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那场惨烈战争63年之后，2012年早春的一日，我有幸站在当年的一个著名战役发生地——临江的江岸上，远眺白山碧水。
临江，在吉林省的东端，与朝鲜一江之隔。这是一个居山之阳的狭长小城，沿江而建，地广人稀，现时建制为县级市。人在江岸行走，对岸背景，是一派苍茫山峦，高耸蔽天，那即是朝鲜的领土了。
我少年时代，曾作为1968年末年纪最小的一批知青，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乡插队。那里的山水草木，与临江酷似。因此，临江满山的积雪与松柏，在我看来尤为亲切。
少年时，在这片苦寒之地，我就曾耳闻东北解放战争中的著名战役，是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是发生在北满；而四保临江，即发生在牟宜之所在的南满。
这里，先把整个战役简要综述如下：
彼时国民党军战略，是“先南后北”，拟先解决南满“共军”，无后顾之忧后，再渡江攻击北满。这一策略如果实现，则东北民主联军将被各个击破，因此联军方面的反制战略是：在南满苦撑，绝不轻言撤退（借道朝鲜撤至北满），以便北满部队休整扩军。南北之间，互相呼应，令敌徒然往返消耗。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国民党军相继进占安东、通化、沈吉路等地区，由郑洞国、杜聿明指挥，四次集结雄厚兵力，进攻临江地区，拟压迫民主联军退至朝鲜境内。南满民主联军遂展开“四保临江”战役。北满民主联军则策应南满作战，冒-40℃之严寒“三下江南”，即三次越过松花江，诱敌北援。
整个战役历时三个半月，民主联军歼敌约4万余人，终挫败敌之“先南后北”战略，获得完胜。
在战役之初，南满形势极为严峻，几乎是到了最后关头。民主联军先后放弃安东、通化等地之后．处境困难。辽东军区、辽宁和安东两省的机关、后勤人员，被压缩到纵横不过700里的临江、抚松、靖宇和长白四个县。
一旦再退，则伤病员、家属与后勤人员将无处撤离。时值严冬，形势相当危急。
当此危局之际，东北局提出了“借道朝鲜北部运送人员物资”的设想。经与朝鲜方面交涉，很快得到朝鲜的慷慨支持。南满计有1.8万名伤病员、家属与后勤人员，先后撤到朝鲜境内。
当其时．朝鲜的条件也很困难，吃穿用度十分匮乏。此外受《雅尔塔协定》的约束，这样做，朝鲜在国际上的压力也很大。中间曾一度提出，要求辽东军区把轻伤病员接回中国境内，仅留重伤病员在朝鲜治疗。后经解释，朝鲜了解到辽东军区确实存在实际困难，遂作罢。期间，辽东军区的大量后勤物资通过朝鲜境内，都是由朝鲜老百姓义务帮助输送，靠肩挑背负完成的。
这个背景，即是“鲜血凝成的友谊”这一说法的来源之一。
这段时间里，牟宜之担任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与朝鲜方面的联络沟通，是他的职责。他不顾个人安危，往返于中朝两国之间，在为军区机关和家属撤入朝鲜做准备、疏散和遣返日俘及家属、联系北满后方对辽东军区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的奔波，几无日夜之分，可谓殚精竭虑。
那时冰天雪地，牟宜之往返于中朝两国之间，均需驱车过江。当时守卫鸭绿江大桥的是苏军官兵，每次过桥，都需要打点，无非是送给守桥士兵一些烟酒食品，便可予以放行。但也遇到过非常情况。一次，守桥的苏军士兵“甚为混帐”（牟宜之语），非要收取现金方可放行。牟宜之无钱，没法满足其要求，便与之理论，说：“难道斯大林就教你们如此行为？”那苏军士兵答道：“我不听这些，不给钱就不能过！”牟宜之一怒之下，带车绕行，从封冻的冰面过江。届时冰层不甚牢固，车轮碾过时不时发出碎裂的巨响，但总算有惊无险，安全抵达彼岸。随行的警卫员多年后提起此事，还有些后怕。
对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人陈云曾给予首肯，说“老牟的统战工作是做得不错的。”
就在坚守临江之际，牟宜之意外地得到了儿子牟敦康的消息。牟敦康所在的东北老航校，于1946年3月1日正式建校，为避开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于同年4月转移至北满牡丹江市海浪机场。11月，因国民党军前锋逼近松花江北，航校不得不再次北迁，落脚于中苏边境的一座小城——东安（今密山）。校址就坐落于兴凯湖畔，与苏联一水之隔。
此前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因航校飞行器材匮乏，牟敦康一直都在学理论。自1947年4月起，也就是牟宜之在临江经历第四次保卫战时，牟敦康才在合江的桦南机场开始了飞行训练。
曾寄予厚望的这个儿子，已是解放军的第一代飞行学员了，牟宜之在转移至临江的时候，就得知了这个消息，喜不自胜之余，又觉得亦幻亦真，遂连连写信去问，却因烽火阻隔，皆无回音。直到1947年4月，他才得到东北老航校在东安的确切地址，即迫不及待去信一封。关切之情，奔涌而出：
敦康览：
我于去年六月到东北，曾各处探询你的消息。去年冬始见说你在航空学校，不知确否？我曾三次给你信，不知收到否？的确我太关念你了。如果真在航空学校，那是无上光荣！我是无上高兴的！你当安心好好学习，不可随便改行！至要！我们革命者作事要有始有终！家中一切，你勿念！我皆有妥当安置！你勿念！你的品质及一切，我皆甚悉！我知你能自立，能决心为革命负责到底，日常一切以及待人接物等事我皆知道你是有分寸的，我对你非常放心！你现在已是国家的干部，依靠党比依靠家庭是千倍万倍有力的。切记！我现在一切皆好！仍在南满军区任联络部长工作，仍同肖华同志在一起，工作亦很顺利。今年二月十七日，为你又添了一个小弟弟，面貌完全与你相似，因生于长白，取名长生[1]。稍待几天，当为你寄一照片去。我想你一定非常喜欢罢！你现在还需些东西么？你如需要，可来信。我一定为你想法！总之，希望你能见信后马上来一信，我在日夜盼望之中。此外，我平素所教育你那些小事，也要事常忆及，对你的一切是有好处的！最后，还是盼你速来信！专此，即问你近好及学习进步。
父字宜之（1947年）2月22日
信一开始，即连连使用了多个惊叹号，欣悦之情溢于言表。自1945年秋季一别，到此时，已是一年半过去了。儿子从初出茅庐的抗大学员，一跃而为万人瞩目的准飞行员，即便是见多识广的牟宜之，也觉喜出望外。
写这封信的时候，第四次临江保卫战、亦即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即将开始，父子之间，山遥水远，马上见面是不可能的，牟宜之只期盼儿子能写来片纸只字。
在这封信之后，直至1950年末，牟宜之陆续给牟敦康写了20多封信，均被牟敦康精心保存。这些信件，时间跨度4年多，总计14000余字。信中所言，都是同样一个基调，即念念于儿子的上进。
如牟宜之所说：“你的品质及一切，我皆甚悉”。父亲早知孺子可教，但再三叮嘱儿子，决不可过于孤傲。
牟宜之的第一封信，大约是在途中辗转日久，牟敦康并未及时回复。牟宜之忍不住，一个多月后，又写了一信，急切地想跟儿子联系上：
敦康览:
回信:寄辽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
我于去年六月到东北,先在辽东司令部任秘书长,继即任辽东政治部联络部长，现在我一切甚好！你勿念！我久知你在航空学校，几次给你信都未见你回信，不知你收到否？我甚念你！你的资质、品性、毅力，以及一切的情形，我都深知。因此亦不很惦念你！航空在我党内是初建的伟业，你能学习航空是无上光荣之事，我甚为高兴！望努力为之！有所成就！以为我党及全人民服务！家中一切皆好，我皆尽适当安置，你哥哥在家作村小学校长，你快妹[2]已进中学读书，倘环境略许可，我一定把（你）速弟妹[3]及叔带弟[4]领出来，你母亲病已痊愈，你祖母亦很健康，前宅你祖父母亦健康！你在外一切要小心谨慎，我以前所教育你各项注意之点，仍然有效！如：注意卫生、生活秩序，作事情分三步曲（事先布置、计划、作时切实深入，过后检讨，吸收经验教训）此外，如时时刻刻努力学习，时时刻刻检讨自己，存心要服务，不要享受，作事要负责，不要敷衍，任何工作，要实际深入，用力作去，至嘱至嘱！我们都是献身革命，我们毕生精力将完全致力于革命事业，依靠党，比依靠家庭是有力量的！尤其你这样的年轻、纯洁的人，思想上无任何沾染，更为进步之有利条件，努力为之，前途之光明，当未可量也，我在希望你为人民立功！为人民功臣，我实感莫大之光荣。更为我家之光荣。
现在南满情况比较紧张，我们住临江县城，敌人已三次进攻，皆被粉碎了，目下四次进攻已开始，我正严阵以待，联络部（即政工部）工作比较忙，我在努力工作，几乎终日无休息时，我年将四十，但身体总算好，工作情绪及精力皆不减当年，且自己检讨，这十年来，在党的培养下，在斗争的锻炼中，在同志们的帮助之下，亦觉有些进步！情绪上亦觉得很愉快！尤其是你与哥哥皆能自立，能为人民服务，使我更觉愉快！本年二月中，又为你生了一个小弟弟，取名小白（因在长白生）很健壮，亦很聪明，这又是添了一个有生力量！俟与你确实联络上以后，当为你寄照片来。因交通不便，我手中又无钱，也没有任何东西给你。我想，你如真在航空学校，一切当皆不感困难！如其是确实困难，可来信给我，我也能为你解决一部分。但往返太不方便，太不及时了，给你“为人民立功”五个字，作为礼品。
我遇到袁崇景（老袁）及宫芝兰（小宫）[5]，他们对你都（有）好感！我深知你在处同志中，是不错（我还见到王永桂，及抗大很多人说）知你已成为我党正式党员，我更愉快，更放心了！勉之！努力啊！光明的愉快的前途，在等候你！打垮蒋介石以后，再团聚罢！将来有机会，再回家看看！一切你勿念，即问近好，
祝你努力
父 宜之
手草 (1947年)四月三日晚
此信写于“四保临江”最后一场恶战的前夕。打这场仗时，东北的国民党军气势犹盛，此前三次失利，心有不甘，遂有新一军、新六军等部，集结6个师的10万大军来攻。
“东总”为解南满危局，此时已加强了辽东军区领导实力，调肖劲光为辽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东北局领导人陈云，自告奋勇来到南满坐镇指挥，兼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肖华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1946年12月11日，辽东军区领导层在临江县八道江镇七道江村，召开了著名的“七道江会议”。就大兵压境之危局下，是打还是撤，在会上展开了争论。争论多时未果，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劲光遂提议，请陈云政委拍板定夺。
陈云在会上，以“抓住牛尾巴”为譬喻，做出果断决策：寸步不让，部署迎敌，拖住并打击新一军和新六军的精锐。此令一出，辽东军区上下，皆知已到了最后关头，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预感。
战局虽紧张，但牟宜之的从容淡定一分也没减少。在第二封信中，看不出有丝毫紧张，仍是一片舐犊之情，还特别谈到了对其他几个子女的打算。他之所说“我们都是献身革命，我们毕生精力将完全致力于革命事业”，绝非敷衍之词。其时，他对事业依旧忠贞不二，但考虑到自己“社会关系复杂”，恐难以一展抱负，遂对儿子寄予殷殷厚望，故有“尤其你这样的年轻、纯洁的人，思想上无任何沾染，更为进步之有利条件”之语。
展读这封写于生死未卜之际的家信，炽热之情与难言的隐痛并存，思之，实令人凄然！
牟宜之的信，行文立意多类此，于今读来，既有时代隔膜，又感十分亲切。毕竟于高亢语调之下，仍有浓浓的天伦之情在。上述两信，先后都寄达牟敦康手中，父子间终于建起了通信联系。到1947年夏天，牟宜之又给儿子写了两封信，告知想捎一点东西去，但苦于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途径。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牟宜之留下来的文字材料非常少，幸得有父子间的这些通信，给我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线索。
我为写作本书，专程前往临江考察。今日临江，已成纤尘不染的一座秀丽边城矣。山河依旧，似仍在为此城充当屏障。城内，有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有陈云故居陈列馆。江心洲的岸边，有高耸的陈云雕像，雕像背靠鸭绿江，面朝临江市的万千峰峦。
伟人当年的一个决断，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更大局面的转折。
当地热心的主人，开车载我到近郊的半山之上，俯瞰全城。长白山腹地的这座小城，安详平和，炊烟四起。我感觉，如非那一场大战，这里永世是一个宁静的边疆角落。唯有伫立此处，看万山如城堞，方能联想到牟宜之那一代人的血火生涯。
四保临江战役后，国共双方在东北强弱易势，南满基本安稳。到1947年10月中旬，东北已是天寒地冻了，牟宜之才找到方便的机会，托人给牟敦康捎去了一点生活物品。
敦康：
总未见到你的信，真使我念念。
兹为你托李林[6]同志转来美式大衣一件，鞋一双，衬衣一个，手巾一条，毛衣一件，并本币[7]一万元[8]，你收到后来信为要。以上诸物品，是用新白布被单包来，这也是给你解决问题的一点。日前寄你的信，并附有我与刘纯同志及小白的照片，是八月间挂号发出的。不知你收到否？总之，希望你努力学习，努力进步。勿念我，并希望你经常与我通信，尤其是给我一张最近的照片，我身体极好，刘纯同志及你小弟弟亦壮健，勿念！小白长得很可爱。已经能说话了。即问近好。
父字 17/10(应为1947年10月17日)
这封信中所提到的“本币一万元”，在当时为数亦不算小，所以牟宜之叮嘱收到一定要回信。所提到的物品中，有“毛衣一件”，是刘纯为牟敦康亲手织的，夏天就已织好，到现在才送得成。这是父亲带给儿子的一份特别的亲情。刘纯那时也在辽东军区联络部工作，夫唱妇随。
战争年代的艰苦，今人难以想象。捎去的东西，都是节省下来的军用品，点点滴滴，满含慈父之爱。
下一封信，是一年以后亦即1948年秋天写的了。此时，民主联军已改称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东总”亦改为东北军区，兵员大增，羽翼丰满，战事也顺利得多了。危机解除后，辽东军区便从临江迁到了通化。这中间近一年，父子俩肯定还会有其他通信，惜乎都未保存下来。在牟宜之写于1948年秋的这封信里，传达出一些新信息：
敦康览：
我现在到哈尔滨准备改行，重新分配工作。大约是到实业部门去，因为军区结束，改为野战兵团，我的身体不适合再到部队了。本来是到辽南分配铁路局长，或农场场长。但到辽南后，我严重的病了一场。所以又回来了。现住组织部[9]，你来信可由政治部秘书处李林同志转。
你为什么老是不给我信呢？这样不好！我是时常会念你的。你所要的照相机我已给你搞到了一个，还很不错。但表是很难搞到。此外零用品我也能为你补充一些。我准备最近去牡丹江看你一下，就便合（和）你谈谈，并参观我军的飞机。但你必须来信，我才能去。所以你见到此信后，马上要回信给我。
本年夏天（七月九号）你又添了一个弟弟[10]，极为壮健可爱，不满两个月就能自己翻身。长白已经会走，并会说些简单的话，及出些“洋相”了，也是非常壮健可爱。我的身体不太好，但也还可以，主要是心脏有病，但不为大害。刘纯也很好。
山东来人谈：咱处灾情颇重，家中具体如何状况，我最近不清楚。去年冬见来人谈，一切尚好，土改后还留九亩地，你哥哥当教员，妹妹读中学，公家还有些照顾。你安心求学吧，勿念！
我所教诲你的详前各函，你可回忆一下，不再赘述了。晤面之期不远，一切面谈吧。专此，即问你好，并祝你进步！！
父 宜之 手启（1948年）9—13
这封信，是在抵达哈尔滨之后写的。信里的消息很突兀，牟宜之竟然已经专业到了地方！信中所言“军区结束，改为野战兵团”，是在1948年8月中旬。牟宜之离开部队，亦是在那时。要不是阴差阳错地病了一场，牟宜之从那以后的岁月，可能要一直在东北度过了。
其时，东北军区改组为两大野战兵团，各下属军区建制全部撤销，新的建制是为机动作战而设置的。牟宜之体胖，抗战时饥寒交迫，健康严重受损，只得离开他如鱼得水的部队。此次从辽南返回，到哈尔滨中共东北局组织部报道，是为换手续，等候分配工作。
写这封信时，牟敦康正值航校毕业，求父亲弄一台照相机、一块手表。牟宜之理解年轻人对时髦品的向往，竭其所能搞到了一架照相机。可能此后牟敦康的很多照片，就是用这个照相机拍摄的。牟宜之那时虽是中层干部，但并无特权。这架照相机是节衣缩食淘来的旧货，对牟宜之来说，它的分量有多重，可想而知。
信中还谈到了山东家乡情况，似还保持着一定联系，但留在家乡的儿女，只将好的一面消息告诉了他，有关详情后文再分解。
牟宜之写此信的意思，是想趁便去牡丹江，看望当了“天之骄子”的儿子，事先打个招呼，以免去时儿子不在。
令人感兴趣的是，就在这一天里，牟宜之又写了一封信，信中确认了去牡丹江的日子，即两天之后的晚上到达。看来是上午他刚发出头一封信，下午就确定了赴牡丹江的日子，所以匆忙给儿子又写了第二封信。至于儿子当时是否在航校，都顾不得了，其急切之情，不加掩饰。
1948年9月15日，中秋节前夕，他终得晤儿子一面。在牡丹江，共待了两天，便赶夜班火车返回了哈尔滨。回到哈尔滨后，马上又给儿子去信，叮嘱了一些事，其中提到：“八月中秋之晚，我与你谈的那些话，不要忘却！”
牟敦康自幼倔强。牟宜之对他爱之甚切，怕儿子性格太孤僻，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于是耐心开导了一番。此外又在信中说，已经弄到了一块大号的苏联手表和胶卷。至于钢笔，不久之后也可以弄到。孩子已是成熟青年了，父亲也是从那时过来的，知道青年的时尚趣味。他通情达理，尽管两袖清风，手头拮据，但几乎是有求必应。
同年的11月10日，牟宜之又有一信，告诉儿子：11月15日就要从哈尔滨动身去沈阳报到了，究竟是到实业（工厂）、军队还是政府，要到了沈阳以后才知道。信中还说，近期又捎去了一批日用品和本币五万元，并再次提到了手表的问题。比较奇怪的是，上封信说表已经弄到，而这封信里却说“表，日后为你搞，因为一时搞不到”。大概是因为手头太紧，一时凑不出钱来，所以跟人家谈好后又推掉了。
去看了航校以后，牟宜之知道了儿子技术很好，他怕儿子骄傲，在信中反复叮嘱道：“在驾飞机时要时时小心，！越小心越好！千万个小心皆是好的，一个大意也是要不得的！小心！小心！还是要小心！至嘱至嘱！！”
连连出现的惊叹号，令人诧异，似做父亲的心里有什么预感。此外，牟宜之还讲了大胆与细心的辩证法，他对儿子说：“大胆与细心，并不矛盾。大胆不要冒撞！细心不是胆怯，特别要细心！细心！搞你这一行的要细心。”
牟宜之在这一年，年近不惑，出生入死不知凡几，想到儿子当了飞行员，惊喜之余大概也有些担心吧。
前文曾提到过，在哈尔滨和沈阳短暂停留期间，牟宜之居然两次偶遇郭沫若。当时有不少民主党派、无党派和海外华侨代表，为参加新政协会议，从香港至旅顺，经朝鲜转道，到达了哈尔滨。原定“新政协”在东北解放区召开，又因战事顺利，北平指日可下，故会期延后，改为平津战役结束后在北平开会。聚集在东北的代表，有海内外知名人士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谭平山等几十人，都在等待。
牟宜之自离开日本后，与郭沫若有14年未见，东北偶遇，仿佛缘分。这次再相见，牟宜之已成为打过仗的老兵、先锋群体中的一员；而郭沫若自抗战爆发后回国，一直在国统区和香港活动，内心不免有强烈的落伍感。牟小白的回忆录中所言，亦能印证这一点：“自我懂事时，感觉父亲情绪是乐观的：认为作为参与打天下的一代，他们今后事业、生活必然坦荡有为……”[11]
但形势总比人强，有一种异化的力量是无法抗阻的。两位旧友在沈阳街头小饭馆把酒言欢，谁都不能料到：一进入1949年，彼此的地位立刻就会置换，从此有了霄壤之别。
1948年12月8日，牟宜之又有一信写给儿子，这时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战役刚刚结束。
牟敦康他们这批航校毕业生，随着“东野”部队参加了打锦州、围沈阳，于11月初进入沈阳，并临时去接管北陵机场。牟敦康到了北陵机场后，牟宜之恰好亦在沈阳待分配，父子俩于是又见了一面，全家还合了个影。
此时，牟宜之经陈云、李富春推荐，作为军代表，去鞍钢公司担任动力部部长，而且即刻就要上任，所以父子团聚没有几天。临别时牟宜之给儿子写信道：
敦康儿览：
刘纯亦很关心你！
你昨日到我家，我去了抚顺。不值甚怅！知你本日已调北陵工作。我本日去鞍山，此次不能相晤了，如拟常住此，可以到鞍山过年。
我无以教你，还是老一套。希望你政治上好好进步！技术上好好提高，要虚心与细心！好好与同学团结，向同学学习！至盼至望，空军是最有前途的，我真是还希望你养老。
我倘确实安定下，我即将你妹妹弟弟接出来。家中我亦当作适当之安置，你勿念！
与你及刘纯并两小弟弟合照之像照的不好，但可以作为纪念！给你一张查收为要！
日后当再给你寄照片去。你亦要给我照片并主动给我信，经常联络之。
鞍山工作如能适合口味，我将一生致力于此事业了。这是一切建设的基本啊！
余不及，即致你健康。
父 宜之字 (1948年)6/12
其实，信里所说的照片，并非照得不好，诸人的衣装崭新整洁。弟弟牟小白、牟小南神态尤憨，能看出是很温情的一家人。只是，牟敦康显得有些消瘦，而牟宜之则过于“发福”了。
彼时鞍钢的机构设置，有“四处、九部、二十九大厂”之称。动力部，即是其中“九部”之首，主要职能是负责全厂动力设备的管理与维修，包括对水、电、气、汽的管理，可谓向全厂供血之心脏。牟宜之受命前往，责任甚重。如此才工作了没有几天，到了1948年底，他的工作又要调动，后来曾有一封信，向牟敦康通报了最新情况，说因身体适应不了鞍钢的繁重工作，累病了，这几日正在沈阳休养。看来身体状况不能适应企业工作，已向组织上提出申请，拟重返“东野”肖华部，随大军进关。
写这信时，牟敦康已经返回牡丹江，在母校任教员。牟宜之除了通报重返军队的消息之外，又提到了以前信中曾反复提到的问题，即对老家亲人的照顾。这大概是牟敦康最放心不下的一件事，牟宜之也反复解释，说已有具体举措。这封信里还特别告知，肖华也给山东解放区去了电报，要求对牟家予以救济。
牟宜之在信中还不忘提一笔：
小白经常的说：“哥哥飞呀……飞，哥哥……”等。如可能，我将与刘纯到牡丹江看看你（大概不可能），你一切要好的保重。
两个月后，牟宜之在天津写了一封信，告诉儿子：已于2月24日进关（牟宜之为保密起见，未透露实情，这个日期不确），到驻扎天津的“东野”特种兵部队休养，大概要休息三个月。目前的病况，是心脏病兼肾脏病。牟宜之说“现象是腰腿疼、精神不好、盗汗、经常发烧”，还说静养就可痊愈。
特种兵是解放军当时最年轻的一个兵种，也就是炮兵、工兵和装甲兵部队。那时解放军缴获装备虽多，但多不配套，有的还残缺不全，需要组建一支专业化部队，加以利用。这个新部队的主官，即为牟宜之的老友肖华。
肖华在四保临江之后，便调任东北军区第一前线指挥所政委。下旬，与肖劲光一同指挥了解放长春的战斗。后又任“东野”第一兵团政委、“东野”特种兵司令员。
山海关外，大局已定。这个新部队的组建，是为“东野”进军关内之后的城市攻坚战做准备。肖华在东北受命之后，即制定了部队编制序列，完善了武器装备配套，很快就把这一崭新的兵种组建起来，急速进入山海关，至河北玉田一带集结，参加了平津战役。
查牟宜之的简历，他在离开鞍钢到了特种兵部队后，曾秘密潜入北平，利用旧谊，做何思源的工作，促进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
牟宜之的老上司何思源，乃于1946年10月任北平市市长，至1948年秋被免职，北平解放前夕，特从南京赶回北平。牟宜之这次与他见面，是平生第三次打交道了。何思源素与傅作义交好，他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傅作义。
何思源与牟宜之故人相见，不知谈了些什么，大约是更坚定了转向的信念。他拥护解放军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之主张，奔走于各方，在北平发起了和平运动。1949年1月10日，何思源与傅作义敲定迎接和平解放方案，继而便出面召集华北七省市议长代表及社会名流、军队代表会议。会议公推何思源、康同璧(康有为之女)、吕复等11人组成和谈代表团，以何思源为团长，于1月18日出城会晤解放军，并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及中共中央，要求和平解决北平危机。为此，何思源曾遭受国民党保密局特工的暗害。在毛人凤策划下，由著名的江洋大盗“飞贼段云鹏”潜入何宅，安放了定时炸弹，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被炸身亡，何思源本人与其大女儿何鲁丽等亲属均受轻伤。
就这样，何思源冒死寻求北平和平解放，终遂宏愿。解放军进城后，“东野”政委罗荣桓特意到医院慰问了何思源，军管期间新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还在北京饭店宴请了何思源。
这次牟宜之进城做“说客”，显是奉罗荣桓之命。在北平局势未定之际，他冒着国民党军警宪特遍布的危险，潜入城去与核心人物斡旋，是又一次的“提着头在干”。
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宣告和平解放的，因此，牟宜之从鞍钢返回部队并作为敌工部人员进入北平，都发生在1月31日之前。但奇怪的是，这样大的一件事，牟宜之在信中却只字未提，大约是为了保密。
不久后，牟宜之终究是离开军队了。东北野战军改称为第四野战军，旋即南下，牟宜之则留在了北平。自从1938年11月进入“挺纵”司令部任秘书长，到1949年2月在北平解甲，他从军整整10年，亲历中国现代史上两场战争。
在两场战争中，他都恪尽职守，发挥了知识分子军人独特的长处。只是，在后一场战争中，他无诗。“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12]在通化军区所见的情景，后来所闻长春战役的状况，都令他心有郁结，无以为诗。
也许，退出“四野”浩浩荡荡的南下序列，不仅是因为身体拖累，亦有他不忍再见血沃中原的因素。
动荡的神州，尘埃渐渐落定。就在1948年12月间，有一个人黯然离开了大陆，那就是曾深刻影响了牟宜之的姨夫丁惟汾。抗战后丁惟汾已返回上海，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济南解放之后，陈毅见到“投诚归队”的丁君羊（丁基实），嘱其写信给丁惟汾说，您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请不要走。时在中共华南分局工作的潘汉年，也辗转托人劝阻。但丁惟汾对家人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
行前，丁惟汾通知了远在兰州的女儿丁玉隽。因丈夫黄万里决心留在大陆从事水利，所以丁玉隽也不可能走，她便专程从兰州赶到上海去送父亲。丁惟汾携其余两女一子，乘飞机赴台，分别之时，情形倍感凄凉。丁玉隽回忆说：
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
听到丁惟汾赴台的消息，陈毅对丁君羊说：“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么？”
丁惟汾赴台后，暂住在女婿陶玉田[13]的家中，后获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等闲职。最后的一段时光里，丁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先生写了一副对联挂于客厅，曰：“一筹莫展，万念俱灰”，横批竟是“等死堂”，可见其心如槁木。
丁惟汾于1954年5月12日病故，葬于台北，国民党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于右任亲笔题写了墓碑。丁公逝世的消息，大陆亲友最先是黄炎培从“大参考”上得知，再辗转相告，此乃后话了。
姨夫赴台后的遭遇，牟宜之在当时尚不得其详。在1949年，海峡两岸是完全不同的两幅景象。春天时，古都北平绿柳摇曳，一片祥和，牟宜之给儿子写信说，已经转业了，调入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任副局长。他说：“这里是首都所在，不是马马虎虎，这个工作也不是简单的工作。我是凛然畏惧的。”显然，他对新的工作心怀敬畏。
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新工作的好处，那就是“这里靠近中央，气氛是不错。北平又是古香古色，住此亦较适合，安心长期工作下去，可能搞出些名堂来”。古都氛围这一点，恐怕才是他久已向往的。
牟宜之这时的精神基调，是昂扬的。国家政治体制被刷新，百废待兴，他有些跃跃欲试，甚至觉得身体也好得多了。
[1] 即牟小白，系牟宜之与刘纯的第一个儿子，于1947年2月生于吉林省长白县。
[2] 即牟宜之长女牟敦瑾。
[3] 即次女牟敦珂。
[4] 即三子牟敦庭。
[5] 袁崇景、宫芝兰，均为1944年牟敦康在山东抗大分校的同学。
[6] 李林，时任辽东军区政治部秘书，其妻牟敦廉，时任辽东军区军工部政治指导员，是牟敦康的同宗亲戚。
[7] 本币，本位货币。这里指东北解放区之东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
[8] 即当时东北解放区使用的流通券，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新币一元钱。
[9] 指当时的中共东北局组织部。
[10] 牟宜之与刘纯的次子牟小南。
[11] 见牟小白回忆录《边缘人生》。
[12] 见李颀《古从军行》。
[13] 陶玉田（1903-？）字京山，山东昌乐人。1928-1932年在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国民政府农林部特等技工，后任农林副部长兼南京大学教授。1949年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解放前夕去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