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中下旬，中共“八大”召开，各地千余名代表云集京城。其时，国务院各部委的司局长，可分期分批轮流列席“听会”。总理讲话那日，适逢牟宜之列席“听会”。会议中间休息时，与会代表、特别是那些“听会”的官员蜂拥而上，围住了周恩来，寒暄亲近，其中亦有与周恩来并不熟识者。此时，周恩来在人丛中看见了牟宜之，便用眼色示意，让他靠近。牟宜之与周恩来也是很久未见，很想借此机会小叙，但眼见趋附者如此之众，难以上前，于是作罢。恐怕这是牟宜之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忽发故人之思，趁便邀集当年在重庆曾家岩的工作人员，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小酌，牟宜之也在被邀请之列。
当晚，牟宜之赴约，在座的或有廖承志、乔冠华、王炳南、童小鹏、陈家康、祝华等旧识。不巧周恩来因临时安排接待外宾不能回家，遂由邓颖超代表周恩来接待大家。邓颖超一见“牟爷”，便说：“周经常提起你。”
据牟小白与牟尚高说，父亲后来曾提及，当晚因周恩来不能及时赶回，他觉无趣，竟辞席而去。其率性任侠，可见一斑。
——往日在山城街头啖猪尾、斥贼寇的豪兴，可重温乎？不能了。那么，就容一个战火后的幸存者淡泊而生吧。
秋虫唧唧，古城安谧。共和国之初最平稳的6年，即将过去了。
重返京城以来，牟宜之忙于工作，极少赋诗，外人很难窥见他的内心世界。闲暇之余，他去先农坛育才小学接小白回家时，喜欢有意带孩子去逛一逛天桥。彼时的天桥一带，到处是用布幔围起的“场子”，摊贩充斥，有变戏法的、耍杂技的、练把式卖膏药的、说评书唱大鼓书的……各色人等，无奇不有。天桥人家，就在街边吃饭，主食多为窝窝头就咸菜、荞麦面。虽是粗茶淡饭，却吃得津津有味。看着这些世俗的男女，不知牟宜之在想些什么？
他自己还是喜欢大段大段地背诵《史记》、《聊斋志异》，又教孩子们背古诗《龟虽寿》、《秦娥怨》、《兵车行》。在那些铿锵跌宕的音韵中，似有他某种悠远的寄托。
他不仅常去肖华家，有时也去见何思源。何思源自北平解放后绝不涉足政坛，只是做学问。两人见面，互相间仍是口无遮拦、嬉笑怒骂。也许，与旧交在一起追抚往昔，才能令牟宜之心里更踏实些。
这年国庆之夜，牟宜之带着孩子去了天安门广场，看节日礼花。彼时群众观看礼花是未经组织的，人头涌涌，长安街上还不时有旧式有轨电车通过，广场充满了兴奋杂沓的节日气氛。
此时，他有所思，心里有一些前所未有的困惑。但他不知道，对他来说，这已是最后的安宁与荣耀了。此后的节日，就再不容他持抱着胜利者心态来欣赏这火树银花了。
大约在冬季，牟宜之的工作又一次调动。经新成立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局长万里点名商调，调往城建总局工作。不久后，该局升格为城建部。牟的职务，调动后降了半格，任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城建总局，是国务院新组建的部门。1955年4月7日，周恩来提请，将城市建设局（二级局）从国家建筑工程部划拨出来，成立直属于国务院的城市建设总局（一级局）。牟宜之履新的时候，城建总局“开张大吉”才仅仅数月。
这次调动，牟宜之再次遭遇命运的悲喜剧。就在他调去城建总局之后不久，牟宜之去肖华家里告知此事。肖华又是一惊：“你怎么搞的？我已经发了调令，调你到新筹建的军事博物馆当副馆长。”
牟宜之闻之，后悔莫及。去军博，不仅可以回到部队，还可以从事感兴趣的文史工作，何其美哉！这个机会失去得太令人痛惜。
命运之吊诡，无过于此。军委发出的调令，实际上是在牟宜之调入城建总局之前。待调令到达城建总局之后，肖华特地向总局领导打了招呼，希望放行。但总局领导认为牟宜之不宜调动太频繁，遂再次作罢。试想一下，此事若能成，牟宜之起码可逃过人生的第一场劫难。嗟乎，命也。有谁可以逃得脱呢？
到新单位之后，他换了一本工作手册。在林业部使用过的工作手册，一直到最后，仍是条目清晰，一丝不苟。但很突兀地，他在上面又默写了一遍“碧云天，黄花地”。这首曲子，印证的是苍凉心境，但那“总是离人泪”一句，与牟宜之一贯的倔强相比，还是太刺目了一些。
在这本手册的最后，夹了几张散页，是到了新单位后未及换本子，临时撕了几页纸，记录了一些必要的地址、电话。此外，还有这样三行字：
自以为是，主观主义
缺乏民主，骄傲自满
脱离群众，孤掌难鸣
此乃对原部领导的批评？是对最高当局的批评？还是出于压力下的自我批评？不得而知。
到了新单位后，他内心绝不认错，偏要将自己数年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做了个目录出来，这就使得我们在今日，亦可窥见他当时的兴趣：
1、《对天安门上应安装电灯的建议》
2、《顾亭林》[1]
3、《苏禄王》[2]
4、《古诗十九首》
5、《杀走私的一批鬼子》
6、《大宗家之战[3]·地瓜刘家之战》
7、《抬杠》
8、《辩日儿童》[4]
9、《宗教与科学能够并存吗？》
10、《真的是鬼是神么？》
11、《林业植树问题·北京防风防沙》
12、《地方志·济南风光》
13、《结婚不宜过早，以免人口太繁！》
14、《保姆问题》
15、《洋山杀鬼子》[5]
16、《伦镇战役》[6]
17、《早饭问题·节约饮食》
18、《不能削足适履》
以篇数而论，“多乎哉，不多也”！但在当时重政治、轻文化的氛围中，业余写写文章发表，竟也成了异端，可见在看似平和的秩序中，那种“群众舆论”的禁制是何等严峻！
从历史上看，凡以强大武力统一天下的朝代，都容易犯轻视知识分子和滥用民力的毛病，1949年之后，这两种倾向都存在，且有过恶性爆发。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若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随时会有不测发生。牟宜之当此郁闷之际，还想不到很快就有大祸临头。
到了城建总局之后，牟宜之的工作手册上，马上出现了“1957年项目投资规划”一类的记载，可知他是临近年底才去的。紧接着而来的1957年，在当代史上是较为沉重的一年，但上半年，还是有很多“莺飞草长”的活跃气象。不过牟宜之并不是文化干部，在工作手册上，见不到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的字样。也许，他真的是潜心于自己的业务了。当然也有可能，这一类内容后来被他销毁了。
1957年上半年，知识界风起云涌，后世的目光也多聚焦于此。但国家是一个多面体，有各种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群，社会生活也是分为不同领域的。1957年之初，对于牟宜之，就是一段平凡而又琐碎的劳碌时光，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他任职的公用事业管理局，与他以前所在的建设局有一点类似，但亦有区别，其综合职能，涵盖了今日环保、市政工程、交通、规划、燃料供应的部分职能，更为接近民生一些。
公用事业局下设“四处一室”（技术处、基建处、交通处、计划处、办公室），另下辖城市规划设计院、给水排水设计院、民用建筑设计院等。对各省下达指标、拨款、批项目等事宜，都通过省委省政府执行。其工作职能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项：
1、自来水供应；2、污水排放；3、地下水普查；4、燃料供应（天然气、石油气、煤球）；5、城市防洪设施；6、城市公交；7、城市路网规划；8、市政工程与设计；9、筹建各地的城市规划设计院。
他的工作手册上，有很多工作细节的记载，有助于我们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侧面。譬如“1952年全国（有）86个自来水城市，1957年增为112个”之类的记载，可见当时的城市尚不发达。他记下的工作细目，有不少是涉及自来水系统建设的，特别提到“水表厂要扩建（增多）”，可见自来水供应在那个年代，还是一个很迫切的“大事”
环保意识，也较早出现在他的考虑中，他曾提到“（自来水）减电耗、减漏水、减药剂、提高设备效能”的问题。
工作手册中，亦可见到那个时代对城市公交的通盘考虑，公用事业局曾就“城市公交以汽车为主，还是以电车为主”有过讨论，牟宜之的观点是：“由于电价廉（苏联电价更廉），我国的油业不发达，油价贵，因之更需电车。公共交通以无轨电车为最现实，不宜采用有轨电车。”他提出，可考虑大量生产两截拖挂车，以增加载客量，因此需要增加无轨电车制造厂。他主持制定的方案后通过后，几乎贯彻到了中国的每个大城市。特别是北京市，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都还保留着当年的公交格局。
牟宜之的工作手册上，还很醒目地写下了“地下铁道”这一条，表示这已在他的远景谋划之内。
在防洪问题上，他曾几次提到武汉市的防洪堤。他提出：“武汉的防洪堤因为历代建筑质量不一，要勘探、判断基础工程是否可用？”此外，在工作手册上，“汉水根治规划”亦反复出现，似是一个相当急迫的项目。
在繁多的条目中，如下的几条记载，特别富有时代感：
北京市每年须供应22亿立方米煤球。
上海采用拖挂车是有条件的，但因为车种多，交通情况非常混乱。上海公共汽车有666辆，交通高峰是午前一个小时，午后和下午45分钟。
要从设计院抽调人员，与苏联专家组成一个小组。
广东的援越工程是比较成功的。
1956年至1957年，正是各地城市加紧“脱胎换骨”的时期，牟宜之的工作异常繁忙，目光所及，东北至富拉尔基，西北至新疆，南至广东茂名。因预见到人口增长加快的因素，他对城市规划思考既细，所虑亦很长远。据牟广丰提供的情况，牟宜之在此期间，曾坚持主张北京的新建居民楼应一律在五层以上，以节约地皮。他已经预料到了北京市人口的猛增。
就在他埋头苦干之际，1957年短暂的春天倏忽结束，从6月份起，“反右”风暴卷地而来。牟宜明显放缓了手头的工作，冷眼旁观这一场毫无道理的“疾风暴雨”。
“反右运动”这段历史，对很多人来说，是知之大概但不知其详。其实在1957年，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的时间很短，只是4月底到6月初这一个多月，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风向就一夜间逆转，早春顿成严冬。
牟宜之一直到这个时候，还不可能察觉到正在发生什么。从文化的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很边缘的人，不妨说只是一个文史爱好者，从未对政治、历史、文化问题发表过长篇大论，他在这些方面不会有很多话需要一吐为快。此外，当时提倡的“大鸣大放”，也不妨可理解成“鼓动群众向领导提意见”，而牟宜之并不是一般群众，他也是“领导”阶层中的一员。他后来被据以定罪的言论，绝大多数并不是在大鸣大放中提出的。查他的工作手册，仅有一段话涉及到“党内民主”问题，是唯一可确认属于“鸣放”性质的言论。
到此时为止，无论是以当时严苛的政治标准而论，还是牟宜之的自我评价，他都是一位响当当的“老革命”。而且，他从没怀疑过自1925年以来所从事革命的正义性，不存在任何“向党争权”的嫌疑。
在工作手册的其中一页上，他当年记下了14个问题。这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还是群众反映上来的意见，不详。从中可以嗅到当时“鸣放”之风的气息：
1、官僚主义；2、主观主义；3、民主作风不够；4、集体领导不够；5、上下不通气；6、部长没深入到局及处；7、机构及工作范围不够明确；8、省市与中央关系不够明确；9、局领导不能向上反映问题；10、处与处之间有意见，互相看不起；11、中央机关外面光；12、部领导不敢解决问题；13、政治领导薄弱，无政治领导；14、对行政处有意见。
所谓“鸣放”，所谓“整风”，彼时的提法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这14条意见，是很典型的响应号召而进行的“鸣放”，无论是谁提的意见，提法都符合上级精神，且似是明摆着的一些事实。牟宜之向来是个“不唯上、不媚上”的人，有锋芒，有头角，心直口快；处在这种氛围中，口无遮拦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尽管如此，他也还是极为克制的，没有附和群众意见，更没有做“意见领袖”。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独立见解。
他在进城以后，唯一的“不满”，是很反感党内某些高级干部滋生的特权作风，为此，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思考，想到了关于权力制衡的问题。
下面这一段话，才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
几年来成绩表现在各方面，是很大的，（但）我们每做一次好事，总带来一些毛病，譬如搞粮食生产，就放弃采茶等副业。我们的自由是很多，但自由也受限制很多，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就是必须提出对立面，必须唱对台戏、抬杠子，才能搞出问题来，专搞一面是不行的。
这一段他用心写下来的话，是他对彼时体制弊病做了深入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是他对现实问题思考的最亮点，中心就是要实行权力制衡，否则，谁也遏制不了掌权者的为所欲为。很奇怪的是，这段话后来并没有算作他的“有罪言论”。
6月份，“反右”的狂风呼啸而来，牟宜之似也不大在乎事态的演变，因当时的一些热门话题，并不在他的关注范围内。可他没有想到：首先“中枪”的，竟然是他的夫人刘纯！
自从1952年初回到北京，刘纯始终跟牟宜之在同一单位，先是在林业部办公厅，后又随牟宜之调入城建部，仍是在部办公厅工作。她之所以被打成“右派”，是因受了城建部一个“青年团员右派”钱辉焴的牵连。
钱辉焴，时年约23岁，北师大毕业，青年团员，是1955年刚分到城建部的大学毕业生。“鸣放”期间，她与王颂华、彭石安、王功溥等年轻同事经过商量，给部领导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批评领导特权作风，提到了某些“官太太”一年不上班仍照领工资之类的事。那一天，刚好刘纯去钱辉焴的办公室送文件，钱就跟她打了个招呼：“刘大姐，你看看这个大字报写得怎么样？”刘纯浏览了一遍，说：“挺好的呀。”钱辉焴就说：“那也算你一个啦。”
这样几句简单的对话，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钱辉焴征得刘纯同意，郑重其事地把刘纯的名字，添在了大字报的末尾。这个大字报，就是城建部在反右期间有名的“九点意见”。
这个祸，闯得就大了，在整个中央机关拔了头筹。城建部“青年右派”钱辉焴的大名，很快传遍京城。刘纯跟着也在劫难逃，百口莫辩。
反右时，从6月份到9月份，是所谓“大辩论阶段”，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斗争会，手段无非是强词夺理、罗织罪名、移花接木、无限上纲，以群众运动的声势，来压制“右派分子”的申辩。钱辉焴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坚不认罪。对她的大型批判会开了三次，她和彭石安还是坚称“想不通”。
到9月份，九点意见被恶意升格为“九点纲领”，“钱辉焴右派小集团”遂成定论。
现在，我们还能有幸看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当年对城建部“反右斗争”的报道，下面摘录两段，从中不难辨析出历史有何等吊诡：
反右派斗争是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中央机关全面展开反右派斗争
新华社1957年7月24日讯 中央国家机关目前正在各行各业全面地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根据六十一个机关单位的统计，参加这个斗争的有十七万五千多人。
各机关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形成了一次深刻的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通过这个斗争，暴露了有些人在思想上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有极少数右派分子，他们利用了共产党整风的机会，从国家的制度、从党的政策、从机关的工作等各个方面来向党和国家发动了进攻。右派分子数量虽少，但是分布在各行各业中，党外有，党内也有。
为了打垮右派的进攻，广大的机关干部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有的机关连续召开了数十次会议，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彻底的批判，使广大机关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城市建设部办公厅一个右派分子、青年团员钱辉焴在大鸣大放中，曾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九点意见”。她诬蔑肃反运动，攻击人事工作和党的领导干部。她认为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党天下”，说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认为“共产党员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的说法，只是“说得好听”，是“没有兑现的教条”。城市建设部为了弄清是非，曾开了三次大型辩论会，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钱辉焴的谬论。钱辉焴理屈词穷，最后她说她“处在不能解决的矛盾中”。经过坚决的斗争，这个右派分子的幕后指挥人——即帮助她制造向党进攻的“九点意见”的王颂华，也被群众揭发出来。经过三次辩论以后，有一些原来赞同钱辉焴意见的人，放弃了自己的错误意见，有些认识模糊的人，主动作了检讨，站到了社会主义的立场，同右派分子展开了斗争。（下略）[7]
充分揭发批判 适时交代政策 钱辉焴右派小集团趋于瓦解
本报讯 城市建设部以钱辉焴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经过群众的多次反击，现在基本上已经瓦解。
从群众的驳斥和右派小集团内部交代的材料看来，他们这些人所以沆瀣一气是有其内在根源的。右派分子钱辉焴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家庭，剥削阶级的劣根性很深，她虽是共青团员，但熟悉她的人说她是女“阿飞”。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４年她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就是在这期间，她经过反革命分子谢昕的关系结识了黄绍竑。她和谢一起出入黄绍竑的公馆。她参加工作以后，一贯对党、对组织严重不满。她对房子分配问题意见很大，到处写信告状。对自己的等级（翻译十二级）也很不满意。她总觉得新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她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
钱辉焴向党进攻的时候，除了直接同王颂华、彭石安一起同谋策划以外，还和民用设计院的右派分子王功溥有联系，另外，和北京大学“百花学社”的幕后人、反动刊物“广场”的秘密编委贺泳增也有联系。这个幕后人在整风开始的时候曾亲自到她家里三次，介绍谭天荣的“哲学观点”，共同酝酿过钱的九条纲领，研究过钱在辩论大会的发言，并且带来过右派分子所编的《广场》杂志，鼓励过她的“斗争”情绪，向钱募集过“广场”基金。
右派分子王颂华出身于恶霸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剿共游击队，因罪大恶极，土改时被人民政府镇压。在整风开始时，他抱着杀父之仇，宣传右派分子林希翎如何“伟大”“能干”。王颂华在自我检讨中承认钱辉焴的“九点意见”是经他修改的。他说：“我作为一个思想反动，借党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是有罪的。”这个小集团的其他成员，有的是个人野心分子，有的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不满分子。在群众向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之后，感到理屈词穷，表示悔过投降。只有钱辉焴和彭石安两个比较顽固的右派骨干分子交代很不彻底，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互相保持一种默契的同盟关系。[8]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语言的暴力程度，从中可见一斑。什么“女阿飞”、“恶霸地主”、“地主阶级的家庭”、“剥削阶级出身”、“个人野心”、“杀父之仇”……务求耸动听闻。报道中提到的黄绍竑[9]，原系桂系将领、国民党上层人物，后从香港回归，成为民主人士，担任了“民革”中央常委。以前钱辉焴曾与友人一道拜访过他，因他是民革系统五位著名的大右派之一，这便也成了钱的右派罪证之一。
一个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怀着对事业的真诚，秉持“知无不言”原则，提了几条意见，就被打压若此，足见彼时“运动”的蛮横。
钱辉焴，生年不详，籍贯不详，其后的经历亦不详，不知她和那几位同伴们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历了怎样的磨难？查2008年的《城市建筑》杂志，我们还可看到她近年写的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文章，由此可知，她总算从那漫长的磨难中挺了过来。
1957年10月15日，中央下发通知，公布了如何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据知情人讲，除这个政治标准之外，还有具体的处理细则，譬如把“右派”亦分成类别，共有五类。其中，一类右派为最严重，五类右派为最轻，处分亦不相同。最严重的，要褫夺公职，判处劳改，其结局自然是无比悲惨。
刘纯尽管是14岁参加革命，弃“千金小姐”而不做，经历战阵，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这一切“红色经历”都不管用了。相反地，“燕翼堂”的家世，成了铁定的“剥削阶级出身”，亦即“对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的证据。在无可理喻的时代，这样的冤案，这样的无辜者，遍地都是！
刘纯被定的是“三类右派”，处分是降职降薪，保留公职，下放劳动。她的行政级别一连降了五级，从行政18级降至23级，与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一样了。从1957年末开始，即被下放到南口农场从事惩罚性劳动，跟农场职工一起干农活儿，每周只能回家一次。
刘纯“中枪”之后，牟宜之是否惶惑、愤怒？不得而知，但肯定感到天大的荒谬——出生入死成就一项事业，然后骨子里却反对它？这里，连基本的逻辑都没有了。无非就是压制批评，整人而已。
1957年城建部揪出“右派小集团”之后，荒诞剧还没有结束。因当时的“运动”都惯于按百分比定指标，坏人一定要达到单位总人数的百分之几，方可确保“队伍纯洁”。钱辉焴等人“落网”，作为一个部委，指标上仍有空缺，还须让一些人“入瓮”才行。稍敏感的人，都感惶惶不安，生怕大祸临头。牟宜之面对这种荒诞，甚为不屑，脱口而出道：“不就是当个右派吗？算我一个！”
此时的牟宜之，可谓危机四伏，原因就在于他立身太正。他自16岁参加革命起，与之共事的战友，全部为有信仰、有知识、有才干的人中俊杰。他在这样的人才环境中，如鱼得水。但想不到革命成功后，有了“国家规模”后，在机关里却遇到一些不学无术、靠吹牛拍马以固宠的干部，甚至有的级别还不低。牟宜之对这类人嗤之以鼻，曾公开品评：“庸才耳！”此话传到部领导层的耳朵里，必遭猜忌。
一次，在部务会上研究某工程项目，报上来的项目地址，只有县名而未注明何省、何市。包括部长在内的与会者相互询问，皆不知。众人又在大地图上查找，全无头绪。唯独牟宜之冷眼旁观，不置一词。眼看一番查找未果，牟宜之这才开口道：不用再找了，该县位于某省某方位，隶属于某市某地区。他又讲了该县名称的来历。诸人在地图上一查，果然如此，惊异之余，又极为尴尬。
此类事还发生过多起，遂形成牟宜之在部内上层曲高和寡之势，亦遭某些人嫉恨。在平常时期，对牟宜之的成见，只能限于腹诽而已。而此次“反右”一来，某些人便混淆了公权力与私人之见的区别，要借机整人，要施展生杀予夺的权威，要煞一煞牟宜之的锐气。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牟宜之，就是那个怀璧的“楚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层出不穷的运动，恰好给这种变态的用人机制提供了最佳平台。
10月初，城建部“残余”的右派分子终于被挖掘出来了。当年的官方报道如下：
城市建设部坚持说理斗争
大部分右派分子低头认罪
本报讯 城市建设部的工作人员粉碎了钱辉焴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以后，正继续同新揭发出来的一些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
这个部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在整风期间曾经利用各种机会，恶毒地向党进攻。给水排水设计院的右派分子、技术员潘永保诬蔑共产党“并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还盼望美帝国主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好趁机推共产党下台。民用建筑设计院右派分子、工程师王据，本来是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被政府宽大处理后，不但没有悔过自新，反而趁党整风的机会，煽动肃反对象向党进攻，并恶毒地诬蔑肃反运动是“捕风捉影”。给水排水设计院另一右派分子、工程师黄广德辱骂共产党员“是世界上品质最恶劣的人”，设计院的领导干部都是“不学无术的人”；材料财务司材料处党内右派分子吉宇光在鸣放期间，煽动党内外干部向党进攻，说党是“漆黑一团”，“共产党反而不如封建王朝”，他还歪曲事实说农民的生活根本没有提高。另一个右派分子李宗敏叫嚣“世界上没有真理”，谩骂“共产主义不久长了”。他提出要民主党派轮流执政，反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支持右派头子章乃器的所谓“定息不是剥削，是不劳而获”的谬论。勘察公司党内右派分子人事科员马祥瑞，把党总支说成“小集团、小宗派”，以离间党和群众的关系。公用事业管理局交通处副处长、党内右派分子薛蔚，同党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里应外合向党进攻。他恶毒地诬蔑说：“全国解放后，共产党做的好事没有坏事多”。
现在，大部右派分子已感理屈词穷，不得不向人民低头认罪。[10]
不难看出，此次火药味更足，定性更严重。深文周纳的背后，种种冤抑，恐不可尽数。
“一语成谶”，果非妄言也，在这一批凑数的“右派”中，牟宜之赫然名列其中！既然木秀于林，必在劫难逃。只不过因为他是“老革命”，总算照顾面子，未予登报公布。
逆淘汰机制、劣币驱逐良币、权力私用、陷害忠良、嫉贤妒能，这些政治环境中的负能量，在牟宜之被打成“右派”的个案中，体现得非常典型。
查当年作为牟宜之罪证的“右派”言论，主要有如下几条：
1、他提出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否则国家将承受不住人口压力；
2、在议论斯大林晚年错误时，他认为应接受苏联的教训，个人崇拜的倾向会给党和人民带来不良影响；
3、在国际关系上，他主张任何国家一律平等，反对苏联在东欧国家长期驻军；
4、在对待文学作品上，他提倡正当的文艺批评，反对乱扣帽子、乱打棍子；
5、赞美过右派作家流沙河的作品；[11]
6、对于毛泽东被誉为“人民的大救星”，牟宜之曾反问：“不是说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么？”
7、大家都对苏联专家毕恭毕敬，他质疑：“怎么连一个小伙子都得捧着？”[12]
这就够了——反对苏联，反对崇拜毛主席，提倡“马尔萨斯人口论”，为大右派流沙河唱赞歌……今世之人，很难有切身体会：这些罪名，在狂热的1957年夏，哪一个都是踩不得的地雷！
荒诞就在于，彼时中苏友好，对苏联的任何非议都是罪名，据过来人讲，只要说了一句，必成右派无疑。但其后60年代初期中苏两党闹翻，这个“罪名”却依旧，并不被视为“先知先觉”。整人的妙诀，就在于此——说你错，永远都是错。
我们先来看当年公布的“右派标准”：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13]
一个1925年参加革命、为党的事业“提着脑袋”进出敌营、为国家贡献了自己儿子生命的老革命，会是“反对共产党”的敌人？
天理安在？良心安在？逻辑安在？
都不要了！
面对这种荒诞，牟宜之先是感到震惊，在几天里常喃喃自语：“我是英雄的父亲，我是英雄的父亲……”继而又感到荒谬绝伦：这种举世皆狂，难道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理想境地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牟宜之在年前就撰写完的抗战故事《难忘的一次夜行军》和《八斤鞋》，此时也恰好通过了漫长的出版程序。不知何故，两家出版社都没有“因人废言”，两部书分别于1957年7月和12月公开出版发行。如此，一个“右派”写的作品，却成了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世上荒唐事，莫此为甚。
究其实质，“右派”何罪之有？被枉加罪名，不过是因为讲了事实，讲了常识，讲了几句人类的共识。牟宜之坚拒在所谓右派结论书上签字，为自己的言论做激烈的申辩。申辩无效，便沉默以对——志士之志，就是不可折节。想令吾人低下高昂的头颅？除非汉水西北流！
惩罚当然也随之而至：属于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开除党籍，撤职反省，行政级别降一级，为11级。此正值牟宜之48岁盛年之时，功名就此冰消，永被贬黜。直至他魂归道山，再也未做过一天“工作”。
庙廊之门，轰然合闭。你还敢“醉令脱靴”么？你还敢“天子呼来不上船”么？
一本磨损严重的手册上，公用事业局繁杂的工作细目，于1957年10月间戛然而止。最后，留下了牟宜之心有不甘的两行字：
今朝风流属刘郎，衣冠翩翩欲飞翔。
此乃何意？“刘郎”何指？——只能问上苍了。
[1] 顾亭林，即顾炎武（1613-1682），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尊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晚年侧重经学考证，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
[2] 苏禄王，古苏禄国王。古苏禄国在今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之间的苏禄群岛上，今属菲律宾。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与西王、峒王率眷属及使者 340多人，入中土来朝京师，在京受到明廷盛情接待，历时27天。归国途中，东王病逝于德州城北安陵(今北营)。明成祖命有司营墓以天子礼厚葬，又亲撰碑文，勒石以志，追封为“恭定王”。王妃及次子、三子及侍从10余人留中土守墓，明廷拨给祭田238亩，并派人守护陵园。王妃及二子逝世后，亦葬于王墓东南隅，后称“苏禄王墓”。
[3] 大宗家之战，系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支队长曾国华、政委王叙坤率第五团在乐陵县大宗家村一带休整时，遭驻德州日军第五师团安田大佐旅团重兵突袭，激战一天后趁夜突围，此战五支队虽毙伤敌军300余人，但自身损失惨重，伤亡近500人，五团团长龙书金重伤致残，五团政委曾庆洪、政治处主任朱庭先牺牲。
[4] 即《两小儿辨日》，文出《列子·汤问》，疑为晋人所作。
[5] 洋山战斗，即1941年日军对沂蒙根据地“大扫荡”时，八路军在大青山突围中的一次战斗。
[6] 伦镇，在山东禹城南境。抗战之初，伦镇村民自发组织武装自卫队，与当地红枪会结合，形成一支民众抗日武装力量， 1937年12月14日，日军网罗200余人扫荡伦镇街。伦镇村自卫队和邻村朱庄的红枪会相呼应，与日寇展开激战，牺牲惨重。
[7] 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25日。
[8] 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6日。
[9] 黄绍竑（1895-1966）字季宽，广西容县人。1916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曾任桂军模范营排长、讨陆（荣廷）西路军总指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国民党代表。1927年后历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兼留桂军军长、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主席、湖北省主席。抗战期间，历任军委会作战部长、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7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1949年作为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赴北平。谈判破裂后去香港，发表声明脱离国民党，旋出席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10] 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5日。
[11] 见《有功岂必书之碑》。
[12] 见吴静波《诗魂虎魄牟宜之》，原载于《名人传记》杂志2012年第7期。
[13] 见1957年10月15日《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