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天崩地解，并非是一夜之间就到来的。任何历史上的倒行逆施，都不会马上就应者云集，它需要有个煽动和预热的过程。刚度过了1964、1965两年平静生活的中国人，在1966年的头几个月，仍是依惯性在生活着。尽管三年前才结束的饥荒岁月，在记忆中前所未有，但由于彼时信息不发达，对人们的心理打击还并不很大。当时即便是在都市，亦有乡村的那种内在平静。大街小巷的广播大喇叭，徒然在不断提高喧嚣的音量，但“鸡犬之声相闻”的农耕氛围，仍占据着普通人的生活主流。
上层对此当然有焦虑感，不断地在吹风，想尽早吹皱一池春水，以实现一些诡异的、令后世难以喻解的意图。于是，“突出政治”四个字，便越来越频繁地侵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年初，国务院各部委迫于压力，均成立了由借调军人组成的“政治部”，专事“阶级斗争”，实际就是加强了某种组织监控。在这些政治部人员中，有一些是借机将户口调进京的“官太太”。“官太太现象”亦即夫人干政，是60年代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在当时却无人予以指责。
建工部的政治部主任一上任，便希图有所作为，拿了部里几个“死老虎”来开刀。首当其冲的，是具有老红军资历的“右派”刘民生。刘民生是个有些来头的人，自称过去曾给毛主席抬过担架，当年的底气还在，并不服软。政治部人员找上门去，安排他下放到基层单位工作，他不仅拒绝乱命，还将来人骂出了门。
此后不久，刘民生到牟家与牟宜之下象棋，随口聊起了此事，不无得意之色。此种情绪，给牟宜之留下了深刻印象。过后不久，阶级斗争之风也吹到了牟宜之头上。政治部的两位女干部叩门而入，找牟宜之谈话，为首的一位干事姓乔。乔干事开宗明义，宣布对牟宜之的一个处理决定：“牟宜之，你可以治病疗养，挂起来，但工资要按照病休待遇来领，也就是只能按80%领取。”其时，牟宜之虽然身体不好，但并不属于“病休”，是人家不给活儿干。这样的决定，分明是要借机整人，落井下石。数十年来，在所谓的政治运动中，借机整人、滥用公权力的事很多，挨整者虽心知肚明，但囿于弱势，求告无门。
这一次，两位女干部显然错估了谈话对象。首先，牟宜之并不是软柿子；其次，牟宜之坚信对革命有功无过，应获起码的尊重。
想到当年在乐陵开拓局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牟宜之1957年后虽然落魄，单位同事敬畏其革命资历，还无人敢直呼其名。到如今，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将是何心情？
来人的宣布，一下就触到了牟宜之的痛处，他不禁怒从中来，脸涨得通红，大声呵斥：“混蛋！你们是什么东西？滚出去！”
两位女干部过去养尊处优惯了，哪见过这个场面，不由大惊失色，夺门而逃。
这件事情，是触发牟宜之晚年厄运的关节点。儿辈们曾一度曾在心里埋怨：老父不该如此出言不慎。但我以为，这件事绝非偶然。牟宜之自“倒霉”以来，在京城蛰居八年有余，无论是读古书，还是访友谈心，都不能真正排解他心中郁结。情绪上的超然、克制、淡泊，都是表象，随着他对问题的认识深化，一种愤慨必欲寻找一个突破口来宣泄。这次爆发，不过是对方给了他一个机会而已。
尽管来人只是奉命办事，其上司也不过是追随潮流，但牟宜之所怒斥的，并非这几位小人物，而是对这一切荒诞表象背后的内核进行痛斥。他决不相信对方掌握了正义，数年来潜心重温古籍得出的结论，更令他坚信：深宫内早已是奸佞当道！引燃他心中怒火的，不是将要少拿20%工资，而是他不能接受这种颠倒忠奸的侮辱。
牟宜之的精神境界，仍在原有的土壤上植根，并未被连根拔起。“士可杀不可辱”，这种传承了千年的侠士之风，是他做人的基本。即使天地将欲变色，也不能剥夺他对“原道”的坚执。如果见淫威而心怯懦，当初又何必革命？
此时有一件事，促成了牟宜之命运的转折。当其时，刘纯从事劳动改造的单位——华北金属结构厂的领导，偷偷对刘纯说：“马上要搞大运动了，北京市可能要把一批右派清除出去，赶快让你爱人去要求工作，否则可能会被赶出北京。”
牟宜之觉得此话有道理，便向单位提出，不在家养病了，要求恢复工作。哪里想到，这恰好给人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政治部很快有答复，同意牟宜之调往建工部在哈尔滨的一个下属单位，仍然做办公室工作。
牟宜之在解放战争时期，去过哈尔滨，觉得那城市还不错，毕竟可以恢复工作了，哈尔滨也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于是欣然接受。
殊不知，报复很快就来了，用文革之前就开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任何异议，都会招致毁灭性打击。1966年5月，建工部政治部通知牟宜之：哈尔滨去不成了，要改换成安达，且必须在一个月内，携全家下放至黑龙江安达，去建工部下属第六工程局报道。至于到了那里做什么，听候当地的安排，如不服从命令，则按离职处理。
这完全是小人政治。就是要整人，要惩罚你，打击你，毁灭你，不需要什么理由。让你终生铭记，同时也杀鸡给猴看：敢违抗上级意旨的，没有好结果。
牟宜之不知道安达是什么地方，马上去问谷牧，谷牧说：“就是大庆油田嘛！”去大庆？这显然不是简单的工作调动，而是某种意义上的被监管。
牟宜之立刻陷入了两难境地。按照脾气秉性，根本就不应该理睬他们；但若抗命，真的就会按离职处理，停发工资，那么一家八口的生计将如何？在那个闭锁的社会，失去公职，就意味着除了拉板车、卖苦力，没有任何其他的出路。
夫人刘纯当此遽变，一时没了主意，慌得不知该怎么办。大孩子牟小白多少已明白一点世情，知道安达那个地方，等于就是“北大荒”，蛮荒绝域，缺医少药，供应奇缺，父亲去了必凶多吉少。他主张，索性就赖在北京城，哪里也不去，车到山前必有路。
牟宜之并没有把问题看得有这么严重，想当年在“东野”做过军人，从南满到北满都闯荡过，天冷并不是什么要死人的事。再者说，解放十多年了，情况无论如何要比当年强得多。东北的工业和交通，总还是比关内各省发达一些。牟小白却坚持认为：今非昔比，现在不是你们当年打“蒋匪”的时候了，那时是有人打理你们的吃喝，现在被贬出京城，到了基层，必举步维艰，四面楚歌。京城的人提到“北大荒”，谁不谈虎色变？一家人在那种地方，活不了！
刘纯在1957年之后，受压抑多年，倒是赌气想离开京城，她说：“北京有什么可留恋的？住这么大的房子干嘛？”
牟小白其时19岁，觉得自己已经成人，可以参与家庭的大事了，仍是坚持己见，反复向父亲说明利害。牟宜之被孩子说得半信半疑，想想的确是不能坐以待毙，便决定去找老朋友讨主意。这种事情，最能够帮上忙的，应是肖华，但肖华近年常住在杭州一带养病，远水解不了近渴，他只能先去找郭维城。
去还是不去？利弊如何？与郭谈完，又去找老朋友谷牧商量，连带有求助之意。
正在上中学的孩子们，也知道大事不好，在牟宜之去找谷牧谈话的晚上，都回到家来。一家人在灯下枯坐，屏息静待，又担心，又抱着侥幸心理。
生死由人，这种滋味，太过刻骨铭心。刚直如牟宜之，凭一己之力，也难以冲破这道藩篱。
这一晚上，牟宜之和昔日的战友、如今的上级谷牧谈了许久，直到晚11点，才从百万庄申区谷牧的家回来。看起来，事情或许有缓和的可能。谷牧对牟宜之的遭遇，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这太过分，说：“都这么大年纪了，去那里干什么？我和他们说说，不用去了。”他答应马上就和建工部的部长们交涉一下。谷牧还建议说，不妨可以考虑下放到四川的“三线”单位去，建工部在四川有下属二局，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都比六局要好得多。
本来，甘肃兰州的一局是最理想的地方，但是牟宜之长女牟敦瑾的丈夫张思良，恰好就在一局当局长，这就不能考虑了。
谈罢，谷牧将牟宜之送到百万庄申区大院门外，派司机开他的“红旗”轿车送牟宜之回家。车开来的时候，谷牧为缓和牟宜之的情绪，半开玩笑似地说：“怎么样？中国车子，中国石油！”牟宜之上车坐好，谷牧又感慨道：“这次，你恐怕不能留在北京了，刚才清茶一杯，也算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吧！”
牟宜之闻言，不胜凄凉。其时《5.16通知》在上层刚获通过，文革的号角已隐隐吹响，神州迟早是要遍地烽烟的，这种时候，胆敢堂而皇之同牟宜之话别的，大概也就是暂无后顾之忧的谷牧了。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1]当初老舍先生写了话剧《西望长安》，狠狠地讽刺了被牟宜之检举的李万铭。却不料，“西望长安”的狼狈，如今落到了牟宜之自己的头上！看来，在扭曲的政治形态下，善有善报，不仅不可能，而且往往适得其反！
谷牧的行动很快，立刻过问了此事，但建工部政治部有恃无恐，完全不买顶头上司谷牧的账，他们一方面向谷牧正式汇报，状告牟宜之是如何的“态度恶劣”；一方面通知牟宜之，必须限期离京赴黑龙江，没有什么可转圜的余地！面对下级的硬顶，谷牧也无可奈何。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确实是今非昔比了，山雨欲来，禁忌颇多，他亦感无回天之力，只能安慰牟宜之说：“你先去，黑龙江的李范五、潘复生（其时分别任黑龙江省省长和省委书记）你也熟识，待一年半载运动高潮过去，我就调你回来。”
谷牧既不能庇护，牟宜之又听到了更不好的消息。在5月中旬通过《5.16通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研究了如何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林彪在会上大讲“政变经”，全文近万字，从周初动乱一直讲到袁世凯篡国，公开提出要防止政变，隐隐有杀气。杨一辰参加了会议，被吓得不轻，忙跑来叮嘱牟宜之：“要出大事了！你可一定要小心。”
这期间，各机关、学校已有多年不见的大字报冒出来，建工部大楼里也贴出了针对牟宜之的大字报，标题便是：“任何人不准包庇右派！”
牟宜之也感觉事态严重，为妻子儿女计，现在还不是硬顶的时候，只得表态服从组织分配。不过事情还须有商量，自己毕竟是老革命，祸不能延及子孙。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牟小南、牟尚高还在上中学，可留在京城，待完成学业后再赴黑龙江；牟小白没有工作，随家里走，由部里通知六局予以安置；还有牟华东、牟广丰、牟小非三人年纪尚小，亦随父母北迁。
5月的北京，灼热的夏意已显，但这一家人的心头，温度却降至了冰点。全家忙着收拾行李，不胜凄惶。就在此时，一位故交不期而至，前来登门送行。他就是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的刘汉。刘汉为防别人认出，特戴了一个大口罩，一进门就说：“老牟，你真走啊？”
刘汉是一位正直厚道的军人，在“东野”时期，与牟宜之在工作上多有合作，遂结成莫逆之交。他们在东北时，就对党内个别高级干部追求享乐的劣习看不惯，认为与革命者的初衷不符，常在一起议论。两个人又都有赋诗的雅好，常作唱酬。刘汉和夫人宁健的个人品德可谓无瑕，在中共高层干部中有口皆碑。夫妇俩对牟宜之一家的关心，一以贯之，未尝稍懈。三年饥荒时期，尽管刘家也有五六个孩子，但好心的宁健阿姨，时常要把自家的大米送一些给牟家的孩子。
刘汉这次登门送别，多少给牟宜之带来一些安慰。“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总算还有这样一位知己不计利害。送走刘汉后，他似又有了一些信心，对孩子们说：“哪里的人不吃饭？离了北京就活不了么？”言下既是鼓励孩子，也是对自己打气。
偌大京城，一派喧嚣，牟家却是出奇的沉寂。那个年代里，首都与地方的繁荣程度差别甚大，离京向辽东，无论如何也是一次凄惶之旅。牟小白在多年以后回忆道：“除了刘汉一人送别外，再无他人。”[2]
牟家离开北京的日子，是1966年6月28日。就在当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空出世，震动了全国，大中学校一片骚动，当天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从那一天起，肆虐了整整10年的文革，全面爆发了。
在此时黯然辞京的牟宜之，正是所谓“牛鬼蛇神”中的一员，这是命运的恶作剧？还是冥冥中上天的照拂？谁也说不清。从他后来的遭遇看，此次流放可说是福兮祸所伏。在这个关头，离开政治漩涡中心，简直就是上天有意安排的“避祸”。否则两个月后，在文革初期的狂潮中，牟宜之如果落到疯狂的北京红卫兵手里，那才是凶多吉少！
办好户口迁移手续，托运了行李，离别的日子也就到了。那天，牟家雇了几辆三轮车，前往北京站。一位三轮车夫看这一大家子，不似寻常，便顺口问了一句：“您老这是往哪儿搬家呢？”听了牟宜之的回答后，那车夫倒吸了一口凉气：“北大荒？那地方我待过。那是啥地方？宁肯在北京蹬三轮，也不到东北去当县长啊！”引车卖浆者流，口无遮拦，牟宜之的脸色顿时发暗。
所谓“惩前毖后”，所谓“思想斗争”，都是纸面上的堂皇文章。说到底，无非就是侮辱而已！
上了火车后，一家人穿过软卧车厢，来到简陋的硬卧车厢。牟宜之回头看看，叹了一声，对孩子说：“我就好像挨了一个耳刮子！”
多年来，他出差开会，都是坐软卧，此次远行，才真正体验到“高空坠落”的感觉。这以后，还将有多次的体验，一遍遍地强化这种挫败感。
1966年6月28日，晚6点20分，火车启动。从“户籍”的意义上，牟宜之永远离开了北京。一觉醒来，便是关外，车窗外景色一点点变得荒凉起来。广丰其时年幼，才上小学四年级，尚不知此行意味着什么，望着窗外兴味盎然。4岁的小非却是惶恐不安，不知道为何生活在瞬间发生了巨变。小白和华东则很清楚前路茫茫，心情抑郁，躺在卧铺上闷声不语。牟宜之此刻，内心翻腾之剧烈，大概超过了一生中的任何时刻。
列车在单调的车轮声中疾驰一昼夜，终于到达终点站哈尔滨。在这里下车，还要换乘继续往北的列车，到一个叫做“龙凤”的车站下车。龙凤，是松嫩平原上的一个小镇，系当时著名的“大庆三镇”之一。如此行行重行行，再走，就要比“徽钦二宗”被圈禁的“五国城”还要远了，感觉就是在流放。
暮色四合时，全家人背负行囊，走进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顿时被眼前的混乱惊得目瞪口呆！
彼时哈尔滨站正在维修，场面可谓兵荒马乱，到处是垃圾满地，苍蝇乱飞。牟宜之一家人长期生活在北京，对首都的文明、整洁、秩序习焉不察，猛地到了这边疆省会，见到破旧的候车大厅里，满地是横七竖八、衣衫褴褛的乘客，心情顿如掉进了地狱。
每逢有火车进站，候车的乘客便如难民般蜂拥而上，一片杂沓。牟宜之望着这个场面，不禁愕然，随即便陷入深深的沮丧。往昔他虽也曾身经战乱，遍尝疾苦，但如今毕竟是“建国已经16年了”，怎么会这样！眼前景象与长期看报纸、听广播的印象，竟有如此巨大的反差，牟宜之困惑不解，坐在那里直摇头，孩子们后来回忆，说他是“完全懵了”。
他1948年为办转业手续，曾来过一趟哈尔滨，那时留下的印象颇为不错。面对眼前的凋敝与混乱，他沉默良久，低声叹道：“这怎么比解放前还不如呢！”
火车继续北上，车窗外已很少见人迹，只是一片荒原，间或有大片湿地掠过。这铁路，是一直通往满洲里的，向着西伯利亚。建工部的领导非要把牟宜之发配到这儿来，无非就是要让他体会一下这种滋味。
火车走了小半天，荒原上渐渐能看见一些井架了，随后，井架越来越密集，颇具气势，显然已进入了大庆的地面。过了北方重镇安达，就是龙凤镇了。龙凤这名字，古老而吉祥，但是夜幕渐临的荒原上，看不到什么龙凤呈祥的喜气。火车一开走，便是无边的寒夜。全家下车来，东张西望，竭力适应着陌生的环境。
牟宜之赶紧在站台上找人问，去建工部六局怎么走。这时，有两个人闻声过来搭讪，原来他们正是六局的干部，也刚刚下车，见牟宜之器宇轩昂之态，以为是大干部下基层，立刻热情地上前来引路。他们说，建工部六局办公大楼并不远，就在目力可及的地方。两名干部争着来帮忙提箱子，一面还嘀咕着：“怎么局里也不派车来接一下？”
二人将牟宜之一家引至六局大楼前，经过通报，门内出来人，表情诧异而又冷漠，似乎看见了一群不速之客。那两位带路的干部，嗅出不对头，一眨眼间就溜掉了。六局的领导班子，事先似乎根本没考虑过如何安置这一家，草草安排他们住进局招待所等候通知。
在孩子们的眼里，大庆地区景色单调，除了厂房井架，就是简陋的职工宿舍楼，其间也有一些“干打垒”（没有木架的土坯房）。这个油田，因为解决了60年代初国内的石油荒而声名远播，身临其境，目睹那些巨大的塔罐、管道和高烟囱上常年不熄的天然气火光，给人感觉既苍凉又壮阔。
牟家的出现，令当地人很感惊异。在职工食堂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因不懂当地规矩，吃完饭起身就走，扔下了一桌子碗筷。众人如见到原始人一般，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经询问，才知道“革命职工”吃完饭，是需要自己动手洗碗筷的。从首都来到边荒之地的文化冲突，从第一天起就显现了出来。
六局的领导在此前，大概不相信这样一个人物会真的被贬到此地。他们的困惑在于：六局的局长才不过是15级干部；而牟宜之，一位老革命，级别之高在整个大庆地区无出其右，且又是右派、病人，这让他们如何安排工作才好？大庆已是红遍全国的一面旗帜，核心地区安放这样一个大右派，又将带来什么样的尴尬？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部里把这个奇特人物赶下来，其用意究竟何在？幸好当时文革尚未波及到边缘地带，地方干部也没有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讨论，最后给牟宜之安排了一个交代得过去的地方——齐齐哈尔市昂昂溪镇附近的六局留守处。他们认为，若将牟留在龙凤显然不妥，如同旗帜上有了一块污渍，跟职工们也解释不通，若放到生产单位就更是荒唐，干脆把牟宜之闲置在边缘，不引人注意，让他一家能存活，也就成了。
这个留守处，是个很奇特的地方，位于齐齐哈尔远郊昂昂溪火车站以北约7华里处，原为建工部六局兴建大庆油田之初的机关所在地，大庆油田建好之后，机关迁至别处，此地便改作职工疗养院。因曾是机关驻地，所以自成体系，颇有一点气象。于旷野之上，有几十幢本地罕见的红砖二层小楼，与附近的农村判然有别。
这样的安排，是煞费苦心的。此地虽不比大城市，但在乡村环境中，成排的红砖小楼近乎幻影，可算是城市的缩影了。在此地住下，系城镇人口，吃粮和用煤可到镇上购买，还不算将牟宜之打到了最底层。昂昂溪这地方，距齐齐哈尔市区和闻名全国的富拉尔基工业区都不甚远，万一牟宜之有急病，也不至于完全无法可想。基层的领导们未必懂得多少历史，但对于“贬官”的意义，经过一番研究，大概是弄懂了，无非就是“搁在那，死了算”。
听到这样的安排，牟宜之极其不满，但也只能徒唤奈何。如若抗争，当初就应该留在京城不走，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他想在堂堂首都，还不至于会把人逼死。可是一旦落到了这里，就只能听人摆布。
落户的那一天，留守处处长和支部书记前来接人，两位一个叫王立山、一个叫杨占奎，都是无甚文化的基层干部，态度十分冷漠。牟宜之自打参加革命起，就没有跟这样的干部共过事，更没想过要沦为这类人的阶下囚。想到此，心情也就愈加恶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言真的是不妄！
两位留守处干部与牟家同乘火车，从龙凤镇又西行了数百里，到了一个名叫榆树屯的荒凉小镇下了车。有一辆“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美式吉普，前来接站。两位干部就此别过，吉普车司机载着牟宜之一家，驶过颠簸的土路，十多分钟后就来到了留守处，在一座外形酷似碉堡的“地窨子”（半地下室）门前停下，全家人顿时目瞪口呆：“这就是我们的新居？”
这一间“地堡”，面积不足15平方米，半间是火炕，不用说住人，就连从北京带来的行李都放不下。4岁的小非，被这恶劣的环境吓得哇哇大哭，怎么也不肯进门。
牟小白后来回忆道：
那一夜我敢说是爹妈参加共产党几十年来最难熬的一夜，全家几乎无人合眼，行李也未打开，只是挤在炕上发愣。[3]
这夜牟宜之的所思，必是思接千载，体会到了古来贬官“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4]的悲情。生不如死，竟连死亦不能！当年的豪气，全无了着力处。细思量，毁家纾难几十年来，自己竟是错在了何处？
此时正是农历夏至刚过，东北纬度高，夜短如寐，但第二天新的黎明，到来得何其迟迟！
早起之后，孩子们从远处自来水龙头那儿打来了水，牟宜之一连洗了七八遍脸。当时孩子们都迷惑不解，多年以后方才醒悟：原来他在那时，竟不能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熬过了那个不眠之夜后，第二天，留守处的领导大概是良心发现，觉得原先的安排有些过分，便又通知牟家搬到大院最西北处一幢简易小楼里，分配给他们二楼两间房。
来到新居，向北而望，是一望无际的莽原。牟宜之立于窗前，冷笑一声：“我敢说，从这栋楼一直到西伯利亚，都不会再有人烟！”他给刘汉写信说：“西伯利亚的冷风，能一直吹到我们家来。”
牟宜之的一生，颠踬沉浮六十余载，若为他在精神上划分阶段，这一夜。当是分水岭。从这一夜起，他对历史的反思，他对现实的拷问，他的诗之魂魄，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昨日一切，已完全被轰毁！当年他投身的是革命，但现在的事情，绝不是革命的延续。
穷边僻壤，固可将他的肉身压迫至最逼仄处，但他的精神却从此跃升，扶摇直上，渐渐接近他自幼仰慕的古之圣贤。
“国家不幸诗家幸”乎？“文章憎命达”乎？抑或“庾信文章老更成”乎？都不足以名之。这是一个民族的道德良心，在暗夜中生出的灼灼芳华。此后他所写下的一字一句，都是泣血而成，悲若杜宇，将历千秋万世而不凋。
[1] 见李白《与史中郎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2] 见牟小白回忆录《边缘人生》，下同。
[3] 见牟小白回忆录《边缘人生》。
[4] 见李德裕《离东都平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