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欢腾，唯一人沉潜下去。在1949年9月的艳阳下，牟宜之回到革命起步时的济南，不知是怎样一种心情。为迎接“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上的有关措置，他也曾耗费过心血。如今却只能遥闻欢呼声。人非圣贤，他不存一点伤感是不可能的。
到了济南，他性格明显有了一些变化。查牟宜之留下来的个人文字资料，有一点与此前很不同，即是，自从在济南市建设局任上，他便开始使用工作手册。这些小本子上，对所需解决的工作问题，逐一开列，非常严谨。这大概是接受了罗荣桓的告诫，“要讲规矩了”。
“骑侠”时代结束了，他作为革命的一分子，与上百万有同样经历的中青年，开始了从战争到执政的转型。他们那一代人的管理风格，笔者在少年时代，有幸体验过一点点，总体来说，是严谨、刻板、刚柔并济与富于激情。
这是战争思维的遗迹，利弊各半。但仅严谨一项，就确保了1966年之前，社会生活在舆论喧嚣下，让保持大体平和。
牟宜之在这个时期所面对的工作，《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是这样表述的：
国民党留下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局面：社会管理混乱，到处是残垣断壁，道路堵塞，桥梁断裂，大明湖濒于淤塞……。宜之同志在市委领导下，带领职工投身到改变济南面貌的斗争中去。他尽量少花钱，多办事。在他主持下，疏浚整理了大明湖，垒起了石岸。修建了许多马路和桥梁，开辟了四里山革命公墓，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坟工作，腾出不少建筑用地。他为合理安排市容、建设泉城、保护名胜古迹、初步制定济南城市规划做了大量工作。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设施之落后，当代人很难想象。笔者在60年代读小学时，还能看到城市的角落处，有国民党军队残留的半地下式水泥碉堡。那时候，马路两边如有人工栽种的花草，已属奢侈。路灯也都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老款式。济南的凋敝，就更为严重些。当初守济南城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不肯投降，是解放军激战八昼夜，强攻破城的，城市建筑受损较为严重，因此，牟宜之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要建设，就要耐得琐碎。这对习惯了金戈铁马的人来说，不大容易。
牟宜之担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之后，又于1950年春季，经谷牧聘请，成为济南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即后来的“人大代表”。这项工作，在当时并非虚衔，而是需要做一些具体工作的。从牟宜之遗存的物品看，能见到的第一本工作手册，即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纪念册。
在这本工作手册上，记录了城建工作的细目、单位人员的思想教育情况，还有配合当时一些运动所采取的措施。比如，对市政设施的建设、维修，即有如下条目：
1、大明湖 8、经六路
A、历下亭 9、经五路
B、牌楼 10、文化路
C、历黄桥 11、十二马路
2、青龙桥 12、解放路
3、清河桥 13、生产路北段
4、九圣堂 14、生产西路
5、围壕桥 15、堤上路
6、绝户桥 16、青岛路
7、北太平河桥 17、经十路
…… ……
有些地名，迄今未变。熟悉济南的读者，看了可能会觉得亲切。
牟宜之的工作，是直接面对公众日常生活的，市民对新政权的满意度，多来自这些工作的好坏，因此牟宜之不敢怠慢，一变而为细腻、谨慎。在他的小本子里，竟也有今天的公众很感兴趣的问题：“自来水（公司）乱掘路面的问题如何处理？”此外，诸如“福禄街茅房（厕所）问题”、 “师范学院教职员宿舍道路问题”、“杨德斋[1]家狗窝问题”、“打狗问题”、“鹊华桥牌楼前电杆问题”、“工人新村先盖60排，每排6家，计为360家”、“确定环城道线，10天结束”等等杂项，不胜琐碎。
小本子上，还记载着他作为城市管理者必须要掌握的两组数字：“全市公厕443个，垃圾箱1206个。”我的目光，在此行字上久久停留，心下甚为怀疑：当今的城市规划局长、环卫局长，有多少人能记住辖区内的这两组数字？
在1950年5月27日这一天，牟宜之写下了关于生产渠、文化路、烈士公墓、趵突泉的整修工程要点，看样子是一个报告的草稿。其中，关于“趵突泉名胜之整理”一段，是这样写的：
趵突泉为济南市有名胜迹，近年来全为摊贩场所。封建建筑除有大殿外，又有参差不齐的小房子。此次整理（旨）在扩大空间、扫清眼界。除三个大殿及必要留用房屋外，参差错落的小房子一律拆除。临街小巷之墙，换成铁栅栏，隔墙可以观流水。东墙已整理整齐，东较西约高六十公分。全院作二坪。第一期工程为修补炮火残伤，5月24日已竣工。第二步工程在继续施工中，约半月后可以完成。
他在济南的的一大政绩，是负责疏浚大明湖。当时的大明湖破败凋残，多年淤塞，几近干涸。有人建议将其填平，改作建设用地。牟宜之认为此议甚为荒唐，被写进了《水经注》和《老残游记》的天下胜景，岂能毁于我辈之手？遂否决了这一意见，坚持要为济南城保留这个千年名胜。从他的工作手册上看，这项疏浚工作，大有雷厉风行的意味：
历下亭，15日开工，一个半月完。
清扫湖面，16日开工，一周完。
疏浚污泥，16日开工，25天完。
油漆牌楼，25日开工。
小桥，与历下亭同。
大明湖畔，现有一座气势雄伟的牌楼，为入口处的门面。这牌楼，就是牟宜之在郊区一残破的庙宇中发现的，他觉得甚有保存价值，便组织人力运到大明湖畔，重新安装好，至今仍为胜景。
2012年3月底，正是桃红柳绿时，我从莒南县大店镇考察回来，在济南城看到了绿柳掩映下的大明湖，游人熙攘，春风和煦。眼前的这一幅俗世和平图，大概就是牟宜之年轻时情愿“提着头干革命”的初衷。但回想起此次辗转山东多处，在饭桌上听到的激烈话题，却又不免为牟宜之感到遗憾。当年他投笔从戎，是“所思在远道”，今日视之，这个“道”仍然尚远。
对于当时的各项运动，牟宜之也事无巨细均关注之。他在济南建设局长任上，正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10月，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据中朝两国媒体称：当年12月，美军为掩护撤退，首次发动了细菌战，在朝鲜平壤、江原道、黄海道等地区撒播了天花病毒。美军飞机还一再侵入中国领空，向丹东、抚顺、凤城等地撒播带细菌的昆虫，中国国内曾普遍掀起过抗议浪潮。
因当时建设局承担了城市环卫的职能，因此，牟宜之的工作手册上出现了有关“应对细菌战”的内容：
1、思想问题、认识问题。美帝确已实施细菌战。细菌战不足惧，亦不可忽视。
2、麻痹大意不对，惊慌失措等亦不对。
3、组织问题。灭菌队。分区负责，小队及班组。首长负责。灭蝇灭鼠，
4、行动问题。清除垃圾、打预防针、大清除。各机关各街道、住户还要检查。（建设局）有权有责。
5、美帝是趁机挣扎，为世人所唾弃，说明了（他们）无能，世界谴责。在国际上我们多助。
我局具体行动：运垃圾。
…… ……
交老鼠，交苍蝇，任务数目。
灭菌方法。口罩、筷子等……
趁此提高我国人民卫生常识，
提高我们治疗能力及技术。
此外，他还记下了24种可能携带有害细菌的动物与昆虫名称，8种可能由细菌传播的流行性传染病。
如果仅此而已，那他还不难应付其身份的转换。现在的问题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政治气候的波谲云诡，使他不能不屏息静观。1951年，在各高校、各机关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又称“洗澡”运动（即清洁思想之意）。这个运动，夹在大规模土改结束之后和“三反五反”运动之前，来势亦异常猛烈。著名作家杨绛曾以此运动为背景，用调侃笔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洗澡》。
牟宜之的工作手册上，也留下了关于这个运动的“上级精神”。现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运动，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自发开展的，中共中央并没有明令号召。但从牟宜之当年的会议记录来看，这个运动不仅是在高校和文化单位开展，在各机关单位也贯彻得很彻底，似乎有非常详尽的“上级意图”：
思想检查的问题：1、思想蜕变。2、功臣包袱。3、脱离政治倾向。4、官僚主义。5、铺张浪费。
思想检查从开始到结束，反复做动员。认为无毛病可整，是不对的。提高认识。
在党内做好排队工作，通过排队找出重点思想与重点事，要重点掌握。通过运动帮助领导上了解自己与每一个干部，通过运动加强组织领导与思想领导。
排队分两种（原文如此），一是领导排；二是自己排；三是群众把本科本室各个排。排队当中要教新吸收干部与旧职员交待社会关系。老干部除交待社会关系以外，并要交待掌握政策水平。
检查方法是领导带头、层层检查，任何一个人都要参加。除指定者以外，群众集中力量帮助领导，领导要通过先检查推动大家。在检查前，群众要酝酿，在酝酿中可能有些斗争。最好领导参加些小组会，以便认识统一，然后领导根据自己主要思想、群众意见，写出书面报告。局长可经区科（级）会上检讨，科长也要在科会上检讨。要求一次完成。
在检查中强调成分问题。1、交清关系与划清界限。2、互助互查，帮助洗澡，互相搓背。在检查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3、先搞比较容易的，先搞中（等）的。4、不要马上拿到大会上去，待小组同意（通过检查）后，再拿到大会上去。假使领导与群众有原则分歧时，另搞。如无大问题，可只做补充，以免拖时间。但个别毛病很大的，应展开斗争，如错误严重时，做必要的组织处理。5、在检查中要抓住骨干，适当调整领导成分……
这是一整套“斗争哲学”，手法娴熟，布置缜密。革命者进城之后，为防止蜕变，可以常敲警钟，但若以“人人过关”式的运动来清洗，只能是一次次地伤人心，最后导致众叛亲离。这是党内历次左倾错误已经证明了的。当外敌的危险消除之后，左倾狂热病开始疯长，似乎又是命定的了。所幸，这个“洗澡”运动尚不激烈，因刚刚进城不久的干部和刚刚服膺了新政权的群众，都还不能适应激烈的整肃运动，因此，大部分是“雨过鸭毛湿”地走了一遍过场。这种运动的“癌病变”，要在数年后和十数年之后，才会爆发出来。
对这一段牟宜之的工作及生活，原济南市建设局干部董翠玉[2]，有过很真切的回忆：
那时候建设局有个材料公司，我就在那儿上班。我今年83岁，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呢，全局只有两个女同志，就是我和刘纯。在建设局，我干了不到两年，1952年就调到市卫生局去了。
我印象中，牟局长的特点就是里外一致，对谁都一样。模样胖胖的，来局里的时候还带了个车，是美国吉普，那时候市长还没车呢！因为他太胖，三轮车拉不了，领导照顾他，给他配了汽车。他太胖了，人家男同志的毛衣，胸围220针就够了，刘纯给他织毛衣，要500多针才够。
牟局长工作上很认真，很扎实，注意群众关系，但对人要求也严格，常说：“同志们，你们不出门，怎么能知道建设情况呢？”他经常带着同志们去各工地，看看当时是怎么建设的。他也发脾气，不过没真发过脾气，也就是说个“狗日的”，大家就笑。
他的知识很丰富，工作作风扎实。在局长办公室的顶上，还盖了一个小房子，就是为了便于观察市政建设的。他那时候有一句名言，我们大伙都知道，他说自己“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上的全知道。”
他根本没有局长架子，生活上一点儿不讲究，趿拉着鞋，肚子突出来，自己都看不到脚。一到夏天热得他，就穿个纱布大马甲。他生活简朴。一次小孩扔了一块馒头皮，牟局长捡起来就吃了，说：“不能浪费！”他小孩多，那点儿工资根本不够。
那时候，建设局接了一个烂摊子，工作就是修复道路、桥梁。局里有个技术科，牟局长主要就是抓这个科。当时种树需要挖坑，挖鱼鳞坑，他也跟着干，从部队下来的，泼泼辣辣的。
他爱人刘纯在材料公司当秘书。公司下属有各种工程队，比如木匠队、石匠队、瓦匠队等等。后来1952年，刘纯也调到市卫生局去了。[3]
这就是和平年代里的“骑侠”，与军旅时代的那个铁汉有所不同，又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豪爽、平易之外，多了些认真而已。
从回到山东起，到1951年底，牟宜之给爱子牟敦康写信较多，保留下来的计有8封，拳拳之心甚殷。大概是因为“仕途”遭受小小的顿挫，因此望子成龙之心较过去更为强烈，信中所表现出的情感，比先前要细腻、温和得多。
牟敦康在这一时期，成长较快，已从东北老航校毕业，留校当教官。后于1949年调至北京南苑飞行队，担任首都防空任务。之后不久，进入在苏联协助下创办的第六航校深造，学习驾驶苏制战斗机。1950年8月初，调入新组建的空军混成第4旅，移驻上海，担任上海防空任务。抗美援朝爆发后，于1950年11月随新编空4师进驻辽宁省辽阳基地，进行战前训练。1951年3月，转入新组建的空3师，进驻沈阳做战前准备。
在向儿子通报了调任一事之后，牟宜之谈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说“我的身体虽勉强支持，但大不如往年了。老本子还好，我亦自知保重”。
牟敦康少年离家，迄今从未返回过，对家乡亲人的状况似十分担忧。牟宜之特地向他做了介绍：
（敦广）因为有家庭负担，已不复学，在家务农了。咱村对咱家还想帮助照顾。前宅你祖父与祖母皆在青岛住，已经老得不能行动！我在青岛看过一次，亦为之解决了一下生活问题。你对家中这些情形不必有精神负担……整个山东灾荒很严重，日照年成较好，你哥哥家还不至于忍饿！
寥寥数语，只是教儿子放心，真实的情况，其实都加以隐瞒了。因为现实很残酷，牟敦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山东省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大部分是在1947年进行的，出现了一些左倾暴力现象，时称“流血土改”。即：工作队发动群众开大会斗争地主，根据“民愤”大小，群众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当场打死“地主分子”。
牟宜之的家乡牟家小庄，也是在1947年进行的土改，在开斗争会时，当场“砸死”了8个地主分子，均为牟氏家族成员。
牟宜之“后宅”的五叔，早已于1943年3月去世了。而“前宅”生父牟家万先生，彼时仅是一位本本分分的乡村医生，兼收一点地租为生，亦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分子”，遭打断双臂和双腿，情形甚为悲惨。时在青岛市社会局任职的牟乃纮，趁着国共在山东进行“拉锯战”的空隙，派人将父母接到了青岛去住。然牟乃纮被迫赴台后，牟家万夫妇滞留青岛，住在信号山麓华山路的一座小洋房内，无人照料。且洋房作为敌产，即将被没收，老两口也有作为“反革命家属”对待的危险，情况堪忧。
牟宜之回到山东后，专程去青岛看望了父母。见父亲风烛残年，步履蹒跚，牟宜之百感交集。只得去找了当年在山东军区的老战友、时任青岛市委书记的赖可可[4]，为老父争取到了革命军人家属的待遇，每月可获供应一袋面粉。据牟小白回忆：
由于父亲的缘故，青岛老宅早在1950年便钉上了“光荣军属”的牌子。汽车却被叔叔的司机偷走卖掉了。我还记得绿荫覆盖的叔叔家，一座灰砖水泥的二层小洋楼，和断腿后瘫痪在床、留有雪白胡子的衰老的祖父。[5]
与老一辈相反，牟宜之的子女一辈，因受乃父影响，自幼全都倾向共产党，此时的人生均呈蒸蒸日上之态。在1950年4月12日的一封信中，牟宜之对次子敦康说：
家中情形，你可勿念，我有相当安置。安心工作，努力学习，是我谆谆之嘱。你快妹（敦瑾）在滨海区工作[6]，进步很快，已参加党。你速弟妹（敦珂）在新华书店做工，现我已介绍她到子弟中学读书。你叔带弟（敦庭）于去冬来济，现在保育小学读书，进步亦快。速弟已参加青年团，他们皆很聪明，甚有前途。
济南的家，就安顿在市建设局院内的一座小楼中。家中除在东北出生的小白、小南之外，1950年又添新丁，乃六子牟尚高。此时，牟家可谓男丁成群，三子敦庭在上小学，小白、小南进了托儿所。牟宜之虽离开了首善之区，但毕竟工作顺遂、人丁兴旺，他的心情亦似乎渐好：
我的身体比从前好得多，工作亦感到很安心，很愉快。我已下决心建设济南，不再离此，不求调换！现在虽国家无款建设，但济南自我到后，建设的工作还是飞跃的猛进中。你何时到济南，我领你好好的看看。
此时牟敦康就在北京六航校，两地相距不算遥远，牟宜之也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可惜，牟敦康因参加训练，临时移驻天津，父子俩失之交臂。牟宜之只能在家书中再三叮嘱儿子：
不可因为技术进步，而有半分放松与马虎。尤其是今后要作战，更应该把握着“临事而警，好谋而成”，不可徒持不怕死的“血气之勇”，致支离鲁莽以从事，至要！
儿子性格比较孤傲，这也是令父亲不能释怀的，于是又嘱：
待人接物要虚心，学习要踏实，不要“似是而非、不求甚解”。处理自己周围的事情，也要考虑人家的意见。私生活要朴素，要勤俭，尤其是勤奋！总之，我深信你资质还好，能体会乃父对你之盼望，我理智上对你是十分放心，但感情上还是时时挂念着你，经常不放心！
就在此时，牟宜之决不会想到：他的英气勃勃的二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生命仅有年余了。
60年后，笔者作为后辈，再来阅读这些浸润深情的文字，内心常有所不忍！我为撰写本书，曾前后两次去山东采访，都是牟尚高兄陪同的。光阴如梭，当年尚高还是襁褓里的婴孩，如今已是退休干部了，而牟敦康兄，已渺然无迹久矣！
——逝者如斯，隐入烟尘。凡夫俗子如我等，夫复何言？
在济南的两年中，牟宜之与牟敦康的首长安志敏[7]、常乾坤[8]、周赤萍[9]等，都保持着密切联系，不断询问儿子的成长情况。并嘱牟敦康：如有急事，可去找北京市建设局的老同事曹言行[10]、赵鹏飞[11]请求帮助，或干脆去找时任空军政委的肖华。不过牟敦康性本独立，一个也没有去找。
整个1951年，牟宜之写给牟敦康的信，一共有5封。其中最后一封，写于5月1日。
因为牟敦康调动频繁，父子俩对彼此的情况似乎都知之不详。1951年的春节前，牟宜之给牟敦康接连写了3封信。那时牟敦康随空4师从上海移驻辽阳，这即是要参战了。牟宜之得信后，也许是怕影响儿子情绪，故并无特别表现出担心，只是说“你是有光明远大前途的。不过，切忌骄傲”，“要表现出老成干练”，并且说“我老矣！但十分羡慕（你），你努力为之”。
在生活上，父亲仍是关怀备至。解放后，军人生活要好于战争年代，再不用捎去毛巾之类的日用品了。他问儿子以前送的照相机可还好用，又叮嘱说胶卷太贵了，要节省着用，“不要因为好照相，搞胶卷，惹人家有意见”。从信中内容看，他以前答应过给儿子搞到一块表，后来总算兑现了，但也有遗憾：“那是一个坏表，但好表咱也真买不起！”
在前一封信里，牟宜之还曾说过：“像片虽想为你寄，但因太贵，真是照不起！”从中，似可约略了解到，1950年代之初，官员一般都很廉洁，地方干部的衣着多为战时的军装，工薪也是实物供给制，折成小米若干斤下发，生活水准相当之低，说“照不起相”，不是夸张。牟宜之一生所留存的照片，连同与同事们合照的，也仅十数幅而已。
在1950年3月8日的信里，牟宜之半是开玩笑地说：“小白、小南皆甚壮健发展的，各方面皆好。将来皆可学驾飞机，这要你来栽培了。”在这封信里，牟宜之后面又说：“这三个小家伙，长大后皆可学机械化的事业，要你帮助与培植他们。”看来，这似乎已不再是玩笑话，牟宜之对牟敦康所寄予的期待，可谓至高至远！
在信末，牟宜之情不能禁，写道：“敦康！你之一切，我虽十多年未与你一起，但知子莫若父。你个性是强的！你要注意克服之！……我是在盼望你，成为一个完整无疵的好干部，是望你能超过你的父亲！以为我家庭与国家之光！”
这段话，令人动容。
完整无暇，超越父辈，光耀家国——这即是牟宜之对儿子牟敦康的期望。
此时的父子之间，隔着山遥水远，牟宜之心头始终有一些温馨的遐想。牟敦康在上海时，他就说过：“解放台湾后，我们就可在一起了。”
牟敦康调往辽阳后，他又说：“我身体较往年好的多，对工作亦感兴趣，更觉安心！你如有假期，能来济南，看看我二年来的建设。”
——可惜，牟宜之的这些愿望，到最终也未能实现！生命是急景流年，有些很平常的愿望，只能是电光火石的一闪，就化为了永远的寂灭。
[1] 杨德斋（1900-1972），山东胶南人，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早年毕业于日本高等预备学校，后留学美国，获化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兼教授。1947年8月起先后任总务长、校长。1953年任山东农学院副校长。曾任山东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山东农学院支社主任委员，1954年被选为山东省人大代表。
[2] 董翠玉现为济南市卫生局离休干部。
[3] 见对董翠玉的采访影像资料。
[4] 赖可可（1910-1987），广东大埔人。1928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赴上海群治大学文学系就读，后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书记。同年调任中共闽粤赣特委文教部干事，历任红军第12军第34师政治部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宣传科长，永定独立团政委等职。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的肃反中遭诬陷，被开除党籍。参加了长征。1935年恢复党籍。1936年，任第一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抗战时期，历任第一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俱乐部主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八路军115师宣传部副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胶东区委副书记兼胶东军区副政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49年6月，任青岛市军管会副主任、青岛市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起，历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青岛海军基地政委，山东省政府工业交通部部长，浙江省委秘书长、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书记。文革期间，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书记等职，犯有严重错误。1987年2月在杭州病逝，同年3月被开除党籍。
[5] 见牟小白《边缘人生》第20页。
[6] 牟敦瑾此时在鲁中南滨海分区保卫处附属所工作。
[7] 安志敏（1916—1967），四川省阆中人。1934年参加红军，后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89师267团政治处秘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见习参谋。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在新疆航空队飞行训练班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老航校飞行队队长、飞行大队副大队长，上海军管会空军部主任，北平军管会航空局航行处处长。后历任空军第六航校校长，空军副军长、军长，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文革”期间，被强加“叛徒”罪名，于1967年7月被追害致死。
[8] 常乾坤（1904-1973），山西垣曲人。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考入广州航空学校，同年赴苏联入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33年入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1938年回国。抗战时期，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抗大三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9] 周赤萍（1914-1996），江西省宜春县人。1931年参加红军，任红四军班长、排长、连指导员、红三军团团政委、电台政委。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第一纵队一支队政治委员，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委员，鲁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第三师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第一纵队政委，第七纵队兼辽北军区政委，四野47军政委兼湘西军区政委、中共湘西区委书记。1949年后，历任东北军区空军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冶金部副部长、福州军区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9.13事件”后，因所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而被隔离审查，1982年3月退出现役，按地师级干部给予待遇。
[10]曹言行 (1909—1984) 山东招远人，土木工程专家。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先后任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二战区办事处副处长，八路军延安总部高级参议、晋绥边区第七分区专署专员等职。北平解放后，任北平市建设局局长。此后，历任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局长，国家计委委员，对外经济联络部办公室主任。曾当选为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11]赵鹏飞（1920—2005），河北易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工作团，历任易县大良岗区区长，定兴县、龙华县县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察哈尔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冀热察行署农林厅、实业厅厅长，北平市建设局副局长。19491后，历任北京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办公室主任兼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市城建委主任、副市长、国家房产管理局局长兼国务院副秘书长、第一副秘书长。1973年之后，历任北京市建委主任、市委常委、北京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第一副市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