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山黑水，这当年“海棠叶”的一角，既是丰饶之土，又是多难之地。这一方黑土地，被“满洲国”这一耻辱的名字压了整整14年。其沦陷时间最早，受奴役最深，日伪对此地的统治比全面抗战的8年还多出6年。
抗战结束后不到半年，这片土地上便燃起内战烽烟，接着又经历了为时三年的血火搏杀。
从全国来看，第二次国共内战的具体起因，是源于受降问题。日本投降后，日军并未立即撤出原沦陷区，当时负有全国统一军事指挥权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没有制定出合理的受降政策亦即“地盘划分”规则，而是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不动，等候“国军”前来对日受降，这就势必引起反弹。
在敌后抗战多年的中共军队，居然没有资格接受日军投降，中共方面自然要问，这又是何道理？因此在山西上党和辽宁山海关，都曾发生过两军的激烈冲突。原沦陷区的事态，逐渐演变成了“地盘争夺战”。
1946年1月初，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都下达了停战令，以便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但国民党方面对于接收东北的态度，中共方面不能接受，新的军事摩擦遂再度爆发。
年初，国民党从关内调来东北的精锐“国军”已达30万人，兵力已占明显优势。林彪统帅的东北民主联军，遂向乡村与边缘城市转移，着手清剿土匪与残余伪军，建立根据地。
4月中旬，苏军开始撤走，东北民主联军相继占领了长春、哈尔滨与齐齐哈尔。随后，两军在四平街，长春等地激战，东北局势随之急剧恶化。 5月19日，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中失利，从辽北全线后撤，一直退至松花江北，背倚哈尔滨，以陈云开辟的北满根据地为落脚点。
这是东北战事中，中共方面的低潮期。国民党军一路跟进，接连占领了公主岭、长春、德惠、吉林等地，直抵松花江南岸，但暂时尚未渡江进占哈尔滨，双方遂形成僵持局面。东北解放区面临敌兵压境、土匪骚扰、部队哗变、经济紧张的严重困境。
此时，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6月6日下达了第二次停战令，东北局面方得以维持不变。
30年前，笔者在东北，曾偶然接触到两个过去曾为“少年军人”的中年人，他们分别向我讲述了当年情况。其中一位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士兵，他说：“八路军（习称）那时候从我们老家过，我就参军了。八路装备差，还有使三八大盖的呢。那时候难哪，五黄六月的还穿着棉袍，换不下来呀，被敌人撵得直跑。”
另一位，是国民党青年军207师一旅或二旅的士兵，驻守沈阳，该部投降后参加了解放军。他说：“我们青年军，军服是清一色的‘罗斯福呢’（美国布料）。我是警卫连的，挎卡宾枪，子弹夹在胸前这么一挂，相当精神！八路不行，土得很。”
两人所述情况反差之强烈，令我印象至深。
牟宜之此次赴东北，亦是从龙口码头乘木船，横渡渤海湾，在辽宁沿海一处叫做“大老幺”的地方登陆。据牟小白在回忆文章里说：“海上漂泊苦不堪言，我母亲说她几日呕吐不止。记得同船下属还有魏梓林。”[1]
牟宜之调来东北的时候，恰是民主联军刚失四平、全线北撤之际。部队损失惨重，连排干部奇缺，首长警卫员都不得不充实到部队里当干部。军情万分紧急，若敌再向松花江以北进攻，则民主联军只有退入苏联境内一途了。军事上的压力，要求联军要有更多的对敌方法，增加策反力量即是其一。
年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后，将原有12个军区合并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个大军区。其中的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委就是肖华。牟宜之此次来东北，应仍是由肖华点的将。
这一次，牟宜之又给肖华当起了智囊，一如早先在乐陵时期的默契。异地相逢，正是敌军压境时，两人又将作通宵长谈了。
恰在牟宜之到达的时候，南满军区改称为辽东军区（辖第3纵队、第4纵队及辽宁、安东、辽南军区），司令部驻地在本溪，后逐渐南移。牟宜之到辽东军区报到以后，先后任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和联络部部长。
他在抵达东北的时候，与先期赴东北的儿子牟敦康已失去联系多时。战火阻隔，音书难通，他还不知道，牟敦康已于上年12月底来到吉林省的通化县（今通化市），经罗荣桓政委推荐，被选入解放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飞行第一期乙班学习。父子俩就这样，同属一支大军，相距300余公里，却互不知彼此，失之交臂。
在牟宜之赴东北之前，程世才、肖华部就与国民党军频频交手，在南满牵制了大批敌军，为四平方向的联军减轻了压力。几仗下来，战绩不俗，此前曾集中四纵队全部兵力，全歼国民党军25师，敌师长、副师长以下5800余人被俘，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例。但敌军毕竟势强，程世才、肖华部还是在一步步后撤。
在撤出本溪后，为迟滞敌军对北满的进攻，程世才、肖华部又发起“鞍（山）海（城）战役”，对手是敌184师。牟宜之这位秘书长的到来，顿使肖华如虎添翼。
这个184师，隶属于滇军第60军，曾在日本投降后，进入越南境内受降，1946年5月初由越南海防乘美军海军舰船，急驶八昼夜赶赴东北，参加内战。
抵达东北后，该师归新6军廖耀湘指挥，在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一带布防。师长潘朔端[2]，云南威信人，早年也是个热血青年，1925年从云南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4期，加入了国民党，系左派人士。他参加过北伐，后因有“亲共”倾向也被驱逐，遂流落于上海。后在同乡的资助下回到云南，加入滇军，一步步升至184师师长。
第184师当时的处境很不好，潘朔端率师部和第552团驻防海城，其余两团驻防大石桥和鞍山，非常分散，实际上是为中长铁路护路，以保障补给。这个态势，随时有可能被民主联军分段吃掉。加之蒋介石对滇军并不信任，东北保安长官部专派两个少将高参，带着一支30人的别动队和一部电台，负责监视184师。
5月25日，程世才、肖华指挥部队攻占鞍山，歼灭了184师的551团。之后，辽东军区第4纵队副司令韩先楚即托被俘人员给潘朔端带去一封信，晓谕其战场起义。
26日，4纵开始炮击海城，韩先楚又释放了30多名俘虏，令其携传单入城散发，并再次给潘朔端写信敦促。此期间，牟宜之作为辽东军区对敌工作的总负责人，在促使潘朔端起义的过程中，“尽了很大力量”[3]。
眼看解围无望，潘朔端亦早有起义之心，便与副师长郑祖志、师参谋长马逸飞、552团团长魏英商讨，决定立即起义，并与韩先楚达成了协议。
1946年5月30日凌晨，潘朔端率领184师师部和第552团，共2700多人撤出海城，向全国通电，宣布举行反内战起义。
此即轰动全国的“海诚起义”，乃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第一次成建制起义。联军趁势追歼顽抗的550团，收复营口、大石桥，俘虏了团长杨朝纶。辽东军区鉴于战役目的已达成，遂指挥各部队于4日撤出战斗。后孙立人率部来援，虽连续进占鞍山、海城，但已于事无补。
此役使辽阳以南铁路线全部恢复，联军兵锋可威胁到沈阳，有力地支援了北满，打乱了蒋介石欲进攻哈尔滨的部署，对东北以后的战事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毛泽东致电予以表扬，称赞“鞍山战争打得很好”[4]。
1946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肖华又趁势组织了新开岭战役。集中第4纵队全部兵力，在辽宁宽甸县西北之新开岭地区，歼灭来袭之国民党军25师8900余人，俘虏敌师长、副师长以下5800余人，创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例。
彼时，俘虏官兵加入解放军的人员，习称为“解放军官”和“解放战士”。随着战果扩大，俘虏人员经改造加入解放军的，已占部队总人数的相当比例，有的部队竟达60%以上，因此对俘虏官兵的教育改造，至为重要。
牟宜之从此时起，一直到1948年底，都负责直接领导辽东军区政治部的“解放军官教导大队”，出力甚大。《有功岂必书之碑》一文里，高度赞扬了牟宜之在这一段工作中的清廉节操：
在战争年代的统战和联络工作中，他一直保持着一尘不染的作风，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对缴获的财物一律归公，对俘虏所带的个人物品，决不允许任何人攫取，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政策，加速了俘虏的转化过程。
这些评价，在今日读来，尤令人慨叹。
他后来负责指挥押解敌25师一批俘虏军官到后方通化军区进行审讯和教育改造，一路上既要提防空袭和敌散兵游勇袭扰，又要与顽固不化分子斗智斗勇，且敌有重兵压境，通化即将弃守，经过颇为惊险。
1964年，曾在全国曾公映了一部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的故事片《逆风千里》，影片主要人物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马奕饰），其原型的部分素材就来自牟宜之。
对这部影片，有关资料介绍道：
1963年，珠江电影制片厂出品的《逆风千里》，用一种当时中国影坛从未涉及的新颖角度，描写了在1946年秋，我军歼敌“千里驹”师后，指导员带领小分队，奉命押送俘虏的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在敌强我弱、腹背受敌险境中，我小分队克服种种困难，粉碎了敌人的捣乱、破坏和种种阴谋诡计，终于胜利到达目的地。[5]
影片拍完后，本已通过陶铸、邓子恢、夏衍、刘亚楼等领导人层层审查，但康生却不知何故，借机刁难，指斥这部影片是“直接为国民党服务，鼓动阶级敌人复辟的反革命影片，对特务分子起指导作用。”
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为此大惑不解，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反驳康生道:“这部片子我看过，它虽然不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却不存在你讲的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但康生却不肯罢休，又评价这部电影“是动国民党之心，泄对共产党之愤”，强迫该片在全国停止发行。中宣部遂被迫下文，对该片进行批判。
1964年7月29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等是“坏电影”和“坏戏”。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亦相继发表批判文章。
《人民日报》和其他各大报，曾用整版文字对《逆风千里》展开条分缕析的批判，使这部影片知名度骤升，成为文革前被诬为“大毒草”、“反革命影片”的首批影片之一，上映时还在片头附加了千字前言，其标题赫然为:“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
批判《逆风千里》，就此成为文革前起于青萍之末的一股逆风，殊为怪诞。
笔者在上小学5年级时，广播里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逆风千里》，从批判内容推断，它就是个战争题材的惊险片，却不知为何要被揪出来示众。即使小学生如我，心中也是大有疑惑的。
该片的演职人员为此厄运当头。编剧周万诚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文革中又多次被残酷批斗，牙齿全被打掉。导演方徨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曾坐过国民党上饶集中营的监狱，后在赤石暴动中越狱。这位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后在文革中却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常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拉出去公开批斗，其老伴因受惊吓而猝死。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去找林彪，说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开个座谈会，此议得到了林彪赞同。2月1日下午在上海，江青向与会者“吹风”之后，当晚就与大家一起看了批判的第一个靶子《逆风千里》。
这之后，共开了十多天座谈会，看了30场电影和3场戏。座谈会结束后，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文革初期影响极大的一个文件。
对《逆风千里》的批判狂潮，一直延续到1968年方有所减弱。
康生，江青这两个惯于搞阴谋的“大人物”，当时是否知道《逆风千里》主角所依据的真实人物是谁？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康生曾长期主管党内干部考察，号称是“党内活档案”，他是否知道真实生活中的辽东军区敌工部负责人是哪一位？拿《逆风千里》作为批判靶子，究竟是纯属偶然，还是别有居心？有没有想借此手段永远“冷藏”牟宜之的意图？这些，皆成历史迷疑。
牟宜之在军中负责的策反工作，具有极大的风险性。纵使背后有百万雄兵做后盾，但一旦在敌营发生不测，便无任何人可以救他。他每次只身赴敌营劝说、晓谕、周旋之时，都拿出了将头颅暂寄项上之决心。他也感到上级对他这样的“归来者”，隐隐有顾忌之心。但他并不在乎这些得失荣宠。
然而，这位“对真理无条件无限制”信仰的知识分子军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在战场上的每次出生入死，到30年后都将变成造反派对他横加迫害的绞索。
——这些在结局中发生的悲剧，都反过来指证了在源头就存有谬误！
他那时显然还不能悟到这些。不过，同样是鏖兵沙场，在抗战时和后来在内战期间，他的心情毕竟还是大不同的。
在抗战期间，牟宜之写过不少诗篇，多为战场即兴诗，意气风发。但在整个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则一篇也没有。是军情紧迫没有时间，还是目睹兄弟阋于墙而没有心情？不好猜测。
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恰说明牟宜之当时内心相当纠结。
在通化教育改造俘虏军官时，有些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的中下级军官，拒不服从改造，坚持“正统”立场。当时南满战线压力甚大，民主联军随时有可能放弃安东、通化，向临江转移。战争期间，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都无专门关押俘虏的监所，若带着俘虏转移，又势必成为隐患，因此上级频频催问改造情况。
牟宜之只得如实上报：在短期间内改造好这批俘虏军官，已无可能。
鉴于不久前发生的杨朝纶事件，很快便有军令下来，要求就地处决这批敌军官。又因通化城内居民混杂，还住有一些俘虏及家属，为不引起恐慌，要求不能开枪，不能就地掩埋，要处理得干净。
牟宜之对此于心不忍，但只能执行命令，挑出其中最顽固者押赴浑江畔，予以处决。当命令这些人转过身去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末日来临，其中竟有人说：“拜托请写信告诉我妈。”事后上级还责怪下来，认为牟宜之过于心软，杀得太少，留下的太多。
处决了这批俘虏军官后，牟宜之终生为之感到内疚。多年以后，还曾对子女们提起，叹息道：“毕竟那都是年轻的生命呀……”
万炮轰鸣，大地倾覆。牟宜之作为军人，却实不愿见到眼前这惨烈的景象。多年以后，当儿子们背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时，他听到“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天地为愁，草木凄悲”之句，仍忍不住喟叹不止。
[1] 见牟小白回忆录《边缘人生》第13页。
[2] 潘朔端(1901-1978)，字孝源，云南威信人。黄埔军校第4期学员。“4·12”政变后，因有“亲共”倾向，被清洗出国民革命军第3军，流居上海。1929年回滇，历任滇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抗战时期，在第60军任团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率部奋勇杀敌，被授予一级宝鼎勋章。1945年任184师师长，入越南受降。1946年初调驻辽宁海城。5月率部起义，10月加入中共。历任东北民主同盟军第1军军长、东北嫩江军区副司令员、东北解放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市长、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3] 见《有功岂必书之碑》。
[4] 见高宝新《碧血丹心：毛泽东和他的麾下将领》，长征出版社2011年7月出版。
[5] 见刘澍《中国电影幕后故事》，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