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对许多人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元旦这一天，“三反五反”的号角在全国吹响，很多从事财经、财会、后勤的干部，忽然落入一个巨大的罗网，民族资本家与小商贩们也都惶惶不安。
彼时牟小白还在上托儿所，一天早上，父亲送他去托儿所的途中，他亲眼见到这样一幕：
我看到在阴郁的天空下，一座荒索破败的石桥边，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一大群身着灰布棉袍、神情麻木惶恐的成年男女。父亲说这是“三反运动”。
在周赤萍和田德民的来信中，也不约而同地提到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三反”，可见该运动波及之广。
牟宜之此时虽然遭遇丧子之痛，但对工作一点也不马虎，运动也不可能触及到一向清廉的他。但他没有想到：命运中梦魇一样的“草蛇灰线”仍然在，仍然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在1952年，牟宜之因工作问题，竟无意中触犯了江青！
事端因修建烈士公墓而起。
这是牟宜之在济南的第二个较大的政绩。济南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全市分散着大小不一的革命烈士墓地，既占用了建设用地，又不便于管理。因此，牟宜之力主利用四里山原有的“乱葬岗”，建立全市统一的革命烈士公墓，并将四里山改名为英雄山。
这一工程较为浩大，需要在全市各处搜检烈士遗骸，登记造册，统一安葬。还要将四里山上原有的民间坟墓统统迁走。彼时，济南市建设局在报纸上发布了迁坟公告，说明逾期不迁者，即视为无主坟，由建设局统一迁葬到别处。
这本是一个无可非议的工作程序，却不料在逾期未迁走的坟中，居然有江青家的祖坟！事情不知在哪个环节出了误差，江青没有获悉迁坟通知，济南市建设局也完全不知情。当工程队将四里山上的孤坟迁走时，无意中就挖掉了江青家的祖坟！
这个娄子可就捅得大了！江青是如何得知这一情况的，得知以后有怎样的反应？均不详。但若怪罪下来，则是一个无法在台面上解释得了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
1948年那么紧张的时候，西柏坡到北平那么紧张的时候，人家江青派了多少个卫士陪着，就到她们家去看她那祖坟去了。江青这么看重她的祖坟，迁谁的祖坟都没关系，但不幸的是牟宜之。江青没看到他的通告，他就把江青家的坟给迁了。[1]
与此同时，更多的困惑也在缠绕着牟宜之。1950年代之初，全国土改、镇反运动轰轰烈烈，牟宜之在山东的故旧，特别是那些当年曾义无反顾，帮助支持过共产党、八路军的乡村士绅，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有些人竟致家破人亡，遗孀孤儿衣食无着。这些人的家属便找到牟宜之，恳求帮助。
最初有几个人，经牟宜之亲自处理或介绍到有关部门，得到了适当的安置和照顾；但此消息一传开，慕名求助者纷至沓来，牟宜之力所不及，只得求助于市委书记谷牧。谷牧对牟宜之说：“这类事情太多了，管不过来，也不能管呀。”
对侠肝义胆、古道热肠的牟宜之来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认为，人家以前在共产党、八路军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现在我们成功了，是国家规模了，怎么就“管不过来，不能管”呢？
在几件事情的交错压力下，谷牧觉得牟宜之唯一的解脱之道，只能是赶快离开山东，以避风头。于是在他建议下，牟宜之便给邓颖超去信并请转呈周恩来，请求调往北京，同时也给肖华写了信。
邓颖超复信很快，介绍牟宜之立即去见中组部干部处的帅孟奇[2]大姐。帅孟奇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她对牟宜之说：“你姓牟（读如“木”），那就去管木头吧！”于是，安排牟宜之去中央林业部，任森林经营司司长兼全国护林防火副总指挥。
济南两年，只能就此别过。
笔者此次前往济南，见牟宜之当年倾注了心血的英雄山，现已是济南市中心一个著名的景区，规划占地100公顷，气势恢宏。此地原名四里山，是因距离原济南内城的南门有四华里远。山上遍栽黄栌树，逢秋叶红，似红霞满山。牟宜之主持改建后，将之命名为“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陵园迄今犹在，供人凭吊。
牟宜之离开济南之后不久，1952年10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山东考察。他在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陪同下，专程来到南郊英雄山，向烈士黄祖炎[3]的墓致哀。
烈士陵园十分开阔，从山下一直延伸到半山，黄祖炎墓即在陵园最高处。毛泽东致哀完毕，缓步绕墓地走了一圈，说：“墓修得很好，山东军区的烈士抚恤工作做得不错。”他又环视四周，见青山苍翠中遍是烈士之墓，遂感慨道：“青山有幸埋忠骨！有这么多人民英雄长眠在这里，乃此山之幸也!”[4]
笔者在济南，曾特意请司机开车从英雄山下路过，见山虽不甚高，但丰碑高矗，英风凛然，慨然有大气。想来，此山将万古如此……
离开济南赴京，牟宜之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进京进部委毕竟是升迁，而不是贬谪；忧的是党内封建主义意识依然浓厚，这样一件事，居然会不容辩解，逼得他改变初衷，匆忙离任。
据牟小白回忆，1952年2月底的一个寒夜，全家将行李打包完毕，市建设局派来一辆老式轿车，由两名公务员一左一右，站在外侧踏板上护送，疾驰至济南火车站。
当年的济南火车站系德国风格建筑，全家在站长办公室歇息了一会儿，即安排上了软席包厢。牟宜之彼时虽不是什么高官，但在山东却是一位名人，前来送行者颇众，很是热闹了一番。
进京伊始，全家暂住在前门外大街大栅栏政务院的一个招待所。招待所内，还住着一些苏联专家。暂住期间，恰逢斯大林逝世，即1952年3月5日。查牟宜之的工作手册，3月10日前即有林业部工作事项和会议记录，正式上班当是在此时。
在工作手册上，他出于习惯，还详细记载了全家进京的软席车票、卧铺票、行李票所费金额。然后，顺手默写了一首元人曲牌：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5]
文为心声，意象苍凉。牟宜之对于被迫调离这件事的思考，不会就此为止。他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将不断深入，进而直抵问题的核心。
此次入京，还有一段小插曲。进京后没几天，牟宜之便去拜访肖华，肖华一见，极感诧异：“我昨天才把你的凋令发出，怎么你今天就来了？”原来，肖华此时已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收到牟宜之从济南发出的“求援信”后，不声不响便为他办了调令。调令内容如下：
军委决定调牟宜之同志做空司（空军司令部）场房修建工作。因空司明年任务繁重，人员不足，该同志对工程还懂一些，同时他还有军籍，因此着即调其作此工作。[6]
人有命，安知否？如若牟宜之尚未调往中央林业部，则完全可重返部队，从事工程建设工作，其后的命运，可能将大为改善。惜历史不能假设，中组部安排已妥，军委这个调令只得作罢。
不久，林业部为牟宜之一家在东四八条2号租了一套房子，是一座四合院内的正房，条件虽不如原先的北海公园画舫斋，也不如济南建设局小楼，但与京城的平民四合院比起来，尚属上乘。彼时林业部办公地点亦在东城，位于东四六条，不远处即为外交部街。这一带，是距北京站不远的一处地方，五六十年代里，全都是很幽静的胡同。灰瓦灰墙，门楣古朴，一副典型的老北京风貌。
在林业部开头的一段时光，算是牟宜之进城后较为平缓、舒适的岁月。林业部的部长、副部长和司局长，文化水平都较高，人品亦很好，与牟宜之相处甚洽。部长梁希[7]系民主人士，学养深厚，为人低调。第一副部长李范五[8]与牟宜之相仿，系学生出身的老革命，有事亦能予以照顾。特别是时任部办公室主任、后任副部长的张庆孚[9]，为党内极为少见的高级知识分子，革命资历亦甚深厚，是解放军名将宋时轮的入党介绍人，曾在东北军区任职，与牟宜之情投意合，遂结为莫逆之交，即在“反右”之后也未疏离。张庆孚也是个倔脾气，在延安整风时，博古曾下令对他吊打拷问，用钳子掰掉他牙齿，逼其自诬为“特务”。但他决不屈从，怒斥道：“博古，博古，你是‘博古’而不通今！”其风骨可见一斑。
就职以后，牟宜之立即开始熟悉业务。这是他生平头一次负责全国性的工作，业务空间相当之大。梁希部长是资深的林业专家，对全国林业管理工作有开拓之功，规划格局甚大。彼时，森林经营司的机构很精简，仅18人，下辖抚育科、保护科、经济林科三个科室，分别负责封山育林、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迹地（采伐后尚未重新植树的土地）更新等。
牟宜之来后，经营司力量得以加强，科室重新划分为林政、护林、育林三科，人员增至26人。从这一点看，当时的森林采伐与更新，是有一整套规划的，并不如后人想象的那样只伐不育。
当时的育林政策贯彻很到位，有一条来自文艺方面的佐证。笔者昔日阅读周立波著名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1958年发表），曾注意到一个细节：即在1955年，农村里已严格执行了封山育林和保护私人林地政策，不允许农民随意砍伐。至于后来“大跃进”时期，各地为“大炼钢铁”进行无节制的砍伐，造成大量“秃山”，那是管理部门也无可奈何的事。
从牟宜之的工作手册上看，1952年全国的年度植树计划，是113.7万公顷，要求各地要植树40亿零9000万株。国家对林业管理、更新、抚育等各项工作，都有专项拨款。这些计划，与后来相比，规模虽略小，但开创时期能做到如此，已属不易了。
彼时牟宜之的工作，还有对东北、内蒙、西北、西南这四大重点地区的育林及勘察；处理河北、热河两省边界的伐木纠纷；就苏联境内森林火灾多次延烧过境，请求批准两国林业人员可自行越境扑火；对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护林奖励问题，等等。
牟宜之当年的老部下王传斌，曾在2007年的一次谈话中，提及牟宜之的这段工作：
我那个时候在山东工作，有一次从青岛坐火车回济南，恰好跟牟宜之坐在一起。他跟我谈起了在东北林业基地看到的情况，说砍伐得太过分！用大型机械往山下运木材，破坏的树木很多，一下雨，雨水就顺着车道冲下山来，冲毁了土地和树木。他很担心，这样开发，我们的树木还能有多少呢？[10]
牟宜之的工作范围，多在北地，且气象阔大，故而他在工作手册上，抄了一些豪放诗词以抒怀，有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与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此外，还抄有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内所载诗两首：
飒飒西风吹破棂，萧萧秋草满空庭。
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
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
凭阑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
《阅微草堂笔记》是借鬼怪故事以描摹人情世态的，查该书，其前后文如下：
东光李又聃先生，尝至宛平相国废园中，见廊下有诗二首。其一曰：“飒飒西风吹破棂，萧萧秋草满空庭。月光穿漏飞檐角，照见莓苔半壁青。”其二曰：“耿耿疏星几点明，银河时有片云行。凭阑坐听谯楼鼓，数到连敲第五声。”墨痕惨淡，殆不类人书。[11]
这个意象，又是寂寞入骨，可反映出牟宜之与整个时代相疏离的一面。“凭阑坐听谯楼鼓”的心境，殊堪嗟叹！当年理想，是何等至纯；但出生入死的闯荡，难道竟须以循规蹈矩而终？
此时，牟宜之的职级是国家部委司长，因参加革命资历深，级别为“行政10级”，属高级干部。虽无专车配用了，但外出办事均由部里派车。公家又给牟家配了一位公务员张茂堂，以照顾起居。长子牟小白，次年秋已到上学年龄，按父亲级别，进了北京育才小学读书，班里同学多为政界及文艺界名人之后。
彼时的北京，麇集了各界的精英人物，仿佛杜甫诗所说“王侯旧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在人事方面，参照苏联的典章制度，已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刻板的干部层级制度。
牟宜之虽然曾受到罗荣桓的提醒，但他从来就没有真正适应这种变化，依旧放言无忌，我行我素，在当时以谨言慎行为美德的干部群体中，无疑是鹤立鸡群，不免要引起一些“大老粗干部”的侧目。
当时，中央军委曾号召军队老同志为青少年撰写回忆录读物，以此作为革命传统教育文本。也许是受此启发，牟宜之便也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一些回忆文章在《新观察》和《旅行家》等杂志上发表。其时《旅行家》杂志的主编，为抗战时期名闻大后方的记者彭子冈，牟宜之当年在武汉便已认识。这一时期，牟宜之还着手撰写了少年读物《难忘的一次夜行军》和《八斤鞋》。
文章发表后，即有稿费。彼时稿费之高，远胜于今日，一篇文章的报酬即可抵一两月工资，颇为人所嫉羡。此后，单位一些领导便有了“牟宜之不务正业”的成见。
牟宜之无疑是遇到了“橘生淮北”的问题，他的“牟爷”风格，与逐渐固化的层级制度格格不入，种种冲撞是避免不了的。
1954年，他的生活，起了一些变化。彼时林业部及其宿舍，全都迁到了城东北新建的和平里地区，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现代生活，但是精神层面的生活，却不大舒展。下半年，林业部森林经营司改为森林经营局，组织部门另派了一位局长来，牟宜之只能屈居副局长，无形中等于降职。这种降职使用，很明显与他“不务正业”大有关系。部里这样安排，公开的理由是说“牟宜之总是不愿意开会”，所以安排为副职。
1955年9月，在中南海举行了将帅授衔仪式，一批解放军高级干部被授予“开国将领”的荣衔。牟宜之的好友肖华被授上将军衔，级别为行政5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其余牟宜之当年在军中的战友，大部分晋升为将军。其中即便是少将，也是行政7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
牟宜之与老战友们相比，待遇上有了一定的差距，但无论是虚名还是实惠，牟宜之全不在乎，并未对自己的“滞后”有情绪。肖华获上将军衔后，一次牟宜之前去串门，肖华的儿子肖云童言无忌，问他：“伯伯，您是什么将啊？”牟宜之哈哈大笑道：“我是木匠！瓦匠！”但是，他对当时高级干部的待遇之高，还是感觉相当诧异，常对人开玩笑说：“肖华家的卫生间，比我这司局长家的客厅还阔气！”有时，他也当众自嘲：“我是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指只能坐公交车）。”想不到，这些牢骚，到后来反右时候都成了他的“反党言论”罪证。
按照当今流行观点，利益似可决定人的思想。当年也确乎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干部在进城后，固然未像李自成那样恣意妄为，但却从理想主义者变为了现实主义者，开始看重待遇级别，将之视为人生最大的价值。若牟宜之能满足于此，在彼时也算是“人上人”了，但他是不会循规蹈矩的。他对进城以来的某些现象，已经忍无可忍了，到1955年初，终于做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
他将一桩极具讽刺意义的“李万铭诈骗案”捅到了中央，使这个在林业部背景下发生的刑事案件，成了一个震动党内、轰动全国的案件。
[1] 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牟宜之诗》学术恳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2010年1月20日）。
[2] 帅孟奇（1897-1998），湖南汉寿人。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任中共汉寿县委委员，1945年出席“七大”之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1949年当选为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调中组部，历任干部处副处长，外交外贸处副处长、处长。1956年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并任中组部副部长。1998年4月在北京逝世，终年101岁。
[3] 黄祖炎（1908-1951），江西南康人，1927年加入中共。1934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巡视员。1946年调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1949年后，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监察委员会委员。1951年3月13日在出席军区会议时不幸遇刺，凶手系军区宣教科副科长王聚民，因对土改政策不满而行凶。
[4] 见文彪《揭秘：黄祖炎遇刺案始末》，原载于《世纪风采》杂志2010年第8期。
[5] 见元代戏剧家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端正好》。
[6] 见牟宜之1952年工作手册所载内容。
[7] 梁希（1883-1958）林学家，浙江吴江人。1913－1916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1923年赴德国塔朗脱高等林业学校（现为德累斯顿大学林学系）研究林产制造化学，1927年回国。1949年之后，任林业部部长、研究员，领导制订了建国初期的林业工作方针和建设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了林业行政、科研、教育及生产体系，促进了共和国林业的发展。长期从事松树采脂、樟脑制造、桐油抽提、木材干馏等方面的试验研究，创立了中国林产制造化学学科。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8] 李范五（1912-1986），原名李福德，曾用名张松，黑龙江穆棱人。1932年加入中共，任中共吉东特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后赴苏联学习，1938年返回延安，历任中组部地方党务科干事、中央情报部研究员、抗大东北干部训练队指导员、东北工委委员兼秘书长、中央情报部机关总务处处长等职。1945年起，历任中共合江省工委书记、合江省政府副主席、合江军区政委、合江省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以后，历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林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黑龙江省省长、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
[9] 张庆孚（1901-1968）江苏江阴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毕业于上海大学英文系，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19军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任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后历任陕北红军大学、延安抗大、军政学院政治教员，东北军区军需学校党委书记，中南军区军需部政治部主任。1949年后，历任林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1968年病逝于北京。
[10] 根据王传斌2007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录音记录，见新浪视频。
[11] 见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所载《滦阳消夏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