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李万铭案”，堪称共和国之初的一件大案，给了各方一个警钟：并非时代一进入“新社会”，神州亿兆就尽皆尧舜了。其实各种人物都还在，只不过顺应新的主流价值，换了“包装”与话语方式而已。
案子的唯一作案者，是林业部的一名“干部”，涉及到的党政军部门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我们先来看牟宜之当年的描述：
事情的提起：约在1953年春，林业部由中南大区农林部调来了一个干部，名叫李万铭，档案材料是1935年的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中共模范党员，刚从苏联参观回国的。原是中南大区人事处副处长，调中央林业部后分配任本部行政处处长。但因该人身体不好，是荣誉军人，腿里有一颗子弹，不良于行，又因在朝鲜某次追击战中，中过美帝毒气，致音带受伤，说话不便，因之始终未到职工作，住在东四本司胡同林业部宿舍，为他准备了较好的一个房子，便于修养与治疗。他的房子里布置的十分精严与辉煌，战斗英雄、模范党员的奖章与奖状，朝鲜的奖状与礼品，苏联参观的礼品（留声机等），他结婚时军政首长的赠品与签字纪念册，以及有关他荣誉的物品，皆有条理的陈列着。一个印有红字的战斗英雄背心，也钉在墙上。吃饭穿衣，日常生活，都很讲究。箱笼等物，皮毛衣着，亦即好的用具、玩具甚多，据他自己说，皆是各方送给英雄的。他是十三级待遇，每月还向林业部领取补助费若干万元，每月报销看病用的三轮车费六十余万元……[1]
那个时期，干部生活多尚俭。林业部一般干部，每月薪资仅有6万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6元，可见这位李万铭的“谱儿”摆得有多么大。
这个头上顶着太多光环的年轻“战斗英雄”，当年仅有28岁，“革命资历”却几乎不输于牟宜之。他之所以引起牟宜之的注意，是缘于一个细节。
牟宜之在北京城，惯于与引车卖浆者流交朋友。东四一带那时有几家私营刻字店，他闲暇时常去与老板及店员聊天，谈古论今。一天，一个篆刻店老板告诉他，“你们单位的李万铭，也经常到我这儿来刻章。”
牟宜之顿感奇怪，他与李万铭是同事，又是邻居，从未听说他有书法、刻字方面的爱好，于是便问：“他都刻些什么章呀？”店老板答道：“全是公章。有防空司令部、志愿军12军什么的。”牟宜之大吃一惊：私刻公章，属于违法，定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立即向部党委提交了揭发材料。
李万铭，陕西安康人，生于1927年，出身在一个亦农亦商家庭，其兄乃国民党某部军官。1945年1月，李万铭报名参加国民党青年军，至昆明编入207师621团当兵，次年随该部调防沈阳，因稍有文化，遂任团部文书，后又升为准尉政治干事。因图谋冒领退伍费，被监禁三月。经一郭姓师政治部副主任开释，即以上尉指导员名义住入陆军医院，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李万铭逃至南京。
他在南京混了约半年余，恰逢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为谋出路，便伪称是中央大学学生，混入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学习，于同年10月结业。这是李万铭行骗的第一个成功步骤，拿到了合法的文凭。
结业后，李万铭拒绝军政大学为其分配工作，与同学刘忠义合谋，谎称要参加西南工作团，从校方骗得鉴定材料和介绍信。二人依介绍信上之印章样式，私刻了校政治部公章与负责人私章，伪造了一封致常州市人民政府的介绍信，骗得了常州市人民政府建设科科员职位，但李万铭嫌科员职位太低，一周以后，便以请假为名弃职而去。
随后，李万铭返回南京，再次用假公章伪造了一封二野军政大学政治部给苏南行署负责人的转业介绍信，谎称自己系二野军政大学教育科副科长，在淮海战役中负伤，成为残废，现前往苏南行署要求分配工作。
此次行骗，因其自称为党员却没有党员关系介绍信，被苏南行署人事部门识破。李万铭旋被逮捕，经无锡市人民法院审判，判处3年徒刑。
1950年底，李万铭被假释出狱，又回到南京故技重施，私刻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公章与二野政委邓小平的印章，伪造致陕西省政府主席马明方的公函。此次，他谎称自己乃“军大”军教科副科长，因淮海战役负伤，现以残废军人转业原籍为由，要求回陕西安置。
因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他在介绍信上注明，档案材料已在淮海战役时失落，其他材料随后寄交本人。1951年1月底，他到了西安，径直找到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分配工作。
陕西省委领导见信，不疑有诈，遂介绍李万铭到省政府优抚局安置工作。陕西省优抚局见“证明材料”齐备，亦不辨真伪，即于1951年3月给李万铭发放了“革命军人残废证”，将其介绍至安康专署工作。
安康专署亦未详察，即在其伪造的“党员证明信”上，附上了意见。安康地委组织部收件之后，便为李万铭转了党员组织关系。
李万铭行骗到此，可谓大获成功，不仅有了正式编制，还混入了党内，有了“合法”的党籍。
李万铭在安康专署先后任民政科与农林科科员，并以其编造的事迹获得“人民功臣”奖章一枚。1951年10月，安康专署又将其保送至西北农学院（位于武功县）学习。院办公室主任兼党总支书记梁得柱，对其信任不疑，指定他为专修班党支部组织委员。
同年11月，李万铭骗得组织批准，到西安治病，在西安探得了解放军某师某团的番号，决定进一步冒险，准备离开西北，到中南大区去谋求更高职位。
为达此目的，他伪造了一份军事调令，盖上“二野军政大学组织部”假公章，内容为：任命李万铭为某师某团参谋长，令其即回部队，速赴中南局报到。李万铭将“军事调令”装入信封，贴上一张用过的旧邮票，写上“李万铭转西北农学院收”。西北农学院负责人居然相信了这个荒诞不经的假调令，当即批准李万铭离校“归队”。
李万铭趁自带档案之机，在去武汉途中，路过西安，找到一个写字摊，伪造了“干部简历表”等文件，到西北局组织部换得了给中南局组织部的转党关系介绍信。
此次造假，李万铭更为“缜密”，将其履历重新编造为：1936年参加革命，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参谋长、重庆中央大学“地下工作人员”等，并列举罗瑞卿、王震、陈赓、陈伯达、胡乔木等为其历史证明人。这个假履历，资格之老，相当骇人，人事部门根本不可能去核实。李万铭还恐其分量不够，又编造了自己为甲级战斗英雄、模范党员，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回国疗养，曾去西北农学院学习，现因残废不适于部队工作，需请适当安置云云。
1952年3月，中南局组织部看了他档案材料，亦深信不疑，将其介绍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工作。
这样，李万铭根本就没“工作”几天，便从地区机关跨越了省级机关，直接混入大区级机关。中南农林部办公厅主任兼分党委副书记薛兆达，亦是转业军人，对李万铭惺惺相惜，将其分配至中南农业科学研究所任秘书主任。
刚上班一个月，李万铭就被中南农林部点名指派，参加了“中国农民访苏参观团”赴苏联参观访问。
在访苏期间，李万铭为抬高身价，继续行骗，伪造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李雪山给他的一封信，说李雪山已经取得陈赓司令员同意，调李万铭任第3兵团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要求先行回国，但未获批准。
这个番号和这些头衔，后又在李万铭的行骗中数次出现，无不“百发百中”。1952年 8月，参观团回国后，李万铭的那封伪造信开始发生作用，中南农林部将他提升为人事处副处长，并任机关党总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还向他颁发了“抗美援朝”和“华北解放”纪念章。他编造的抗美援朝经历，居然就此被“坐实”。
1952年12月上旬，李万铭又诡称：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来电话通知他，陈赓司令员已抵京，有要事召见，望即返京。他用一张信纸把这几句话写上，送给了中南农林部副部长许子威。许子威居然不察，同意李万铭立即赴京，还特地托他带给陈赓司令员一封亲笔问候信。
从北京回武汉后，李万铭自己制作了呢子军装、“志愿军战斗英雄奖”的背心，在自己住所大肆装潢，对人炫耀。许子威更不疑有他，于1953年1月送李万铭到东湖疗养院疗养，医治先天生口吃病。这个病，李万铭也将之拿来行骗，自称是“在朝鲜战场上中了美帝的毒气所致”。
此时正逢武汉各界人民春节劳军慰问，李万铭便趁势捏造了各种“英雄事迹”，说自己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参加过解放汉城、平壤的战斗，曾率队消灭美韩匪军两个师。《中南工人报》为此做了详细报道。
这一来，李万铭名动江城，武汉各机关、企业、学校纷纷邀请他作事迹报告。李万铭便也不客气，穿上假军装，戴上奖章，拄着双拐，在各种集会上侃侃而谈。讲到动情处，必撩起裤脚，向听众展示伤疤，听者无不动容。
如此“英雄”，自有美人倾心相许。1953年2月，经许子威介绍，中南农林部一位相貌极漂亮的女党员干部但琦，欣然与李万铭结婚。此后，李万铭又萌生出更大野心，请求调往北京，以便治疗伤病。经中南农林部与中央林业部请示，于1953年9月将李万铭调至中央林业部。到部后，原拟分配到行政处任处长，但因其自称有病，故一直未到职，只在家休养。
如果这个骗子就此罢手，他很可能他会以“功臣”身份安然到老。但，诈骗者总有按捺不住的野心，他在养尊处优一年多后，于1954年12月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冒险。
李万铭在红十字医院治病时，偶然结识了防空兵司令部副处长魏晓，从魏晓那里骗得了防空兵司令部的公用信笺、信封，并骗得魏晓同意，用军邮为他代邮信件。
12月底，就在牟宜之发现了他的蛛丝马迹，已经向部领导写了检举信之后，李万铭又伪造了防空兵司令员周士第给他的一封“军急电报”及一封“亲笔信”，谎称陈赓司令员要他“回12军任参谋长兼35师师长”，令他“马上乘飞机飞兰商谈有关重要事宜”，林业部立即予以批准。因“军事会议”召开在即，还有三天时间，部办公厅报请部长批准，为他买了飞机票。李万铭即于1955年1月3日乘飞机飞到达西安。
下飞机后，他马上去见了梁得柱（此时已调任中科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安排他住在自己家。
李万铭此次来西安，是为再一次提高身价，以便伸手向林业部要官，谋一个副司长职位。不过，毕竟天算不如人算。他这最后一搏，没有成功。
其时，陕西省委书记张德生恰好有事去梁得柱家，遇见了李万铭，互有寒暄。张德生听了介绍，心想自己兼任兰州军区政委，对李所言“西北军事会议”等情况却闻所未闻，不免生疑，便劝李搬至省委招待所暂住，同时通知省公安厅调查。李万铭那里禁得住详查，就此原形毕露，被押解至公安部接受审讯。
如果仅止于此，这个案件的影响范围，最多是在林业部内部，然后就永远湮没了。今日我们还能谈及它，完全是缘于牟宜之的功劳。
早在“东野”初进沈阳城时，牟宜之就对党内个别高级干部贪图享乐的做法很感愤怒，常与时任辽东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刘汉[2]在一起议论。后来他也对儿子们谈起，若不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对党内有所震慑，进城之初的纪律状况，实不容乐观。
他在李万铭解京之后第13天，即伏案疾书，以自己掌握的情况给肖华写了一封信，详述了李万铭案始末，希望军队方面也引起警惕。牟宜之写道：
肖副主任：
最近林业部发生了一件万分离奇而又惊人的事情，是对我党残酷而又尖锐的讽刺，虽然是发生在政府部门，但与军队是有关系的，我反映给你，以作参考，并资警惕！你不要以为我是以危言耸听闻，你沉住气看完以后，总会大吃一惊，而感到愕然的……[3]
这的确是一件奇案。李万铭的交待，令公安部办案人员也甚感惊愕。彼时牟宜之所知，还仅仅是一个大概，他据此提出了一些疑问：李万铭能量如此之大，行骗如此之顺利，是否系潜伏敌特？他背后是否有一个犯罪集团？他的老婆是否系同伙？
牟宜之对此案的看法是：
对此事引申想一下，我党的人事工作与组织工作太薄弱了，漏洞太大了。无中生有的事情，可以弄假成真，蒸蒸日上，五年不被发觉。如此相类的较小事件，当不只此一件。其略有几分真实而加以润色编造，投机取巧、逢迎附和、扶摇而上者，更必大有人在。相反的，埋头苦干、赋性鲠直、不会钻营的人，则吃不开。
牟宜之是出生入死闯过来的，所见甚多。有杀头危险的时候，不见蚁附影从，一旦打下天下，则有如此卑劣之徒出来“摘桃”，也难怪他义愤填膺。信中激愤之词，比比皆是：
他一贯假冒欺骗，5年之间到处胜利，在×××同志处打通了第一炮，从此弄假成真，有真无假，一通而无不通，想到哪里就可办到哪里，在我党内飞扬跋扈，装腔作势，如入无人之境，玩弄我党于股掌之上，他算把我党看成全部是瞎子，是在睡觉，他为所欲为了！果戈理写的讽刺剧本《巡按使》（亦名《钦差大臣》）亦不甚于此。但不要忘记，那个被欺骗的是沙皇时代的腐朽官吏，今天被欺骗的是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共产党，真使人痛心，使人恼怒。
出于义愤，在信末他要求，无论是骗子还是特务，对李万铭都应处以极刑，以警示全党。最后，牟宜之对肖华说：
肖主任，以上我费了5个钟头工夫，特把此材料写给你，真是可为之痛哭流涕啊！你看后不知作何想法？我是好啦呱之人，对此事实不能“默而息也”，你（若）能提出追一下此案，我想，对党是有理的，那我也算对党做了一些工作。
肖华阅信后，也极感震动，立即将此信转呈毛泽东与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立即将信批转给公安部长罗瑞卿。罗瑞卿遂于1955年2月23日向刘少奇并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情况报告》。彼时公安部已将李万铭作案的来龙去脉查清楚，后世媒体所披露的案件内容，与罗瑞卿的报告完全一致。只是罗瑞卿也甚为怀疑，李万铭很可能有政治目的。
公安部将刘少奇批语通告林业部之后，林业部领导自觉难辞其咎，遂找牟宜之谈话征求意见。牟宜之对此次谈话很重视，事前在工作手册上写了几条要点：
1、对部里的意见（部里重视不够）。A、应召集扩大党组会谈一谈此事。B、应马上给中央写报告。C、不应马上传达到群众。D、重视不够。E、应作检讨。F、善善有余，恶恶不足。D、加强主动。协助处理不足。
2、我写信给肖华的经过与动机。
3、对李案A、处理但琦党籍。B、她的待遇问题。C、李本人必须杀掉。D、李万铭之追究。
1955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就此案下发了（55）049号文件，题为《中共中央批转牟宜之给肖华同志的信及罗瑞卿同志关于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情况报告》。下发范围为：中共中央各分局、各省市委、在京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央各办、中央各部、国务院各办、中央机关各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转军事系统、新华社、人民日报和马列学院等，将此案向全党公开，牟宜之的大名，也随之传遍全党。
此后，李万铭案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审理过程。彼时法律虽不健全，但法院对李万铭案还是做到了实事求是，前后调查了一年多，至1956年8月30日方才公开审判。经查，李万铭案虽产生极恶劣之影响，但其行骗并无政治野心，亦无骗取公款、为他人牟利等经济目的，只想骗取荣誉，不劳而获。据此，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55年7月27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罗瑞卿作了关于“内部肃反”（即二次肃反）的发言，向代表们介绍了李万铭案。他受牟宜之信中一句话的启发，对文化界代表们提了一个倡议：“我很希望我们中国也出一个果戈里，把李万铭以及被李万铭欺骗的麻痹分子搬到舞台上来，使公安工作者和全体人民都永远记住这样一件事，好比卧薪尝胆一般。”[4]
作家老舍先生响应了这个倡议，特地到功德林１号公安部预审局看守所，去见了李万铭，搜集到大量一手资料。在对谈中，老舍先生得知，李万铭的骗术可谓极其拙劣，他在武汉冒充志愿军战斗英雄作报告时，苦于没有镶红线的志愿军军裤，就用红铅笔在绿裤子上画了一条红线；没有勋章和奖章，就把当时《苏联画报》上的勋章、奖章图片剪下来，包上一层玻璃纸，缝在衣襟上。如此低劣的骗术，却能畅通无阻，看来是与当时的世风流行“英雄崇拜”大有关系。
老舍先生以李万铭案为原型，很快写出了五幕六场讽刺话剧《西望长安》，剧本最初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上。此剧延续了老舍在小说中一贯的讽刺传统，部分再现了50年代机关生活的风貌，即使今日读来，亦大有趣味。该剧于当年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首演，轰动一时。
《人民日报》也于1956年3月1日发表了长篇通讯《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披露此案。李万铭案从此成为街谈巷议的笑柄。
然而，此事的余波，却使牟宜之身陷莫明的尴尬中。
牟宜之没想到，他这次愤而上书，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望，但李万铭毕竟是林业部的一名“干部”，出了这样的事情，林业部自然是脸面无光。至于老舍先生的《西望长安》，还算给林业部留了点面子，把骗子的工作单位写成了“农林部”，人物姓名也都是虚拟的，虽如此，但人人都知这就是林业部，剧中的部长、办公厅主任、司长、人事处长，全都可以逐一找到对应。于是乎，林业部的相关干部，顿成众口讥议的笑柄。在此情况下，牟宜之为上级所嗔怪、为同僚所侧目，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自不待言。
——辛辛苦苦干了4年多，此地又不可久留了！
回顾4年来，工作生活尚属安稳。来京之前，家中曾添一子，即牟华东；1955年又添一幼子，取名“广丰”，此名或是“广额丰颐”之意，或是“广袤丰饶”之意，都与为父的心情有关吧。
堪堪膝下已是子嗣成群了，彼时人们对于年龄的观念，与今日大不同，皆认为“50岁即为老朽”。牟宜之回京4年，匆忙间已是47岁了，难道真是“老之将至”？他只能叹息：1952年至今，东四六条与和平里的林业部，又将成为一段陈年旧忆！
年前，他曾有诗一首，是咏白居易的：
《七绝·读长恨歌》
闲来常忆白香山，一首长恨寄名篇。
明皇风流千秋恨，杨妃柔情万古怜。
朝政纲常握白首，江山社稷系红颜。
大唐兴衰一夜事，英雄难过美人关！[5]
诗言志，此诗之慨，再明显不过。看来牟宜之仍是壮心不已，仍是至诚的理想主义者，不会摧眉折腰。他对古人古诗的亲近，乃是缘于对现实的渐渐勘破。以往对仓皇辞别济南的疑惑，至此，终有了一个破解——我们都是活在历史之中。切割旧迹，只是神话。不过，这首诗亦留下了诗人隐隐的担忧：殷鉴虽远，痼疾却常新，时代难道会再罹旧祸？
他不愿意相信，但那预感却不佳。
[1] 见《中共中央批转牟宜之给肖华同志的信及罗瑞卿同志关于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情况报告》（1955年3月）。
[2] 刘汉（1916-2008），山东文登人。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共。曾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宣传科科长，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军政干校副校长，抗大一分校胶东支校校长。胶东军区宣传科科长，辽东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四野政治部处长、军宣传部部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49年后，历任总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宣传部副部长，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总政治部宣传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
[3] 见《中共中央批转牟宜之给肖华同志的信及罗瑞卿同志关于政治骗子李万铭的情况报告》，下同。
[4] 见罗瑞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人民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
[5] 牟宜之见《牟宜之诗》第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