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是“十年大庆”，按照中国人逢十大庆的习俗，声势造得很大，遍及城乡每个角落。自1911年以来，中国的战乱在1949年之前就未曾断绝过，现在经过10年的和平，确有民族重生之感。十年庆典，在这个意义上，就很有些“盛世”气象了。记得当时为赶潮流，在报刊题花、邮票、日记本、铅笔盒、黑板报上都有“十年大庆”的特别标记，有龙腾、钢水包、巨大的稻谷捆和高举旗帜的人群等形象，显得喜气洋洋。
那年，首都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和游行，其壮观程度不亚于当今。国庆之夜，全国各大城市礼花满天，人潮如涌。时隔五十余载，笔者仍能记得当夜的印象。
然而，庆典一过，一入1959年冬，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紊乱就突然就爆发出来。商店货架上的食品果蔬，如同魔术般一夜之间消失尽净。彼时，农村因前一年“大炼钢铁”耽误了收成，“公社大食堂”又放开肚皮吃光了存粮，粮荒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到此时，城市也终于撑不住，轮到城镇居民开始恐慌了。笔者那时还是刚上小学的学童，对那一时刻记忆犹新：原本质量尚可的早餐，一夜之间就变得粗劣起来。过去是羊奶、鸡蛋、高级饼干，在一个早上就忽然换成了玉米面粥和黑面饼干。而且，这还仅仅是开始……
历史上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为1959年下半年至1962年上半年，而在城市爆发出来的粮食危机，是从1959年冬季开始的，至1963年上半年仍有余波。
那时城中居民有粮食定量，凭“购粮本”定量买粮，几乎全部是粗粮。从限购数量上看，似还可以勉强果腹，而实际上，这种定量若在肉、蛋、油、菜丰富的条件下，应无问题，可是在饥荒之中，所有能“入口”的物资空前紧俏，食油、蔬菜全都限量，少得可怜，这就很可怕了。油少菜少，粮食当然就不够吃，饥饿的恐慌便无处不在。
笔者幼年时生活在东北，那里地广人稀，粮食问题还没有达到极限，但在三年中，为了果腹，我也还是吃了一生中最为五花八门的食品。我家祖籍南方，父母原本是不吃粗粮的，将购粮本上的粗粮换成两票，购买细粮。“三年自然灾害”一开始，逼得他们也只能入乡随俗，主食除了玉米面、高粱米之外，记得有红高粱面（带皮磨的）饼子、玉米面菜团子、大碴子粥、豆腐渣、地瓜面条等等。整整两年，没见过一个白面馒头，只吃过一顿大米饭。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人们普遍患上了浮肿，记得我小时候有两年，脚踝上一按就是一个坑，久久不能复原。
那是一段极为暗淡的时光，对“大跃进”、“公社化”可说是一个立竿见影的讽刺。国民经济呈现出紊乱和全面崩溃的迹象，不仅是粮食不够吃，所有的工业品也都极度匮乏。记得那时小学生的作业本，纸张黑而且粗劣，连草棍都没有完全融化掉。居民限购的肥皂，跟泥巴块一样乌黑粗糙。
对于突如其来的全民大饥荒，舍生忘死奋斗了半生的牟宜之，不知作何感想？其时，夫人刘纯在农场劳动，家中五个半大小子“嗷嗷待哺”，为父的，只好拿出十二分的心思来，设法度过饥荒。
1960年的春节，从表面上看，看不到任何异常，广播报纸仍是高调歌颂着“幸福”，街上也有张灯结彩，但人们的饭碗中，情景却狼狈不堪。牟宜之在心里只是冷笑，除夕夜里，曾口占一幅对联，曰：“跃进菜团饱腹，幸福饼子过年。”
长子牟小白一进中学，就遭逢“困难时期”，在学校住宿，每月定量29斤半，每餐只能吃个半饱，盛玉米粥的木桶总是被学生们刮得干干净净。周末回家，见到家中兄弟吃白薯（地瓜）剥下的皮，一把抓起来就狼吞虎咽。不久，他同桌一个女同学告诉他：当前北京最紧俏的是棺材，供不应求，排队都买不到。牟小白心里明白：在首都，也开始有饿死人的现象了。
牟广丰那时年幼，但仍清楚地记得：阜外大街宿舍相邻的楼里，一个小女孩饿死了，一口小小的棺材被抬了出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棺材，印象极深。与孩子们比，老人体质更虚弱，更扛不住饥饿，此后三年中，是他们那个大院里老人出殡最密集的时期。
长期的营养不良，即便是铁人也扛不住。牟宜之居住的大院里，无论大人小孩，都普遍得了浮肿病。牟宜之的双脚也出现了浮肿，日久开裂，苦不堪言。
彼时菜蔬供应之困难，当今之人难以想象，年轻人总以为是夸大。那时北京的菜市场，菜价并不贵，但定量极低，茄子切成两半卖，冬瓜切成片卖，每人每天凭票供应2两。即使有钱，也不允许多买。牟家男丁多，粮食问题相当紧迫。男孩子们饥火难忍，一到春夏，就上树去摘榆钱、桑葚充饥。但这总不是办法，牟宜之当时用尽全部力气，定要让孩子们吃上一口饱饭。在刘纯“劳动改造”的南口农场，有一位善良的农工“老白”，非常同情牟宜之一家的遭遇，经常会给牟家送来一些蔬菜，以解燃眉之急。
从1960年6月起，高层终于开始正视粮食危机问题了，对政策做了部分调整，允许农民在集市上高价出售农产品，此即后来饱受批判的“自由市场”。公家商店里，也有一些高价食品出售了，以调剂短缺，此即当时民谣里唱的“高级点心高级糖”。牟宜之在1957年出书，得了两笔稿费，以当时收入水平衡量，数目甚为可观，这时也不得不倾囊而出救急。他冒着“偷机倒把”的罪名，带着三个大孩子搭乘公共汽车到黄村和大兴县的窦店去买茄子，一次能扛回五六十斤，一天跑两趟，可以买回100斤。回家后，把茄子切碎掺进玉米面中，做手擀面。
在郊区，牟宜之和孩子们目睹了当时农村的惨状：瑟瑟秋风中，成群结队的饥民手持小镐、洋叉等农具，聚拢在地瓜、胡萝卜地旁，等候生产队收获完毕后，再去“刨二茬”。彼时生产队长一声哨响，饥民们便冲刺般地蜂拥奔至田间，叉镐一片飞舞，挖到残余根茎，不待擦拭，便塞入口中，狼吞虎咽……面对此景，牟宜之强忍泪水，一嗟三叹。
1961年，南口农场的“老白”，被“精简”回了定兴县老家务农，他惦记牟家的情况，写信给刘纯说：乡下因有了自由市场，菜肉比北京丰富，且价格便宜，可让孩子们放寒假到正定来一趟，买点猪肉粉条回家过年。牟小白专程为此跑了一趟，买了一个猪头回来，老白还特地送了一个当地产的包心大白菜。五六十斤的东西，小白背着走了20里路，才上了火车。
那时老友姚仲明、陈家康等都在国外任大使，但他们在国内的粮食定量并未取消，可换成粮票。牟宜之就分别写信给朋友们求助。这些昔日同事，虽然自己也有亲朋需要援助，但都知牟宜之的窘境，纷纷相助。每次复信，都会附上一张10斤的粮票。
那时的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都发给一种特供购物证，俗称“红本”，可到内部特供商店买东西。牟宜之有一个乙级特供本，每月可到特供商店买香烟、鸡蛋、白糖、食油、黄豆若干。他能够享受乙级本，主要是得益于帅孟奇。当时中央组织部发放“特供本”统计人数时，建工部不同意上报老父，理由是右派属敌我矛盾，不应享受此待遇。最后此争议交到了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那里，帅大姐一句话拍了板：“即便是敌我矛盾，也还有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条嘛！”
老友谷牧知道牟家孩子多，便把自己的甲级特供本借给牟宜之用，可谓雪中送炭，牟家的孩子们一直都念念不忘。
此时黄万里在清华大学的院子里，自己开荒种了一小片南瓜，秋季有收获，就给牟宜之送来。每逢姑父的南瓜一到，孩子们就可以高高兴兴吃两顿饱饭。
牟小白记得，约在1961年前后，一次牟宜之实在嘴馋，便向小白要了4两粮票，到西四一家餐馆，点了两个包子、一盘炒肝，大快朵颐。正吃着，忽见邻桌一位长者也在狼吞虎咽，定睛一看：原来是于学忠！牟宜之赶忙起立敬礼，问道：“您老怎么上这儿来了？”于学忠苦笑一下：“刚卖了两处房子，来吃一顿高价饭。”牟宜之回到家后，将这奇闻说给孩子们听，言毕不胜唏嘘。
牟宜之虽然撤职降级，但工资待遇仍维持原行政10级，再加上刘纯的收入，算是高薪阶层，可是老家有一大家人，还有上大学的次女牟敦珂、家中五个小子、62年新添的宝贝女儿，算起来有十多口人需要养活、照顾，一度也令他捉襟见肘。
当时由于工业品奇缺，给城镇居民发了“工业券”，用以限量购买床单、毛线、手表等用品（农村无此待遇）。牟家的问题是，男丁众多，鞋子买不起。可巧牟宜之在蛰居之后，闲暇甚多，得以结交了一些三教九流。他在西四认识了一位老鞋匠，交往得多了，竟然跟老鞋匠学会了做鞋。于是，家中五个男丁，就都穿上了牟宜之亲手做的皮凉鞋，可以从春穿到秋，节省下一大笔开支。
牟家丁男，在长成之后，都不约而同想到一个问题：少年时代不晓事，只汲汲于如何解决自己的饥饿，没有更多地想过，那些收入不高、没有特殊待遇的底层人民是如何度过难关的？首善之区尚且如此窘迫，那么穷乡僻壤里，人又该怎样存活呢？
当时，为让孩子也了解一下底层生活，牟宜之特地带小白去看了老鞋匠的家。鞋匠的陋室，在一条偏僻的胡同中，大概有9平方米大小，屋内用木板搭了一个阁楼，勉强能住下全家老小。墙壁上糊的是报纸，年头久了，被熏得一片乌黑。
到了1960年，老鞋匠忽然问牟宜之有没有废报纸。牟宜之以为鞋匠是要“了解国家大事”，便隔三差五就给他送一捆废报纸去。过后，牟宜之开玩笑似地说：“你把报纸看完了，还可以卖废品呢！”那老鞋匠听了，泪如泉涌，带着牟宜之走进自家门，掀起一口缸盖子，说：“我就不瞒您了。您给我的报纸，我都用水泡了，泡掉铅字油墨，把报纸糊糊捞起来，掺在玉米面里做窝窝头吃了！”
牟宜之闻言，极感震惊，出门后对儿子叹道：“老百姓，比我们过得更难啊！”回到家后，仍为此叹息良久。
彼时，广播报纸上宣传的，依然是歌舞升平，形势大好。报纸连篇累牍登载的是“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个战线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大赞“党的总路线越来越证明完全正确”；收音机里播放的是“江南丰收有稻米，江北满仓是小麦”的悠扬歌声。
但粉饰毕竟代替不了人民的切身感受。有一日，牟宜之去鞋匠朋友处讨教手艺，鞋匠对他说：“话匣子（收音机）里总说，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人家烂没烂下去咱看不见，咱也不知道，但咱们却没见怎么好起来，是吧？”对此，牟宜之只能报以苦笑。
困厄之中，牟宜之心疼孩子们。为减轻饥荒带来的压力，他加强了对孩子们的精神引导，允许孩子们任意阅读自己的藏书，期望孩子们精神健全、意志顽强。他也鼓励孩子们适度参加体育活动，采取积极有为的生活态度。冬季里，孩子们想去北海公园滑冰，他就跑遍了北京市内的寄卖行，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旧冰鞋。
在三年间，他心劳日拙、苦撑岁月，忽然觉得精神上与“沉郁顿挫”的老杜很亲近，仅1960年一年中，就连续作了七首《纪念杜少陵》。杜甫那种“朝间宄佞心中恶，世上疮痍笔底收”[1]的深刻，越读，他就越折服，钦敬之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此处，节录一批佳句以飨读者：
千秋怅洒同情泪，异代悲歌有所思。
援笔狂吟呼杜老，期从旷世结相知。[2]
蜀道楚湘空落魄，京华伊洛枉伤神。
高人已去高山仰，读罢遗诗泪满襟。[3]
国破城春千古句，草堂花木四时开。
诗圣泉下应含笑，弟子乘风后继来。[4]
一生仆仆羁风尘，天地无情太苦君。
殷念黎元常涕泪，盛情诗句动风云。[5]
家邦多难，人世懔坎。牟宜之在罢官之后，尝尽世态炎凉，这时重读杜诗，方觉“少陵旷古一诗人”[6]，亦尝在玄想中与杜甫神游，欣欣然执弟子礼。在60年代那茫茫的寒夜里，如此的想象，对牟宜之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慰藉。
牟宜之自幼饱读诗书，也许到这时才明白，为何读老杜，须人到中年方能读透。此刻他的阜外大街陋室，仿佛就是锦官城中的草堂；灯下，似能听到诗圣“太息盛唐兴废事”[7]的嗟叹。
1960年，是杜甫故去1190周年。大道虽如缕，恰在不绝耳！浊世之中，有些苦闷虽无处可以倾诉，但“古今相通”这类的感应，仍如微火闪动，烛照人心。
本年，诗人还有一首《七律·忆李白》，乃夫子自道。其“豪放狂饮千杯酒，博学横溢八斗才。不屑折腰事权贵，敢叫脱靴醉亭台”[8]之句，分明就是他的自况。
三年间，他的阅读，多在温习古典小说。从读后所写的诗题看，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厢记》、《红楼梦》等。
一灯如豆，夜愈深沉。重读这些曾经塑造了少年时代精神世界的名著，牟宜之从中更能体味出这个民族的悲剧基因何在。作为一个清醒者，有些思绪，是真的能够“古今同慨”的。
1961年端午节，诗人又连写三首七律悼念屈原，可觉出诗人的悲愤又多了几分。其一云：
《七律·端阳节悼屈原之二》
汨罗江畔草离离，遥望荆天寄相思。
形容枯槁侣渔父，慷慨悲歌咏吾师。
殷怀危亡忧秦寇，巨著光芒留楚辞。
把酒临风长洒泪，千秋怨愤有谁知？[9]
在这里，他再次神游，远涉两千年前的汨罗江，与屈子同忧，与渔父为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对谗言媚上、倒行逆施者们的痛恨，已溢于言表，不想再有任何掩饰了。
1963年，牟宜之又作读古典有感三首，赠给黄万里。黄万里亦有两首答诗，一曰《赠牟宜之》，一曰《莫愁行》，彼此酬唱，作精神上的互相取暖。牟宜之诗今已不存，黄万里诗如下：
《五律·赠牟宜之》
牟兄家住处，鲁叟化淳乡。
北海追唐汉[10]，东州饱露霜。
功成严谴日，恬退自流芳。
回首望明月，孤松撼九苍。
《莫愁行 赠宜之》
宜之宜之且莫愁，听我放歌解君忧。
五十知非古常有，立言补过更何尤？
君不能南越请缨羁美帝，宿功空忆老骅骝！
又不能彤庭献策遏苏修，枉响雷同岂远猷？
幸有唐尧在，低头学未休，
不应狂自圣，傲岸笑公侯。
鸣狗董龙[11]蝇点玉，丛轻折翮羽沉舟。
孔丘柳跖皆尘土，大隐无成中隐求。
愚者逞豪智者卷，儒冠烧却脱缧囚。
闭关错莫长吁叹，最是伤神孤独幽。
救济苍生终有日，松云高卧气还遒，
纵然散发江湖去，留得丹心照故邱。
诗写得情深意挚，一意劝勉，极言塞翁失马、青山犹在之理，从中可反观出牟宜之这一时期的愤懑与不甘。
1960年之后，为了缓解积怨，文化政策有所宽松，整个社会的政治空气也不似以前那样峻急了。此前，从“十年大庆”起，就有极少数右派分子获“摘帽”的恩惠。到1961年10月，中央又有进一步指示“要再摘帽一批”。
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对以往错误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有限度的调整。不久，对曾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12]运动中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人，大都进行了甄别平反。这个甄别平反，就是牟宜之一直期望的“昭雪”。
可是，右派分子“昭雪”在那时基本是无望的，只能获“摘帽”待遇。“摘帽右派”说起来，虽然也不大好听，但可以恢复正常工作，恢复以往的待遇，子女升学也不至于受歧视了，总还是要好得多。摘帽的首要条件，是“真正认识错误，口服心服，确实悔改”。
这一期间，“春风”也吹到了牟宜之的头上，建工部（原城建部）曾派人找牟宜之谈话，要求他先承认错误——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然后再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但这一“恩惠”，遭到了牟宜之的痛斥。牟宜之厉声对来人说：“我16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历经生死考验，怎么能够反党？”来人无言以对，谈话遂不欢而散。
当其时，就连刘甲樱都劝他：“你还是要学会妥协。”牟宜之说：“刘大姐呀，我想的就是‘昭雪’！”
可是此后不久，风向再变。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概念，同时大反“翻案风”，牟宜之“昭雪”之期盼，再沉渊底。这之前，也曾有老同事善意地规劝牟宜之，先摘了帽子再说。但牟宜之抱着“质本洁来还洁去”[13]的信念，不以为然，故意说：“不摘就不摘，戴着暖和！”此话后被人传出，又成了牟宜之“顽固不化”的一大“罪证”。
1963年，老首长罗荣桓在京病逝，牟宜之失去了一位当年强有力的庇护者。他对孩子们说：“这是我的老领导。这个人有功啊，是应该默哀。”他还记得罗荣桓在十几年前的告诫——“要讲规矩了”，惜乎解其意时，为时已太晚。
三年间，牟宜偶尔也给当年的旧友写信，申诉冤情，希望能将自己的陈情上达。当年曾家岩的旧友童小鹏、王炳南、陈家康等人，皆是有信必复，说“我们怎能忘记你呢”，但提到向上反映、求得平反的事，都说还需要再等一等。
与经济政策的改善相反，从1962年下半年起，政治空气又开始趋紧。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其后愈演愈烈，短暂的“宽松时期”稍纵即逝了。牟宜之未能等到春暖花开的一日，却眼见一天天又是寒凝大地。
从这一时期起，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的“忆苦思甜”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学校里也开始推行“出身歧视”政策。牟家孩子中，首当其冲的是初中毕业的牟小白。1963年夏末，小白从北京101中学初中毕业，因品行鉴定为“中”，且评语里有“思想落后”、“进行小集团活动”等劣评，竟被所有的高中拒之门外，沦为社会青年。牟小白因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张仃[14]之子张郎郎相熟，此期间便偶尔参与他们的文学沙龙活动，为此曾受到严厉的追查，对他后来的人生影响甚巨，亦算是福祸相倚。
牟宜之心地磊落，完全没料到社会上出身歧视的“潜规则”已大行其道，只以为是孩子自己不求上进。牟小白在一家私立补习学校进行了复读之后，又于1964年参加中考，成绩不错，结果还是泥牛入海。牟宜之带着小白到区招考办公室查询，工作人员明知问题的症结何在，却不说破，装模作样找了一番，才答复说：肯定是没有学校录取。
牟宜之顿感遭受奇耻大辱，但还是不相信此荒唐结果乃“血统论”所致。后他又送牟小白进了北京广播函授学校初三辅导班复读，以待来年。至1965年夏末，他得知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高考成绩虽优异，却未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这才如遭当头棒喝，终于明白了“阶级斗争论”是要株连九族的！
彼时“有政治问题”的成年人，就是再怎样心思细腻，也完全想不到出身问题会给下一代带来何等巨大的阴影。在学校里，歧视是无所不在的，不仅老师不待见，有的同学也经常凭借“出身好”的道德制高点，对“出身不好”的孩子进行恶毒的语言凌辱。无辜少年为此受到的精神创伤，极为深巨，且无人可以倾诉，只能忍辱。
到1965年时，牟小南、牟尚高、牟华东因为年纪尚小，未受出身牵累，已先后分别考入北京市男八中、男三中和男四中。这几所学校都相当优秀，但在彼时压抑的空气下，三个男孩既受惑于政治宣传，又出于青春期的叛逆心理，都默默与家庭“划清了界限”，长期在学校住宿，极少回家，父子之间完全没有了交流。
牟宜之眼见父子间精神的疏离，耳听外界越来越高昂的喧嚣，满心里只是无奈。
他在1964、1965这两年中的诗作，篇目并不多，共计5首。1964年的两首，是《读陋室铭》和《读千家诗》，与1963年的诗一脉相承，都是在重温童年时代所读，说是“每见此书忆旧时”，最叹“如今两鬓已成丝”[15]。忆起儿时与同窗一块儿诵读时，“夕阳西下蝉声急，天地玄黄一片声”[16]，那景象，竟有说不尽的温馨了。人世，难道真是越活越觉冷漠么？
1965年的三首，有两首是《七律·静夜思》、一首是题画诗。两首《静夜思》，境界较以往有相当的跃升，语句工稳，意旨沉郁。其中的第二首，辞意尤佳：
《七律·静夜思之二》
静夜遐思亦黯然，萧疏两鬓逝华年。
蜉蝣苏子舟中悟，蝴蝶庄生梦里传。
生计艰辛累子女，心情跌宕寄山川。
愿将一滴玄黄血，化作甘霖洒大千。
牟宜之这一年，不过才56岁，春秋正盛，竟已有浓浓的迟暮感了。抚今追昔，人生有许多不合逻辑之处，难道生即是虚幻？难道一切皆如浮云？他不由得质问命运“何事栖息一代中”，感叹“千里追风悲老骥”，当然也仍坚执着“三春行雨待苍龙”[17]的信念。
诗中，他念及自己不擅穷通之变，至晚岁坎坷，竟累及子女，不禁悲愤难抑。但另一方面，诗人亦未完全消沉，诗句里出现了“玄黄”、“苍龙”这样所指宏大的词汇，就表明他仍有不可摧折之心。“天玄而地黄”，是可以吐纳正气的地方，他仍渴望着纵马驰骋在那一片浩茫山野当中。
1960年以来，由于刘少奇主政，按照陈云的建议在经济领域适度放松，修生养息。到了1964年食品供应已完全恢复正常，很多地方的肉蛋等食品已经取消票证。物质意义上的“生计艰难”已不存在，牟宜之松了一口气。
政治方面，他个人的处境，在1965年似也有了一线转机。这一年，国务院新设了国家建委，谷牧出任建委主任。而牟宜之所在的建工部，恰归口国家建委领导。老友谷牧，现在成了牟宜之顶头上司的上司。困难时期，谷牧曾一直在经济上对牟宜之施以援手，今后，亦有可能在政治上给予照顾。
这样一想，牟宜之的心情便略好，他不可能满足于林下闲游，还是想做工作。他对国家的未来，仍充满希望。
这个时期，他对青年才俊尤为赞赏，鼓励他们要努力学习，将来为国报效。其时黄万里的大女儿黄且园在北大数学系读书，交了一个男朋友叫杨乐[18]，是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生，正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读研究生。牟宜之在黄家认识了杨乐，对其才华大为欣赏，认为将来必成大器，且他与杨乐很有共同语言，渐成忘年之交。牟宜之曾多次对儿辈们说：“你们且园姐姐交了一个好男朋友！”后来杨乐与黄且园结为连理，果然在数学界大有建树，成为一代名家。
在阜外大街宿舍，牟家的对门，住着一位名叫方休的老干部。他原为城建部给水排水设计院第一副院长，在反右中被诬为“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而被撤职，留党察看两年。后复出，降职为技术室主任兼建工部城建局城建处处长。方休为人正直，对牟宜之一家非常友善。可惜，后来他被派往建工部七局（在甘肃）长驻，文革中竟被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活活折磨死了。
1964至1965年期间，方休介绍他的内侄唐志强，登门拜牟宜之为师学日语。牟广丰至今还记得，夏天晚间酷热难当，牟家孩子们都到平台上去纳凉，牟宜之和唐志强仍在闷热的屋子里朗读日语。
这位唐志强，也是个旷世奇才，且在文革史上留下过深刻的印记。当年他才19岁，刚从北京男八中毕业。他是牟尚高的高年级学兄，在中学时就是优等生，酷爱天文学，立志报考南京大学与紫荆山天文台相关联的专业。偏巧当年南大该专业不招生，而他又无意于其他专业或别的学校，于是未报考大学。后经八中介绍，去了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担任了天文辅导员。
牟宜之对唐志强的聪颖赞不绝口，认为他将来肯定为我国天文学界之翘楚。
据牟广丰讲，唐志强曾用天文望远镜发现了一颗恒星，遂写成报告呈送中科院，要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该星，但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这个举动无人理会。1967年1月29日，深感绝望的唐志强，用黑鞋油抹在脸上，化装成黑人，企图闯进苏联大使馆寻求出路，被哨兵察觉而被捕。1970年1月9日，被以“现行反革命叛国犯”罪名枪决，时年25岁。与他同期蒙难的，还有遇罗克、沈元、王佩英、马正秀等人。
很多人的命运，都是牟宜之当时无法料到的，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对青年人的期许，其实是对自己青春时代奋斗的一种肯定，亦是对自己“中途落马”的不甘。
某日，牟小白住的北房窗下，忽然传来一阵歌声，唱的是《打靶歌》和《坚决打胜仗》。那是一大群解放军士兵，很起劲地在唱“日落西山红霞飞”和“当兵为什么？当兵为打仗”。牟宜之和刘纯听见，忙到北房来，与牟小白一起探头张望。原来是驻扎在月坛的北京卫戍区部队，借用设计院的大礼堂开会，士兵们正唱着歌进入会场，礼堂前一片草黄色的人海，颇为壮观。
牟宜之见此，兴奋莫名，对刘纯说道：“这些小兵真可爱，真强壮，真是了不起的战斗力！”刘纯也连声说是。
他在此时，无疑是想起了枣林的鏖战，想起了他的千名乐陵子弟兵。老夫虽白头，胸中仍藏有少年狂，那一段正气浩然的人生，教人如何能忘？
牟小白大为不解，埋怨父亲老糊涂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牟宜之不禁大怒，叱道：“你不爱国，不是中国人！你恐美崇美！”
父子为此大吵一场。
这就是牟宜之心中的最苦——他一直将革命视为自己的事业，但人家却看他是异己分子。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教他怎能不追怀屈原？
父子间的疏离，亦是牟宜之的内心之痛。那时候，两代人都不能设身处地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孩子们遭受无妄之灾，无法上进，落后于同学，必然迁怒于父亲：为什么你不谨言慎行？为什么你不紧跟毛主席？他们尚未涉世，还不懂“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这些怨恨，要等到他们自己也历尽坎坷后，才能彻底冰释。为父的那一方面，则因经历过血火，看过了人世沉浮，不满意孩子们的脆弱，但道理一时又讲不清，只能硬着头皮忍受埋怨。
林贤治先生把牟宜之那一代人，称为“古典共产党人”。这个称谓，含义丰富。牟宜之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确是在中外古典主义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世界观，他们痛恨不公，追求真理，在民族自觉意识高涨的1925年或1938年，大批加入共产党。古典文化的思想本底，使他们在理想主义道路上走了很远，直至他们投身的事业发生了名实相背离的变异，他们才遭遇了空前的思想困惑。
牟宜之直到文革爆发前，虽已对自己多年的追求开始反思，但仍停留在理想主义阶段，还没有完成如顾准所说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他还没有彻底理清从历史中贯穿而来的一些东西。
他还在苦苦等待，坚信潜龙在渊、必有达时；坚信组织上对他的事情，终究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说法。一次，牟华东说起父亲的冤枉，不由得掉下眼泪，说：“爸，你怎么就成了右派呢？”牟宜之为他抹去眼泪，说：“孩子，你放心，这事能弄清楚的。”可是，他万万想不到：1965年，已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段平静时光了。蛰居京城，在他看来不过是偷生而已，但这最后的一点尊严，也将被无情地剥夺。
命运，还要给他一次最彻底、也是最后的淬炼。牟宜之作为思想者，还要经过一场地狱烈火，才能完成他的升华，在精神的空域中翱翔起来。
而在世俗的层面，对于尚葆有青春气质的牟宜之来说，就未免太过残酷了。他的人生，还有不到10年的时间！在这不足10年的短暂生涯里，他无时不在盼望着超拔泥淖，但“长风破浪会有时”已永非他所有。这句诗后面的标点，在他，是一个永远也伸不直的问号。
[1] 见颜贤风《七律·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
[2] 见《七律·纪念杜少陵之一》，载于《牟宜之诗》第64页。
[3] 见《七律·纪念杜少陵之二》，载于《牟宜之诗》第65页。
[4] 见《七律·纪念杜少陵之三》，载于《牟宜之诗》第66页。
[5] 见《七律·纪念杜少陵之六》，载于《牟宜之诗》第69页。
[6] 见《七律·纪念杜少陵之七》，载于《牟宜之诗》第70页。
[7] 见《七律·纪念杜少陵之七》，载于《牟宜之诗》第70页。
[8] 见《七律·议李白》，载于《牟宜之诗》第72页。
[9] 见《七律·端阳节悼念屈原之二》，载于《牟宜之诗》第77页。
[10] 指乐陵故地汉唐两代北海太守孔融、李邕。二人皆以高洁名世，喻牟宜之曾为深孚民望的乐陵县长。
[11] 董龙（？-357），典出《资治通鉴》卷一OO晋纪穆帝永和十二年：“秦司空王堕，性刚毅。右仆射董荣、侍中强国，皆以佞幸进。堕疾之如仇，每朝，见荣未尝与之言。或谓堕曰：‘董君贵幸如此，公宜小降意接之。’堕曰：‘董龙是何鸡狗？而今国士与之言乎！’”胡三省注：“龙，董荣小字。”后，王堕被苻坚所杀。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孔圣犹闻伤凤鳞，董龙更是何鸡狗？”
[12] “反右倾”运动，是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运动中大批党员、干部遭到批判，部分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有300余万人。这次运动使中共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导致大跃进运动温度不降反升，造成迄今仍难以精确统计的巨大人口损失。
[13] 见牟宜之《七绝·感怀》，原载于《牟宜之诗》第245页，系引用《红楼梦》黛玉之《葬花吟》句。
[14] 张仃（1917-2010），辽宁黑山人，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1932年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1938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后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1950年起，历任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中央工艺美院院长等职。
[15] 见牟宜之《七绝·咏千家诗》，载于《牟宜之诗》第85页。
[16] 见牟宜之《七绝·读陋室铭》，载于《牟宜之诗》第84页。
[17] 均见牟宜之《七律·静夜思之一》，载于《牟宜之诗》第88页。
[18] 杨乐，出生于1939年，江苏南通人，著名基础数学家。现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由于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华罗庚数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