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大局初定，硝烟渐退。这个年份，在现代史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巨，评说起来的难度亦最大。
这一年，是个大转折点。自辛亥年以来的战乱与行政分裂，在这一年里，终告结束。国家在政治、经济建设上，百废待兴。民众在经历了连续多年的动荡后，人心思定，渴望强国富民，此刻的情绪是相当昂扬的，充满了对新时代的憧憬与渴望。
胡风在“开国大典”之后写的著名长诗《时间开始了》，从题目到内容，无不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乐观情绪——此前的一切，全部退隐，甚至时间都是从这一年的某天开始的，以前的全都可以不计。
如若历史能做如此的切割，则实为民族之大幸，可惜，天不遂人愿。当时的很多人都没有料到：旧时代、旧社会、旧观念，作为一种整体的形态虽然消失了，但作为传统文化的基因，其负面的因素，却在新体制的机体内潜藏了下来，很快就将开始发作。
生于当世的人，鲜有先知者。对革命成功之后将出现的极为特殊的“历史循环”，以革命作为终身志业的领袖们没有想到，视革命为人生终极价值的牟宜之，亦对很多事始料不及。人们只是在竭力防范“闯王进京”式的腐化堕落，防范潜伏敌特的破坏，绝未料到历史病毒会以“极端正确”的面目出现。
那一年，牟宜之恰好40岁。不惑之年，历史像是给他送来了一份足资不惑的大礼——万象更新，时间开始了。他与许多中青年革命者一样，将全副精力专注于新时代的建设上面了。
早在1949年1月1日，解放军总部就发布了命令，宣告北平市军管会在北平郊区良乡成立，下设警备司令部、各种接管机构和市政府等各种职能机关，以颁布法令、决定、命令等形式，维护社会秩序。北平城区和平解放之后，军管会立即进城，接管了北平的市政管理。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副主任谭政。
牟宜之，也是“进京赶考”大军中的一员。“东野”司令部进驻北平后，高级干部全部住在北京饭店。据牟小白回忆，有一次父母带着他，在电梯里看见林彪和林父。林彪从牟宜之手里接过小白抱着，很亲切地问了一句：“这是你们的孩子？”林彪之父，是林彪从湖北老家接到北平来的。多年后牟宜之忆起，曾对孩子们说，林父可谓是“鹤发童颜，仙风道骨”。[1]
在北平，叶剑英主任曾多次遇见牟宜之，遂起了延揽人才之意，劝他说：“部队马上要南下了，你身体太胖，跟部队行动不便。再说，南方天热，你吃不消，我这里也急需人才，我看你就留下吧。”[2]牟宜之经过考虑，觉得叶老总说得有道理，且私心里觉得叶老总堪为诗赋知己，于是同意带军籍转入地方。转业时，他已是正师级干部。
3月，他即进入北平市军管会工作。因牟宜之以前曾赴日留学，学的是工程建筑，遂由北平市军管会颁发委任状，任命为北平市建设局局长，签发人是叶剑英和谭政。
过去是革命，现在是建设，这一身份的转换，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北平在围城期间，局势紧张，市政管理几乎等于瘫痪。牟宜之接手工作后，面对的是古都的满目疮痍。
北平，是拟议中的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召开地，也是未来共和国的首都，可是，在解放之初，这里完全不像个庄严之地，就连天安门前的大街上，都堆满了垃圾污物。其时，市建设局担负了后来被细分的建筑、建材、规划、环卫等诸多职能，因此，清理北平城区的垃圾，整顿城市面貌，就成了牟宜之的首要大事。这一段时间里，北平市建设局的工作极其繁重，称千头万绪也不为过。
作为建设局的领导，牟宜之需要关心的问题很具体，包括修建和维护公厕、下水道、柏油路、学校、寺庙等等。同时，作为进城的革命干部，他还要留意理论学习、思想教育、干部队伍管理和对各项运动的配合等。
牟宜之在抗战期间，曾为自己定过性，称自己“是粗枝大叶的人”，但进城之后，他显然马上进入了角色，担负起了许多琐碎具体的工作。其中较大一项工程，是指挥疏浚北海及中南海，在中海和北海之间，修建起桥梁。这几个“海子”从明代起，几百年间未曾疏浚，因此工作极为繁重，在掏出的淤泥中，发现有大量的骨骼，都系有大石块，显然是明清两代宫中偷偷“处理”掉的太监与宫女。
于此期间，牟宜之还首次提出了关于北京市未来规划建设的一些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古之州府，皆建于水滨，如汉字的“洲”字。他建议，首都新城，应建于永定河两岸，方有较大发展空间。他这个建议，与著名的“梁陈方案”[3]（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建在旧北京城西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彼时大多数人进城心情急迫，何以能考虑在荒郊野地去建一座新城？他的提议，旋遭否定。
此外他还建议：考虑到将来人口增加的需要，新建楼房不能低于四层；为珍惜空间资源并为保障安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电缆一律在地下敷设；对地下各类管线网络，要统一建立起规范、详细的永久性档案，等等。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前瞻性的、科学化的建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采纳和应有重视。
共和国建政之初，政治氛围总体来说天清气朗，牟宜之虽然转业到了地方，但未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大概认为，无论在何处，只须凭着“为真理牺牲一切”之信念去做，就能清者自清，是非自有公论。可是，他没有想到，全国政权建立之后，战争中强敌的威胁完全解除，对革命阵营内的规范要求，会相应有很大的改变。加之他本人已经离开军队，战争时期熟悉他并保护过他的老首长们，今后就很难再成为他“逢凶化吉”的护佑之神了。
牟宜之在战火中九死一生走过来，自以为已经闯过生死关，更没有必要小心翼翼，因此其胸无城府、放言无忌的本性一点也没变。解放之初干部实行“供给制”，他虽为中高级干部，但物质上的改善也并不大，仍是布衣蔬食。对此，他亦安之若素。
他的这种“不变”，遇到了变化了的环境，就必然要埋下悲剧的伏笔。然而，惯于“大道如天任我行”的他，对此却浑然不觉。
1949年夏的一天，他忙里抽闲，带孩子们到颐和园去游玩，时值天热，他便解开衣扣，坦腹而行。在园中，恰遇原“四野”政委、时任华中军区第一政委的老首长罗荣桓。罗荣桓见他这幅样子，不禁莞尔。牟宜之亦大笑道：“革命不挣钱，混个肚儿圆。”两人聊了片刻，分手之际，罗荣桓“语重心长地”叮嘱牟宜之：“现在不打仗了，现在是国家规模了，要讲规矩了。”
对老首长的此话，牟宜之全然没领会其奥妙，只以为是罗政委批评他不拘形迹。这之后，他在“讲规矩”方面是比较注意了，到肖华家里串门，见了王新兰，也不再称呼“小王”了，只称呼官衔……
岂不知，罗荣桓所指，全不在此。个人与时代的冲突，就从这一年开始，如淡墨在宣纸上滴落，令人不易察觉地慢慢晕染开。
1949年，从20年代以来各个阶段参加革命的人，无不有平地飞升的幸福感。唯独牟宜之“走背字”。就在这年，他受一起完全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牵连，遭遇了新时代里第一次重大的挫折。
入城之初，因牟宜之系军转干部，在当时待遇颇高，组织上将他的家安排在北海公园的画舫斋内居住。
画舫斋，建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四面环山，翠柏当庭。进了门之后，可见院子中间相当开阔，两株丁香树枝柯繁茂。迎门大殿是一组五大开间的建筑，大殿中央，高悬乾隆皇帝御笔亲题的匾额，曰“春雨林塘”。穿过中院的方塘水池，后面便是画舫斋的正殿，这是以前皇帝与后妃们看戏的地方。匾额上“画舫斋”三字，亦为乾隆皇帝所题。正殿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跨院，有一株唐代古槐遮天蔽日。牟家便住在这跨院中。
画舫斋的位置，在北海东岸，因有奇石重叠如障，使之自成一体，即使游人到了附近，也不易发觉。
牟宜之的一位外甥张大平，曾有一段回忆，提到过这一处居所和牟宜之当年的丰采：
1949年6月份，我父母去看望过“十舅”，他家住在北海公园一个小院里，有警卫，屋子里有冲锋枪、手枪。舅舅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很威严，但语言幽默，谈的都是家乡旧事和古典文学。
那时候我父母20多岁，都是搞教育的。我母亲在大学是学中文的，所以他们聊得特别投机。中午，舅舅请他们吃饭，问我父亲喝不喝酒，我父亲说，不喝。他说：那正好，我们都是主吃派。舅舅比较喜欢李、杜、白的诗，当场就背了《长恨歌》、《琵琶行》，然后对我父亲说：我们牟家的姑娘，都会背这两首诗。他还当场背了自己写的诗。[4]
北平城新旧交替之际，北海公园内流窜着一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娼妓流莺，治安情况不甚好。一天晚上，牟宜之的警卫员老李去上厕所，把手枪挂在了门外的树丛上。正如厕间，忽听门外有人靠近，似在动他的枪。老李连忙大喝一声，冲出门去，只见树上枪还在，树丛间一个黑影仓皇逃去。老李疑心是特务，拔枪便射，将该人当场击毙。事后经公安部门调查，该人系一地痞流氓，但并非敌特，将他击毙系误杀。
这个祸，就闯得大了。彼时解放军刚入城，最担心给市民留下“李闯王进京”的恶劣印象。其时接替叶剑英担任北平市长、市军管会主任的聂荣臻，为此事拍了桌子，怒道：“国民党一向就污蔑共产党是‘土匪’，这就是为国民党提供了口实！”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彭真，还将牟宜之唤去，予以严厉申斥。不久，北平市军管会指示，为彰显军队纪律严明，对警卫员老李执行枪决。
老李是一位身上多处负伤、立有战功的副连职干部，牟宜之见他闯下杀身之祸，于心不忍，特意去看守所看望并告知：“事情严重，你要杀。”老李很无奈，只是说：“杀就杀呗，反正我打了那么多仗，早就应该死了。我只有一个老母亲，需要首长以后照顾一下。”牟宜之闻言，不禁恻然，说：“不行，我要去说说！”随即，便通过各种渠道据理力争，自请处分，替老李担下了责任，救了老李一命。[5]为此，牟宜之受到了降职和警告处分。
此时，恰逢北平市人民政府纳入华北人民政府管辖系统，对市政府原有机构和人员均有所调整，牟宜之亦在此次调整中被降职。1949年7月8日，华北人民政府又颁发“委字第499号”委任状，任命牟宜之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第二副局长。签发人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
这次仕途上的挫折，对牟宜之后来的晋升影响极大。由于这一次的受挫，导致牟宜之的职位与当年战友距离逐渐拉大，且辗转多处，数年徘徊不进。
此事在当时还上了报纸，轰动一时。很多战争期间的同事、战友、部下闻知，都为他打抱不平。单昭祥老人曾回忆道：
进城以后，他是个名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先进人物，我们大家都关心他，但是见面的机会很少了。
北平一解放乱着呢，他的警卫员一枪把一个人打死了。其实，那人虽然不是现行的特务，但在历史上有特务背景，也不算百分之百冤枉。牟宜之为了保护警卫员，自己承担了责任。这个事发生之后，有一次，我们几个过去的同事在一起吃饭，聊起了牟宜之。原沂水县县委书记、鲁中区三专署专员崔杰千[6]就想不通，他说：“你说老牟这个人，本来没他的事儿，多余写了个检讨，还登了报。这回要处分他。”
但是牟宜之对此泰然处之，毫无怨言。他觉得这样做，很值得。
后警卫员老李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担任连长，1951年的一天早上，牟宜之正在吃早餐，忽然传达室送来一份公函。他拆开一看，一拍桌子，对刘纯说：“糟了！老李在朝鲜牺牲了！”公函原来是阵亡通知书，老李生前将牟宜之的工作单位作为自己的永久通讯地址，故阵亡通知书寄给了牟宜之。这样一个生命，曾被牟宜之押上前程来挽救，且认为是义不容辞的，这就是他的价值观。
1949年秋季，牟宜之的两位老战友，时任济南市市委书记的谷牧和市长姚仲明[7]，得知牟在北平的处境，甚为忧虑，于是出面商请，将牟宜之调至济南工作。
于是，他未能参加曾付出了心血的“开国大典”，在9月下旬万众欢腾的气氛中，悄然离京，想必心情会有几分伤感。此次赴济南，他仍保留军籍，但因济南已无军管会，所以就不再穿军装了。
去的时候，除家属之外，他还带了警卫员曾庆吉和公务员张桂梅同往。曾庆吉是在济南军调小组时期就开始跟随他的，张桂梅原为流落沈阳街头的贫家女，牟宜之偶然遇见，心有不忍，便收留了下来。两人都是极为质朴忠厚之人，后结为夫妻。
到济南后，牟宜之还是在建设局系统工作，任济南市建设局局长。夫人刘纯也随夫君同往，在市建设局沙石处任职。
在市长谷牧直接领导下工作，看来牟宜之的心情很不错，工作也大有成绩。现存牟宜之的生前材料中，可见到1950年12月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下达的一份任命通知书，文号为“总民字第00087号”，正式任命他为济南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局长，签发人为当时的省政府主席康生。
从1946年4月离开山东，三年多在外，兜了一圈又返回故乡。牟宜之却毫不计较其中得失，只当是换了一个地方，做同样的工作。经历了战火的人，珍视的是生命与和平，对等级并没有和平时期的人那么敏感。
在北平时，一次牟宜之曾带着孩子们去肖华家串门，见两家的孩子在一起嬉笑玩耍，想起了在抗战时，日本兵用掷弹筒发射的一颗榴弹，落在挺纵司令部队伍附近，幸亏没有爆炸，否则牟宜之、王新兰都性命难保。他指着孩子们，对王新兰慨叹道：“那时候幸亏榴弹没有爆炸，否则哪会有他们这么一大群！”
尝过“今番又是何人死”滋味的老兵，有他独特的旷达。
[1] 参见牟小白回忆录《边缘人生》。
[2] 据牟广丰提供。
[3]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两位先生本着“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原则，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梁陈方案”没有被采纳。
[4] 见对张大平的采访影像资料。
[5] 参见对牟敦庭的采访影像资料。
[6] 崔杰千(1897-1974)，山东安丘人。1919年毕业于山东省立第四师范。1935年加入中共，任寨前于家小学特支书记。同年11月参加“石岛暴动”，举事未成。1937年回到安丘进行革命宣传。1938年在县城建立党的核心支部，任支部书记。同年10月，建立中共安丘县委，任县委书记。1939年，任临朐县委书记、二地委委员。1940年任沂水县委书记、鲁中二地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1942年任鲁中联合办事处司法科长、沂水行署代理主任。1943年任安丘县工委书记兼县长、四地委委员。1945年9月任鲁中三专署、三地委副专员、地委委员。1947年到华东局党校学习，次年结业，任鲁中南行政公署司法处处长；1950年任山东省人民法院民庭庭长。1952年在中央政法干校任班主任。1952年在华东政法学院任干训班主任。1954年调任上海复旦大学校党委委员、法律系总支书记、系主任。
[7] 姚仲明 （1914-1999）山东东阿人，曾用名姚梦龄。1932年加入中共。1934年毕业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后回家乡开展工作，建立东阿县第一个党支部，1936年7月被捕入狱，次年被组织营救出狱。与廖容标、赵明新、马耀南等人成功领导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5军，任政委。1938年第5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4支队第4团，任团政委。1939年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部长。1940年到达延安，进马列学院学习。后入中央党校学习，与陈波儿共同创作著名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1946年后，历任山东解放区派驻联合国分署代表、军调部中共驻青岛小组首席代表、烟台市市长、烟台市委副书记、潍坊特别市政府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代理书记、济南特别市政府副市长。1949年后，历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市长、济南市委第一副书记。1950年3月调外交部工作。历任驻缅甸、印尼大使、外交部条法司司长。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起，历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