轮流带着。
牟宜之“上班”的第一天，就遇到了戏剧性的一幕：维修队的一位老工人，一见面就问他：“你是不是牟宜之？”牟宜之很惊讶，当即问他：“你怎么认识我？”那老工人说：“我是乐陵人，当年是县大队的。”此人当年曾亲历乐陵县“易帜”事件，对“牟县长”印象极深，甚至仍能背诵牟宜之当年在欢迎“挺纵”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词的片断。牟宜之想不到在28年后，竟能在这边荒野地遇见故人，顿感恍如梦寐。说话间，两人紧紧相拥，感慨万千。
但是，昔日的抗日英雄，今朝已成“贱民”，不可接触。牟宜之对于“光荣岁月”的记忆被激起，忘记了禁忌，但别人却不能忘。第二天，那位老工人就受到了“阶级立场不稳”的严重警告，再也不敢表露真情了。
牟小白的预见，现在都成了现实。牟宜之夫妇对于乡村的印象，还是当年“依靠群众打鬼子”的老经验，可现在的老百姓，经过了“对待敌人要想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熏陶，都对这一家人侧目而视。
歧视和敌意，无处不在，这乃是人间最惨苦的事。牟宜之无论走到哪儿，都有职工和家属指指点点：“那老头儿，是北京来的坏人，反对毛主席。”
对“反动派”，人们没有怜悯。小白、华东为家里挑水，顽皮的孩童有时会恶作剧，故意往水桶里扔一块土坷垃。牟宜之，不再是乡民们尊敬和热爱的“胖兵”了，他沦为了他曾立志要扫除的“魑魅魍魉”一族——这个转化，有如一出带泪的幽默剧。
留守处安排牟宜之干的活儿，是勤杂工，后来他凡是填写干部履历表，都把现职业填成“勤杂小工”。维修队给职工家里修火炕，牟宜之就挑沙子、和泥灰。有时候，还要用榔头把一些弯曲的废旧钉子敲直，以便再利用。彼时他还享受着方圆几百公里内最高的工资，工人们开玩笑说：“你这老头儿，敲直一根钉子领的工资，够买一公斤的新铁钉了！”
刘纯则是在大田里干庄稼活儿，劳动强度很大。相比较之下，在北京南口农场的劳动简直是小玩闹了。
从当年7月份起，全国掀起批斗“牛鬼蛇神”、“黑帮分子”之风，牟宜之一家恰是送上门去的“牛鬼蛇神”，很快落入“群众斗争”的罗网中。在文革前，地、富、反、坏、右这五种人分别都是一大批人，总人数之多，足可以构成一个社会阶层，他们虽处于社会边缘，但尚未公开被置于贱民境地。文革一起，血统论大兴，“地富反坏右”遂成一常用词组，国人皆曰可杀，这些边缘人立刻陷入了极悲惨的境地，被管制、被侮辱、被视为潜在的颠覆者。在文革期间的某些极端事件中，这类人，人身安全失去了任何法律保护，甚或被全家灭门。
运动初期，虽然上层号召的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基层民众还悟不到这里面的奥妙，批判“坏人”，他们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黑五类”分子。于是，牟宜之作为大庆地区最大的右派“死老虎”，被揪上了批斗台。好在，东北民风虽然粗犷，但在文革之初民众表现还算温和，开始时牟宜之并未受到皮肉之苦。
不过，这已经令牟宜之一家很感惶恐了。他们地处边荒，完全不了解全国的形势，觉得接下来肯定会有灭顶之灾，以为只有在北京还安全些。情急之中，他们想到了向老朋友求助，凡能动用的关系，都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是肖华；牟宜之因“右派”问题赋闲以后，始终没有求过肖华，这次只好向他呼救。近在眼前的，是黑龙江省的两位高级干部。当时的黑龙江省委书记潘复生[2]是杨一辰的好友，与牟宜之也为旧识。省长李范五，更是牟宜之在中央林业部工作时的顶头上司，那时关系还相当不错。牟家的人想，这两人也可能会动恻隐之心。
牟宜之便以牟小白的名义，分别给肖华、杨一辰、刘汉、潘复生、李范五等人写信，请求他们看在昔日功劳的面子上，向中央反映一下牟宜之此时的危难处境，设法改换环境，调回北京以避祸。
信发出去之后，牟宜之并不抱太大期望，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医罢了。在出京时，他就曾叹过：“除非毛、刘、周、朱、陈、林、邓亲自批示过问，否则我这辈子是再也回不了北京了！”
大约10天之后，杨一辰和刘汉分别复函，词意恳切，但内容却并不乐观。杨一辰早在1958年就因“思想右倾”被毛泽东在大会上点了名，贬至青海，现调任河北省任常务副省长。杨一辰在复信中，仍呼牟宜之为“十弟”，嘱他“要接受任何考验”，并说“不是革命离不开我们，是我们离不开革命”。其所暗示，已非常明显。杨一辰在信末答应，待到将来开中央全会时见到潘复生，再相机行事。这意味着，杨一辰十分清楚形势的严峻，目前鞭长莫及。
刘汉的复信说，肖华久病未愈，很难见到面。他劝牟宜之要“乐观对待命运，以不变应万变”，这亦是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文革爆发，势不可当，他们这一层人无法立刻就施以援手。
两人的回信如此坦率，这在当时已实属不易。没有过硬的交情与胆量，何人敢和一个“阶级敌人”通信？两位老友用的都是公家信封，有红色铅字印刷的单位落款，令昂昂溪的一众人等吃惊不小。但是，给黑龙江省领导写去的两封信，却给牟家惹来了大祸。
至8月中旬，正是文革“破四旧”的狂潮前夕，以牟小白名义写给潘复生、李范五的两封信，分别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机关退回大庆党政机关。时值动荡之际，也不知那两位领导是否看过。
信很快又被转回六局留守处，留守处领导遂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宣读了这两封求援信。据牟小白回忆：
一时群情激愤，认为这是对当地社会主义大好河山、大好形势的恶毒攻击和污蔑。将我的父母斗了个狗血喷头，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势。
批斗会这一夜，全家又是整夜未眠。牟小白也不管父母同意不同意，于第二天一早便愤然离开昂昂溪，独自一人返回北京，准备当面去向父亲的老上级求援。
当牟小白回到熟悉的北京之后，才猛然悟到自己已成“丧家之犬”，偌大的京城，连觅个住处都难，只得在西直门外自然博物馆花园内的长椅上栖身。天亮以后，跑到西单邮电大厦找了个安静地方，给肖华、谷牧各写了一封信。他先去了景山东街肖华的家，将求援信从警卫室送入，肖华秘书稍后出来接待，很客气地答复说：“此事已经和谷牧同志谈过了，由谷牧同志负责处理。”
当晚，牟小白在国家建委大楼门前见到了谷牧，失望地得知：鉴于当前局势，人人自危，谷牧亦无法帮忙。
他只得败兴而返。疲惫不堪地回到昂昂溪后，他摸黑敲开家门，牟宜之在梦中被惊醒，爬起来一把抱住他说：“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以后，牟小白被留守处安排到新成立的一个小型仪表厂当钳工。这个厂是家属厂，生产钳形电流表，主要是为解决家属就业，比城里的街道工厂条件还差，工资甚微薄。牟家的孩子，彼时已成“黑五类子女”，被俗众呼为“狗崽子”，根本无权利挑三拣四了。
就在牟小白离京后几天，文革陡然升温，混世魔“红卫兵”出世，神州到处都是“破四旧”的喧嚣与狼烟。牟宜之的家，被当地红卫兵反复抄过多次，有几百本从北京带来的书籍惨遭劫掠。所幸，当地人还保留着较强的旧传统文明，并不嗜血，对牟家的人没有施以拳脚。留在北京的牟小南、牟尚高，那些天曾给家里来信说：北京红卫兵“破四旧”可谓惨无人道，当街打死的不计其数——文革结束后，据《北京日报》报道的公开数字，在那个血腥的“红八月”，北京市共有1772人被活活打死或被逼死，其中就有北师大女附中的校长卞仲耘和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
牟宜之接到信后，惊出一身冷汗，断定自己此时若还留在北京，定是性命难保！
他出京之时太匆忙，与黄万里失了联系，怕给人家惹祸，也不敢去信。其时他无法知道，8月24日，清华大学红卫兵闯进黄万里家，用铜扣皮带将黄万里打得伤痕累累、浑身是血。女儿黄且园回家看到后，心痛不已，建议父亲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情况。黄万里便将清华大学学生打人和通县农村虐杀“地主分子”的情况，写成一信，由女儿黄且园、黄肖路亲自送至周总理接待处。之后，清华打人之风才被当局制止。
这期间，天下已大乱。于文革初期蹿红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3]、关锋[4]，当年都是山东根据地渤海区的科级干部，现俨然是一言九鼎的大人物了。而牟宜之这位当年山东根据地的英模人物，却被流放北疆，成了方圆几百公里内的“稀有物种”，常被群众造反组织拉上大卡车，到昂昂溪镇去游街批斗。其间，弯腰挂牌，拳打脚踢，各种花样轮番伺候，饱受人格侮辱。造反派还决定，对他停发工资，全家每人仅发给十几元的生活费。
在批斗会上，牟宜之被“革命群众”死死往下摁住脖子，弯腰九十度；脖子上被挂上大牌子，上写“大右派牟宜之”，名字被打上红叉。牌子的铁丝，深深勒进后脖颈的皮肉里。
据牟广丰的中学同学回忆：
牟宜之很胖，弯腰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造反派给他带高帽子，是用那种钢筋焊成的，很重。牌子也做得很重，铁丝却很细，这都是故意折磨人的法子。我亲眼看到老人家汗哗哗地淌。记得有一次，一个群众实在看不过去了，拿了一张凳子对他说：“你坐会儿吧。”你说，老革命戎马一生，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们？
批斗会，那都是老三届的中学生干的，我们那时候上小学四年级，只能喊喊口号助威。那是很侮辱人的，牟广丰遇到这种场合都不参加。[5]
批斗会后，牟宜之感到难以忍受这种人格侮辱，叹息道：“我怎么成了这种人了？我没有干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呀！我又不能死，我死了，你们怎么办？”
不堪忍受中，他也曾萌生自杀之念，想以死明志，不愿再苟活，但从全国各地特别是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在痛苦之余，渐渐开始冷静起来。
此时，黑龙江省的最高领导——潘复生和李范五，也渐渐陷入“革命群众”围攻，后也被斗得死去活来。更令牟宜之有锥心之痛的，是他十分敬重的老战友、时任国家煤炭部部长的张霖之[6]，受到江青诬陷，被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残酷批斗，张霖之不屈反抗，竟被暴徒用铜头皮带和垒球棒给活活打死！死后验尸，头骨已碎裂，惨不忍睹。
张霖之在抗战时期，是中共平原分局的领导干部，曾化名“红张”，在冀南威震敌胆。牟宜之在冀鲁边时，就与他熟识，关系深厚。张霖之和夫人李蕴华就是在冀鲁边举行婚礼的，主婚人正是牟宜之。张、李夫妇都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与牟宜之颇为相似，因此共同语言颇多。在牟宜之心目中，张霖之为人敦厚，作风正派，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几十年勤勤恳恳，忠贞不二。文革狂徒们连这样的好干部都不肯放过，真是天理何在？
于此前后，老舍、田汉、邓拓、等众多名人不堪凌辱、自杀身亡的消息亦相继传来。特别是当初山东的老战友邹大鹏[7]，曾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竟也被逼自杀。牟宜之在震惊和痛惜之下，终于醒悟：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人的悲剧！
他的老战友张霖之，他的老棋友冯仲云，都是由于对造反派的野蛮批斗进行了激烈的抗争而被折磨死的。牟宜之在面临批斗时，对于造反派的疯狂与残暴，早已有充分思想准备；为捍卫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也做出了韧性抵抗的决定。因此，他没有在此时以死抗争，而是逐渐走出了精神灰颓的低谷，开始冷眼旁观。他决心要好好思考一下：“革命”走到今日，整个社会何以会如此疯狂？
文革虽然号称和一切旧观念决裂，但其时封建主义的“血统论”、“株连九族”却大行其道，没有人察觉这两者间的矛盾。牟宜之被批斗，子弟小学的“革命组织”遂要求牟广丰必须跟“右派分子”爸爸划清界限。牟广丰那年刚上小学五年级，但骨气秉承乃父，死也不肯。
这一下，舆论哗然，学校组织批判牟广丰，斥责他“宁愿跟毛主席划清界限，也不跟右派父亲划清界限”。一顶帽子扣下来，说他是“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一时间，广丰走在路上，都有顽童朝他喊“孝子贤孙”。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美德，就这样被愚众当成垃圾来践踏。
好在，“在一个禁锢社会的边缘地带，在昂昂溪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中华民族温厚善良的天性并未泯灭，依然有众多富有同情心的百姓宽容我们。”[8]牟宜之的儿辈们至今都还记得：文革初期的狂潮一过，约两年后，人们的看法就完全转变了，觉得这一家人并无可恶之处，都是老实本分的好人。牟家经济拮据，买不起更多的煤，有时为了节约就不生火烧水，连热水都喝不上。某天晚上，听见有人敲门，推门一看却无人，只有一个暖水瓶放在地上，里面是刚烧好的一壶开水……
牟小白在仪表厂的师傅张万良，是一位家住齐齐哈尔市的老工人，年近六旬，老实厚道，对小白很好。有一次牟小白到齐齐哈尔为家中采购日用品，正巧与师傅同行，张师傅还特地请小白到自己家中吃了一顿饺子。他认真教小白学技术，不存一点歧视，似乎文革的狂潮与他毫无关系。逢到“新生的革命政权”准备批斗牟宜之夫妇的时候，张师傅就会悄悄通知牟小白：“今晚有行动……”让牟家做好思想准备。
这种人性的温暖，是牟宜之一家在困厄中坚持下去的一个心理支柱。
这一年，留守处原有班子被打倒，书记、处长也都成了“牛鬼蛇神”，与牟宜之同列。形势严峻之后，队长们对牟宜之就更加苛刻，牟宜之身体渐渐衰弱，连沙子也跳不动了，留守处就指派他看守场院，防止猪狗和小孩糟蹋粮食。大院里有一些顽童，专门和老爷子恶作剧，跑来偷粮食，赶走了东边，顾不了西边。两位队长见状，对牟宜之训斥道：“你看你，看个场都看不了，小孩都把粮食拿走了！还能干点儿什么？”
牟宜之自幼熟读杜诗，不曾想，诗里老杜晚年的遭遇，今朝都应验到自己身上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9]抚今思昔，他只觉胸中郁结，遂愤然叹道：“想当初，我也是带过千军万马的呀！”
1966年的严冬到了，雪满荒原，万物枯槁。这是一个崇尚暴戾的时代，这是一场剪灭良知的劫难。牟宜之所代表的一代人，那批当年的热血青年，开始整体跌入了冰窖。
北京城内，奸雄当道，宵小狂欢，在冬天里将更大的一把火，烧到了更大人物的头上。在昂昂溪死寂的斗室里，牟宜之熬过了最初严酷时刻，被弃置在时代角落。他略作喘息，便又在积蓄新的生命能量。本年，仅在严冬赋诗一首，以抒发不可摧折之志：
《七律·冬日》
索居白日且晦暝，瀚海阑干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10]
此诗首联借用了岑参边塞诗的一句，但并未沿着昂扬的一路写下去，而是在颔联（第三、四句）破天荒掺入了李贺诗的奇幻元素，表明诗人内心的冷峻已达极点。此诗的后半部，可见出他对命运思考的跃升，其中“厌作离歌”一句，极有深意。《离歌》系《乐府诗集》收录的一首“杂歌”，是以女性口吻写的一首决绝词，内有“与君别交中，缅如新缣罗。裂之有馀丝，吐之无还期”之句，意为虽与情人决裂，却有藕断丝连之痛。牟宜之自称“厌作离歌”，就是真正看清了事情的本质，绝不再认为是“被冤枉”、“被误伤”之类。他不再诉哀怨、表忠心，而是与新崛起的“时代潮流”做了断然切割，冷眼旁观。
即便是天荒地老、百丈冰原，看你如何能冻结一个人的思想自由？
[1] 见李德裕《登崖洲古城》。
[2] 潘复生(1908-1980) 原名刘开浚，又名刘巨川，山东文登人。1932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9年2月至1940年5月，先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巡视团主任、组织科长兼干部科长、山东分局秘书长等职。1941年，任湖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66年初，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东北局书记处书记。
[3] 王力（1921-1996）原名王光宾，江苏淮安人，1935年加入青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共，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668团工作。1940年调往山东《大众日报》，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班主任、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任《红旗》杂志编委，后任副总编辑。1963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1966年6月，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7年“武汉事件”后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1982年被释放。
[4] 关锋（1919-2005）本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33年加入中共，1938年担任山东省乐陵县委书记；1944年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其间得到康生的赏识；1956年，调至北京于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期间成为中央文革成员，1967年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1982年被释放。
[5] 见对牟广丰中学同学的采访影像资料。
[6]张霖之(1908-1967)又名张朝明，河北南宫人。1929年12月加入中共，从事秘密兵运。1931年起任南宫中心县委书记，直甫特委委员、书记。抗战爆发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部长，鲁西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平原分局组织部副部长、民运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历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第七纵队、第十一纵队政委。1949年任“二野”第五兵团副政委、南京市副市长、西南局委员、重庆工委书记、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城建总局局长兼国家建委副主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部长。 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致死，1975年获平反，1979年，由邓小平主持举行追悼会。199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7] 邹大鹏（1907－1967），辽宁辽阳人。1926年毕业于凤城奉天省立第二师范，随后加入中共。1929年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共青团省委书记。1937年，担任马占山部军械处长。1940年赶赴延安，历任中共中央调查统计局第五分局副局长、局长、胶东军区情报部长。抗战胜利后，任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政委，带电台从胶东渡海，首先进入东北与党中央建立了联系，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赏。1945年起，历任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长春特别市市长等职。1948年后，其建立的东北情报网，为解放军攻占长春、营口、锦州、沈阳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1949年后，历任中央社会部秘书长、军委情报部副部长、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军委联络部部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对外文委副主任等职，文革被迫害，于1967年4月29日自杀身亡。1976年获平反。
[9] 见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0]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