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性情耿直的牟宜之，并未上书论政，并未发表惊世骇俗之说，仅仅因为涉及工作的问题，对潮流稍有异议，就被作为一个“指标”，划成了右派。
这件事，决定了他一生的基调，为他生命的最后10余年抹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昨为座上宾，今为“另册”人。当1957年的狂飙卷过之后，他是如何来认识这一场劫难的？他是如何来适应身份转变之后的失落感的？现存这方面的文字材料不多，但亦有迹可循。
他心情当然很沉重。一世的“清名”被毁，还有世俗的歧视在等着他。今后的种种不测，将何以堪？据牟小白回忆：
1957年夏天一个假日的早晨，我的两个弟弟不知何事争打起来，父亲忽然破门而入，一脸愠色，怒斥着：“你们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少爷吗？你们的父亲已经不是局长了！”房间里立刻安静下来，几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下子懵了！我顿时感到大祸临头，报纸广播上连篇累牍大张旗鼓地宣传反右派斗争的辉煌胜利，想不到灾难竟然降落到我们头上。
牟尚高也记得，那个暑假期间，他发现父亲心情特别阴郁，陆续把原本放在办公室的书，都搬回家里来了。这以后，牟宜之连续两个月，晚上无法入睡，后又大病一场。卧床期间，他就此事进行了思考，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一年，他虽然仅赋诗二首，但所要表达的思想，力透纸背。他还是他，他不怕直面这场命运的剧变：
《七律·汉高帝三尺剑》
干将莫邪未能过，芒砀斩蛇意气多。
入咸提颁三约法，回乡舞赋大风歌。
八千子弟锋头尽，百二江山掌上摩。
太息韩彭俎醢事，逝川空对哭秋波。[1]
《七律·题板桥》
笑观板桥一挥毫，兰香竹韵最为肖。
泼干墨迹见风骨，脱却乌纱显清高。
难得糊涂成古训，浪迹江湖亦逍遥。
同宗后侪仰前辈，与汝携肩不寂寥。[2]
前一首，借汉高祖旧事，浓缩了他这一生的遭遇。其中“太息韩彭俎醢事”一句，足见他的认识已是何等透彻。这里面，不存在什么“误伤”，而是命定，是历史在某种形式上的重演。当年的意气，当年的“八千子弟”，都已随风荡尽了。
这首诗，用了一个较冷僻的典故——“百二江山”，亦即“百二山河”。语出《史记·高祖本纪》，意为“以二敌百”，比喻山河险固之地。江山既得，抚摩把玩。颂歌盈耳，英雄何用？这是逃不脱的历史宿命。
如果说，这一首里多少还有些悲怆，那么第二首的调子，则是十分地超脱了。脱却乌纱，与空冥中的郑板桥比肩，在古人那儿找到知音，不亦乐乎？即使是“浪迹江湖”，焉知不是一种解脱？那一年，55万人齐“卸甲”。能悟到上述玄奥的，不知可有几人？
诗言志，写给自己的诗，就更是如此。这两首里所说的，才是他的真心话。在此后的10余年里，他对右派问题始终不认罪，并通过战友、同事、老上级等多种途径向上申诉。在申诉中，有一些不得已的违心表达，但“坚不认罪”这一底线，在很长时间内没有突破。
1960年，他在写给某领导的申诉信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痛定思痛地检查了自己，回顾和反省了参加革命后几十年详详细细的经过，我确实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我从没有一点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念头。也许在工作中有些话说得不妥，给党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但这毕竟是儿女在无意中伤害了父母的心，而不是有心地忤逆父母啊！[3]
毋庸讳言，这段话里，既有当时的流行比喻，亦有委屈之感。但即便是在求告时，“不认罪”这个底线，也绝没有突破。
当年，风闻牟宜之在反右中要“倒霉”，昔日山东军区和东北野战军的老战友、老上级都极感震惊，纷纷尽其所能向上反映，请求宽恕牟宜之。在定案之前，肖华找到中央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为牟宜之说情。
抛却更早的渊源不说，康生于1947年就到山东分局工作，1949年后担任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为牟宜之的顶头上司，对牟宜之的情况不可谓不了解，但他却冷冷地答道：“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复杂的社会关系，他也是右派。”[4]
——伏线至此，昭然若揭。就是要将你绞索套牢！
大概肖华还找了另一位领导人，亦无果。此时，欲重温山城夜啖时的雅兴，可得乎？欲为王前驱，再赴敌营，可得乎？牟宜之的“逝川空对哭秋波”，就是在这种看破之后才写出来的。
今日之年轻人，对“右派”这个概念，不可能有实感，或许以为像是网上对骂，随便扣个帽子而已。殊不知，彼时“右派”即为“反动派”，一首当时的歌曲中，歌词中原有一句就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一顶“右冠”戴上头，就等于社会贱民，人人侧目。后来到文革，更是与“地富反坏”同列，属“黑五类”的最后一类。无形之枷，无所不在，人或为囚徒。
牟宜之，这位往昔之抗日英雄，今日成了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带菌者”。这场荒诞剧，所为何来？其根本，就是要让你莫多言！
在那种封闭、固化的社会，“政治生命”一结束，便几近废人。彼时刘纯下放到南口农场劳动，牟宜之膝下男孩一大堆，最大的才不过10岁。可怜一代豪杰，只能系起围裙，作灶下“煮妇”。他本就烧得一手好菜，于是又当爹又当妈，把家务活儿全包了。其时幼子牟广丰，正牙牙学语，家中收入不宽裕，于是索性不送去托儿所了，由他一手带大，“走到哪儿带到哪儿”[5]。他那时候的形象，完全不像个高级干部，看上去就像一个厚道、朴实的乡村老汉。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有个决定，将原建筑材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和城市建设部合并成一个建筑工程部。新的建工部组成后，牟宜之的“右派帽子”依旧。
牟宜之自入中学以来，那种急景流年式样的人生，到此忽然放慢了速度，变得昼永夜长。他离群索居，蛰伏京城，只能遥看台上别人演戏，连合法观众的身份也没有了。从这一刻起，他便蓄须以明志，外观上发生了惊人变化。
往昔，牟公虽然体胖，但戎装在身，或中山装笔挺，在装束上全无落伍之感。1957年蓄须以后，则俨若李大钊、鲁迅式的学究，与彼时的时代风貌断然切割。从寥寥几幅那时的照片看，牟宜之转瞬就老了许多，神色间多了一股冷峻，望之俨然，难以揣度。这种外观上的剧变，折射的是内心的决绝。“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6]他内心，显然是做好了宁作屈原而死的准备。
据牟宜之的儿辈们讲：反右之后，牟宜之在1950年之后的同事，大多纷纷趋避；但1949年之前的同事，则待他一如既往，毫无顾忌。其中，老战友刘汉、郭维城、杨一辰等最为胆大，偶得空闲，便照旧到牟宜之家中探望、聊天。
杨一辰是山东金乡人，据说其家族为海瑞后裔，为人耿直，一生坐过20年牢，国共两方各10年。由于常年戴脚镣，以至于脚踝处形成凹痕，终生不愈。牟宜之落难后，恰逢杨一辰自华南局调至国务院任部长，他不避嫌疑，照样带着司机、警卫员来看望牟宜之，相谈甚欢。杨一辰按照家乡论大排行的习惯，称牟宜之为“十弟”，牟宜之则称他为“杨二哥”。牟家丁男，都呼杨一辰为“杨二大爷”，视同至亲。
肖华家里，亦可常去。老上级虽无力护佑牟宜之“过关”，但此时在一起聊聊天，还是无人能够干预的。
此外，原林业部的老上级、副部长张庆孚，亦是牟宜之戴上“右冠”之后仍可往来的好友。张庆孚曾在“抢救运动”中吃过大苦头，知道整人运动是什么把戏，全不在乎牟宜之的“右派”帽子。
还有牟宜之当年在冀鲁边区的老友马馥塘、徐欣三、景宜亭等，这些人的家，都是牟宜之于艰窘困厄时可登堂入室、一叙情怀的去处。更不能忘记的是，牟宜之当年的亲随部下，从战争期间至50年代初一直跟随他的警卫员曾庆吉、公务员张桂梅夫妇，并未因老首长落难而有所疏远，反而更加频繁地前来探望，后于1960年代饥荒时期，他们更是屡次将自家垦荒种植的瓜菜相送，助老首长一家熬过灾荒。
城建部人事司司长郭少英[7]，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是1937年的党员，曾长期在冀鲁豫基层工作，五六十年代之交，对当时的形势想不通，常在家里哭，牟宜之就经常去劝解这位“小老乡”。只要牟宜之上门去一聊，郭少英的心情就会好得多。有时两人聊得很晚，到凌晨一两点钟仍谈兴未歇，孩子们还专门去郭家找过父亲。
但在寂寞中，这样的旧友相聚毕竟是罕见。牟宜之在满耳的喧嚣中，何以打发漫长、沉闷的时光？这一点，很难想像。从他遗留下来的文字看，他对哲学、经济学并无兴趣，似未大量涉猎过西方古典思想资源，只是对《红楼梦》、《聊斋志异》、《约翰·克里斯多夫》、《战争与和平》等这样的中外名著感兴趣。在上世纪60年代初，虽有一批“灰皮书”、“黄皮书”于内部发行，零星介绍了一些西方现代思潮与文学流派，高级干部都可以买到，但这亦未引起牟宜之的特别兴趣。
在蛰伏岁月中，他聊以解忧的，唯有中国的历史与文学典籍。这是他的精神故土，亦是他洞察世事的文化依凭。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观与中外文学名著中的古典人道主义，构成了他抵御喧嚣的强大精神世界。在花样翻新、术语叠出的躁进时代，他纯然以一个士大夫式的心态，冷眼看着桃花源之外的魏晋世相。
对他的打击，暂时也就到此为止。彼时江山打下还不到10年，若再整得狠一些，怕是要寒了众将士的心。那时有刘纯在南口务农，也就等于是间接地施予惩罚了，因此组织上倒是以“考虑到身体不佳、孩子众多”为由，仅命牟宜之在家反省，既未将牟宜之像丁玲、聂绀弩那样放逐到北大荒去，也没让他去南口劳动改造。
牟宜之对仕途的沉浮，全不在意，“一蓑烟雨任生平”。他是个心地坦荡的人，全不知世态炎凉亦会殃及子女。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他都没有充分估计到：他的遭殃，给子女们带来的伤害是何等酷烈！
次子牟敦康阵亡以后，在济南实验中学毕业的三子牟敦庭，受到兄长事迹的感召，于1956年毅然考入成都江津的第14航校，学习驾驶战术轰炸机。
父亲遭难之后，他的锦绣前程化为乌有，于1957年12月被逐出航校，原拟发配到北大荒去垦荒。牟敦庭不服处理，要求复员到北京，但当时政策不允许复员军人进京，他一气之下，便求复原回乡务农，从此开始了十分离奇的流浪人生。
牟敦庭回乡后，心理上无法承受这种“高空坠落”式的命运剧变，于1959年6月远赴新疆寻找出路，先是到阿勒泰林业局当临时工，其后便四处流浪，尝遍人间苦辛。一个原本意气风发的年轻飞行学员，不过半年时间，就沦为了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他在新疆浪迹40余年，先后做过伐木工、盲流、老虎饲养员、背尸人、骆驼队雇工、乞丐、卖唱者、路边小贩等，其惨苦经历，有如艾芜先生笔下的《南行记》。
次女牟敦珂，从小受共产党革命意识熏陶，有强烈的英雄情结。在二哥牟敦康牺牲后，决心前仆后继，考取了南京航空专业学校，后转入西北大学航空系，学习飞行动力专业。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她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极度苦闷。参加工作后又遭遇文革，因“家庭出身问题”叠受冲击，身心备受摧残，生活清贫至极，后不幸罹病，英年早逝。
此时在牟宜之身边的五个男孩——牟小白、牟小南、牟尚高、牟华东、牟广丰，因年纪尚小，暂未受到直接冲击，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出身问题”如阴魂长期缠绕，后来在招工、上学等问题上屡被刁难，留下了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
60年代初的时候，幼小的牟广丰被邻居的小孩骂：“小右派！”牟广丰回到家中，问父亲“右派”是咋回事。牟宜之叹口气说：“现在跟你说不明白，以后再说吧。”
不仅邻家孩子这样骂，建工部的个别年轻干部也幸灾乐祸，在院子里见到牟家的孩子，就故意说风凉话：“一个老右派，一个小右派。”学校的老师如果不满意牟家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会借机挖苦，全不顾给孩子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
当年的苏联与东欧各国，都有类似的“另类人”，即旧政权遗留人员或历次政治清洗中的受难者。但“出身问题”对后代伤害之惨烈的，在六七十年代大概唯我国所独有，以至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一个“伤痕文学”流派，控诉其非人道的株连九族。
自从调到城建部之后，牟宜之的家，也搬到了阜外大街的机关宿舍。从1957年10月到1966年初，牟宜之就是在阜外大街宿舍，做了将近8年投闲置散的“寓公”。旧日战友虽不避嫌疑，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不能为人家招惹是非，能少去就少去。
1962年，牟宜之的幺女牟小非出生，遂成夫妇俩掌上明珠。蒙上级开恩，刘纯从南口农场调至建工部下属的华北金属结构厂劳动，地点就在城内广渠门。这样一来，好歹可以每天回家了。
此时，牟宜之的儿子牟尚高，与邻居刘甲樱女士的儿子刘驰是同班同学。由于这层关系，牟家又认识了一位很奇特的邻居——商业部处级干部、民革中央委员刘甲樱。刘甲樱对文史颇感兴趣，见牟宜之非同俗流，却又整日不上班，不禁好奇，偶然相谈之下，方知原委。由于相邻，牟宜之遂常去刘家走动，谈古论今，评议时政。后牟宜之全家在文革前夕被放逐出京，尚在中学读书的牟小南和牟尚高，就托付给了刘甲樱照看。
刘甲樱的家族，甚为传奇，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中共的好朋友”。其父刘承烈(1883-1952)，是湖南益阳人，早年留学日本，与黄兴等人过从甚密。后曾在熊克武部下当师长，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后，反被蒋介石褫夺了兵权，遂移居天津。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后，刘承烈与共产党建立了密切关系，以至他和女儿刘甲樱在为中共做秘密工作时，两度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上世纪40年代，中共天津地下党的联络站和电台，就设在刘家。1949年后，应周恩来之邀，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52年病故。
刘甲樱之兄刘仲容（1903-1980），革命资历亦很深厚，1923年即参加国民党，大革命期间为黄埔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曾赴苏联学习，后因反蒋投至李宗仁幕中，成为李的心腹。抗战时期，作为桂系在延安的常驻代表，与中共建立了密切联系。其后又奉中共之命，转为白崇禧的幕僚。1949年1月，刘仲容作为李、白的秘密和谈代表，两次赴北平与毛泽东见面。1949年后，他长期在北京外语学院任副院长，50年代中为民革中央常委。
刘仲容，后来也成为牟宜之可以倾谈的朋友之一。
此时，牟宜之还有一位可以无话不谈的老友，即黄万里。黄万里是黄炎培之子、丁玉隽的丈夫，小牟宜之两岁，在民国时期就是知名的水利专家，曾出任国民政府甘肃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等要职。1949年之后，历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唐山交通大学教授，后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
说起来，这两位目前正是“难兄难弟”。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上发表了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这个批示全文，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全文发表。
黄万里亦是一位“强项令”，天大的压力也不俯首。1955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兴建，他在1956年就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彼时所谓“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是反科学之论，预言“水库建成后很快会被泥沙淤积”。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会上，唯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联专家的规划。黄万里参加了7天会，亦舌战群儒整7天，坚持真理。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证明了黄万里的预见，但一切为时已晚。
黄万里学识渊博，尤擅古诗词，其诗甚至颇得毛泽东的好评，曾在多个场合对人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
他的获罪之文《花丛小语》，其实是一篇政治短篇小说，内中借几个人物的对话，批评了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也批评了盲目模仿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尤其尖锐的，是批评了在三门峡方案出台后一些专家的违心之论。
牟宜之在黄万里这儿，总算找到了一位可畅言的知音。他们在性情、学识、见解与遭遇上都极为相似。牟宜之从此便常去清华园，与这位表妹夫把盏相谈，对弈解闷，讥议时弊，后来更有频繁的诗赋酬唱。
除了与朋友聚谈，他有时还会带着孩子，到月坛去找人下棋。据牟小南回忆，
那时候在月坛公园里，有好多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同志，在反右中挨了整，不让上班了，就到月坛来下象棋。有一位冯仲云[8]，是水利电力部副部长，过去是东北抗联的领导人，也挨整了。我爸爸就常和冯伯伯下棋，他们是棋友。[9]
这里有必要插一句，冯仲云后来的结局非常惨烈。这位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1927年的老党员，在东北与日寇苦斗了14年的老抗联，于1968年初，因愤怒反抗造反派的批斗，竟被活活折磨死了。
牟宜之蛰居的头一年——1958年，是很热闹的一年。从2月份起，以文件形式下达“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即是著名的“除四害”运动。无论大人小孩，都撂下的正常工作与学业，敲锣打鼓、挥舞杂色旗帜，去吓唬麻雀，神州大地，处处呈现奇观。
接下来就是“大跃进”概念的提出，全民陷入狂热。先是人民公社化，彻底改变了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城市也曾跟风闹过一番，各区都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但很快不了了之。紧随其后的，是“大炼钢铁”，城乡齐动员，一番敲锣打鼓地把从各家搜集来的破铜烂铁，拿去“炼钢”。
公社化以后，形成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畸形分配机制，农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劳动效率奇低，但是报纸上连篇累牍是“亩产万斤放卫星”的昏话，以谎言来推动荒唐之举。
这些，笔者在六七岁时都曾亲历，至今还有模糊印象。现在想来，是愚民们不可思议的狂热。
“大跃进”打乱了国家的经济秩序，在农村滥用民力，又直接影响到乡村的秋收。大好的庄稼扔在田里不收，千军万马去大炼钢铁、修水利。这样的胡来，立刻就遭到了报应。到1959年下半年，农村中粮食危机已现，但“大食堂”仍囿于意识形态坚持不解散，大饥荒很快就要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
牟宜之身处首善之区，虽然乡村的荒唐情况被封锁，但城市里的荒唐事却是随处可见的。报纸上报道的水稻高产“卫星”，连东欧“兄弟国家”的好心人都屡屡发出疑问，牟宜之出身农家，不会不知道何为常识！
他只是冷眼旁观。闲来除了访友，就是读古书，还曾到西单中国书店去买了一套无标点的老版《资治通鉴》。他喜好读书，多为古藉，藏书有“二十四史”的一部分（《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全套的《资治通鉴》等，至于《阅微草堂笔记》、《纲鉴易知录》等，就更是他排忧解闷的枕边书。
牟宜之的书架上，也有“正统”的书籍，如全套的《党史资料》、马恩列斯毛著作、《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等，数量不少，占据了较大空间，但在孩子们的印象中，他很少触碰。
牟宜之对孩子们的文化熏陶，主要是潜移默化。牟小白也是个书迷，收集了《麦田守望者》、《在路上》等“黄皮书”，还有大量西方文学名著、画册等，放在自己的书架上。家中牟宜之的书与牟小白的书，一中一西，摆满各自的书架，界限分明，俨如两个世界。牟尚高和牟华东，则用积攒的零花钱，陆续购买了全套的《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连环画。牟宜之对孩子们的阅读嗜好，是赞许和支持的。
从他儿辈们看的课外书来看，他对孩子还是很注意文化熏陶的。家中不仅有全套的《三国演义》等名著连环画，他自己书架上的中外名著和“黄皮书”《麦田守望者》、《在路上》等，也允许孩子们阅读。据牟华东讲，父亲很注意开阔孩子们的眼界，小时因受父亲的熏陶，自己8岁时就能背下所有国家的首都名称。
外面是嘈杂不已，牟宜之自己的世界却是一派云淡风轻。1958、1959这两年，他每年只写了三首诗，都是笔墨淡淡的。1958年的三首诗是：
《七律·任凭风雨》
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七绝·解嘲》
狂悖一生妄自高，心怡管乐与萧曹。
莫怕曾参遭诽谤，退居桃源自解嘲。
《五律·抒怀》
岂有扶摇力，难为霄汉间。
麝珠适自戕，木石愿同顽。
谬负贤方举，难逃贝锦奸。
仰天搔白首，浑欲不胜冠。[10]
诗写得明白如话，唯最后一首有两处较生僻的用典。“贤方举”，是指汉代的推举“贤良方正”入仕。“谬负贤方举”，即是说“辜负了抬举我当官的好意”。贝锦，系古代锦名，上有贝形花纹，用以比喻谗言。“难逃贝锦奸”，是说“难逃被谗言所攻”。
诗不见得有多么沉痛，反多讥嘲之意。虽也叹“人情翻覆似波澜”，但最后的意绪，却是归结在“若等闲”、“退居桃源”上面，全未把失去的功名当回事。
1959年的三首，就更其淡雅。前两首是“咏月”诗，借月色言志，似有高远的寄托。第二首“我爱清虚幽静地，愿为诗友结东邻”一句，则几乎就是写实。比较奇异的是第三首，系五言古风《鲁仲连》，全诗直叙家乡古代名人鲁仲连事。
鲁仲连（约前305年-前245年），齐人也，战国末期名士。擅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为诸侯排难解纷。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都邯郸。魏王迫于秦国的压力，派使臣劝赵王屈服，尊秦为帝（即“帝秦”），赵王犹豫，不能定夺。鲁仲连则以利害说服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使秦畏惧而撤军。鲁仲连功成名就之后，悄然归隐于东海之滨。
“鲁仲连义不帝秦”，是李白诗中常出现的典故，牟宜之写这个人，显然是慕其高义，亦有自况之意。全诗的“诗眼”，就在“埋名复隐姓，乐道又安贫”一句上。
此时，他心内所纠结的，还只是个人遭遇的不公。直到1960年，大饥荒的阴影渐渐逼至京城时，牟宜之才遽然意识到：旷世的悲剧正在发生！从1957年起爆发的政治狂热，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民族遭遇的一场劫难。他的诗风，遂陡然为之一变，以后，就渐渐朝着“沉郁顿挫”那一路走了去。
[1]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52页。
[2] 原载于《牟宜之诗》第54页。
[3] 见《有功岂必书之碑》。
[4] 见《有功岂必书之碑》。
[5] 见对丁君羊之女丁大于的采访影像资料。
[6] 见屈原楚辞《九章·橘颂》。
[7] 郭少英(1916-1981) 山东临清人。1937年加入中共。1938年任临清中心县委书记。1943年后，历任清博县委书记、冀鲁豫第二工委书记等职。1947年任冀鲁豫第六(运东) 地委副书记、专署专员兼民运部长。1949年后，任中央城建部人事司司长、地质部探矿工程司司长等职。
[8] 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7年加入中共。193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共东北反日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秘书长，东北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兼珠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六军政治部主任、第三路军政委。1949年后，历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任水利部、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 1968年3月17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9] 见对牟小南的采访影像资料。
[10] 见《牟宜之诗》第56-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